一、“初心”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屋场即自然村落）。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而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9点），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与鲁迅一样，毛泽东生肖属蛇。“静若处子，动若蛟龙”，蛇也被称为“小龙”或“蛟龙”，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拥抱大地本就是蛇的本性，毛泽东则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而“静若处子”就是含蓄低调，这正是毛泽东性格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和鲁迅都推崇这样话：“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毛泽东和鲁迅是弱者中的最勇、最强者，他们毕生的努力，就是使世界上的弱者站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

1973年6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1/3。”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做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儿了，我的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湘、资、沅、澧四水流入洞庭湖而又汇入长江，八百里洞庭的周边，蜿蜒着苍茫的五岭山脉和衡山山脉，这里有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在三湘四水美丽的大地上，覆盖着浓密的树木，苍翠的竹林、连绵的茶山和茂密的果园，散落着色彩斑斓的稻田、棉田、麻田和菜地。毛泽东诞生的时候，湖南已经有3000万人口，这里山高流急，民性倔强，“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这4句话，是对湖南民风的经典概括。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材”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的诗篇以湖南的山河为背景，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歌咏叹变四言，铿锵鼓舞。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20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后11页便是手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1975年7月，82岁的毛泽东在与芦荻谈到自己的一首诗时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毛泽东当时谈到的那首诗，题为《七律·答友人》，写的正是湖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这本名著的开篇，这样讲到了毛泽东心中的“芙蓉国”：楚地山重水复，舟车不易为交通，民性倔强，地质刚强，故湖南自古风气自创，能别出中原人文而独立，宋南渡以来， 楚地更几乎成了100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也并不为过。

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会讲”，当年，主持城南书院的朱熹与主持岳麓书院的张栻跨江往来的渡口，被称为“朱张渡”；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通鉴论》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理学辩证法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也是把儒家学说体系化的第一人。

宋代之前，儒家学说所讲者，无非是做人的规矩，而周敦颐则是第一个把人放在宇宙里面去思考的大儒，他指出：人生和目的，就在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胸怀天下宇宙，这是“湖南学风”对于中国思想的极大贡献。

根据这种新儒学，人生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做个好人，而首在认识世界和宇宙发展的规律，人生的根底固然在于“诚”，但“诚”只是一个出发点，而能够认识宇宙发展规律，这才是人类最神奇的地方，是人类最大的能力，正是通过这样的能力，人与天之间，得以互相贯通，能够贯通天人之际，这就是“神”。

这种新儒学还认为，认识世界发展规律，并不等于听天由命，因为事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从变化的角度说，一切都不过是可能性而已，所谓变化就是“几”，“几”的意思，一是指多种可能性，二是指“契机”和机遇：“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只有在变化的契机之中，在生死存亡的可能性之间，才能看到人的作用、伟大人物（圣人）的作用——在逆境中力挽狂澜，在顺境里，善于守住发展变化的平衡，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关于“诚”“神”“几”三者之间的关系，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概况得极为透彻：

而“诚”以立其本，“几”以神其用。夫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乱，皆有“几”者行其间；天也，固人也！事有理有势，而行之必以其几；此则众人之所忽，而豪杰有为者所必争也！敦颐言“诚神几谓之圣人”；“诚”者，本也，“神”者，用也，“几”者介乎动静之间，固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161页）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在实践中不断面对变化和可能性，这种“湖湘学风”对毛泽东影响极大。

周敦颐以其世居道州营道县濂溪上，世称濂溪先生，他将《周易》的宇宙观、老子的辩证法与孔子的伦理学说贯通在一起， 莲者，“廉”也。莲，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圣贤品质的象征，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而与周敦颐不同，毛泽东喜欢的是弱小而坚韧的花，他最喜傲雪的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蒋捷《梅花引》）。

1907年夏天，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咏指甲花》：百花皆竟放，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披日出，惟婢傲火天。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那一年，毛泽东14岁。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过，用孔夫子所谓“好人还是坏人”的标准来评价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是根本不适当的，因为毛泽东是站在宇宙中思考和行动的人。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对世界的认识是不能穷尽的。

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求学不息的湖南人。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按，指《稼轩长短句》），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角荣感慨道：“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朱熹《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五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

“几”者，“机”也，生死存亡，在乎一念之间，在于力挽狂澜，于危机中抓住契机。

“实践”的核心，就在于直面“可能性”，而战略与战术的要害，就在于捕捉战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和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的落脉处是一座树色苍茫的小山，叫“韶山嘴”，一条清澈湍急的泉水，经韶山嘴，弯弯曲曲，向东南奔去。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作“上屋场”。那时，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的正中为界，一家姓毛，一家姓周。

毛与周，不分家。日后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那个属蛇的孩子，就诞生在这里。

韶山毛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初征伐云南的时代，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韶山毛氏的始祖太华公，因为军功，由云南澜沧封官入湖南。而至今云南澜沧江畔，还有一个村子叫“毛家湾”，据说那里就是韶山毛氏的起家之地。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他当过兵，既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马克思曾经说过：把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商业融为一体，这是中国生产方式——“小生产”的主要特征，马克思还说：“小生产”可以极大地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就对“社会化大生产”，构成了“最为顽强的抵抗”。

实际上，在此后的革命生涯里，毛泽东要直面的，就是像自己的父亲这样的千百万小农构成的“小生产”的力量。

正如父亲那难以摆脱、必须直面的倔强刚毅的形象，使毛泽东终生须臾不能忘怀一样，“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关系，乃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极为艰难的课题，——以至于“文革”期间，毛泽东曾经这样幽默地说：我的父亲如果活在今天，也许就要坐“喷气式”了。

而在他的晚年，毛泽东依然还在思考着这样的“列宁主义课题”——列宁说过这样的“名言”：“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自唐代中期以来，中国便渐次消灭了贵族、门阀势力，于是，读书学习、立志成为“圣贤”的士大夫阶级，便成了社会的楷模和治理者。

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官僚制度的完善，这个制度的弊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别是因追求功名利禄而造成的贪腐，则日渐暴露出来，尤其表现为士风、仕风、学风的败坏，正是随着对这条“读书做官”道路的批判与厌倦，新的觉悟逐渐在读书人中产生了，而“心学”和“初心”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其中重要开创者，就是北宋的张载。

当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途中经过关中横渠，张载下了一个决心：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民风易，变学风难，倘若不能改变一国、一府，而可立志于改造一乡。

正是在横渠路上，张载的“心”变了，即由心向“仕途”、心向“功名”、心向“官府”，而转变为心向基层、心向民命、心系苍生，他发生了这样一种伟大的觉悟：中国读书人的出路，不在“往上走”，而在“往下走”，这条路被张载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明代的王阳明和清代的王夫之则继承发扬了张载开创的“向下走”的“横渠”传统，倡导从最基层的百姓身上去寻求“良知”的根源。

心学所说的“觉悟”便是“致良知”。当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之后，他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和呵护，从而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蛮夷之众虽然语言不通、不知礼仪，但却有着淳朴善良的胸怀;他认识到，“天理”不应从外在讲求，因为“天理”就在基层人民群众的心中，追求“天理”，就是发现基层人民群众宽广善良的胸怀，而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既是王阳明自身的觉悟，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觉醒和转变，毛泽东本人无疑也经历了与王阳明相类似的精神转变。当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被蒋介石赶出城市，打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之后，他们同样被基层贫困人民群众的良知所打动。于是，觉悟发生了，转变发生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认识到：“天理”与“人欲”不是对立的，实现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与愿望，这便是追求和实现天理。

后来，毛泽东又说了一段极有“阳明精神”的话，他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转变、“悟道”，从基层人民群众身上发现“良知”与“文明”之根本的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我心光明”，皎洁如新月。在毛泽东那里，干净不干净，不是看表面，而是看良知，从这个角度说，革命，也便是“致良知”，面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革命者需要一场洗心革面的、根本性的觉悟。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此地与韶山冲相距十余华里，仅一山之隔。她的名字叫文素勤。因在家中排行第七，小名叫文七妹。1939年，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时，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曾分别为自己和毛泽东填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表，而在母亲姓名一栏里，填写的就是“文素勤”。

文家家境小康，因为祖先葬在韶山冲，每年总要祭拜扫墓，就想在当地找个落脚点，于是，便将文素勤许配给了毛贻昌。

在毛泽东诞生之前，文素勤生下了两男两女，但是，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不幸夭折了，这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毛泽东刚刚出生，母亲便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拜韶山龙潭前的一块巨石为“干娘”，并当即发愿：为保此子平安，立誓从此食素，永不杀生。

这块巨石名为“观音石”，从此，毛泽东有了乳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毛泽东少年时代，文氏得了重病，于是，虔诚的儿子便上南岳衡山拜佛，以求母亲平安。

王阳明曾经说：父母即佛，心外无佛。

毛泽东后来则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而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路线”的根底，也就在“致良知”。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这一次，他在故乡住了三天，28日下午临行前，毛泽东请亲戚们吃了一餐午饭，他问到：亲戚们都请到了吗？大家回答说，都到齐了，而毛泽东环顾四周，幽默地说：不对呀！我的“石干娘“还没有来吗！

就在那一年的10月，毛泽东又对班禅大师说了这样的话：“从前，释迦摩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作，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这样说：“我成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955年，毛泽东又这样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摩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二、“王道”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精于算计的父亲阻挠他，甚至逼迫他交出因为去湘乡上学而“误工”的工钱，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

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本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实际上，这本是一位日本高僧的诗作，西乡隆盛只是抄写了它。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誓不还”。

父亲精心保管的那个账本留了下来，1968年被定为“绝密”资料，长期被封存于韶山纪念馆文物保管室。

这份账本详细记录了毛家的收支情况。1921年2月，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后，韶山家里的房屋和20亩水田即由其外婆家和毛震公祠代管，账本的记录显示：由于苛捐杂税极为沉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家已经欠银4739元，即使将家产全部卖掉，所得也只有3380元，仍背负着1359元的债务。因此，韶山土地改革之前，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这无非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小生产”者是没有出路的。

曾国藩是湘乡人，他极为重视在湖南和湘乡推行“新学”，东山高等小学堂便是一所新学堂，而毛泽东则是这所学堂里唯一的湘潭人，他口音不同且衣着寒酸。但毛泽东入学时写的一首命题诗，却使举座皆惊，这首诗叫《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在当时阅读的《新民丛报》关于“国家”问题处，留下了他如下批写：“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他第一次撰文，清晰地讨论了君权、国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区别。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短暂地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写于1912年上半年的作文里，毛泽东继续讨论了法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所谓”法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体现人民利益；二、保护人民权利；三、能顺利推行，为人民所接受。毛泽东从这三个方面的统一，高度评价了商鞅。

商鞅之法，既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又保护了人民的权力，然而，人民何以不理解、不接受商鞅之法呢？

毛泽东说，这就是因为百姓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好处，因为老百姓总是很现实的，他们不相信抽象的法律。

因此，商鞅真正的贡献，并不在于立法、司法，而在于当着人民不理解法条的时候，他能够以十分有效的举措，获得人民的信任——这才是商鞅真正伟大的地方所在。

于是，毛泽东的文章到此一转，他提出：与法律相比，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家的真正能力，在于获得人民的信任，于是他说——商鞅法这样一种“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与其说政治的问题是法律问题，还不如说政治的问题，关键在于“政策”的问题。而“政策”成败之关键，则在于人心。

而对于政治家而言，“争取人心”的说服工作，才是最为重要、最为艰难的工作，毛泽东的文章指出：这就是商鞅“徙木立信”的真正意义所在。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则更为深入地讲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须知做政治工作，一是要把政策研究清楚，二是要把政策向人民说清楚，而这需要非常具体的说明，仅是简单说明是不行的，要细致说明，仅是抽象地、纲领性地说明是不行的——如果做不到这种事无巨细，那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就是工作疏忽，那就是粗心大意。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这些著名论断，就是《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悠远的回声。

近代以来的岳麓书院，出了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魏源都曾经在长沙的岳麓书院短暂研修，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把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为中华文明自身变异或者“异化”的结果，而外因——西方列强的冲击只不过是大变局的结果，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

什么是中华文明之根本呢？

中华文明的根本，就在于“王道大一统”，而问题之关键，则在于什么究竟是“王道”。

魏源指出：所谓“王道”者无他，就是指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制度完善，是指这三者的统一。离开了这三者的统一，也就谈不上什么“王道大一统”。

而所谓文明的异化，就是指士大夫阶级空谈王道，甚至把王道理解为读书静坐升官发财，从而使王道脱离了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和制度完善。

魏源倡导今文经学，他主张王道就在制度之中，如果离开了制度讲王道，王道就是空谈。

在魏源看来，近代改革的目标，就在于寻求失落的“王道”——外靖疆域，下苏民困，上制国用，换言之——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则王道尽在其中。

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也就在此处。

192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这样写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离开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离开了为中华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那也就离开了王道。

革命者，无他，革命，就是行王道。

魏源反对离开制度谈王道，而毛泽东则反对离开法治谈天命。

正是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时期，毛泽东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而那个时候，他独辟蹊径地洞穿了《天演论》与唐代思想家刘禹锡之《天论》的联系，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过，不读《天论》，就不可能读得懂《天演论》。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把刘禹锡的《天论》印成大字本，自己反复阅读，并以之教育党的高级干部。

刘禹锡在《天论》中这样写到：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刘禹锡，《天论》）

对此，毛泽东极为推崇，这意味着：革命，就是以公平正义的法则对抗弱肉强食的法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的《天演论》所揭示的宇宙法则不同，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这种洞见，最终使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法则。

在毛泽东对于革命的阐发中，除了民族解放、人民经济幸福这二者之外，还有最关键的一条：实现政治上的人民的统治。

毛泽东所倡导的法治，其核心就是人民的统治，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1931年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当时毛泽东这样说：

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和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则规定工人有监督生产的权力，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失业津贴、伤残抚恤、婴儿补助、困难救济、丧葬津贴。

工农和女性获得了上述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1/5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湖南第一师范时代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2371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年9月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而此前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

在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主权”说的是卢梭，但是，卢梭却认为：人民能否实现统治，这需要两个根本条件—— 一、有如此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实现人民的统治；二、有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他相信人民，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并使人民无条件地信赖他。

卢梭说：如果这两个条件丧失其一，则不能实现“人民的统治”。

而革命中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的人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立法者。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女孩的父亲却又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

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他和马海德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几天，他把蒋介石进攻中原解放区的计划，透露给了李先念，而李敦白就是这样，站在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边。

李敦白如今已经94岁了。他说：之所以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就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是“革命”，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极为推崇“大小远近若一”的平等思想，《易经》中所蕴涵的辩证法思想的启示，使他坚信在弱小者身上体现着变革的动力和创造性的力量，因此，毛泽东毕生都坚定地站在弱小者一边。

“知天地为糍米，知毫末为山丘”，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大都是小变来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从表面上看，一个大的事物似乎是不变的，是难以改变的，但是从事物的内部、从其至微至小去观察，事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因此，变化的依据就在于事物内部那些微小的东西——这表明，正是在微小的事物中，包含着巨变的能量。

1974年5月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论宇宙本源问题，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粒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举办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谢尔登·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

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生命科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4次大的变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

而完成上述统计分析工作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天翻地覆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所带来的。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小民可以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佛陀，“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沃土，如果说有一个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或者有一种“湖南学风”，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集大成者。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

“初心”与“王道”——来自儒家、佛家与法家的这几个方面的教诲，便是毛泽东所认定的中国传统的精华。而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8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

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西方的杂志上，并被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革命”。

那一天，是毛泽东55岁的生日。

文字：作者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本文有删节）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1578期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