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0年之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表现在《普法战纪》对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报道、《西国近事汇编》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报道、《万国公报》对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状况的报道、《富国策》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等方面。它具有七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从翻译的语言使用角度讲，它体现着一种中国化特征。第二，1882年基本上可以视为1900年之前中国人认识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水岭。第三，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做细致的区分，均将其视为新学的一部分引入。第四，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多地认为它是强调“均富”的学说。第五，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报道，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对欧洲无产阶级力量的逐渐重视。第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歪曲而不准确的。第七，早期相关报道及文献背后隐藏着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逻辑。1900年之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促成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萌芽。其次，为中国后来先进分子转向俄国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中国人传统的理想社会模型开始发生变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1900年前；中国；传播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都不乏与异域他邦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是在这种文化交融中，中国文化不断丰富发展。近代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呈现出近代世界历史的特色。15、16世纪欧洲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大工业逐渐取代封建的工场手工业而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市场逐渐形成，西欧主要国家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走上对外殖民掠夺的道路。而此时中国处于明清时期，虽然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使晚清在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进入一个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而逐渐崩溃的阶段：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逐渐解体，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动荡中逐渐确立。这是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840年到清末，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比如两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1898年戊戌变法，等等。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深深刺激着中国先进分子和统治阶级的神经，不断凸显出清朝生产力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陈腐，彰显着封建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改良政治制度而富国强兵的理想。
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和自身封建生产方式的逐渐解体，西学东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特点。同时，中国思想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中国文化将向何处去？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又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正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凡是在西方社会发生的重大社会现象，都被作为了解西方社会的信息资源而引入。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最初并不是中国先进分子特意选择的结果，而是西学东渐的客观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报道西方思潮的刊物应运而生，在为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这些报道和文献主要包括《普法战纪》《西国近世汇编》、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企德《大同学》的翻译，等等。
一、主要报刊和文献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一）《普法战纪》对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报道
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特别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消息传入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接触到的社会主义信息。1871年3月巴黎工人起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当时在欧洲旅行的王韬亲历了巴黎公社的整个过程，深为震撼，联合擅长外语的张宗良，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翻译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报道。后来他又将这写报道加以补充，汇编成共十四卷的《普法战纪》一书，由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出版。这是中国人在国内了解到的最早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信息。
但王韬和张宗良介绍的《普法战纪》对巴黎公社的观察和理解，却没有认识到它的“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相反，他们在封建皇权话语体系下描述这场斗争，并把这场斗争的性质归因于巴黎人民追求“自主”的观念之错误。首先，他们描述巴黎公社斗争过程的文字，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待政府军和巴黎工人阶级。他们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将参与巴黎公社斗争的工人群众，称为“乱民”“匪党”“乱党”“乱源”“乱徒”“乱众”“兵贼”“乌合”“悍党”“贼”，等等。而对前来镇压的国防政府军，则使用“官军”“精骑”“雄狮”等等，甚至形容政府军首领梯也尔从凡尔赛进军巴黎的计划为“真老成人深识远虑之见也”。可见，在语言层面，他们使用的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套话语体系，对反抗的民众一律使用蔑称，对镇压民众反抗的政府军使用褒扬之词，这样，在语言表述上就自觉把统治阶级放在了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位置上。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王韬、张宗良撰写关于普法战争的华文报道时，中国尚处于清末，封建皇权仍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尊崇的对象。因此，他们使用一套为皇权辩护的话语系统，也是时代之必然。
其次，在描述巴黎公社民众反抗斗争的原因时，他们认为巴黎民众追求“自主”，而遭到梯也尔政府的反对。关于什么是“自主”，在他们的表述中，“自主”如同中国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先是法京各乡间，欲行保甲，例各自相辖，赋税则由自征，徭役则由自供，兵勇则由自出，上之人一概毋得铃制之。”但实际上，巴黎公社追求的“自主”并不是中国封建皇权下的“保甲”制度，而是中国人尚未了解的“社会主义制度”。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制度尝试，对全人类来说都是第一次。但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欧洲传播了半个多世纪，对巴黎人民来说，并不陌生。并且他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取得胜利。所以，他们“明知势不能敌，法京断不可守，但愿与城偕亡”。然而，这种斗争的坚定性和对社会主义必胜信念的执着，却是不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像王韬这样最早接触西方文化、报道西国事件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只能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框架下理解巴黎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尽管如此，对法国政府军镇压巴黎公社之残酷，《普法战纪》还是从中国文化特有的人道精神出发给予了批判，从“仁”“义”视角对巴黎民众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定乱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所擒无论妇女童稚，苟持械于手者，立置死地，无一毫怜悯心。”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里，统治者要对民众行仁政，即使民众有反叛，行“招安”也是首选之策，如果民众不愿归顺朝廷，杀戮也不应及于无辜妇孺。所以，法国政府军对反抗民众的残酷镇压，着实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感到震惊。王韬等人特意报道了女子在这场斗争中的英勇，“其鸣枪发炮，娴熟而敏速，虽久历疆场之士，无此精练……使稍加训演，真可为节制之师。初不意以女子之微，而竟有此妙用也。”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女子为将帅出征的典范，但像在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中那样，普通妇女如此奋勇战斗，则着实令清末知识分子刮目相看。
但是，把政府军对巴黎反抗民众镇压之残酷，归因于民众被“自主”之理念所蛊惑，则是王韬、张宗良等清末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缺乏了解和同情的重要体现。然而，尽管最初关于巴黎公社斗争的报道多存误解和偏见，毕竟这个报道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民众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反抗情况，了解社会主义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口。它的启蒙作用，要在以后近百年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中得到不断彰显。
（二）《西国近事汇编》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报道
《西国近事汇编》是上海中国江南制造局编译的不定期出版刊物，于1873年至1882年发行，是中国人通过中文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十分推崇这份刊物，认为江南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这份刊物最早出现了“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康密尼党”“康密尼人”，将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或“贫富均财”之说。
《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英国矿工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而罢工的事件，详述了矿工和矿主围绕煤炭价格下跌问题而展开的关于矿工工资的博弈。“英国煤矿停工，实由矿主以煤值日贱，深虞亏折，遂议减矿夫工价百分去十，而矿工不从，坐是停工。兹复改减百分之五，已有照常开矿者；而有数厂辍业如前，盖矿工不从减值之议也。”并且报道了英国首相的说法“此民事也，自有主者。国法所不载，安能为之代谋？”凸显了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自由竞争所主导的经济局势下，国家对经济的放任。
《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西班牙有工会“议籍境内富室积产，按名公晰，以赡贫困，其工值所得亦公晰，以均有无。”但是报道指出，这种均贫富的措施被有识之士认为是动乱的根源。“识者知乱萌所由起矣。”
这个报道揭示出，作为江南制造局官方出版物的《西国近事汇编》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立场上，不支持西班牙工会，反对其均贫富的做法。可见，彼时的江南制造局一众晚清先进分子，并不理解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富人财富积累的根源，而把工会的斗争当作“均贫富”从而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
《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英国的工人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西国近事汇编》称为“主欧罗巴大同之议者”）的议会斗争。还报道了俄国境内掀起的“贫富均财之说”及俄政府对其态度。“俄礼部以境内近有奸民，创为贫富均财之说，欲藉其本境殷富，夺其资财，以予贫乏，是相率而出于乱也。邪说诱民，莫此为甚。”1877年的《西国近事汇编》首次提及了“康密尼人”（即共产主义者），但对其行动的报道则是从统治者的态度出发进行阐述的，论及了美国政府对康密尼人在美活动的镇压。报道称康密尼人为“奸徒”“乱党”，认为康密尼党人唆使无赖之徒行凶，“以偿其贫富适均之愿”。关于共产主义者与工人的关系，《西国近事汇编》引用了美国官方的说法：“今乱党以体恤工人为名，实即康密尼党唆令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
可见，在1882年之前，晚清对欧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报道，多直接引用欧美统治阶级的说法，视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斗争的工人为乱民，视共产主义者为乱党，视社会主义思想为通过掠夺富人接济穷人以达到均贫富的邪说。因此，其阶级立场带有明显的维护统治秩序的性质。对于工人运动，虽有同情，但更多将其视为社会动荡的表现，认为其受康密尼人思想的蛊惑而遭到残酷镇压，实属咎由自取。
（三）《万国公报》对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状况的报道
在《西国近事汇编》之后，《万国公报》成为人们了解关于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情况的新窗口。上海《万国公报》，前身是1868年创刊的《教会新报》，1873年改为《万国公报》，除提到过巴黎公社之外，还报道了较多欧洲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最早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和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主张“安民新学”。《大同学》根据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社会进化》一书节译而成，共十章，《万国公报》连载了前四章，于1899年5月由广学会校刊出版了全书。《万国公报》所载《大同学》基本是中国人认识社会主义的转折点。《大同学》在第八章中，提到了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思”（笔者按：指恩格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而在此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无论在语言翻译上还是在对社会主义理念的理解上都是比较负面的。
《大同学》第一章，有一部分对欧洲社会现状的阐述，其中提到了其显著社会现象是贫富悬殊。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很大发展，然而社会现实却是“有财者富驾侯王，罔知餍足，无财者贫如乞丐，莫可告哀”。坐享其成的富豪之家，为分利之人，被工人称为“股盗”。生产虽然使用机器，但最终仍靠人工，因此做工之人被视为“生利之人”。社会状况是“分利之人日益富，生利之人日益贫，事之不平，孰甚于此？”《大同学》的翻译，对劳动人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同情，对罢工工人也不再以“乱民”称之，而是站在劳动者立场，指出了工人罢工的社会原因。“及至尽人操举官之权……有权遂一如无权，而受苦之佣人、失位人……依旧惨无天日也。但物极必反……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大同学》此时提到了“马克思”，称其为百工领袖。“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并且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社会贫富分化的后果必是富人失去权力。《大同学》中还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安民新学”，主要研究资本。“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同时，将马克思与美国的亨利·乔治、贝拉米、英国的费边相提并论，指出他们都认为虽然人们拥有平等法权和选举权，但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却有天壤之别。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大同学》指出：“语语翔实，讲求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
《大同学》的这些篇章，刊载于《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一册至一百二十四册，于1899年2月和4月发行。与1882年之前的报刊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报道相比，《大同学》已经在语言翻译、题材选择、行文立场等方面发生了重要的逆转。它已经开始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进行较为正面的阐述，并称马克思主义乃“安民之新学”。这与1882年之前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报道中总要引用西欧官方言论的做法相比，已经有很大差别。例如1879年光绪年间，在俄、德、法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报道中，《西国近事汇编》引用德执政言：“邻有乱民，与国所深恶也。”可见，1900年之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报道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早期报刊对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人成为“乱党”“乱民”进而进行抨击，到对因社会贫富悬殊、劳而不获的不公而导致的工人罢工的同情，再到比较推崇马克思的学说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安定万民的新学。这是一个逐渐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同情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理解西方的过程中逐渐改变阶级立场的过程。
（四）《富国策》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
早期所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多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学说，也有提到马克思的学说，但对它们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区分。在多数情况下，以“均产之说”来笼统地概括这些社会主义思潮。江南制造局刊行的英国人傅兰雅口译的《佐治刍言》、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刊行的法思德的《富国策》，都谈到了均产之说。特别是法思德的《富国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的学说做了介绍和评价，从“均产均富”的角度理解空想社会主义，并对其不可行性做了分析研判。法思德《富国策》中“论制产之义与均富之说”，由汪凤藻翻译。有研究表明，这本书是由于作为同文馆的英文教材而被翻译的，而汪凤藻当时是同文馆的副教习。《富国策》将欧文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解为均产之说，即认为人的贫富悬殊来自于财产的私有，要消灭贫富悬殊，必然要消灭财产私有。它认为创立这种理论的人，具有“悯世之心，爱人之意”，肯定了其动机的良善。但是它认为这种“均产”理念在现实社会中却无法实现。原因在于，欧文的学说不具有实现的社会道德基础。“盖必心存克己，而又具仁慈宽广之怀，浑物我之见者，始能甘心劳役，以为己谋者兼为人谋也。而谓人心不古如今日者，而能之乎？”最后，关于均产之说，《富国策》给出了否定的结论。“是故欲去民之私产，以均民富，乃断断乎其不能者。”简言之，在《富国策》看来，当前社会存在贫富悬殊的严重问题，此问题需要重视并找出解决办法，像欧文、傅立叶这类社会主义者出于对穷困之人的怜悯、对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弊端的谴责而创立均富之说。这种学说认为，贫富悬殊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要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定要人为消灭私有财产。但是，在《富国策》看来，这种均产之说既没有实现的道德基础，又面临着诸多现实障碍，因此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二、社会主义思潮1900年前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1900年之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历时只有二十多年，但其特点十分鲜明。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从翻译的语言使用角度讲，它体现着一种中国化特征。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理解的前题，去解释欧洲的社会现象。比如，对工人运动的报道，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作为理解欧洲工人运动的文化前提。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不自觉地站在统治者角度，将工人视为“乱民”、“匪党”。
第二，1882年基本上可以视为1900年之前中国人认识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报刊对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报道，基本是将其视为扰乱朝纲的乱民暴动。而在此之后，则更趋近于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有助于社会安定的“安民新学”，使中国人能有机会探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由早期侧重对欧洲社会现象的报道，转向对探究这些现象的理论的介绍，《大同学》的翻译就是明证。《大同学》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正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像1882年之前那样将社会主义思潮视为煽动社会暴乱的洪水猛兽。并且《大同学》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安民新学”，认为它“语语翔实”，志在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这如无心插柳般，在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内心深处，预先种上了因缘的种子。康有为的“大同”理论就是受此影响的一个明证。
第三，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做细致的区分，均将其视为新学的一部分引入。对社会主义，存在诸如“康密尼人”“康密尼党”“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之说”“马克思”“马客偲”等多种模糊和不统一的说法和译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种，彼时其到底是何物，尚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人们对马克思的关注和对其他西学的关注一样，并没有特别的着力。但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呈现一种逐渐由非议、排斥到同情、正视的趋势。
第四，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多地认为它是强调“均富”的学说。例如光绪四年，即1878年，李凤苞《灵鹣阁丛书》第二集记载的其1878年12月5日“使德日记”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平会”，即“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
第五，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报道，由最初的将其视为“乱党”，到后来对工人运动规模、气势、斗争精神和工会强大力量、工人斗争之成效的报道，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对欧洲无产阶级力量的逐渐重视。《北中国每日报》注意到英国机器制造业工人罢工，不唯独增加工资这种经济诉求，还注意到了减少工作日的政治诉求。“目下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之意，不独欲增工价，且欲议减工作时刻。”而且对工人运动的政治组织工会，报纸还给予了一定的重视，除了报道工会在工人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强大领导力，还发现取缔工会在实践操作上并不可行，因为“一旦开工，仍可重立”。
第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歪曲而不准确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基本是歪曲而不准确的。江南制造局刊行的《佐治刍言》，记录了英国人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的“论平分产业之弊”。它记述了法国人所谓“一国产业，必与一国人平分”，并批评这种平分产业的观点“第博一时名誉，并不计其事可行与否”，且指出了此论点的消极社会后果“此论一出，国中愚妄之人，遂不肯认真作事，徒冀分人所有之财以为己用，而争夺攘窃之衅，从此开矣”。可见，它从平均主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并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这里所言的“平分产业”，指的是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但究竟是哪种社会主义思潮，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在中国报纸中，人们看到的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平分产业”。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自然不能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所以对它的荒谬性和消极社会后果做出了批判。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主张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认为它是无产阶级本身不够发达，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尚不发展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并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第七，早期相关报道及文献背后隐藏着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逻辑。19世纪下半叶，欧洲工人运动已经成为欧洲社会不容忽视的现象。所以《西国近事汇编》等报刊在报道西方社会状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工人运动，但其报道的立场，则与统治阶级相一致。这种立场透露出封建士大夫维护阶级统治秩序的政治理念。这些报刊虽对德国工人运动之猛烈感到惊骇，也对德国首相俾斯麦镇压工人运动的铁血手腕之不能服众有所微词。“……最好用一劝导法，令各回心乐从，不必以权力驱逐。即尽逐之，而其必终未服也。”言辞中，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之以柔克刚的中庸之道，也透露出中国政治文化中“以德治国”的价值理念。面对欧洲社会激烈的劳资矛盾，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尚没有“阶级斗争”概念，更没有科学的方法认识其实质和不可调和性。存在于其心目中的仍然是“家国一体”的天下情怀，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理念。因此，对于欧洲的工人运动，他们除了抱有一丝出于儒家恻隐之心的良知之外，更多地是对其不安分守己的“乱民”责难。同时，资产阶级代表俾斯麦，则被视为“天道”代理人而获得正当性，其行为得到辩护。以此为出发点，这些报刊将其视为百姓“父母”，而不是与工人阶级利益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因此，在批评俾斯麦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时，他们也只是在中国政治理想“爱民如子”的政治理念中认为俾斯麦不知道广开言路，才造成民怨沸腾。这背后的文化逻辑，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君民”关系的理解。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之“君”如同家之“父”，对于捣乱的孩子，父亲自然有教训的天然合法性。所谓“养不教，父之过”，规定了父亲的天赋教育职责。君臣之间如父子的关系，在康有为1886年至1891年的《实理公法全书》中仍有所体现：“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
中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语言记录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状况，也以自己的文化背景掺入对欧洲社会的理解。从表面上看，译介欧洲社会新闻，是中国人被动接受西方思潮的过程。实质上，这也是其以自己的文化积淀理解西方社会的过程。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直接催生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新思想。康有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忆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时，认为《西国近事汇编》等书的影响，使其开始逐渐收集西学作品，积累西学基础。1884年，他开始形成大同思想的萌芽。1885年，他着手著述大同思想，名曰《人类公理》；1886年他模仿几何学原理的演绎方法，写作《公理书》。大同思想的酝酿和提出，就是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直接结果。
三、社会主义思潮1900年之前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1900年之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尚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研究。但实际上，由于它对中国后来的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积极影响甚巨，应得到足够重视。
首先，1900年之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最大成果，就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初步构想，即《实理公法全书》的形成。《实理公法全书》受西学影响的痕迹很明显。其一，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提到自己在《西国近事汇编》等书的影响下开始读西学。其二，它仿照几何学推演人类社会的实理和公法。
它吸收了西学中关于人权、平等的理念，认为这都是几何公理。“人有自主之权”，“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其三，《实理公法全书》又秉持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表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特征。比如，它以“天地原质”、“魂”、“爱恶”之心、“信”来说明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实理公法全书》将此作为实理，来演绎“自主”“平等”等公法。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它主张“理”的天然正当性和首要性。“地球既生，理即具焉”。“天地君亲师”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道德规范，但康有为对“师徒关系”和“君臣关系”做出的新解读从“自主”和“平等”出发，演绎了师徒之间和君臣之间的新型关系。“圣不秉权，权归于众，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但视其言论何如，不得计其为何人之言论。”他明确反对封建行会中徒弟对师傅的人身依附关系：“此法大背公理，无益人道，其弊甚大，非徒以差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比也。”
关于君臣关系，他明确提出“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君主具有有限的权威，要设置议院辅助君主，但不能没有君主。这为他后来提出君主立宪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为后来的先进分子转向学习俄国奠定了思想基础。早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认识到，繁荣的西欧社会虽然经济发达，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却极为凸显，并使得欧洲社会不断陷入动荡之中。这间接促使后来的先进分子开始反思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并改变对欧洲资本主义片面的膜拜态度，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转而学习俄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再次，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中国人对理想政治社会形态的构想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三代”，主要是夏、商、周时期。如何实现“三代之治”是宋代以来儒家追求的理想。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新的社会理想，逐渐取代了人们对“三代”的理想追求。虽然有论者认为，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三代”的社会理想发生了改变：经历了从以三代为准则评价西方社会到吸收西方制度的某些形式来“西化”“三代”内涵再到将三代与西方社会比附来塑造变法的正当性的变化过程。然而，“三代”的政治理想模型已经被社会主义所宣扬的政治理想所取代。尽管从巴黎公社的报道传入中国到1900年之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非常稀少，并且多以歪曲的形态出现，更不能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但它毕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特别是1900年以后，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呈加速度趋势，从此之后，社会主义为中国人所知悉，并且成为中国人理想的政治社会形态，影响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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