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警告，安理会陷入了分裂，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混乱时代”。古特雷斯发出这一警告的背景是安理会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等重大议题上，陷入严重分歧。他表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解决全球和平问题的主要平台──由于地缘政治分歧而陷入僵局”；尽管“这不是安理会第一次分裂，但这是最糟糕的一次，如今功能失调更加严重，也更危险”。
古特雷斯认为，曾经在冷战期间透过“完善的机制有助于管理超级大国关系”，但如今已经不同，“在当今的多极世界”这些机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们的世界正进入混乱时代……一个危险且不可预测的不受控局面，而罪行完全不受惩罚”。
古特雷斯这里提及的关键词有三个，即“安理会”“超级大国关系”“多极化”。他的意思是说，作为管理超级大国关系的制度安排，安理会在冷战期间扮演了管理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和平；但现实的情形是，多极世界已经成为现实，但还没有出现符合多极体系的国际治理机制，所以世界进入了乱世状态。
一、失效的联合机制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至少自近代以来，不管以什么概念来包装，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那么即使小国之间发生一些冲突乃至战争，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和平的；但一旦大国之间失去了和平相处的条件，那么天下就会大乱。
联合国安理会就是这样一种保障世界总体和平的制度安排。二战以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安排，安理会又是联合国的核心制度安排。或者说，联合国至少有两层制度安排。
第一层是大国的共识和妥协机制，即安理会。安理会的制度安排犹如一个国家内部的精英共和权力安排机制。一个国家内部只要精英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和妥协，那么政治稳定就可以得到保障。
所有的冲突都是精英之间的冲突，即使表面上体现为精英和大众的冲突，其实质依然是精英之间的冲突，即精英和代表大众的精英之间的冲突。国际社会也是这样。
第二层是较小国家的参与机制，即联合国大会及其相关机制。这一层是民主的过程，即所有国家一律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过，在现实中，这一层更多的是民主的包装，小国可以说话，但如果大国不理会，小国的话很难发挥作用。
因此，尽管联合国是一个国际大家庭，但较小国家还是需要通过和主要大国的关联来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利益。
在整个美苏冷战期间，联合国机制似乎保障了美苏之间不发生直接的战争。人们所见到的都是代理人战争。联合国并没有任何机制来惩罚大国所犯的罪行。
实际上，与其说是联合国的作用，倒不如说是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因为美苏两大国都拥有核武器，并且能够确保互相毁灭，因此两大国都不敢发生直接的战争，没有一个国家敢直接惩罚另一国所犯下的“罪行”。
如果一国想惩罚另一国，唯一的方式就是间接的惩罚，例如代理人战争、经济制裁、谴责等等，并且要保证即使是这些间接的惩罚不至于导致大国关系的破裂。
苏联的解体终结了冷战。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单边主义横行。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苏联的消失表明美国是唯一的霸权了。尽管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很快把中国视为是苏联的“替代品”，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
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这一事实决定了美国的单边主义模式。美国和欧洲（主要是英国）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几乎直接废掉了近代以来欧洲国家自己构建起来的“主权原则”。
这一原则被美国主导的北约用在了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北约也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东扩，造成了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也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也试图把北约模式扩散到东亚，从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到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洲”再到特朗普和拜登以来的“印太战略”就是这一战略思路的体现。
如果这些表现在美国的外部利益，一旦涉及美国的内部安全问题，美国更是倾向于单边主义。“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不管德国和法国等传统盟友的反对，很快形成了所谓的“意愿联盟”，几乎单独发动了针对中东的反恐战争。
美国独霸天下导致了美国在国际层面的过度扩张，因此美国在国际层面的衰落始于其顶峰时期。尽管比较而言，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在一些领域，美国的发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速，但单边主义消耗了美国太多的实力。
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调整早已经过度扩张的政策，进行战略收缩，即“退群”，从诸多国际条约中退出来，减少对盟友的许诺和责任。不过，特朗普过于激进的政策导致美国国际影响力更快速度的衰落。原因也很简单，美国已经深度嵌入世界各地区，其急速的“退出”导致区域国际关系的动摇。拜登上台后，开始纠正特朗普“退群”的“错误”。
不过，这种“纠正”是表象，拜登政府实际上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还是“美国中心论”，只不过拜登的行为方式与特朗普的不同而已。
在很大程度上，较之特朗普，拜登政府实行了更为激进的政策，即从中东“退出”，把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太以应付中国。尽管拜登政府把中国界定为“唯一有能力和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但这个起点在特朗普。
二、世界走向多极化但远未定型
联合国安理会失去了管理超级大国关系的能力表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动摇。不过，这更多的是表象，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战后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尤其是地缘经济基础。苏联解体之后的数十年也是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时候。
冷战时期，世界地缘经济的核心是欧洲和美国，至多扩展到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但冷战后，世界经济可以说群雄崛起。经济的多极化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封建化”。
尽管苏联解体了，但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大国。西方不仅拒绝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更是加快北约的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这迫使俄罗斯“奋发图强”，再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普京是否成功则是另当别论。
土耳其也在崛起，一改近代以来“世俗化”的趋势，反其道而行之，开启“再宗教化”进程，大有复兴旧日帝国之势。南亚大国印度更不例外，不再满足于一个地区大国的地位，实行“东向”战略。
印度的这一战略契合了美国的企图，“印太战略”因此而起。东盟在崛起。尽管东盟总体上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东盟大国印尼和越南精于顺势而为，大有带领其他东盟国家成为世界权力一极之势。
印尼本来就是东盟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受挫，但这些年随着政局稳定，经济潜能再次发挥出来。越南尽管是东盟新成员国，但其旧日的野心依然存在，而且在快速放大。官方的提法比较低调，即成为“中等国家”，但“中等国家”的定位至少是东盟的领导者之一。
日本的野心则更加明显，日本并不满足尤其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联盟的地位，而是通过修宪和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等手段争取一个全球主权地位的大国。
一句话，环看世界，没有一个大国在闲着，都是企图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实现自身的崛起。
这就是人们所见到的今天世界多极化的局面，有点类似于历史上几个帝国并存的局面。然而，多极化远未定型，说世界必然多极化为时过早。
世界依然处于急速的变动过程之中，人们可以确定的是旧秩序已经在快速解体，所不能确定的是新秩序是怎样的。
在国际层面，安理会依然存在，联合国依然存在，可以预见，在出现它们各自的替代制度安排之前，它们还会继续存在，但它们已经名存实亡，与现实越来越不相关了。在国家层面，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各大国的野心，但不能确定的是这些大国是否有能力实现崛起，是否对区域或者国际社会有责任担当。
多极化需要支撑多极化的地缘经济基础。没有经济作为基础，一个国家很难实现崛起，更不用说是成为大国了。
在农业时代，几个帝国并存，而衡量帝国力量的是土地与人口，因此对土地和人口的掠夺是帝国间战争的根源。在贸易时代，海洋的重要性显现出来，控制了海洋就可以掌控世界。工业化时代以来，技术变得重要，谁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谁就可以掌控世界。
同时，在工业化时代，能源也同样重要，能否拥有丰富的能源或者能否掌控能源是衡量大国的关键指标。
现在，世界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和数据成为经济的核心，谁掌控了数据，谁就可以掌控了世界。
三、美国依旧可能独霸天下
信息和数据的重要性也表明几个帝国并存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不仅经济交往和交通关联使得旧式各自独立的帝国变得不可能，而且信息和数据的穿透能力几乎可以使得主权国家的边界无效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排除美国独霸世界的情形，美国的精英也在作这样的企图。如果美国的战略得以实现，那么美国独霸世界是个大概率。
未来美国独霸世界的模式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暂时独霸世界的模式不同。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特点是：
第一，美国没有了苏联那样的挑战者；
第二，美国依然能够通过多边机制（如北约和联盟机制）领导西方世界；
第三，美国同样能够通过多边机制遏制和围堵潜在的挑战者。但美国未来独霸世界模式较之这种模式更进一步，即美国拥有了独自建构单极世界秩序的能力。这个能力便是美国的信息和数据能力。
近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了专栏作家Ross Douthat题为《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Only America Can Save the Future）的文章。作者认为，尽管经历了通货膨胀的挑战，但美国经济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的增幅仍然可观，而欧洲等经济体的增长却陷入停滞。
在过去五年里，许多发达国家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已加速，美国的人口趋势虽不理想，但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韩国更为稳定。美国在全球的困难处境反映了其传统欧洲伙伴的衰落，以及重新平衡联盟的需要，而不是美国自身的固有弱点。
作者说，不难想象一个两代人后的世界，在那里，欧洲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富裕地区是老年化的围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方由不稳定和独裁统治下的衰落主导，真正的活力主要由美国目前正在增长和建设的地带维持，也就是X账号“空美国”（Empty America）称之为正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兴起的“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的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
可以理解，该文对非西方国家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过，他所描绘的美国形成过程中的“新浮士德”文明则需引起警惕。尽管人们还不清楚这个文明到底是怎样的文明，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今天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美国通过其数据能力不仅可能掌控世界，而且可能塑造世界，犹如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创造人”那样。
四、人工智能 = “人造上帝”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独霸天下的现实几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概括地说，就人工智能而言，今天的世界可以分为四种模式。
第一，美国模式，完全是发展导向的模式，最具有进攻性。这个模式已经在“美国进入‘原始资本主义2.0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讨论过了。
第二，欧洲模式。欧洲没有大型互联网公司，今后也很难再出现能够挑战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但欧洲人精于规则制定，因此，欧洲模式的特点就是防御性的，把市场转化成为规则。
第三，亚洲一些经济体的“全面开放、有效管理”模式，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这些经济体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有可以挑战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但试图加入美国互联网阵营，因此全面对美国开放，从而消除互联网对本地社会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四，中国模式。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规模的互联网公司，曾经和美国旗鼓相当，被世界认为互联网领域只有中美之争。不过，中国选择的是“监管导向模式”，因此尽管在监管方面中国具有优势，但在技术方面，美国远远超前。
人工智能技术和以往所有技术的不同在于：以往所有的技术只是技术，而人工智能则是一种世界赖以生存的生态。
例如核武器，尽管其拥有强大的威慑能力，但其是可以被防备的，并且核武拥有者实际上也很难使用核武。人工智能则不一样，它几乎也必定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的生态。或者说，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人工智能是一个“人造上帝”。
历史上，不同文明创造了不同的“上帝”，也就是说，“上帝”也是多元的。今天，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只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而其他国家可以说是没有，即使有一点，也只是美国的延伸或者应用。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不能被改变，那么美国就会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的“上帝”。
人们希望一个能够制约美国力量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出现，但多极世界秩序远非现实。现实的发展足以使人担心：如果美国继续拥有构建一极世界秩序的能力，那么这个世界秩序会是人类社会从未见到过的最糟糕的世界秩序。对此，人们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来源：大湾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