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卢周来三十多年了。他的书中收入了一篇《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其中讲到张广天的戏《红星美女》，文章是二〇0一年发表的。想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周来在他宿舍门口的小饭馆请张广天和我吃饭，犹记得广天抽着烟，抱着吉他低声吟唱：“黄河之水清澈见底，泰山磐石巍然屹立，青铜的光华渐渐消褪，圣人孔子悄然来临。江山万里换了几家，暮鼓晨钟埋进鲜花，佳人如玉洁白无瑕，圣人孔子悄然来啦。”这情景，就好像是昨天一样。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彼时周来每月的津贴只够吃几顿卤煮火烧，广天则和我一样穷，穷得好像只有一件衣服似的。但那时人很精神，穷得只有精神，后来广天富了起来，成了他自己曾经反对的有产者。人胖得团团圆圆， 模样摇身一变， 形象大变，如同当年的钱玄同。钱玄同的名言是人过四十该枪毙， 而如今，我们都五十开外了，说起当年抱着吉他卖唱的事情，就得恭维广天是李延年了。
必须承认，我们都生活在好时代。好时代的人，思想想偏激也偏激不到哪里去，行为想极端也不太有历史条件，周来就是好时代造就的这样的写作者。他思想深刻而不偏激，立场既不左也不右，他把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旧作结集为两本书，一曰《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标题，好像就是为他自己乃至时代画像。
周来是安庆人，算是北大文科老学长陈独秀的乡亲。安徽这地方不南不北，介乎中庸，安徽人大都性格温和，绝不偏激。人们说陈独秀偏激，其实是为表面所蒙蔽，老陈只是在五四时期偏激了几年，如果看他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就知道他总是批评自己当年的学生们太偏激，总是后悔当年的北大太偏激，而他早年的那點偏激，都被他晚年加倍找补回来了。所以，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否则就难得全面。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丈楼。”李鸿章的词写出了安徽人的霸气，李鸿章搞了淮军，办了洋务，如今天津话，受皖方言影响，就是因为北洋驻扎在天津。不过，李鸿章这一辈子，也可以说什么都没办成，到了竟还顶着个卖国的帽子。我以为，这其中，除了时代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之外，当然也有他性格的原因，李鸿章的性格，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看事太细， 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而安徽的性格，我以为其实就是这样的性格，当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样的性格， 恰因为细致、深刻，也恰因为“致广大而尽精微”，所以就“即多疑虑”，因此，也就自然选择“极高明而道中庸”。
宰相合肥天下瘦，人人说李中堂在波诡云谲里左右逢源，但不知李文忠那心里，却是人比黄花还要瘦。在如此大变局里，他不中庸还能怎么办？周来的性格，其实也是这种安徽性格。
大时代造就大时代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包容， 有容乃大。历史证明，处在这样的时代，不想孔雀东南飞，更不忍自挂东南枝，你不包容也不行。大而言之，因为这个时代是改革的时代，改革的性格就是承认多元化，尊重差异性，时代造就命运，这种性格为改革的时代所造就。
周来和我都是在改革开放中长大的，说到改革，我们都拥护，要改革，就要包容，就要允许讨论争论。二十年前，我被名为“新左派”的“一员干将”，而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则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拿”，观点上，我们似乎水火不容，待二十年后，我们参加一个朋友儿子的婚礼坐一桌，他动情地说：老韩啊，二十年前我在北大搞改革，你是坚定支持我的，这事我永远记得。这是掏心窝的话，我听了也很感动。
周来是农家子，他老实厚道，哪一派也不参与。但他小时候种地养猪，当然知道，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八字方针是农业的命脉，换句话说，没有水利种子和化肥，绝不可能粮食增产。但一位经济学的老泰斗一直主张，承包是粮食增产的唯一关键。我们也都明白， 泰斗从来没种过地，他讲种地的话全都不靠谱，但对这位老泰斗，周来从来恭恭敬敬，以业师事之——吾爱真理，但吾更爱吾师， 这就是周来的性格。因为在周来看来，老师尽管不一定对，但他却是改革的猛士。承包事小，改革事大，不能因小失大。一说到改革，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立马就软了，就顺了，情不自禁也就从了。
但是心软与心细不同，跟从与盲从不一样。周来心细，比如说到吃饱肚子，他知道粮食增产最终要靠化肥，没有化肥不增产，但全靠上化肥，环境必然成为问题，在增产吃饱与化肥环境背后的矛盾，才是真矛盾，这个矛盾比“改革还是保守”“承包还是人民公社”之间要更真实，于是，就有了这书中《吃的背后》和《环境背后的经济学》里讲的那些问题。
为了环境就必须饿肚子，不吃肉？人为了吃肉就得虐待猪？成天讲节能减排，却不知牛放屁比汽车排放量高，不养牛农民不能致富，城市的孩子吃不上牛肉咋办？一边大吃牛排一边宣传环保？对这些问题，周来说，观点只能包容， 政策则需要把握度，还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但是，周来又是很不包容的，甚至，他能看到对多元、差异的倡导本身， 可能是一个阴险的、精心设计的圈套，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他能看到——贵柔守雌，包容多元和差异，对一切采取中正平和的姿态，可能正是吃掉对手、化掉对方武器、解除对方斗志的斗争方式，这见于他对全球化、对美国的分析之中，唯有这对包容假面的正视，才揭露出他的深刻与冷峻，因为他不但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认识到民主与宪政，其实有时候也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古往今来吃人者，往往都是最讲包容的——唯其能看到这一点，便说明周来毕竟不是纯粹的文人。
《美国宪法的政治经济学》是书中一篇好文章，它揭示出：一、费城制宪会议是一个开放、包容、尊重多元差异、主张民主的会议；二、这次会议的实质，是保证债权者的最大利益，为此，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中央财政、最高法院以及军队和警察力量，以强制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偿还债权者的投资；三、美国人民之所以没有能力团结起来反对这个债权者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对多元化、差异性的尊重，反过来导致了美国人民的内卷。换句话说，因为美国是个一盘散沙的移民国家，所以，正是对不同地域、不同地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认同之间差异的强调与尊重，瓦解了美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而美国统治阶级正是运用了美国人民对于多元、差异、包容和民主的热爱，巧妙化解了美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
美国是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它是美丽的帝国主义，是一头美丽的老虎。最美丽的老虎，才是最凶恶的老虎，正如笑面虎是最难缠的虎，这样的动物睡在我们身边，乃是一件天大的麻烦。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全球化时代，它以尊重多元、差异，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其实质则是为了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多元、差异、地方、种族、性别的强调，乃是造成全球弱势群体内卷的治理手段，这种治理手段，比粗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更为致广大而尽精微，因此——也就表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王安石说，博览群书，等于不读书，读书太多太杂，等于不读。受他启发，我就读毛泽东的书。周来在其工作的环境里更是受毛泽东思想的化育。我们经常一起读书，但似乎没有专门谈过毛泽东。但彼此知道，毛泽东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到处都是矛盾，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同志，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敌人，则善于用矛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来迷惑我们，以此转移我们对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注意与重视。
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承认世界充满矛盾，并且认为——对所有的矛盾必须同等对待，于是就把所有的矛盾罗列在一起，美其名曰台账，他们主张无差别地对待一切矛盾，因此便自然主张以宽容与包容的姿态去对待一切矛盾，而其结果就是无所作为，其最坏的结果则是宽容了敌人，迷惑了自己，瓦解了人民，瓦解了人民的斗争。
鲁迅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损了别人的牙眼，又不主张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千萬不要理他。
包容，是一种斗争手段，好像下围棋，是包围敌人，而不是被人家包围。
毛泽东还认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合成论，主张事物的发展，是数量的组合与相加，而唯物论的世界观则是矛盾论，主张事物是在矛盾与斗争中生成、发展与灭亡的。因此，一个事物走向其反面，不是因为什么“合成谬误”，而是因为一切正确的东西里面包含着错误的因素，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对立面。
一个生命体要健康发展，不能什么都吸收， 吃下去要消化，而消化是斗争的过程。没有斗争，没有消化，什么都吃，结果就是臃肿腐败。
《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封面上画了两个人，一个是马克思，这我认识，另一个不认识，问周来，他说是布坎南。问他为什么把马克思与布坎南画在一起，他说希望把马克思- 布坎南- 李斯特的理论综合起来，取其精华，萃成一家，包容地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具体说，就是解决资本与劳动、国家与公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
他这个主张非常好，这样的事，也许只有像周来这样读书特别多的人才能办到，也只有他如此宽容宽厚的人才想着去办。但是，如果要把他们化在一起，而不仅是画在一起，做到结合而不是凑合， 那就必须有一个灵魂，因为结合不是合成，要做到结合而不是合成，那就需要问这三个矛盾，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如人民不是合成的，人民内部也有矛盾。
因此故，是用马克思包容凯恩斯，还是用布坎南把马克思包圆了，这是个问题。包容，不是取消自己，而是化了别人。全球化是包容别人，还是被别人包圆儿了，这同样是个问题。这是周来这本书背后隐藏着的问题。
揭开皮相，周来这个人，有包容的一面，也有反包容的一面，外圆内方，什么是极高明？不是字面上的中庸，而是用包围来反包围， 这是军人最厉害的一招。包围与反包围，以包围的姿态去斗争，以退为进，以逸待劳，船到中流，棋到险境，沉住气，出水才见两腿泥。
青山在，人未老，多好！
（《致广大而尽精微》，卢周来著，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