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无论是生产性资本，还是金融资本，都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资本健康发展与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对于全球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应对多重不确定性下全球分工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变化的重要手段。
世界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影响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环境。多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前景面临着不确定性，使得全球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有可能在已经低于20世纪后期水平的基础上继续下滑。首先，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的速度近年来有所下降，导致全球范围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放缓。由于未来全球技术进步和技术前沿面扩张的前景并不明朗，因此长期内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态势存在不确定性。其次，与20世纪后半期相比，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产品创新与市场扩张的势头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缓。再次，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口规模与结构的转变和投资不断扩张下投资边际产出的递减，也弱化了要素投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凡此种种都增加了世界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长期增长速度如果得不到保证，就会暴露出相对高增长时期未曾凸显的一些问题，也会扩大其他层面不确定性冲击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害。
第二，中短期内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面临不确定性。由于各种不确定性事件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和供应链、物流压力，使得中短期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各国既要应对和处理通货膨胀问题，又要采取措施规避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或增长停滞，其政策调整的空间更加逼仄。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波动的一致性有所削弱，相应的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也有一定程度的弱化，这反过来又扩大了主要经济体间经济波动的不一致性，形成某种正反馈效应。在此情况下，全球经济乃至各国经济在中短期内面临的滞胀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都有所扩大。
第三，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极端公共事件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在公共领域最突出的极端事件就是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疫情实际上仍处于某种胶着状态。在其他国家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外需以及自身的生产、供给都会减少。与此同时，疫情的冲击造成了全球运输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是没有被充分预见到的，而且会对全球贸易乃至全球分工体系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
第四，地缘事件，特别是极端地缘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宗商品出口国如果卷入地缘冲突，由于其出口品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极有可能导致比较明显的连锁反应，影响到后面一系列生产环节，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比较明显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阿以冲突和此次俄乌冲突都是这方面的。
总体而言，现阶段无论从长期的增长发展前景，还是短期的政策冲击可能性，还是从公共、地缘领域极端事件出现的频次和影响来看，目前全球经济面对的是一个多重不确定性叠加、总体不确定性提高的环境。
经济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
在多重不确定性叠加影响下，经济主体包括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其行为逻辑会出现一些相应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行为主体对经济安全日渐重视，将其置于整个行为逻辑非常重要、核心的位置。首先，经济主体更加强调掌握关键能力。无论是宏观主体还是微观主体，会倾向于掌握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资源、关键市场是前述三链中的关键环节。关键资源是整个价值链的最上游，关键技术是三链的决定性环节，而市场是三链的最下游，所有的产品最终都要流向市场。如果没有一个有保证的、能够提供比较连续稳定需求的市场，整个生产链条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其次，经济主体更加强调掌握额外能力，在本质上就是要有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关于国际储备货币的报告显示，在近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超额储备规模始终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粮食、能源等重要资源的储备也显得更加重要。掌握任何额外或超额的能力，或者储备额外资产，意味着相应资源不能用于其他用途，要承担现实成本或机会成本。在成本和额外储备所带来的可能收益之间，必须有一个权衡。再次，经济主体更加强调通过多元化（去中心化）的途径分散风险。在贸易伙伴的选择上可能需要考虑去中心化，对于某些产品的供应来源可能更加强调可替代性。当然，这并不能一以概之，过于分散的供应链也可能会增加风险。
第二，综合安全观凸显。在多重不确定性叠加影响下，经济主体对于经济安全的考虑，往往和对其他层面安全的考虑密切结合在一起，从而凸显出综合安全观。中国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他国家在决策选择中逐渐体现出综合安全观。
第三，经济主体更为重视稳定。这既包括稳定经济环境，也包括稳定经济关系。稳定经济环境既包括抚平经济波动、防范应对冲击，也包括稳定社会环境，从而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稳定经济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稳定内部经济关系，二是稳定对外经济关系。稳定内部经济关系意味着要稳定就业，管理收入差距，乃至稳定企业的正常运转。稳定对外经济关系，从宏观角度来说意味着国家会更多地和有稳定良好关系的伙伴国发展经贸关系，从微观角度看就是企业会更多地与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和良好信誉的企业发展业务往来。
第四，经济主体仍然会继续重视增长和发展。良好的增长和发展态势能够缓解很多在低增长、慢发展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追求安全和稳定，并不意味着放弃增长和发展。
全球分工体系的可能变化
在多重不确定性叠加及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发生变化的影响之下，全球分工体系的可能变化可以从分工模式、分工空间网络、分工产品结构以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从分工模式上看，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会出现一些新的可能的变化。
首先，可能出现所谓的“缩链”。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原本进行全球化生产的企业，减少进行国际配置的生产环节。另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就是生产环节并不一定减少，但是把分布在国外的生产环节配置在更少的国家，从而减少风险。缩链实际上是在存在上下游联系的多生产环节分工体系上，通过非多元化的形式减少风险。
其次，可能出现所谓的“转链”。具体也有两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企业把某个或某些生产环节从原本配置的国家转到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另一种就是企业将原本配置在一国的某个生产环节分散到多个国家，通过投入品来源多元化的方式降低风险，也就是对于可替代的生产环节，使其具有更大程度的可替代性。
再次，可能出现“补链”的情况，就是在不能够保证价值链的某些生产环节的安全供应的情况之下，用国内生产替代国外生产，相当于在价值链某些环节上的进口替代。补链和缩链类似，都会减少国际间的分工和贸易，会导致原本基于价值链贸易的经济增速减缓。
第二，从全球分工空间网络的变化看，可能会出现网格结构相对分散化的趋势，出现多中心化的可能性不大。全球化分工已经非常细化，尤其是在价值链分工体系如此发达的基础之上，形成多中心的相互独立的分工体系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单个国家或企业，对于其分工和贸易伙伴，实现某种程度的去中心化，使其可替代的产品供应者和可替代的市场提供者逐渐增多。从总体上来看，全球的分工体系可能呈现出有中心的分散化态势。
第三，从全球分工的产品结构的变化来看，原本越来越多的精密产品和高技术含量产品已经进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但在不确定环境下，出于安全层面的考虑，未来有可能会出现非关键的制造业产品在价值链分工和整个全球分工中的比重上升的态势，或者说一些关键性的精密产品参与分工的程度可能会有所下降。
第四，未来无论全球分工模式、分工空间网络、分工产品结构如何变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继续巩固。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跟中国有一定相互替代性的国家还比较困难，中国将在国际经济领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量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从当前分析，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可能更容易发展成为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包括东南亚、南亚等国家。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强化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以无论地缘态势如何变化、全球分工体系如何变化，中国至少从政策的导向上，仍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和分工联系。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态势
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来讲，对于国家或企业与金融机构，国际货币金融交易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外部或境外资产和负债管理，以及涉外支付和结算活动。这两个层面上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并不一样。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来讲，经济主体更希望通过多元化分散风险；而从收支结算的角度来讲，过度多元化反而会增加汇兑风险与货币错配风险。也就是说，经济主体本身既有多元化的诉求，又有非多元化的诉求。在当前多重风险上升的情况下，总体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还是存在着多元化的态势，只是其程度还相对有限。
从储备货币角度来看，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现象或者态势。第一，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但仍是主导性货币。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超额储备或者说额外储备增加，这可能反过来会支撑美元的地位。第三，与美元地位相对下降相对应的是非传统储备货币地位上升，而非其他传统储备货币的地位上升。第四，在非传统储备货币中，人民币地位的上升最为明显，但上升幅度相对有限。
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主要是，要成为全球性的主导货币，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目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还非常有限。首先，要成为全球性主导货币，需要货币发行国能够提供大规模的、开放的商品市场，这样其作为最终需求者，才有可能在最终产品的定价和计价结算货币选择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其次，需要货币发行国拥有大规模、高流动性、开放的金融市场，这样其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对于全球交易者来说，才可能有更大的吸引力，本国货币才更有条件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第三，需要在全球的大宗商品、初级产品的交易中，至少一部分是由本国货币来定价计价，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上游拥有定价计价功能，就会相当程度上影响价值链下游各项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选择。最后，还需要货币发行国的出口品具有相对较高的差异性和低替代弹性，这样在其出口品国际交易中，就更有可能以本币计价结算。从上述国际储备货币演进趋势和全球性主导货币所需具备的种种条件来看，总体而言，近期内，“一超”之下的多元化仍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的可能态势。
中国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意义
从全球实体经济稳定运行和分工体系健康发展的角度，以及我国应对全球分工体系变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及成功升级的角度看，中国生产性资本在国内、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以及有导向性地吸纳国外生产性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全球实体经济和分工体系健康发展而言，需要全球生产性资本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配置，需要全球分工体系的演变有助于保障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诉求。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生产性资本的国际配置及其与其他国家生产性资本的合作，对于实现上述目标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中国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及相应投资，就是中国生产性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突出范例。
就我国自身而言，现阶段全球分工体系的可能变化，首先需要我国实现国内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掌握更多关键产能、关键技术、关键生产环节，需要中国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产品或生产环节，需要培育高端制造业产能、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生产性资本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利用全球生产性资本的流入，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结构性升级的重要纽带。实际上，中国高技术产业引进外资占比已在不断提升。
当然，要想使生产性资本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需要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实现高效稳健运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上述目标。
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以及中国应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局、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角度看，尤其需要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在全球层面上，目前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利用这一地位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美元体系”“武器化”，这不仅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风险和难以规避的损失，也是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冲击和对市场信心的打击。
中国资本市场体系健康发展、稳定运行、开放而有吸引力，有助于中国自身提升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为全球资本提供可选择的投资去向，使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逐渐摆脱对美元及美元资产的过度依赖，有效发挥人民币促进全球经济稳健复苏、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的功能；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与此同时，高流动性、开放的，同时又是规范的、安全的、便利的中国资本市场体系，能够为广大国际交易者提供有吸引力的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资源，避免国际游资流动造成的风险，保障经济运行安全稳定。而开放发展的金融市场和稳定转型升级的实体经济，对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提高我国在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规避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可能的风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现阶段稳慎推进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关键。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吸引力不断提升，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不断增加，已经体现出这方面的良好势头。未来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吸引全球资本向中国市场聚集，那么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演进就更有可能出现对我国有利的局面。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途径
必须要认识到，无论生产性资本还是金融资本，都具有逐利本性和追求垄断的倾向。要想使中国资本及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就必须要对资本的运行进行规范和约束，对资本的配置进行适当的引导。这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
第一，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利用资本运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措施，有效引导生产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再配置，使得生产性资本的流向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发展目标相契合，使得金融资本的运行能够高效支撑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有了对资本运行规律的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就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不断提高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
第二，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资本市场有序稳健对外开放。通过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规范、完备的资本市场规则体系，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投资理念，来优化市场生态，提升其对国内外交易者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尤其是促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型双向开放。开放合作是全球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资本市场繁荣的根本动力。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自身走向成熟，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向前发展，有助于国际间经济金融的合作，有助于吸引和有效利用国际资本。与此同时，也要鼓励我国资本走向世界，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作出贡献。
第三，要加强对资本运行和资本市场的规范和监管。依法规范资本运行与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日趋复杂化，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体系需要持续发展以适应新的需求。特别是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要有法律制度和监管规则、监管方式上的及时应对，这样才能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市场经济和资本越发展，越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和监管，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转。
第四，要想提高生产性资本和金融资本配置效率，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也很重要。为了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就需要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这一方面需要消除各种准入壁垒，使得各类资本能够公平进入、有序竞争，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有效制约，从而真正实现对产权的公平保护并持续维系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最后，由于资本市场本身的系统重要性，对于源自国内、国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需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进一步提高政策成熟度和灵活度，确保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以便提高我们对各类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事前防范和事后应对能力。
总而言之，对于资本和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引导，是为了促进资本市场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更好地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前行，更好地应对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变局，更好地为建设公平合理高效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服务。
丁一兵，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