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瑞典社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之后又对其理论和政策不断创新，努力推动社会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它的理论和实践为瑞典社会增加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因素。近年来它通过大规模政策调整使瑞典经济又恢复了活力，并成功地击败了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
【关键词】瑞典;社民党；革新；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高锋，男,1946年生，山东沂水人，外交部档案馆干部，多年从事社民党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D5；D65【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4-0038-15
本文拟探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变革历程及其对这个北欧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
一、理论突破
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资本主义在瑞典起步较晚。但自1860年到1914年其工业化起步到完成的半个世纪里，它带来的沉重苦难使四分之一的（100多万）瑞典人逃亡海外。马克思主义由此在瑞典迅速传播。1884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当年就在瑞典翻译出版。1889年4月19日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简称社民党）宣告成立。1897年该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首份党纲中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它政党，旨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从而对整个瑞典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
社民党自诞生起就积极投入并领导了瑞典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在其领导下，1909年30多万工人举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总罢工，规模之大超过了当时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工潮。1914年社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社民党与自由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并于1918年成功地实现了普选权改革。二十年代该党曾三次单独组阁，但在议会中地位都没有多数。面对遍布全国的失业、疾病、饥饿和社会不公，社民党政府不仅无法实现党纲中规定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这使得该党上下感到十分困惑。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1926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Karleby)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指出，“所有权”并非人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1](P70、P75、P280)。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他指出，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法和社会政策的其它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通过这些改革，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对私人财产如何使用的部分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它所有社会变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和政府政策所能涉及的许多领域。他分析了生产要素的不同作用后指出，工人劳动并非是产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尽合理但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对于现代化生产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他主张社民党采取以下方针进行变革：通过立法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公共部门和其它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资本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其它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工作岗位，以便实现经济平等。他宣称，上述政策使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改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使社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新认识。这一理论教育并影响了社民党人，帮助社民党在理论上摆脱了困境，并为该党后来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和其它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失业率就达30%。自由党政府不但不设法减轻群众痛苦，反而借口供求关系，采取紧缩政府开支，降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瑞典经济雪上加霜。社民党经济学家恩·魏格福斯(ErnstWiggfoss)指出，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认为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危机。这一主张遭到党内左派的反对。在1932年春召开的党代会上左派代表们宣称，改良措施只会延长现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他们主张立即遵照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经过激烈辩论，党代会以微弱多数否定了左派要求，而把政策重点转到魏格福斯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上。
自工业化完成到二次大战爆发前的二十年里，瑞典经济两次大起大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煎熬。他们对那只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彻底丧失信心。社民党人的新经济纲领使群众看到了一线希望。1932年秋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
首先，新政府在其预算报告中提出，国家预算应是稳定经济发展的工具。在经济萧条时可利用它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又可利用它吸收过剩的社会购买力，从而在凯恩斯之前正式提出了利用政府预算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
其次，政府通过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措施筹款2亿克朗以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并按市场价格向参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资，在两年内使半数以上失业者得到了帮助。这一扩张性经济政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直到二次大战之后才开始执行”。
第三，为了把握政策干预的时机，政府成立了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所，并把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分析理论用于经济周期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分析与预测，从而为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学理的依据。
第四，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并于1938年达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使瑞典迅速成为劳工市场较为平静的国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五，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府1934年在资助工会建立了失业基金之后，又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开始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休假两周制度。
第六，政府1933年将瑞典克朗与英镑挂钩，使之一举贬值25%，大大提高了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1938年政府在同意企业实行自由折旧制度的同时，又建立了旨在鼓励企业增加储备的投资基金机制。
上述措施相互配合，使瑞典比许多国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机。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马·查理德（MarquisChild）著书《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分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它西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2]社民党与农民协会的政治合作和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后来被称为“瑞典模式”的瑞典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其基本构想是以工农联合为基础，与资方既斗争又合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同时，使工人阶级得以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目标。
二、国家干预全面展开
1944年在二次大战行将结束之际，社民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工人运动战后纲领。当时社民党已经执政12年，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调控减缓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有了某些经验，从而加强了对功能社会主义的信心。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批判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失业、贫困和其它种种不公，说这使得瑞典工人阶级更加意识到其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创造者的历史责任。“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3](P32、P34)。该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使之成为在社会领导下的“计划性经济”。
党纲主张将某些私人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其它“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从此，社民党在理论上不再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致力于通过国家干预来限制资本主义。纲领提出其战后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益以及社会福利。其政策措施主要有：
（一）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在大萧条中上台的社民党痛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的危害，因而主张在保留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国家调控引导企业“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以实现其“混合经济”的最佳选择。
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宏观领导，政府自1948年起开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政府专家在综合国际经济走势，国内公共部门计划和各大私营企业的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甚至更长时间）做出分析预测。同时，还就如何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建议。这种计划不对企业提出硬性指标，对政府也无法律约束力，但专家们在广泛占有材料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所做的客观分析，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和选择。此外还有强制性的国土规划，地区规划和城市规划，以及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出台一些短期的或行业性计划等。
（二）通过法制管理经济。社民党主张以法立国，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政府大臣对下级单位不作任何个人指示。为了减少政策失误和由此而产生的反复，重大问题决策前政府往往先成立调查委员会。根据政府书面指示（仅规定调查的目标、范围、经费和时间等），调委会对事件的历史、现状及有关政府的措施进行独立而详尽的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每年同时工作的各类调委会常达一、二百个。调委会报告、政府据此提出的提案和其它所有官方文件全部实行公开，人们均可阅读并发表意见，从而为其决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国际经济危机对瑞典的冲击，社民党政府战后下大气力于稳定经济的发展，并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时机甚至地点作为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其主要做法有：
1、利用行政手段。公共部门投资（各级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门）约占总投资之40%，政府常常可以通过调节预算拨款或行政指令进行控制和调节。由于地方当局的开支的四分之一要依靠中央政府资助，这些措施大都能产生一定的作用。
2、控制贷款总量和利率。除了传统的贴现率、银行准备金和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手段外，瑞典还通过规定信贷最高上限、信贷配额、债券发行批准手续等办法控制和调节信贷利率和信贷总额。瑞典住房建设投资每年达GDP的5%，而建房投资又大部来自政府控制或影响下的公共基金贷款，上述政策往往能产生较大影响。
3、利用经济手段。对于私人企业投资（约占总投资之一半），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发展过热时政府可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或某些行业之投资）征税，经济不景气时进行补贴。政府还多次利用企业投资基金制度调节私人投资的时机和地点。
（四）保护竞争。为了保护竞争环境，瑞典早在1919年就通过立法禁止企业利用行贿等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1956年政府又制定法律禁止企业就价格问题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议会还任命经济自由总监，来监督法律执行。为了保证官员执法的公正性，1962年政府把禁止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列入《国家刑法》。1978年政府又把法律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雇员，强调：不仅索贿、受贿者有罪，行贿者同样有罪；收到贿赂者有罪，未收到贿赂但没有明确拒收者也有罪；在任上收受贿赂有罪，就任前或离任后受贿仍然有罪。政府在不断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的同时，还在《公共管理法》中规定了国家官员回避条例，严厉禁止政府官员个人干预执法，以保证市场竞争公正有序地进行。
（五）借助工会力量推动企业优胜劣汰。自50年代起瑞典实行全国统一劳资谈判制度以来，总工会在社民党政府支持下强调工资之多寡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宣称由企业的利润多少来决定工人工资，意味着要部分工人“勒紧腰带来赞助那些发展停滞、管理不善的企业”。工会在社民党的支持下长期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间极力追求同工同酬目标（又称“团结工资政策”），结果大大加重了那些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的企业的费用和负担，经受不住这种内部压力和国际竞争的企业被迅速淘汰。同时工会在谈判中强调照顾低收入者，压低高技术产业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使他们变成其国际同行中的“低收入者”，提高了瑞典的技术密集性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六）利用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增加积累和投资。瑞典对企业利润实行双重征税，即在征收企业利润税（名义税率58%）后，对股东的分红所得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常常超过70%，从而大大抑制了股东们的多分少留的欲望。同时政府还通过种种手段对企业增加储备和投资提供减免税优惠，使利润大部分被留在企业内部，仅约10%左右被分红，20%上下被交税，从而使瑞典企业有雄厚的财力来更新设备和技术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
（七）重视教育和培训。早在1951年，总工会经济学家在提出团结工资政策时就指出：这一政策将使大批职工从落后企业中被“排挤出来”，政府应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对培训和资助他们积极流动，来推动经济结构变革和技术进步。这一主张1957年为政府所接受。大批再就业培训中心在全国建立起来，每年占全国劳动力约2％的失业者在接受免费培训后迅速转入生产率较高产业，从而大大加快了瑞典的经济结构变革。
（八）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工会推动下，政府通过立法在全国建起了包括儿童补贴、免费教育、疾病保险、失业与劳动保险、人民养老金与附加退休金、妇女产假、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其覆盖面之大和条件之优惠在西方国家中少有匹敌。
（九）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面对日渐扩大的地区差距，1965年瑞典决定对投资边远地区的企业提供资助或优惠贷款。1976年又通过立法规定各省制定地区发展规划，加强对支边工作的计划调节。政府还在基础设施扩建，发展中、高等教育，开办高科技产业，企业税收减免、运输补贴、工资补助等方面在边远地区实行政策优惠。
（十）扩大工会的影响。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力。
（十一）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国际和平环境，战后社民党坚持执行其和平中立政策，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同时，同情并支持第三世界，支持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三、瑞典模式的特点
瑞典幸免于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瑞典经济自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1870年到1970年间人均产值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瑞典由“欧洲穷人”一跃变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瑞典发展模式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点。
（一）独特的混合经济。社民党从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注重对私人资本功能的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将其实行国有化，因此瑞典商业之85%，制造业之94%在社民党执政40多年后仍属私人所有。同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机构，并通过公共部门对65%左右的国民收入总值进行社会再分配。这种生产领域内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分配领域内的高度计划调节相结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最大特点。
（二）高就业与高效益相结合。由于社民党在重视发展生产的同时，创造并坚定执行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使得瑞典成人就业率60年代即跃居西方国家首位，1982年又上升到81.2%，远远超过了OECD平均水平（69.3%），而其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上下。但瑞典并没有因此而牺牲企业效益，而是利用税收、工资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革，从而使瑞典这个小国出现了十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有六家之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曾经长期占有较大份额。
（三）全面的社会保障。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站”，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其推广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国人民。企业每年按法律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后即不必再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职工无论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社会保障，因而对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持欢迎态度。
（四）社会差距较小。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约4比1。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
表1： 以1920年价格计算，1920年、1945年和1970年瑞典年收入总额处于同一收入段上的民众占纳税人总数的比例[4](P85)
单位：克朗 1920年 1945年 1970年
1000－300064% 45% 16%
3000-6000 28.7%41.6% 25.4%
6000-10000 4.4% 9.2% 23.3%
10000-150001.4% 2.3% 24.7%
>15000 1.5% 1.8% 10.3%
（五）劳动人民组织程度高。由于劳动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瑞典总工会会员50多年来持续增长。约90%的蓝领工人（220万人）和80%（130万）的职员分别组织在统一的工会组织中，瑞典劳动人民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最有组织的一支队伍。社民党100万党员中75%是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瑞典工人运动“这棵大树上的两个主干”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得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团结职员中央组织（白领工会），与私人资本及其代表既斗争又妥协,推动了社会变迁大体上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
社民党长期执政并坚持进行社会变革的结果使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成为社会差距最小、社会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资和奖金收益之类的市场收入占职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国家。社会主义因素较多是瑞典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表２：西方九国民众实际收入差距(基尔系数)、社会再分配程度和职工来自市场的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5](P138)
基尼系数 再度分配 市场效益
澳大利亚 0.286 32.7% 83%
加拿大 0.290 24.7% 80%
荷兰 0.266 43.2% 52%
挪威 0.231 37.5% 66%
英国 0.263 32.8% 71%
瑞典 0.194 52.8% 49%
瑞士 0.319 16.1% 73%
德国 0.251 37.8% 51%
美国 0.312 29.6% 77%
四、反思与调整
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瑞典模式”经历了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这是对瑞典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社民党以功能社会主义为指导，通过政府宏观调控，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步缓和，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这一进程中瑞典资产阶级也获得了巨大利益。1937年至1984年间，瑞典股价实际年增2.33%，据世界第一位，而占第二位的美国仅增1.17%。到1978年仅8%的瑞典家庭直接持有股票，其中1%的最富家庭占有82%的私人股票，从而控制着大多数大中企业。尽管如此，他们对社民党进行的种种改革，特别是它对资方权力进行的各种限制很不满意。他们对于社民党进行各种变革总是不同程度地加以反对。他们中的有些人念念不忘的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一有机会就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倒阁活动。社民党政策上的失误也使这种政权更迭成为可能。1975年至1995年间瑞典经济二十年间两次陷入严重危机，长期执政的社民党也因此两次下野。形势的变化迫使社民党对其政策不断进行反思和调整。
1976年当第二次石油危机袭来时，社民党试图再次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在国际需求下降情况下，人为地恶化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结果造成大选失利（得票42.7%）。代表中间阶层党派――中央党(24.1%)和人民党(11.1%)与保守党(15.6%)联合组成了议会多数，从而使社民党失去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
但以中央党主席为首相的资产阶级中右政府也没有摆脱经济危机的良策。在对危机企业进行大规模挽救无效后，政府只好将大批造船厂和钢厂实行国有化。在两三年间它们所搞国有化规模竟然超过执政44年的社民党！为了兑现其大选诺言，执政党继续改善社会福利，结果在生产发展停滞情况下，社会福利总开支由1974年的618亿克朗（GDP之24.2%）猛增至1982年的2076.5亿克朗（GDP之33.1%），从而使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猛增，物价不断上涨，工业投资连续下跌，经济发展停滞，工业资本总存量六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1980年冬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但其所提议的将养老金补贴与能源价格脱钩，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不发保险金等调整，还没来得及全部实施，政府就在民众抗议浪潮中了下台。瑞典调整福利开支的第一次努力因为得不到社民党和总工会支持失败了。
面对经济滞涨，1981年社民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题为《瑞典之未来》的决议，并指出，“公众或者社会必须有权决定企业活动的总体性规则，如对环保和劳动保护等做出规定，对企业资金积累和信贷走向进行监督，以便使之用于生产性投资，有利于实现地区性平衡等。但在这个大框架内，企业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因为只有在一个分权制社会里，消费者发出的信号才能为企业所接受，并影响到生产；也只有企业可以自己进行决策时，职工才真正能对其工作条件施加影响”，[3](P46)从而在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自主经营之间划清了界限，为社民党调整国家干预的力度做出了重要铺垫。决议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强调，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政策和里根主义的供应学派紧缩政策各执一端，都不符合瑞典的情况，决议主张将扩张与紧缩相结合，走“第三条道路”，即在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的同时，有选择地增加公共投资，刺激工业生产，带动以出口为先导的经济回升。
1982年社民党在“保卫福利、重振经济”的口号下赢得了大选(得票45.6%)后，将其“第三条道路”经济政策付诸实施，其主要措施有：
（一）提高竞争力。为改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社民党上台后一举将克朗贬值16%。为使货币贬值的效用不为工会的补偿要求迅速吞没，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恢复了被前政府削减的几项福利。同时社民党还决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基金，购买企业股票，扩大工会影响。该党宣称，这是实现政治民主、社会福利之后的第三大目标－－“经济民主”。但在资方的坚决反对下，该党又规定基金在同一企业中所购股权不超过40％，而工会只能代表其中的一半。
（一）减少干预。社民党感到，国家过多干预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修改法律，取消了国家对信贷额和外汇交易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的限制，同意外资在瑞自由购买企业，外国银行在瑞自由营业，从而彻底放弃了对信贷金融市场长达五十年的行政控制，为国际资本流动打开了国门。政府还取消了农业补贴和对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的控制，使外国农产品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得以在瑞典市场上自由竞争。
（二）改造国有企业。政府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而强调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对经过改造不能扭亏为盈的企业，政府或将其关闭或转售私人。政府把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改造为股份公司后，将其推向市场，使它们在竞争中得到发展。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社民党反对笼统地提国有企业私有化口号。
（三）降低税收。为了刺激人们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并打击不断增长的偷税漏税活动，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间分两步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最高的7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不超过238，400克朗者，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数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加交20%的国家所得税。同时政府还决定将资本所得（如存款利息，买卖股票、房地产所得，资本分红等）从个人总收入中抽出来，单独交税30％，从而使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降至45%左右。企业名义税率也由原来的56%降到28%。
（四）追赶欧洲一体化列车。政府1986年与欧共体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同时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1991年又决定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机制挂钩。同年７月社民党一改其多年的徘徊，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
加上政府采取的加强科研、增加工业投资等措施，瑞典经济自1983年起出现强劲回升。1983至1988年间GDP增长13％，工业生产增长20％，失业率降到2％以下，政府财政开支走向平衡。但这一成功是以劳动人民做出牺牲为代价的。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政府在信贷市场上大举借贷所造成的财产转移效应相结合，使瑞典国民收入在劳资之间的分配由70年代的３比１，降为80年代的２比１。在这种形势下社民党1989年迎来了其建党100周年。为了安抚群众，该党决定将假期由五周增至六周，将产假由9个月增至15个月，将儿童补贴提高66％等。
优厚的福利未能激励更多的人勤奋工作。相反，1982年社民党取消前政府对疾病保险所做限制后，瑞典职工人均病假由同年的18.6天迅速增长到89年的26.2天。同时大批企业却苦于找不到工人。工会为争夺领导权而竞相提高要价，在1986年至89年间工业生产率三年共增4.5%的情况下，劳动费用增长了约30％，造成瑞典劳工市场罢工不断，经济环境日渐恶化，加上欧共体统一市场的吸引，瑞典资本外移不断加快。
形势的恶化使社民党意识到改革社会福利特别是疾病保险制度的紧迫性。考虑到当时的议会力量对比和群众意愿，1990年初政府首先提出了冻结工资、冻结物价和禁止罢工的提案。工会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其同盟者左翼党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共同反对这一提案，迫使社民党提出政府辞职。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拼凑不出多数，社民党很快就得到议会再次授权。重新组阁后的社民党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坚持对疾病保险进行调整。为了避免承担社民党政府再次垮台的责任，左翼党对其提案投了弃权票，使社民党最后成功地将病假工资由原工资之90％至100%，改为头3天65％，之后80％，自第91天恢复到90％；对劳资集体协议规定之各种补贴，政府也做了一些限制，要求职工各类疾病补贴加在一起，头三天不得超过原工资之75%，之后不得超过90%。因小孩生病请事假，补贴由工资之90％，改为头两周80％，之后90％。
苏东剧变也为国内资产阶级政党反对社民党执政增加了口实，社民党的职工基金和工会会员集体入党制度成了其主要攻击目标。在它们的强大攻势下，左翼党（原共产党）为了洗刷其与苏联的历史关系，准备支持其它党派在议会提出禁止集体入党的法案，迫使社民党1990年底最终放弃了其自建党以来实行的工会会员集体入党制度，其党员人数由八十年代的100万猛降到1991年的26万，加上社民党与工会在调整福利问题上的公开争斗，两者之间的联系受到严重削弱。
五、痛苦的再调整
面对苏东巨变引发的否定社会主义的国际风潮，该党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990年党代会通过的新党纲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过去和现在都是对利润的追求，对人类的压迫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是其本性。与其它一些欧洲左翼党派不同，该党重申其“目标是改造整个社会，使对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社会让位给在自由与平等基础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共同体”。[6](P2、P17、P18)针对社会上对计划经济的种种非议，党纲指出，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是一种“简单化”，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怎样更好地实现所提出的目标的“方法问题”，表示只有把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能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
关于所有制问题，党纲总结其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种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占有，而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党纲承认瑞典仍然存在许多“资本主义的原始因素”，许多关系全国发展和公民个人生活条件的决定仍由少数人根据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做出，但指出其“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劳动人民争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和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说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进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使工人运动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代表大会当时就注意到“新型的投机资本主义分子”对瑞典经济的威胁，但却没有意识到一场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社民党八十年代放松并取消信贷限额后没有及时改革其税收和福利制度，也没有执行经济紧缩政策，以致许多人乘机大举借贷搞房地产或股票交易，加上职工基金在市场上购买股票的活动，八十年代瑞房地产价格指数８年内净增2.5倍，股价指数十年间上升５倍。进入九十年代社民党开始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政策重点并加快税收制度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原税制中的贷款利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优惠待遇的消失，瑞典房地产、股票价格开始激剧下跌，各大银行和信贷机构纷纷陷入危机，泡沫经济走向破产。1991年秋瑞典在经济危机阴影中举行大选，社民党得票下降了5.5个百分点（到37.7%）。最大资产阶级政党的保守党(21.9%)和另一个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党(7.1%)选票分别增长3.6和4.2个百分点。它们和两个中间党派中央党(8.5%)和人民党(9.1%)联合在议会组成了新的多数。
以保守党主席为首相的四党联合政府一上台开始实施其“改换制度”的竞选纲领，政府宣布立即撤消资方所痛恨的职工基金，取消它们不喜欢的股票交易税，并降低遗产税、财产税、能源税和雇主税等；宣布将34个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营业额达1500亿克朗）；同时还在国内民航、广播电视、邮政电信、高等教育、汽车检测等一系列领域放松控制、引进竞争。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导致其金融信贷体系的崩溃，1992年9月政府决定为所有瑞典银行提供担保，其后又一度将其央行的边际利率提高到惊人的500%，但仍未挡住国际投机家对瑞典货币的猛烈袭击。同年11月19日瑞典被迫放弃了其近120年来（个别年头除外）坚持的相对固定的汇率制，让瑞典克朗自由浮动(贬值约20%)。为了控制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与社民党进行磋商后提出了紧缩开支、降低福利的计划，决定在社民党1990年调整基础上将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和父母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的补偿率统统由工资之90%调至80%；失业一周后，生病一天后才发保险金；政府还决定改变社会保险资金全部由雇主承担的作法，1993年职工开始将工资之1.95%作为个人保险金上交国家。
这些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结构调整为重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瑞典经济雪上加霜，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1991至1993年间瑞典经济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三年下降共约5%。失业率同期由1.5％激升到8％。政府财政收支由1990年的（相当于GDP之4%）盈余，迅速变成1993年的赤字（相当于GDP之12.3%）。国债占GDP比例由1990年的42.3%上升到1994年的77.9%。这是近六十年来瑞典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困难使得人心思变。1994年秋大选中社民党得票45.3%，增加7.6个百分点。其支持者左翼党（6.2%）也增长1.7个百分点。环境党（5%）再次进入议会。中央党(7.7%)人民党(7.2%)和基督教民主党(4.1%)得票都有下降，新自由主义代表－－保守党(22.4%)得票却继续增长。工会支持下重新上台的社民党向何处去？是按照本党多数选民的愿望停止削减和整顿，还是不顾他们的要求继续进行政策调整。1970年到90年代中期，经合组织国人均国民产值增长60%，瑞典仅增37%；期间瑞典克朗贬值一半，其福利开支相当于GDP比例翻了一番，且经过四年调整后仍然居高不下。1975年至1990年，瑞典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展指数世界排名榜上由第4位下降到第11名。严酷的事实使该党意识到，后退只会危及国家和党的长远利益。权衡再三，社民党下决心继续其自1990年开始的政策调整。新政府决定在四年任期内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政策目标。政府首相以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到国外借款时所遇到的难堪经历告诫选民：欠债者没有自由，瑞典社会福利绝不能长期建筑在赤字和债务基础上。
为此，政府提出了四年内增收节支1180亿克朗（相当于GDP之7.5%）的计划。宣布在提高资本税和财产税的同时，将高收入者所得税率由20%提高到25%，从而改变了前政府把整顿国家财政的负担主要放在普通群众身上的作法。政府在大力减少公共开支的同时，1996年开始改革预算程序。为了控制未来开支增长，政府决定一次提出未来三年的公共部门预算支出总额，提交议会讨论批准后，任何人不得突破（开支封顶）。同时决定把政府开支分解成27个领域。议会在决定每年开支总额的同时，确定每个领域内的开支。任何领域内的新增开支必须以减少本领域内同额开支为前提。政府还决定每个经济周期内公共部门财政总收支必须实现一定盈余，并要求各部据此落实每个年度的节约数额（节约目标）。1998年政府确立本经济周期内财政总收支盈余目标为GDP的2%，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把2001年政府财政开支盈余的目标定为GDP的2.5%。
苦于福利开支居高不下，社民党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福利调整力度，把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下调到75%，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它福利也全线下调，从而彻底打破了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刚性发展。政府要求失业者随时准备工作，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得扣发其20至60天的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200克朗（约合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政府努力维护其福利制度的总体框架，强调医疗、教育和老幼护理等民众基本需要不能由市场规则主导。政府继续提高福利资金个人承担比例，2000年每个职工须将收入之7%作为个人养老保险金上交国家。对于社民党的上述紧缩措施，左翼党迫于内外压力，不敢投票支持。社民党不得不在议会中寻求中间党派的帮助。经过艰苦谈判，社民党与中央党达成一致并在其支持下成功地完成了这些调整。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下大力抓科研和产业结构改革，使其科研开支占GDP比例自1997年起跃踞世界首位（2000年达GDP之3.8%）。政府大力支持信息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在社会上和学校里普及电脑和上网技术，并向为其职工购买私人电脑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减税待遇。为了提高劳动力素质，政府1997年还决定为10万名失业青年补上高中教育。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并激励其在竞争中发展。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1995年瑞典加入了欧盟。
社民党取消了前政府提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主张政府作为一个“积极的所有者”，应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推动国企赢利。政府先后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雇用条件》，《国有企业职工激励措施》，《国有企业董事会内部工作条例》和《国有企业对外经济报告指导方针》等文件，指导企业围绕着加强管理效率，提高创利意识,优化资金配置，加强核心产品和增加透明度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和重组。
政策的大调整为瑞典工业带来了巨大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业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量增长49%，也名列榜首，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47%和38%。经过调整，其企业经营综合成本下降（比德、美、英分别低30%、20%和15%），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经过大规模改组，国有企业总利润由1989年的57亿克朗激增到2000年的204亿克朗。国有企业在瑞典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国内营业额最高的十大企业中2000年国有企业占了七个，国企产值达到瑞典企业国内产值的近四分之一。政府也一跃成为斯德哥尔摩股市最大股东。同时信息技术在全国迅速普及，著名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对55个国家进行调查比较后宣布：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1995年至2000年瑞典GDP年增约3%，大大超过1974年至1994年二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5%）。通膨率下降到2%以下,失业率减半。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连续五年顺差。政府财政状况也有很大改善。政府财政收支由1994年的赤字(相当GDP之10.8％)转变成2000年的黑字(GDP之4.1％)。同期瑞典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也由76.2%下降至55.6％，公共开支占GDP比例也由67.3%下降到55.4%。社会福利开支占GDP之比例由1993年38.6%下降到1999年的32.7%。社民党由此完成了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财政整顿任务。由于社民党采取了富者多劳的政策，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之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费用之11%。
期间劳动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其市场取向的政策调整使瑞人收入差距又重新拉大。据统计，1989年至2000年间瑞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约4.2%，但高级职员家庭却增长11.1%。瑞典人的市场收入差距（基尔系数）由1991年的0.363增加到1999年的0.493。经过福利和税收调节（再分配率37.3%）之后，其可支配收入差距（基尔系数）则由同期的0.228升高到0.252。如果考虑到由国家补贴的大量社会服务所起的平衡作用，1999年瑞典社会差距系数实际上是0.203，大体回升到其七十年代中期水平。人们估计，瑞典目前社会差距大约相当于美国的60%和英国之75%。
同时瑞典人财产占有差距也在扩大，最富有的1%家庭占总财产比例由1970年的23%回升到1999年的29.8%。1997年仅23%的家庭直接拥有企业股票，其中1%的最富者拥有62%的私人股份。
表３：占就业人口10%，5%和0.5%的最高收入者的税后收入和与同年职工平均收入相比的倍数[7](P66)
1980年 1990年 1998年
10% 1.5 1.8 2.1
5% 1.8 2.3 2.8
0.5% 3.3 5.3 9.4
政府首相 3.0 5.3
许多工人群众和其它中下层人士对这一变化感到不满。他们对社民党由发展社会福利转向削减社会福利、由限制社会差距到纵容差距扩大很不理解。在1994年失业率超过10%的情况下，社民党却把减少财政赤字作为政府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许多人称之为“背叛”。有些人甚至离党而去，社民党党员在十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强（到16万人）。在1998年大选中，社民党受到了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得票仅36.4%）。大批工人转向不支持紧缩政策的左翼党，使其选票增加近一倍（到12%）。两个右翼党派保守党(22.9%)和基督教民主党(11.8%)得票上增。中央党（5.1%），人民党（4.7%）和环境党（4.5%）得票下降。社民党在左翼党和环境党支持下得以继续执政。
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决定从1998年1月1日起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调回到80%。通过其集体保险，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可达病前工资之90%。2000年政府又决定退还个人交纳的参保金之一半，在恢复福利金基数全额的同时，还提高了补充养老金、提前退休金、儿童补贴（到每月950克朗）、住房补贴和没有参加保险的失业者现金补贴等，从而使这些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开始有所改善。政府降低入托收费的决定特别受到低收入者的欢迎政府在将部分财政盈余用于归还国债的同时，增加了对地方拨款（1996-2000年200亿克朗，2001年又加45亿）以改善小学、幼儿园、老人院和医院等公共部门服务。2001年春社民党在其预算报告中又提出了到2004年将成年人就业率由目前的77.2%提高到80%，将长期依靠社会救济的家庭（1999年为11.5万人，约占家庭总数5%）减半的两大目标。随着经济好转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民党的影响开始回升。
六、击退右翼势力进攻
2001年11月6日社民党召开了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佩尔松首相在讨论新党纲草案时指出：对于年轻的工人运动来说，民主要求首先是一个打破资本权力的问题，对社民党来说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工人运动来自于阶级差别巨大的社会，因此在讨论平等问题时人们自然以减少阶级差别为出发点。今天要想搞清不平等问题，阶级观念依然是个中心问题。他说，现在资本力量已经变得国际化了、变得更加隐姓埋名，因此社民党必须寻求打破其巨大权力的新道路。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承认，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又重新拉大。指出：目前这种情况如同工业化初期情况相似，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在开始阶段往往首先为掌握着资本流向的人所猎取。但是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新党纲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党纲反对把某种单一形式的经济所有制作为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前提，主张在所有制问题上反对来自左的或者右的方面的“原教旨主义”，称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并不是外表形式，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活动目标。党纲主张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区别，称市场经济是一个以货币为媒介的资源“配置体系”。而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的增值作为其最高原则的“权力制度”，这种制度给予资本家以决定其它所有人的利益的权力。党纲指出瑞典社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的对手。”[8](P5、P15、P16、P17)在国际社会主义尚在低谷之时，社民党这一自我重新定位再次表明：它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形势的发展也教育了群众。在党代会期间，瑞典总工会主席决定工会支持社民党的纲领和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所做的努力。他宣布总工会决定在一年内动员10万工会骨干入党，以增加社民党的工人阶级的成份。为了支持社民党在2002年秋天大选中竞选连任，总工会投入了大批人力和物力，使得社民党大选中地位不断改善。在大选前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7月24日公布的全球173个国家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瑞典由1990年的11位提升到2000年的第2名（仅次于挪威），社民党近十多年来的政策变革由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这也为该党竞选连任提供了重要资本。
瑞典经济的快速回升，政府在9.11事件后的坚定立场和在担任欧盟主席国时的杰出表现都使社民党赢得了民众信任。在竞选活动期间该党紧紧抓住保守党提出减少1300亿克朗税收的纲领，却又不敢讲明需要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主张加强打击犯罪，却又要求酒店二十四时营业等自相矛盾之处，猛烈抨击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虚伪性。近三十来保守党两次上台时其经济危机加重，人民生活下降的事实也教育了人民，结果使保守党在大选中丢掉了三分之一选票（到15.2%），遭受了近三十年来的最大挫折。另一个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党也丢失了2.7个百分点的选票，新自由主义势力在瑞典失去了势头。但人民党领袖提出的在增加劳动力进口的同时限制外来移民入籍的竞选主张，赢得了迫切需要外来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和担心外来竞争的部分群众的好感，其强令学生在校内关闭手机的主张也受到一些选民的支持，使其得票一下增加了8.6个百分点，在这次选举中大出风头。中央党和环境党得票也分别增长1和0.1个百分点。社民党得票39.8%，不仅保住了执政党地位，而且得票有3.4个百分点的较大增长。在这次大选中约60%（1998年55%）的蓝领工人，39%（37%）中下层职员和26%（22%）的高级知识分子投了社民党的票，从而使该党首次同时成为瑞典三个最大工薪者组织（从兰领到白领）的成员投票最多的党。
大选后，社民党先后与左翼党和环境党就新政府大政方针达成了协议，为其继续执政赢得了多数。10月4日佩尔松首相组成新一届社民党少数派政府，提出了重建瑞典福利国家的施政纲领。10月28日社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宣布瑞典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张与议会其它各党商讨就此举行公民投票的时机和安排。自1999年10月到2002年秋，欧盟先后有九个左翼党政府首脑竞选连任，其中六位失败后下野。英国的布莱尔和德国的施罗德虽然得以连任，但执政地位也受到削弱。唯有瑞典社民党顶住了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进攻，不仅保住了执政党地位，而且在议会中地位有所加强。这一独特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挪威工党领袖约哥兰指出，瑞典大选结果证明，左翼党派只要能与时俱进，就能击败欧洲右翼浪潮。他一言中的，道出了瑞典社民党大选获胜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社民党经过二十多年的痛苦反思与调整，对其经济发展模式成功地进行了扬弃，对其理论和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使瑞典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挑战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在各派政治力量竞争中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可以说，社民党在进行变革的过程，是该党团结群众，战胜右翼极端势力挑战并使之在瑞典逐步失去市场的过程。期间，瑞典社会差距一度重新拉大，劳动人民生活也受到一定影响。据统计，1994年至1999年间平均有5.1%的瑞典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但其中70%的家庭持续受困时间不超过两年。因此，瑞典劳动人民所遭受之困难，与上个世纪初期的两次大危机相比，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小的多。
自社民党1932年上台到现在，七十年过去了。人们说，这期间瑞典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社民党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组织上与瑞典工人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创造力和革新精神。期间社民党在政策上曾有过不少失误，并曾两度（共9年）下野，但它在瑞典进行的社会主义导向的变革已深入人心，因而始终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些改革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瑞典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们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显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这个国家增添了社会主义因素。瑞典社民党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实践，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尼尔斯·卡莱比：《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瑞典时代出版社1976年版。
[2]马尔奎斯·查理德：《瑞典—经受考验的中间道路》出版前言，1980年英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3]维里·贝里斯特罗姆：《党纲和经济政策1920－1988》，瑞典时代出版社1989年版。
[4]奥盖·艾米尔：《从贫穷瑞典到福利国家》，瑞典阿尔都斯出版社1975年第6版。
[5]连纳特·吕格林：《正在重新审查中的保障》，帕波里卡出版社1994年第2版。
[6]《瑞典社会民主党1990年党纲》，1990年9月15日通过。瑞典文版。
[7]《有钱人飞得越来越高》，瑞典总工会调查报告，2001年11月。
[8]《瑞典社会民主党2001年党纲》，瑞典文版，2001年11月6日通过。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