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九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以来，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与质疑。世界历史的现实发展，尤其是自由民主制在非西方国家扩张时遭遇的障碍，也在不断证伪他的判断。过去二十多年里，福山围绕着信任、生命技术、国家构建、政治秩序、身份政治等主题撰写了大量作品，但二0二二年出版的《自由主义及其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却是他首次对自由主义本身进行系统辩护。透过该书的问题意识和论辩逻辑，也可以看到福山近年来思想演变的新动向。
一
福山在开篇即明确表示，本书是要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这里，他把自由主义界定为起源于十七世纪的一种学说，“主张通过法律和制度设计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护个人的正当权利”。自由主义从诞生之初就遭遇了各种挑战，例如浪漫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宗教运动等等。尽管如此，它在这些挑战中还是存活了下来，直到今天仍然是主导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原则。很明显，福山仍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的基本判断，即认为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没有真正的对手。然而，他又马上改变语调说，二0一六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由主义遇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全新攻击：左翼的进步主义与右翼的民粹主义。它们现在已经严重动摇了西方民众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心。为了回应这些攻击，首先要分析它们各自主张的内容及理由。
左翼进步主义主要攻击自由主义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让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强调说，有色人种、女性以及特殊性取向者等边缘人士，一直以来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他们不再相信自由主义的政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求人们结成各种身份团体，提出政治主张并开展政治行动，这也就是现代身份政治的起源。身份政治不仅严重挑战了作为自由主义根基的个人主义，而且开始质疑它的一些重要原则，像宽容精神、言论自由及理性协商等。比如，这些年盛行的“政治正确”和“取消文化”，就是对人们的言论进行审查，如果被认为冒犯了某些身份团体，就可能会遭到严厉的抵制与批评。更令福山忧心的是，左翼进步主义中的一些激进者明确表明他们愿意推翻现有制度，来追求自己所理解的社会正义。比如左翼进步主义的一个最新产物种族批判理论，就认为美国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种族主义。它渗透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系统、经济系统、医疗系统、司法系统等等。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这些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以及种族中立的色彩遮蔽住了，没有真正意识到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白人的至上地位，所谓机会平等的美国梦是一个谎言，美国梦对其他少数族裔来说是一个噩梦，因为制度本身限制了黑人成功的可能。正如弗洛伊德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个别警察的问题，而是整个警察制度的本质。因此，他们不但提出要废除警察部门，甚至已经在波特兰、西雅图等地进行了某种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实践。
与左翼相比，右翼民粹主义的攻击主要针对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一些右翼政治家在通过合法的选举上台后，极度敌视独立的司法机构、中立的官僚系统以及自由的新闻媒体这些限制政府权力的重要安排，试图通过与底层民众建立直接联系，扩张自己的权力。为了把自己塑造为真正代表人民的、反对建制派的英雄，他们使用民粹主义的宣传策略和操作手法来煽动民众，不仅强调限制权力的制度设计损害了行政效率，而且宣称自由主义精英们过去推行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损害了那些最广大的普通爱国者的利益。
表面来看，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是从不同的方向攻击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安排。然而在表面的差异背后，它们又共享着很多思想资源，质疑理性的辩论和协商在达成政治妥协中的重要作用。最早是左翼这边吸收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语言本身不是通向客观知识的中立途径，而是一种权力工具。自由主义宣称的对普遍性的客观知识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嵌入了种族主义和父权主义的偏见，试图把一种地方性文明的思维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还有一些女权主义作家甚至提出，在物理学中固体力学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男性方式，而流体力学才是一种女性方式。现在，右翼也借鉴了对现代理性和科学的批判性视角，他们不需要真正去阅读后现代理论，只需要制造福柯式生命权利的一种镜像物：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和关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科学建议并不“客观”，而是出于某种隐藏的政治动机。此外，一些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派，宣称白人正在受到有色人种或者外来移民的排挤和取代，所以必须模仿左翼身份政治的话语逻辑，发明一种白人身份政治，结为一种身份团体，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因此，福山虽然表示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目前并未提出替代自由主义的现实方案，但是也承认它们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的正当性。西方自由国家如果无法解决这些内部分歧的话，不但会发生深层的政治衰败，而且还会输掉与正在崛起的非自由国家的激烈竞争。等到那个时候，也许就真的会出现“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了”。
二
在描绘了左右两翼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之后，福山接下来就要解释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说法：左右两翼的不满针对的并非自由主义本身，而是它的极端化版本。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被拥护者推向了极端，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反噬”效果。福山这里所讲的核心原则是个人自主。在经济领域中，自主最初指的是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自由买卖的权利，后来被扭曲成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文化领域中，自主本来指的是个人选择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權利，后来却被无限拔高，演变为现代的身份政治。也就是说，福山认为新自由主义和身份政治这些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才是当前威胁自由主义的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真正根源。
对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批判，可能是福山这本书最具争议性的地方。因为，在很多人以往的印象之中，他自己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根据他现在的论述，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对个人经济自由权的理解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种自由推向了极端。他们极力贬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强调自由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和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者，而且大力鼓吹财政紧缩、灵活汇率、放松管制、私有化和严格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等政策。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是学界的代表性人物，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则是主要的实践者，他们共同把自由主义变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里根总统说过一句名言叫“水涨船高”，宣称经济总量的增加将惠及所有人。但现实却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大量的财富实际上集中到金融业、大型科技产业以及高端服务业者手中，而传统产业、低教育水平者、低技能工人的生存状况不但没有改善，甚至还变得更糟。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还与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结成了同盟。后者更加激烈地反对政府在经济事务以及其他一切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认为个人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相信通过私人行动比通过大型国家官僚机构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大部分都是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至上主义的信徒，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经济上受到损害的普通民众，现在绝望地发现自己在政治上也找不到合适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就会很容易被新兴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攻击自由主义体制。
在文化领域，个人自主原则也逐渐被一些人推向极致，结果反过来威胁到自由主义本身。十七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其主要历史背景是新教改革导致的大规模宗教战争。洛克这些最早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进行划分，由个人自主决定信仰的教派，国家并不用强力来进行干涉。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很多人开始不满足于洛克式的方案，而是沿着卢梭、康德等人的路线，抽象地强调个人自主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个人不受任何约束的选择能力本身，要比他所选择的对象是什么，以及这种选择的目的和后果是什么更为重要。在福山看来，自由主义最初是通过国家的价值中立来实现和平，现在却发展成了一种鼓吹个人无限自主的价值相对主义，为现代身份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今天的世界中，大部分人其实都愿意承认文化领域的个人自主是一项重要价值，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将这种价值提升到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之上。他们认为尊重个人自主是为了控制和缓和根深蒂固的观念冲突，而不是完全取代这些观念本身。因为看到身份政治释放出巨大的解构性、破坏性的力量，攻击现有的宗教和道德框架，威胁到人们传统的文化信仰，于是他们才把不满指向了培育它的自由主义。正如一位著名批评者帕特里克·德宁（Pat r ickDeneen）所说：“个人自主被神圣化，超越了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使自由主义的整个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与德宁类似，不少宗教保守派人士批评自由主义由于推崇个人的自我崇拜，导致了一种普遍性的道德瓦解，而民族主义者也指责它瓦解了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但是在福山看来，他们应该攻击的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而不是自由主义本身。
除了将自由主义与它后来的极端版本进行切割之外，福山还指出，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也是招致不满的重要原因。这里他主要分析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比如，自由主义原本设想人们可以在理性的论辩与协商之中，自动排除错误的信息，选择正确的信息，最后达成一致和妥协。然而，技术发展带来了信息大爆炸，虚假与真实相互混杂的海量信息爆炸式进行传播，人们已经很难花费时间去仔细分辨。更糟糕的是，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运用各种算法分析用户的偏好，然后不断地向其推送他们喜欢的东西。当人们以为自己是自由地在浏览时，实际上已经被人从后台操控，陷入了所谓的“信息茧房”之中。
三
福山依然相信，“自由主义和民主在道德上都是合理的，并且作为实际政治问题是必要的”。他给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打气说，当前的困境其实并不新鲜。自由主义从诞生以来就遇到各种挑战，最终不是都存活下来了吗？他提出回应左右两翼不满的答案，并不是放弃自由主义本身，而是重申其基本原则。
在对哈耶克、罗尔斯这些当代公认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表示异议之后，福山提醒人们注意，“古典自由主义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治理多样性问题的制度性安排，或者说在多元社会中和平地管控多样性”。作为一种管控多样性的方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宽容。也就是说“你不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与你的同胞达成一致，每个人都应该在不受你或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这些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自由主义通过在公共领域中排除对终极目的的关注来降低了政治的烈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多样性与秩序的平衡。在历史上人们也选择了用其他方式来管理多样性，比如将国家中某一群体的观点确立为权威，强制要求所有人接受；抑或是承认每个不同群体都有正当性，然后把公共权力及官职在群体中进行分配。然而大多数情况表明，前者多会带来暴力冲突，而后者常常导致国家分裂。福山希望说服人们相信，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比自由主义更有效的管控多样性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为了让自由主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还应强调其他一些重要原则。
第一，与新自由主义彻底决裂，承认政府的必要性。过去一段时间，左右两翼批评者都把政府妖魔化了，并且过分纠结于政府规模的大小问题。在福山看来，重要的不是规模而是政府的质量，即政府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为公民提供必要服务。现代国家需要处理大量复杂的问题——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医疗保障，从电磁频谱的监管到应对自然灾害，这些工作需要众多的、专业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专业人士，不可能像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那样彻底地私有化或者是外包给私人企业。此外，也不能简单地把GDP增长视为衡量国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财富的分配以及维持一定程度的收入和财富平等同样重要。如果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持续恶化，不但会让社会总需求停滞不前，也会加剧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不满。自由主义的确主張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幸福和生活质量负责，但是当人们遇到无法控制的不利情况时，它也主张国家有充分的理由介入并提供帮助。
第二，保护言论自由，并对言论的界限有适当的理解。左翼进步主义对言论“政治正确”的追求不断极端化，将个人在很久之前或者私人场合中的言论无限放大，在不给他们申辩机会也不经过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就对他们进行严厉批判甚至是“取消”，这显然是错误的。此外，他们宣扬只有具备某种身份的人才拥有发言的资格，这从根本上阻碍了理性的辩论与协商的展开。自由主义并不追求全体公民统一思想，但是当社会整体上滑向认知相对主义的“后真相”困境时，政府也不应该袖手旁观，既要打击错误、虚假言论的传播，也要通过反垄断法和其他措施对大型互联网平台进行监管。在法律界、专业新闻界和学术界存在着一套成熟的程序来确定信息的真实性，现在要做的是让它在互联网世界中成为规范。
第三，尊重个人自主，但也要注意它并非不受任何限制。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的尊严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才把这种自主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来保护。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个人自主的领域持续扩大，人类不但从很多物理性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一些技术激进分子甚至开始设想把自己的观念上传到计算机中，在虚拟世界里以任何方式重塑自己的一切属性。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实世界才是更重要的。身体、公民身份、自然与社会环境这些都限制着个人行动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保护个人自主的最终目的，是控制和缓和多种不同观念之间的竞争，并非认为个人自主本身必须完全取代这些观念。当个人自主发展为质疑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和其他重要原则时，保持中立就不再是正确的做法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永远不会提供任何像是宗教或者哲学之类系统的生活愿景，但它也要敢于维持社会所必须的基本价值观。
四
应该承认，福山比较敏锐地认识到当前西方社会政治矛盾的新变化，警告人们注意西方国家内部传统的政治共识正在崩解，共同体日益分裂为狭窄的、碎片化的身份群体，不但进行理性协商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受到威胁，就连政治衰败、国家解体这些以往不可想象的事情也不再是危言耸听。与此同时，他关于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二者相互激发的复杂关系，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体如何颠覆了传统政治逻辑等问题的论述，对于理解当下西方的政治极化与党派冲突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然而也必须看到，福山对于自由主义深陷危机原因的分析存在很大问题。他认为自由主义本身没有错误，引起不满的只是其极端化版本，这个论断很难站得住脚。虽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被西方国家奉为权威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它作为一种理论要出现得更早。而且像哈耶克等人经常表示，自己的工作就是从福利国家思想与凯恩斯经济学的支配下，恢复古典自由主义。其次，左右两翼的不满很多时候针对的就是自由主义本身而不是它的极端版本。例如左翼种族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理查德·德尔加多，就明确质疑自由主义解决种族问题的基本框架，以及权利话语本身。他强调说：“权利是程序性的，不是实质性的而是异化的，把人们分开而不是鼓励他们形成亲密的、相互尊重的共同体。”此外，右翼民粹主义关于自由主义削弱国家认同及传统价值观的批评也基本符合事实。甚至福山自己也在论述中多次承认，“自由主义理论存在一个重大漏洞，它无法处理关于自由国家的民族边界的诉求以及如何界定边界的问题”；“如果自由主义只被看作一种和平管理多样性的机制，而无法提供一种更宏大的民族目标感，这也许会被视为一种严重的政治弱点”。这些前后矛盾的说法破坏了福山论述的自洽性。至于像美国的伯尼·桑德斯还有西班牙的 “我们人民党”这些同时主张进步主义价值观和财富再分配的左翼民粹主义，近年来也吸引了很多支持者，而福山的解释框架中却严重忽略了他们。最后，福山提出的通过重申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摆脱困境的做法，在现实中也难以奏效。他刻画了一种带有保守色彩的古典自由主义，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本身很难说服左右两翼的批评者，也很难吸引太多热情的支持者。正如其导师亨廷顿在很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一种完全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能够在现实中立足吗？这种政治信念能够像族裔、血缘、亲情或者信仰那样，在人们的心中激起深厚的感情與归属感吗？”另一位美国学者理查德·里弗斯也颇为辛辣地将福山这里宣扬的自由主义，比喻为法国社会学鼻祖奥古斯特·孔德在十九世纪中期设计的人道教。孔德同时代并没有几个人皈依这个理性设计的信仰，而今天更是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知道它的存在。福山唯一能够指望的，似乎是警告左右两翼的批评者：盲目放弃自由主义的话将造成激烈的政治冲突甚至内战。可是对于那些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过时，并且把政治上的对手视为仇敌而不是同胞的人们来说，这种警告也不会有多大影响。或许福山的《自由主义及其不满》，只是一次左右夹击下的失败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