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是五四时期的社团，这些社团是年轻人创建的，《红楼》一书就是写这些年轻人，写这些“青春之我”——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想象他们年轻时的模样，其中包括邓中夏。
我特别想写好邓中夏。一是因为他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的，现在中文系的办公楼里挂了很多先贤的照片，但其中却没有邓中夏，而我以为，他始终是在的。二是说起五四运动，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华门请愿到举办平民演讲团，从创办《国民杂志》到领导五四运动，邓中夏都是杰出的领袖，三是从留下的照片看，他非常帅，是那种非常干净、单纯的美，邓中夏这一辈子，与“油腻”二字不沾边，他永远年轻。
把《紅楼》书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邓中夏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他在那里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诗人啊，他的诗比胡适的好，但在如今的各种白话诗选本里几乎无一留存。
一九二0年五月，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五大臣”出国留学，其时，同为学生领袖的邓中夏也在留学名单里，但他淡然放弃了，那时，罗家伦、段锡朋说，我们不能总是破坏，现在要建设，中国真正被人看得起，就必须有自己的科学与学术，所以，我们要出国好好学习。而邓中夏则说，中国要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劳动者，中国的劳工不站起来，中国永远不能站起来。就这样，一部分学生领袖出国了，而邓中夏放弃出国，从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邓中夏毕生最厌恶做官，他父亲邓典谟是北洋政府的高官，后在国民政府做官，邓中夏大学毕业后，父亲给他在农商部找了职务，但他拒绝去。邓中夏放弃出国留学后，去长辛店举办工人夜校，那时他写过一首诗：东方吹来十月的风/ 唤起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无产阶级快起来/ 冲破乌云天地红。解放后，编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总理说，把这首诗放到史诗里吧。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首诗是邓中夏写的。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大革命时代，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工人纠察队都是他领导的，蒋介石那个时候很忌惮他，知道他很厉害，他能演讲，会作文，善于鼓动，关键是他手里有枪。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汲取在广东的教训，首先就是下了上海工人纠察队从孙传芳手里夺来的枪，上海起义的成果，就这么丧失了。而武汉的左派，包括汪精卫等人，一看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枪，没了实力，就立即变成右派。
虽然诗人往往富于理想主义，但邓中夏知道政治归根到底是实力。大革命失败之后，是邓中夏率先提议举行南昌起义，因为他知道，理想再高远，也要脚踏实地——枪一丢，再如何侈谈革命都没用了，靠写诗、演讲都没用，因为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指出的，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枪是能够打死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再也不能有“缴枪”这种事。
然后，邓中夏去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实际上是上海大学的校长，为共产党办了一所大学。他把瞿秋白、茅盾等人请去上课，自己也上课，丁玲等人就是被上海大学吸引去的。可以说，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时期，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是最好的，蔡元培创造了新文科，而邓中夏在上海大学创办了中国的社会科学教学教育体系。
邓中夏学问极好，不在瞿秋白之下。那时，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写文章，把“五四”以来的思潮，划分为“封建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的”和“进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余英时先生把五四思潮划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海内外皆以为此乃余先生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不过是落了几十年前邓中夏文章的窠臼。
邓中夏被从莫斯科驱逐回国后去了湘鄂西根据地，担任红二军团政委。王明回国后，立即撤了他的职，派夏曦去湘鄂西。夏曦到任后，让邓中夏反省，立即进行肃反，几乎把洪湖根据地的党员都杀光了。
邓中夏在洪湖奉命检查自己的所谓错误的时候，用一个旧式的账簿，凭记忆写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史稿》，交给郑绍文保存，说总有一天可以出版的。但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进攻洪湖根据地时，郑绍文失掉了全部行李，其中包括这部党史。邓中夏牺牲前，在南京监狱遇到难友郑绍文，得知稿子丢失，遂叹息说：“再也没有机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末，邓中夏化名回到上海，但因为王明掌权了，所以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生活只靠妻子李惠馨在日本纱厂做工的每月七块钱收入，而房租就要三块钱。
一九三三年，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受尽了酷刑。五月十五日晚，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治来看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却被莫斯科回来的那几个小流氓欺负出卖到这样，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觉得，在莫斯科派来的这些小流氓统治下，中共还会有什么前途吗？你这样的了不起的学者，这样有思想的政治家，何必与他们为伍呢？邓中夏回答：我要问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我们的工作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你们站在劳动大众的对立面上，你们连人心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可怜我！
这是很著名的对话。邓中夏牺牲之前，郑绍文对邓中夏说，牢房里的同志们要我向你提个要求，想请你给我们讲一次党课，讲一次党史。
邓中夏说，党史？我在洪湖写过一本，可惜在战斗中丢失了，好，凭着记忆，就讲一讲，听的人可以扩大些，非党积极分子也可以参加。
杀邓中夏，是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认为，一方面，邓中夏出身官宦，却脑子进水，要为工农要平等；另一方面，他人长得太帅，煽动能力太大，天生是当明星当领袖的材料。用今天的话来说，邓中夏是卡里斯马型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能闹起来，全凭这样的人物。
蔡元培与蒋介石有个共同的朋友是张静江。蔡元培第一次辞去民国教育总长职务后，带着一家老小去了法国，他在法国结识了三个朋友：张静江、李石曾、汪精卫。他们四人当时受商务印书馆之托，在法国创办《学风》杂志，出版“学风丛书”，打算以此掀起新文化运动，这三位朋友，对蔡元培影响很大。
邓中夏曾经写文章批驳张静江，因此，蔡元培也对邓中夏不满，张静江更以为，邓中夏这种“好人家的儿郎”竟然去替工人说话，做工人领袖，这是新文化运动走了歪路的结果。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清党，张静江被蒋介石拱出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那时需要靠上英、美、日，他與汪精卫、黄郛、张继、宋子文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而蔡元培和张静江则是书生意气，自己兴高采烈当了蒋介石的枪。
然而，国民党政权败亡之前，在卖了自己又帮蒋介石输光了本钱之后，作为蒋介石金主的张静江终于愤慨地说：国民党之失败，是败在本党同僚、利益集团手上，因为扶助农工，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是孙中山的主张，是一切现代革命者共同的主张，为什么？因为不解决土地问题，即不能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如果不解决土地私有化问题，就不能为工业化发展创造劳动力的条件；如果不解决工人的收入问题，中国的工业就不能发展。总之，不回应工农的诉求，一个无论怎样标榜革命的党，早晚要亡党。国民党果然失败了，因为国民党是站在地主资本家的立场上，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中国大多数的工农，国民党的失败在于本党同僚，即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乡绅资本家代言人、代理人。
话说得真好。其实，如果翻翻蒋介石、汪精卫、张静江这些人曾经说过的话，他们当年嘴上鼓吹革命，号称代表工农，那真是天花乱坠，他们曾经高呼的那些肉麻吹捧革命乃至马列主义的口号，是邓中夏这种人说不出来的。
而邓中夏天上有知，听到张静江们的这番翻悔，估计要笑出声来。
邓中夏出身于统治阶级，官宦人家，但他放弃出国留学。他参加创立共产党，他为劳动人民求平等，乃是发自初心，发自本心、自心，因此，不但他父亲无法劝阻他，世界上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他，王明、蒋介石更不能阻挡他。初心、自心、本心、自我、自由——在邓中夏那里是高度统一的。
究竟什么是初心？初心就是本心，就是发自本心，《华严经》说不忘初心，就是说一切要发自本心，发自自心、自性。
六祖慧能临行前讲的话，谈到了初心、自心、佛心与众生的关系，在我看来，用来说邓中夏这些“青春之我”，用来解释李大钊的“青春之我”，也是恰当的：
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觅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一个青春之我。看他的词：“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八十二岁的时候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可见，虽到了生命末期，身处那个特别的时代，老人家依然壮怀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