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1932年上台、在20世纪里执政累计超过60年、党员人数曾达到百万之众的大党，其执政之道早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反复研究，答案众多。然而，从工业化带给瑞典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一个新鲜的答案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是适应瑞典社会新中间阶层的出现而出现，以成功再造瑞典中间阶层而兴盛，21世纪又伴随着瑞典新中间阶层的分化而失势。瑞典社会民主党这一起伏兴衰的历史经历，为世界所有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执政党确定执政重点、培养扩大执政基础、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提供了借鉴。

中左政党：适应新中间阶层的出现而成立

瑞典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简称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随着瑞典的工业化开始、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瑞典1130年左右才成为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封建王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经济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1809年的政变，制定了《政府文约》，使瑞典的政治制度由绝对君主制变成了立宪君主制，这一进程标志着瑞典正式走上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道路。1867年瑞典议会中成立的第一个政党是农民党。作为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的代表，在后来的20年中，农民党在议会中起着主导作用。1900年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组织联合成立了自由联合党。1902年该党成立了全国性自由党竞选组织，开始向议会之外发展。1904年农民党与议会其他保守主义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竞选组织，也开始向全国发展。它们分别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前身。

19世纪下半期，瑞典的工业化开始起步，炼铁业、木材和林产品加工业逐渐成为重要的工业部门。随着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强化，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也逐步加深。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1889年瑞典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诞生，1898年组建了工会组织。

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迫使资产阶级也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保守党、自由党、温和联合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反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方面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在很多政策方面不统一、不团结，以致很难形成资产阶级内部的一致意见。但随着社会民主党的成立，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工人集会、结社和一定范围的罢工与游行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但这时蓬勃发展的社民党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致使社民党青年组织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在1917年分裂出来，成立了社会主义左翼党。1921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这个党改名为瑞典共产党。至此，瑞典形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格局，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和政治机构，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妥协和博弈并对国家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2]

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森把瑞典社会各阶层分为三个等级:第一阶层被称为“专业”、“半专业”人士，企业主管及经理，以及高级公职官员和公务员。第二阶层被称为“中产阶级”，是由小商人、政府官员、更高级别的文职及销售工人、工长、技术员和大多数其他“白领”职业。第三阶层被称为“工人队伍”，低级别的办公室工人、农民和所有技能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第一阶层“最具影响力”，第二阶层对应“中间阶层”，第三阶层是“工人阶级”。[3] 应该说，没有瑞典社民党代表和领导工人阶级，瑞典这种“三驾马车”式的政治架构是无法形成的。

“人民之家”：倡导中间阶层生存发展的社会氛围

社民党早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明确否定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争取普选权是和平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1920年瑞典议会正式通过普选权法案之后，社民党认为首要任务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并再次对党纲进行了修改，宣布“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1928年瑞典社民党在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选举上的失利和面临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社民党重新反思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张，并进行战略调整。1928年党主席汉森提出了以“通过实行社会和经济民主， 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整个社会”为核心的“人民之家”的思想，瑞典社民党终于赢得了1932年议会大选。

汉森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在瑞典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32年他开始任社民党政府首相后，积极领导了瑞典的社会改革。由于汉森的巨大贡献，1946年他去世后被誉为“福利社会的奠基人”和“国父”。

一、“人民之家的思想”。首先，汉森论述了“人民之家”计划的基本概念。他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体现出平等、理解、合作和帮助。将这种概念扩大到包括公民的‘人民之家’，就意味着将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穷人和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障碍将被打碎。”汉森号召把国家建设成像一个好的家庭那样，因此“人民之家”的思想深得民心。

其次，他论述了“人民之家”计划的实质。汉森所提倡的“人民之家”计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社会保障制度，还包括平等、互助与民主这样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在瑞典建立一种公民享有充分的生活保障与民主平等的社会。

再次，汉森强调福利就是社会主义。瑞典社民党的党纲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将为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满足他的需要创造条件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创造者的社会。”汉森解释为，社会主义“不是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转移，而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

最后，汉森提出了实现“人民之家”计划的目标与途径。汉森认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实现人民之家的重要途径。

二、汉森“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实际上符合由于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20世纪初瑞典社会结构和阶级组合。瑞典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特点是其本身到来较晚，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缺少成长壮大的土壤，同时又给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之在政治力量上有取代贵族阶级的倾向。第二个特点是发展迅速，其平均速度超过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很快壮大起来，而且一开始就与历史上的禁酒运动、合作运动、工人教育运动密切结合，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之相反，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势力就显得相对软弱一些。当然，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生产的发展必然会逐步强大起来，工人阶级在上述特定历史条件下同样也有相应的发展。瑞典工人阶级历来具有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队伍更为团结一致的特点。从事各种职业的工人虽有自己的工会，但总工会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阶层工人队伍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瑞典“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正是适应了瑞典社会阶级力量比较均衡、阶级对抗相对较弱的特点。

“左”“右”合作：培育瑞典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

瑞典社民党通过执政实践深感到，虽然它从建党伊始就将服务、依靠和动员的对象确定为第一代产业工人，但作为执政党它要顾及其他各方面的利益，还要优先考虑经济发展问题。于是开始倡导“左”“右”合作，同时将自己的依靠力量逐渐向“中”转。

一、劳资合作。瑞典的全国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889年，雇主协会成立于1902年，领薪雇员总会成立于1944年。由于工人加入工会的组织率相当高（蓝领工人工会的组织率超过80%，白领工人工会的组织率超过50%），以及雇主协会组织的强大和他们愿意合作的明智态度，使得瑞典劳资关系通过谈判和协商处理良好。1938年总工会与雇主联合会签署了著名的“萨尔茨耶巴登协定”。这一协定对后来瑞典的劳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瑞典还设立了劳工法庭、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和调节冲突委员会等一整套保障性调节机制，使瑞典的劳资妥协走上制度化轨道。总工会每隔一年或两年就有关工人工资问题与雇主协会达成基本协议，然后由各行业工会去执行。某一行业或某一企业的工人准备罢工，必须争得工会的同意，否则罢工得不到总工会的支持，而罢工如得不到总工会的支持一般很难成功。某一企业的雇主如果不遵守基本协议，则将被处以罚款。劳资双方如果对某协议中的条款有争议，需提交由劳资双方和政府法官三方组成的劳工法庭去协调裁决，法庭的裁判和最后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劳资合作还体现在劳资双方与政府三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

二、政党间的合作。通过19世纪晚期的政治民主化行动以及20世纪最初20年的议会选举，瑞典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五党格局。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左翼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包括自由党和中央党，右翼是温和联合党（保守党）。每个阶级、阶层都有自己的政党代言人，从阶级成分来看，右翼保守党主要代表雇主阶级和高中级白领阶层；中央党代表农场主和中层白领工人；社民党的主要成分为产业工人和其他蓝领工人；共产党主要代表中层白领工人和产业工人。在这种政党格局下，社民党同其他政党的妥协与合作主要表现在联合组阁。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社民党在大萧条中以对农业的补贴获得了农民党的支持。社民党与农民党从此达成“红—绿”联盟。60年代后随着“红—绿”联盟的解体，社民党与共产党等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联盟，从而保住了它的优势执政地位。80年代以后，社民党为了获得执政机会，不惜与右翼政党进行妥协与合作。1989年卡尔松政府不顾左翼政党的反对，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使议会做出了申请加入欧盟的决议。

三、与各利益集团的对话。汉森不仅提出了构建“人民之家”的目标，他还以首相身份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民党第三任主席俄兰德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妥协机制，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和合作。从1955年起，埃兰德又定期邀请企业界与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到他的乡间别墅共商国是。此后，继任的首相帕尔梅还提出“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公民为社会，社会为公民”的妥协主张。

四、注重与农民等中间阶层的合作。社民党并不因为与工会关系密切就排斥其他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社民党1936年至1939年和1951年至1957年曾四次与农民协会（1958年改名中央党）联合组阁。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间阶层力量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问题重要性的上升，社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向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生态平衡和支持中小企业，故赢得了他们不少的选票。

苏东剧变使社民党执政地位遭到巨大挑战。1991年，瑞典经济再次陷入危机，加之遭遇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社会党又一次下野。但早在1990年社会党就调整了党纲，使党的性质有从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民党转化的倾向。纲领抛开阶级立场和“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等字眼，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以民主的实现影响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进而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4]社民党不顾工会反对提出了冻结工资、冻结物价和禁止罢工的提案。在人民党支持下决定将所得税边际税率降至50%以下，使中上层收入者所得税率大大降低。同时主张压缩病假工资等福利，实现了社民党对其生活福利政策的第一次紧缩。1994年社民党在工会的支持下又一次上台，但在经济危机冷酷现实的面前，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与中央党再次合作，继续加大对生活福利调整的力度，把社会保险补偿程度由当时的80%统统下调至75%，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也全线下调，从而使政府财政状况大大好转。

五、调整与工会的关系。社民党从1932年执政以来，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工会的政策，因此工会也改变了历来与政府对立的立场，成为社民党政府的参政合作伙伴。因此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直到20世纪70年代始终是社民党的支持者。但社民党也积极教育、督促和制约工会，使其实行一种“战略工联主义”，意识到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责任。社民党与总工会的关系也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开始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到逐渐疏远，最终脱离组织上的正式联系。1976年的选举失败是两者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总工会不仅是社民党的集体党员，其研究所还是社民党的思想库。之后，社民党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具有经济学背景的人们为社民党制定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初雇员基金计划的失败使总工会的威信急剧下降，90年代总工会仍然恪守维持充分就业的目标而与社民党的新政策目标相对立，最终，社民党与总工会不得不分道扬镳，总工会不再是社民党的集体党员。

“提低”“调高”：稳定中间阶层的政策法宝

一、强调积极的就业原则而不是消极的现金救济。“充分就业”在瑞典社民党掌权的政府政策目标中长期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政府总理帕尔梅曾说过，所有的政府部长都是充分就业的部长。在瑞典社民党看来，充分就业目标最能体现平等价值观。按照这一平等理念，社民党政府把相对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中，例如，1979—1980年财政年度投入政府财政的612%用于支持就业，次年则上升至719%。

（一）发展公共服务部门和国有部门。这一措施对于扩大妇女和非技术工人的就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资料表明，瑞典增加就业的80%都是通过发展公共部门实现的。从1950—1992年之间，公共部门就业增加了110万人。

（二）促进妇女就业。社民党一方面通过各种规定使瑞典民众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有收入，而且男女工资收入的差别很小；另一方面扩大福利制度对家庭和妇女儿童的各种补贴，以解除妇女就业的后顾之忧，这些政策使瑞典妇女就业率保持在80%以上，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很高的。

（三）教育的普遍化。公共部门几乎垄断了整个教育系统，私人学校非常稀少。由于这种垄断，学生们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平等的教育机会。从九年义务教育到高中，从大众高中到其他高等教育，学费全免。从九年义务教育到高中，课本和其他部分学习用品也免费。大部分学校还提供免费和补贴很多的午餐。离学校远的学生还可以获得免费的交通。教育的普遍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

（四）促进青年人就业。从20世纪70年代起，政府在调查中发现，16—24岁的青年人通常失业率较高。根据国家“帮助弱势阶层”的原则，一系列旨在降低青年人失业率的措施出台。例如，1984年1月的青年人项目，1984年1月的启用补助，1987年1月的入门机会，1989年1月的新入门安置项目等等。瑞典在劳动力市场项目的支出大约有四分之一花在青年人身上。

（五）地区性发展援助。地区性发展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地区援助、投资补贴、发展和就业补助及运输援助，地区发展援助的分配基于低就业地区的划分，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包括瑞典北部内港地区， 每个工作补贴的最高限额为20万克朗；第二类主要包括瑞典东北和中部地区，一年补贴约为12万克朗，时间为五年。每年大约有250—300 家企业获得补贴，估计可以提供2000个工作职位。

二、实行高税收政策。所得税是瑞典的第一大税种，覆盖了所有收入的国民。在税制上，它设计了边际税率递增的机制，国民每增加一个档次的收入额，其税率也相应提高。因此综合起来，个人所得税缴纳呈现出收入越高纳税越多的趋势，最低的为31%，最高的边际税率可达88%。在瑞典，雇主是福利基金缴纳的主体，雇员不缴纳或基本上不缴纳保障基金。雇主缴纳福利基金可分为直接缴纳和间接缴纳两种。所谓直接缴纳是指雇主缴纳的福利基金，直接进入政府设定的相关福利项目的基金账户；所谓间接缴纳是指雇主缴纳的税金，通过政府的社会政策对相关福利项目实现转移支付。雇主的直接缴纳又可分为纳税和缴费两种方式，其中缴纳各种福利基金税是最基本的缴纳方式。

三、重视国民收入的均等化。重视国民收入的均等化，是瑞典社民党政府长期以来追求“社会公平”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有资料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瑞典的基尼系数大幅度下降，到70年代中期最低曾下降到0.2以下，80年代中后期有所上升，但也没有超过0.22的水平。

瑞典国民的收入水平均等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雇员之间差别小。瑞典社民党奉行“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即同工同酬的工资政策。在同工同酬政策下，雇员无论在什么地区、什么行业、什么企业就业，都可以获得依据全国统一工资标准计算的工资收入，而该统一工资标准所体现出的工资差别被限定在“合理”与“公正”的限度内；二是公务员之间差别小。在瑞典公务员系列中，最高级别官员的收入与一般职员的收入差别被限定在3：1的水平上，通过边际税率递增机制调节后的差别更是缩小到2：1的水平上。对有些差异，政府通过工资政策不断加以弥补。为留住高级人才，1984年瑞典政府实行了“市场工资补贴制度”，即为那些政府确实需要、而又被私人部门所聘请的雇员，提供900至3000克朗的月薪补贴。如1994年任命的国家铁路局局长，月薪达到12.5万克朗，比政府首相(1988年月薪为3.45万克朗) 还要高三倍。

当然，在瑞典，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收入差别相对大一些。以瑞典商界年薪最高的前十位企业家的收入状况为例，他们的平均年薪为411万克朗，而一般工人的平均年薪为10198克朗，两者相比为37：1。但是，经过所得税边际税率递增机制调节以后，这一差别缩小为14：1。“提低”“调高”的效果比较显著，这极大地缓解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十分适合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稳定发展瑞典经济。当然，高额的个人所得累进税制度也有突出弊端，使瑞典的一些企业家移居到别国，以逃避纳税。同时，国内的逃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总之，20世纪90年代末，社民党注意到原始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数量缩小，新的职业阶层在私人部门、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发展壮大。社会结构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其开展政治工作的条件。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多元、也更加分散的社会。由此，选民选择的灵活性更大。以阶级为背景的投票增加了，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受传统束缚，以阶级属性和社会经历、影响为基础投身工人运动的人越来越少。因此，社民党提出要适应新形势，只要工人运动能够提出新的社会问题和希望，那么就能通过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价值观把更多的人争取过来。[5] 社民党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2002年的大选中，39%的中下层职员和26%的高级知识分子投了社民党的票，不仅比1998年还高，而且高于其他任何政党。[6] 这表明社民党此时的策略切合了瑞典在工业化中后期中间阶层生长兴盛的规律。

结 语

从1889年成立至今，瑞典社民党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党。自1917年与瑞典自由党联合执政以来，社民党联合或单独执政长达六十多年，居欧洲各国社民党之首。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瑞典社民党辉煌不再，几度落败：1991年下台后又上台，2006年败选，2010年再次败选在野至今。究其原因众多：一是适逢苏东剧变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社民党坚持高税收(其税收在欧盟国家是最高的) 的现行政策， 否认其缺陷， 社会政策日益僵硬；二是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福利胃口与财力不支的矛盾；三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欧洲经济危机的发生，瑞典社民党在维持福利开支与提振经济的两难选择中左冲右突，趁此机会，右翼政党联盟的力量迅速壮大。温和党也努力扩大群众基础，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社民党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已不复存在。

瑞典社民党颓势难挽的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可以用瑞典共产党在社民党遭遇2010年败选后发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的分析总结：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开始削减福利，而在此过程中，瑞典社民党不仅未能做出前瞻性决策，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反而陷入角色定位的混乱之中。[7]一句话，脱离群众是瑞典社民党下台的根本原因。

（杨玲玲：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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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ls Elvander. Interest Groups in Sweden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13, (May, 1974) : 27.

[2] Marvin E. Olsen, Social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Sweden[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15, No. 3 (Summer, 1974):323—340.

[3] 高峰.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 2002(4).

[4]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129—134.

[5] 周穗明等.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M]. 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8: 196.

[6] 瑞典共产党：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democracy, http://solidnet. org / Sweden-communist-party-of-sweden/1109-cp-of-sweden-the-crisis-of-the-social-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