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范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69.00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雷震是一个光辉闪耀的名字。他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存在的十余年里，议论时政，抨击当道，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念兹在兹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由于其言论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构成严重挑战，最后以雷震身陷囹圄，杂志社被封而宣告结束。“雷震案”是国民党继“二·二八”之后，在台湾制造的国际影响最大的负面事件。雷震也因这个事件成为“殉道者”。然而，尽管台湾在1989年便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雷震全集》，但多年来竟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南京文史学者范泓的《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是海峡两岸的第一部雷震传。
雷震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年时代自费出洋，在日本接受了完整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宪法学期间，他退学回国，进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服务。由于他在留日时便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又以张继、戴季陶为入党介绍人，归国后很快便被视为“自己人”而得重用。在王世杰、戴季陶的提携下，从普通科员逐渐升为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战时期受蒋介石器重，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协调各党派的意见。到台湾后，被任命为新的权力中枢“设计委员会”委员及“总统府”顾问。从这个履历来看，雷震是根正苗红的国民党元老，可以“通天”的党国要员。
然而，就是这个可以通天的党国要员，到台湾后竟然办起了一本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该杂志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并负责实际事务。杂志的撰述和编辑为殷海光、夏道平等，一开始便以政府的监督者自命，希望通过言论影响政治。对情治人员的压迫人权，政工组织的横行无忌，政府要人的贪污腐败，《自由中国》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和揭露。到最后甚至将矛头对准蒋介石，温和地建议其不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再后来，甚至开始呼吁建立强有力的反对党，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开启民主化的议程。负责人雷震更是与台湾本土势力合作，真正投入到建党工作中去……《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步升级，触动当政者容忍的底线，最后雷震被免去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被污蔑以“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亦宣告结束。
雷震的意义在于，他接续了严复、梁启超、胡适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从晚晴以降，自由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同、信奉。为了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他们屡仆屡起，不断抗争。1949年之后，在台湾，雷震和殷海光这批人，通过办报办刊的形式，批评政治，呼唤民主。尽管这样的努力注定会遭到打压，却开启了台湾民主运动的先河，培养了一批政治上的自由分子，成为日后党外运动的中坚力量。因此，可以说雷震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承前启后的人物，既是后继者，又是民主先驱。
而且，雷震的特殊之处更在于，他原本是国民党政权中核心的一份子。民国时期确实存在着很多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外的边缘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但经常是为反对而反对，没有什么原则理念和价值追求，一旦被国民党收编，便马上转变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开始退步保守。那些不能入国民党之眼，没有被收编的，遂成为彻底的边缘人和革命者。另一类是诤友型的知识分子，或以专家身份被揽入政府，或是与高层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不好意思公开批评，只能通过内部管道建言。但是，雷震属于国民党内根正苗红的高官，如果成为一个忠实的螺丝钉，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决不意外。但是，他最终却走上了一条反体制之路，而且义无反顾。从光环遍身的党国要员到衣食住行都要被特务监视，住小房子，挤公交车，最后身陷牢狱，阳关道和独木桥，这种决绝和魄力，绝非普通人能够做到。
或许是他身在体制中，意识到了这个体制已经腐败透顶。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使他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结束人治的时代，必须搞民主。但问题是，雷震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已经远比民国时期局促。在台湾国民党一手遮天，要发出第一声怒吼，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美国方面也并未因与这些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一致，就对他们施以援手。但是，雷震仍然选择挺身而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是胡适这种观念上的自由主义者，但雷震显然已经从观念跨到了行动，开始组建党派。这些都是雷震的难得之处。
范泓以40万字的长篇大论，精彩还原了雷震一生的努力。但是本书还是存在着一些遗憾之处。就结构而言，后半部分详细，前半部分简略。雷震最有意义的当然是后半生，这种详细也无可厚非，但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早年的思想和行动必然和晚年的思想和行动有某种联系。雷震为什么会由一个国民党的高官变成了一个体制的反对者，是什么促使他走上了这样决绝的一条路？所谓早年接受立宪教育，或者在党内无党无派，这些理由都比较笼统简略，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而且，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情况下，偏偏雷震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此，本书虽然看到大量精彩的故事，却看不见传主背后思想转变的理路和心灵挣扎。至于其他问题，诸如1949年河山变色之际，雷震为什么要办杂志？他与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在思想上有什么统一和分歧？雷震理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宪政民主？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知识分子研究若没有思想史的分析为基础，注定会显得叙事单薄，缺乏深度，这是我们的不满意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