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勾勒了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协作，推动“和平发展的大格局”的世界图景。在这个由“和平”与“发展”构成的秩序理念中，“全球南方”这一共同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此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革命与现代化发展经验出发，还是从20世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全球化实践来看，我们都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团结互助，构建强国家，并结成更大的、真正具有独立性的共同体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在强大的、组织化的、国际性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之下，获取一定的平衡性权力，保护自身发展。“全球南方”的联合，又进一步在机制上，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那么，“全球南方”这种共同体的独立性体现在哪里？“全球南方”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是“全球南方”当然的一份子？包含了中国的“全球南方”，对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全球南方”能否承载这一政治使命？“全球南方”的发展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对“全球南方”作出联通内外、整体性、长时段、广域的理论思考。

“全球北方”视野下的“全球南方”

什么是“全球南方”？这是近些年全球学者们愈发关心的问题之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来自“全球北方”的讨论更乐意从一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尝试寻找一个清晰明确的“全球南方”概念。这种认识强调，“全球南方”所指“含混”不清。在地理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南方”最主要的人口大国，并不在南半球。在经济上，“全球南方”所包含的国家发展程度差异巨大，其中甚至还包含了诸如“金砖国家”“新兴市场”等曾被国际资本看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潜力股”。基于此，在英语国际关系学界与舆论界，一种对“全球南方”的共识开始逐渐浮现，其强调“全球南方”面目不清，更像是“一个缺乏实质内涵的政治口号”。这个观点也为不少研究全球南方的学者所接受。他们一般认为，“全球南方”大体上包含了地理上欧洲与北美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且主要是政治与文化被“边缘化”的低收入国家。

与这种负面认识相关联的，是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出发，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另一种定义。这种定义将全球南方的“崛起”视为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的交替。相比那种站在“全球北方”视角，从“学理”上否定全球南方的意见而言，这种“崛起”话语采用了一种更加隐秘的西方中心主义来描述全球南方的历史与政治意义。在这条脉络中，一些学者强调，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去看“中国带领下的全球南方崛起”。这种观点强调，不应当将中国视为对冷战之后美国全球单极霸权秩序的挑战，而是应视中国为继续“拥抱今天的自由差序秩序”（liberal hierarchical order）的新兴力量。该观点认为，中国所期望的，仅仅是在这个自由差序秩序内部，寻求取代美国、获得行使全球霸权的“特权”。

这种认识将“西方中心主义”转化为一种单纯的地理空间，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变成了庸俗的权力中心转移。然而实际上，文化与认识论层面的霸权才是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过资本主义殖民全球化的物质进程，将一种从西方文明与历史中发展出的霸权等级制意识形态带到全球。至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还在不断强调自身对全球秩序的唯一解释权。

对全球南方“含混”与“崛起”的两种认识，实际上反映的是同一种霸权中心的全球北方世界秩序观。这种秩序观构想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全球秩序稳定结构。在金字塔顶层是一个或者几个扮演领导角色的核心大国，在这之下，则是为数众多的中等国家或是刚刚形成的小国。该秩序观还假设了所有国家的构成与国际行为逻辑都遵循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因此，处于领导国家之下的中等国家与小国均希望挑战既有霸权，实现霸权转移。这种对国际秩序的认识，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美国国际关系学逐渐扩展至全球，并获得了巨大影响力。

在这两种认识的背后，“含混”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经典认识，即将国家视为国际行为的绝对主体。国家间竞争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自身扩张或者与其他国家形成短暂的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保障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研究国际体系变迁的核心问题意识便是“霸权护持”。同样，那种似乎对全球南方崛起持乐观态度的观点，也并未脱离上述“霸权护持”的基本认识。与现实主义不同，将全球南方崛起视为新兴力量拥抱“自由差序制度”的自由主义认识，将由西方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看作是必须“护持”的霸权。

与全球南方的“含混”相对应的是具有清晰结构的“全球北方”。已有的世界体系理论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从长时段、广域、整体性的视角理解这个“全球北方”构成的世界秩序。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及其内部的霸权竞争。对本文所关心的全球南方问题而言，这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可以从18世纪开始。这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现代殖民-帝国主义全球积累进程的开端性事件，是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这进一步导致英国重新思考其全球秩序构想，并开始将其霸权逐步落在依靠自身优势地位，垄断全球贸易，而非单纯的对殖民地领土与贸易专有权的占领上。也正是在这种长时段、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秩序批判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南北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现代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由此，我们对全球南方的理论思考，便必须与全球北方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联系在一起。这一秩序包含了经济与政治两个主要层面。经济上，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从19世纪殖民-金融帝国主义开始，到20世纪中叶开始形成，并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其优势。政治上，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表现为19世纪英国全球霸权的确立与20世纪向美国及其联盟霸权的转移。时至今日，占据这一秩序中心位置的国家仍是被称为“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 FVEY）的5个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霸权集团以美国主导下的英美联盟为主体，集合了其他在19世纪英国全球殖民进程中形成的所谓“白人的国家”。在这一核心霸权集团之外，该秩序还融合了极具附属意味的盟友，共同构成了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说的“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总旗帜”下，通过其国际性的经济与军事机构，共同“管理”着资本主义全球化。

在由全球北方构建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全球南方的存在，是全球北方霸权的直接结果。这种关系更需要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长时段历史脉络，特别是殖民历史中进行处理。这一点也是老一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基本认识。陈其人强调，“南北关系就是（二）战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战后演变下来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实际上为我们今天理解南北问题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视角。“全球南方”指代的便是那些始终处于被“管理”、被“领导”状态下的结构性中下层国家。因此，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理解在全球北方眼里面目不清的“全球南方”，其意义便能清晰呈现。全球南方的范畴，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对边缘与半边缘国家结构性的压迫关系。

基于此，我们便不难认识到，理解全球南方，必须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规律入手，关注南北差异这一现实问题。而对全球南方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则是要对缩小南北差异、构建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全球南方的兴起，也需要在这个背景下，被理解成为全球北方谋求建立霸权等级秩序与全球南方谋求自身更加平等地位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历史性拉扯与震荡。

霸权关系中产生的“全球南方”

历史地来看，“全球南方”话语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大变局密不可分。在地理上，“全球南方”涵盖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上，它包含了20世纪亚非拉民族独立浪潮中新兴的、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形成了联合国内的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跨域的政治共同体。这些国家共同的政治动力是反抗霸权秩序、谋求平等，渴望并追求真正的经济自主、和平发展。

从理论上看，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南方”最早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意大利“南方”的讨论中获得了政治内涵。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葛兰西援引了意大利都灵共产党人在1920年《新秩序》杂志上对意大利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的意见。在当时的意大利，“南方问题”表现为在建设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进程中，工业化的北方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相较所凸显出的巨大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差异。葛兰西强调，面对这种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导致的不均衡发展状态，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来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改造与发展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政党也需要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在文化斗争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有机调动南方与北方的知识分子，“将北方无产阶级引入南方问题”，进而提出“内涵与传统领域不同的南方问题”。

葛兰西对意大利统一国家建设进程中南方问题的认识，实际上为我们今天讨论全球范围内南北问题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视角。讨论南北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对秩序问题的思考已经开始进入全球性的尺度。物质的发展是这种全球性空间视角得以形成的前提。19世纪中叶以来，在资本主义驱动下的新一轮全球经济扩张，将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西非也融入了其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从前甚至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都算不上”的地区，迅速被以不同的方式拖入资本主义体系内，即刻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带国家全球性积累的对象。

技术的发展是保障这一扩张的基本条件。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大大减少了全球贸易的时间成本。蒸汽机效率的提高，不但加快了采矿业的发展，也使得大规模内河、内陆运输成为可能。电报与跨洋电缆的铺设极大压缩了远距离通讯的时间，这也意味着由于信息化的发展，空间距离造成的屏障不再难以逾越。更进一步，随着新闻业的发达，越来越多人开始体会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信息流动空间。在电报、新闻报纸和图像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全球性文化流动的空间雏形开始形成。在这个空间中，地理的维度被折叠。身处世界不同地点的人，在这个空间中开始有了全球性的共时体验。

正是由于这种技术的发展，葛兰西在处理意大利“南方问题”时所强调的文化斗争也便产生了全球性意义。随着19世纪中叶后开启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性积累，一个全球规模的不平等结构开始形成。这个不平等结构包括占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工业国，以及在这个体系中基本成为了农产品与初级产品输出国的落后国家。这种结构关系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心和外围国家的交换与资本流动并未在实质层面改变农业／资源国的生产率、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能力。处于边缘的农业／资源国并未因为这种交换而获得走上现代化工业国的综合能力。与之相反，工业国在这种全球性交换积累过程中，获得了更高速的技术进步。这就进一步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交换条件的加速恶化。其结果便是，在这种世界秩序中，中心与边缘国家的巨大差距被不断强化和扩大。

实际上，通过已有研究，特别是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讨论，我们不难认识到，不平等发展与边缘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要结构性组成部分。这种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压迫还伴随着对发展问题定义权的文化性垄断。依附理论学者直斥，这种对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文化垄断“大概是科学领域中最强烈、最野蛮的思想干预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全球南方及其可能的发展模式，思考如何能够让全球南方摆脱依附与不发达状态，便具有了葛兰西式的文化斗争内涵。

参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针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的现实状态，从理论层面对发展、发展权、发展观等问题作出解答。如何定义“全球南方”，本质上是向全世界解释，应当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状态，如何建设更合理的全球秩序。

成为“南方”与作为文化霸权的现代化理论

叙述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问题的“全球南方”，实际上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内涵。在这里，实践层面上的全球南方，体现为所有国家，特别是处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经济与政治霸权宰治下的国家，对如何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减少不平等这些现实问题的实践探索。这个探索工作始终在不断进行。理论层面上的“全球南方”讨论，则是围绕着全球现代化发展问题所展开的，对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等观念的理论化叙事。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对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化建构，均来自于“全球北方”知识分子。这种状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文化霸权。打破这一文化霸权，需要我们系统性地反思既有理论中的目的论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性地思考一个更具辩证法意义的现代化秩序观。

今天，全球南方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将全球南方问题推上了前台。而对全球南方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建构，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工作。当前，讨论全球南方问题的理论核心在于讨论全球南方现代化问题。既有的诸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全球南方为什么不发达的逻辑。但是，在今天的现实下，全球南方为什么能够发展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追问，同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宰治下、作为全球南方一份子的中国，又为何能够实现发展？这种发展与既有世界体系，以及与这一世界体系演变的动态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发现全球南方发展实践背后普遍性的规律，并对其进行概念化、系统化、逻辑化、普遍化的表述，进而与人类整体现代化哲学讨论形成对话，并将其内涵向前推进，这些都是既有发展理论、依附理论没能很好地解决，而亟待今天中国与全球理论工作者予以解答的迫切问题。

对南方问题进行语境化，将其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发展过程中来理解，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对今天全球南方的现代化问题进行理论化。总体来看，全球南方问题本身包含了3个层面的内涵：对全球范围内现代化发展不平等现象的认识（是什么），对导致不平等原因的理论探索（为什么），以及对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的道路探索（怎么办）。而对这组问题的探究远早于对南方问题的发现。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从来都不缺少解释发展不平衡现象、促进发展的理论与制度性构想。这些构想主要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知识分子，且带有强烈的决定论与目的论色彩。在19世纪欧洲全球殖民扩张的进程中，促进殖民地文明与社会发展、对“蛮荒之地”的发现与开发，始终是殖民宗主国用来佐证扩张与干涉合法性的理论语言。这种以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为物质基础的发展话语，同样也成为了一种文化霸权，同时规训着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世界认识。

早在1839年，当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在牛津大学开设关于英国殖民地问题的系列讲座时，殖民地贸易就被视为能够带动殖民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发展主义的逻辑下，由强国推动的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发展被赋予了历史哲学的内涵。因为在其看来，商业的发展能够带来文明的进步：殖民地贸易的繁荣推动了殖民母国工业发展与财富积累，而这种发展又能反过来进一步继续促进全球殖民地的经济与文明进步。不难发现，对梅里维尔而言，贸易是殖民经济体系的核心，而在早期欧洲殖民帝国全球扩张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土地攫取，则退居从属地位。对当时的英帝国而言，“贸易而非统治”（trade not rule）被认为是一个更加合算的霸权模式。一种在英国帝国史研究界极为流行的观点甚至强调，英国的全球霸权秩序，是一种仁慈、和平，且能促进全球发展进步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同样的殖民帝国发展主义逻辑，在19世纪晚期，透过“文明使命”的叙事，得到进一步强化，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委任统治”（mandate）制度获得了国际普遍性与形式上的合法性。这种叙事强调，中心对边缘的霸权干涉与“委任统治”，实质上是“文明”国家对欠发达、不发达的“野蛮”和“半野蛮”人群的使命，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得以加入人类“文明国家大家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既有殖民霸权秩序遭到了空前挑战。这种政治现实促生了西方学界对“第三世界”概念的理论兴趣。这种兴趣从理论根基上，延续了19世纪发展主义的思想脉络，但在表述层面，则创造了一系列殖民色彩不那么明显的新词语。诸如“南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等概念，都是“全球北方”知识分子尝试描述并解答发展与发展不平等问题所创造的概念。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在美国成型。其核心目的是给百废待兴的战后国家——特别是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勾勒一个人类发展的普遍道路。这种理论话语，一方面，旨在摆脱欧洲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负担，另一方面，也明确希望与苏联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所区别。早在1960年罗斯托（W. W. Rostow）便提出，经济增长五阶段理论能够帮助人类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China and the nations of the south）通向成熟的时间轨迹。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以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用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史观，将现代化过程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高度大众消费时代五个阶段。罗斯托强调，全球“南北问题”（north-south problem）是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经济成长的历史并不因“民主的北方”取得了发展而获得成功。只有当广大的南方国家也获得同样的经济腾飞之后，这个人类共同的成长才算结束。这个全球向着“民主的北方”看齐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被罗斯托称为“现代化”。

新自由主义国际机构霸权下的“南北问题”

在美国经典现代化理论内部诞生的“南北问题”，本质上描述的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亚非拉诞生的大量从欧洲前殖民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在实践中，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贫困落后状况，提高国民生活与教育水平，打破发达国家垄断，在政治独立之后，真正建立其去殖民化的经济与文化。这类经典现代化理论就不同地区的发展问题基本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这在罗斯托极具影响力的现代化五阶段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经历了20余年的全球发展探索，进入20世纪80年代，按照“标准答案”发展的亚非拉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非但没能缩减，反而愈发增大。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问题再次进入了全球北方政治与知识讨论的前台。

1979年由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l Issues）发布的《布兰特报告》（The Brandt Report）便是对当时这种状况的回应。19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危机的直接触因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欧美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伴随着此次南北方国家政治关系的恶化，全球北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开始出现严重的危机。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球北方工业国家在全球南方不发达国家处获取的经济利益急剧降低。一方面，这是由于发达工业国家本身经济增长乏力。自1973年原油价格暴涨后，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猛跌50%。到了1979年，OECD国家中的失业人口已经高达1800万。与之相伴的是不断大幅波动的国际汇率，以及这些发达国家内部与日俱增的保护主义倾向，直接导致了国际主要市场大宗商品与零售贸易价格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也未能在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捆绑中获得有价值的增长。相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约有8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超过40%的全球南方人口无法得到日常生活所需的保障。结构上，全球南方国家严重依赖农业初级产品、资源出口的状况非但丝毫未有改变，反而由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经济危机而引发的价格波动，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

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布兰特报告》强调，需要进一步推动“南北合作”以摆脱这一困境。这份报告表现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在起草报告的委员会人选上，除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全球北方国家人选外，也包含了来自科威特、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从形式上体现了“南北合作”的报告主旨。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多元并不能掩盖这份报告背后强烈的全球北方视角，这也是这份报告的第二个特点。以当时全球北方工业国家最关切的能源问题为例，虽然报告结论强调，迫切需要考虑产油国和石油消费国之间的需求，但是在报告最后提出的能源紧急应对方案中却基本只反映了全球北方国家的迫切诉求。例如，方案的第一条就强调，“保障原油的稳定供给”。此外，该报告的建议还包括“稳定原油价格”“发展替代型与可再生能源”等。

总体来说，《布兰特报告》对“南北问题”的基本认识并没有跳脱出西方传统的经济秩序框架。报告将“经济力量”视为一种抽象的规则，不受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的影响。因此，从报告给出的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主权国家政府能够扮演的能动性作用。相反，在结尾部分，报告将主权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视为“衰退和失业”的结果，而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造成损害。同样，报告还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保护主义会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降低贸易壁垒，全面拥抱“自由贸易”政策，全球北方国家则需要利用其资金优势，向全球南方国家大量注入资本。这一南北合作的经济方案，毫无疑问已经开始具有了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的雏形。在报告刚刚提出时便有学者指出，这份南北合作倡议中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毫无新意”。

长时段地来看，1980年代全球北方对“国际机制”的热情与19世纪中后期英帝国对“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推崇在内在逻辑上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旧的以国家强力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虽然有价值，但是其作用越来越弱化，且维护安全的成本高昂。而在全球贸易推动下的相互依存可以更好地完成发展使命，促进全球和平。对这一时代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英国的全球霸权虽然也依赖全球海洋贸易与金融体系，但偶尔还需要对外使用武力；而对美国而言，其全球领导地位需要在不依赖武力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

当全球南方开始以国家的联合为方法，对全球北方的霸权发起有效挑战时，全球北方则开始强调去国家的必然性。全球北方认为，国际机制的完善必然意味着国家霸权的逐渐消退。然而实际上，看似隐退的霸权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北方国家对诸如IMF、World Bank、WTO等国际经济机制，乃至对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政治机制的垄断上。与此同时，透过国际机制向全球，特别是向全球南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又进一步消解了全球南方国家在20世纪中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积累的国家能力。在这一条件下，全球北方国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也确保了其能更好地通过国际机制来实现对挑战者的整合与规训。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形成

人们通常会将20世纪80年代视为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退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趋势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开始大规模铺开。与之相伴的是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去社会主义化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以及亚非拉诸多国家开始陆续建立新自由主义政府，推动各自的国家与地区改革，并开始深度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

从全球秩序的视角看，我们不妨将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视为其对全球化国际规制的垄断过程。这种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政治、经济、法律国际机制的垄断，打破了20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的多样性全球化的格局。在此情形下，一种浓厚的胜利主义情绪开始席卷全球北方的学者，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开始在认识论层面更深刻地渗透到人们对世界整体秩序的思考之中。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强调全球流动、国家退场、彻底推行市场决定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在全球急速推进。而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垄断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将一种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展出的现代化历史观、秩序观推向了全球。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决定论史观最为人所熟知的庸俗表达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对“历史终结”的论断。福山强调，“过去10年”（1978年～1989年）的历史发展让人意识到，“一种非常根本的变化开始在世界历史中发生”，除了“西方自由主义之外，世界上再无任何有效的系统性替代方案”。这种“西方与西方观念的胜利”以“过去10年中世界上两个最大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潮流变迁”为重要标志。

相比福山这种庸俗的胜利主义论调，同时期的其他许多美国政治、历史学者们则将西方中心主义秩序观隐藏在诸如多元现代性、大国兴衰等的论述中。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基于一种政治想象，即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所有人迈向现代和工业文明的步骤必然会遵循一个统一的、由西方谱写的逻辑。

多元现代性体现在艾森斯塔特对现代化的论述中，他将“抗拒”与“变迁”这两个历史关系作为论述的基础并强调，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发源于17～19世纪的北美，随后扩散至其他欧洲国家，于19世纪、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在这个进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传统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性差异，造成了现代化发展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具体面貌及其所遇问题”的巨大差异。

对艾森斯塔特而言，现代化的多元性体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西方现代化全球扩张进程的反应之中。他认为，现代化从西欧向全球的扩展，是一个“新型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这种体系的扩张伴随着对“传统的”统治者们的挑战，作为回应，这些传统统治者们需要被迫开展各自的“现代化计划”，其目的是要“自立于新的国际体系之中”。而在这个对冲击进行回应的过程中，由于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都必将面对社会动员、结构分化、城市化、工业化等普遍问题，因此这些传统社会中也会出现新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既能“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组织建立关系”，也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对统治者形成挑战。

可以看到，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的论述背后，仍是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这里的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体现在对“国际体系”观念的宰制上，以及那种以欧洲历史经验为基础，对现代化“国际体系”组成单位及其特性的普遍性的总结上。这种“国际体系”被视为是必然的、客观的、唯一的。同时，他的一元论还体现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上，强调现代化的政治表现是注重“利益取向”与“非意识形态的政治效忠”，现代化的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目的，必须“通过选举、公民投票和代表们的欢呼不断地寻求被统治者的政治支持”。在艾森斯塔特提出的这个前提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差异性结果，并不是因为这种“国际体系”本身存在任何结构性的不平等，而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固有的文化、政治、经济差异在与“国际体系”接触中，出现了冲突而产生的特异性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在认识论层面还体现在“大国兴衰”的相关学说中。“现代历史中的世界性大国为什么会兴起，又为何衰落”？1987年，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大国兴衰”这个命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迅速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在这本500多页的书里，肯尼迪尝试勾勒一个从“1500至2000年”的宏大趋势，并开宗明义地假定，“所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家，都必然会谋求进一步增强其财富与实力，以期成为富强国家，或保持其富强地位”。然而，这种国家之间权利的消长，势必引发军事冲突，进而直接导致某些国家的消亡。由此，肯尼迪提醒美国不要重蹈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的覆辙，将“帝国战线拉得太长”而最终导致自身衰落。简单说来，肯尼迪的核心观点就是：国强必霸，国霸则衰。

然而，很少有人追问，这个论断究竟有无普遍性？不难发现，肯尼迪的论述，基本是基于对少数几个现代化“大国”的倒叙性分析。肯尼迪给出的理由是，全球性的大国军事竞争与技术变革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展开。实际上，肯尼迪对“霸权兴衰”的兴趣，也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现代化、全球化秩序想象的垄断密切相关。

与这种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全面霸权形成相伴随的是，“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替代性全球化模式的消退，且这种消退也是全面的。曾经被视为具有影响全球局势走向的、具有“独特政治文化”的、作为“第三股力量”（third force）的“第三世界”，开始在全球思想界中面临衰退。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讨论“第三世界”意义的全球北方学者，也开始修正他们的认识，通过“全球南方”、“发展中”与“不发达”国家等概念，将亚非拉国家重新编织进一个整体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叙事之中。同时，在这个经济胜利主义的叙事背后，全球北方的学者也不忘传达“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而对那些曾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充满理想的人来说，这个新自由主义化的时代意味着“万隆时代”的“终结”。这一终结似乎也反过来“印证”了新自由主义宣布世界“别无选择”的预言。

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反抗者的中国式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现代化、全球化机制的垄断，实际上并没有其表现的那么坚不可摧。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上刊载了罗荣渠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一文。文中格外强调了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建立现代化理论，并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及其方向的重要性。

在该文中，罗荣渠将当时既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划分为5个流派。但是，他强调，这种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并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独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传统中也有对此的系统性解释。但是，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政治的影响，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加关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社会革命问题；另一方面，在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压迫，发展问题还无法被提上思想议程。在此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发展与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始终被搁置。进入1980年代，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旧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诉求高涨，这一系列的时代变迁促使发展与现代化问题走上历史前台。

罗荣渠承认，全球一体化趋势是客观现象。但是，单纯夸大“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来抹煞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增长”，显然“都是错误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基本现象，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国开始普遍联系起来，“世界生产”更开始变得与“世界贸易”同等重要。同时，科技、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因此，社会科学必将需要对这种现象作出回应，“重建国际新秩序”。而这种“重建国际新秩序”的理论讨论，除了要吸纳西方资本主义经验与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现代化实践与问题的研究探讨，丰富并创造一个“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换句话说，在1980年代，当西方知识分子正在兴奋地尝试进行“西方自由主义”对全球化机制与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垄断叙事时，罗荣渠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有意识地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逻辑下，将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从所谓“历史的终结”的地位上，还原为其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本质；同时，也尝试在这个普遍逻辑中，将中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实践，纳入到人类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探索进程中。

不难发现，当1988年罗荣渠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探索的时候，他便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的两种思想传统与实践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式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同时，他并未将两者决然地对立起来，而是希望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接续社会主义的脉络，并对当代西方的全球化、现代化作出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1980年代开始之初，便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重要的理论特点之一，就是在全球性的对第三世界全球化实践和通过南南合作实现国家自主发展的反感与彻底失望的浪潮中，有意识地将中国现代化作为全球南方现代化、全球化实践的当代延续，并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视为一个可能推动建构“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系统理论”，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堡垒。正是因为这承上启下的理论的存在，才使我们今天得以发现，那原本似乎坚不可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文化霸权，即便在它宣称的胜利之初，也已由中国撕开一线。

全球南方的政治再兴起与赋能式新型全球化的结构

反观第三世界全球化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被萨米尔·阿明称为“万隆时代”（1955年～1975年）的历史大变局时期，世界秩序第一次呈现出了真正多元化的可能。在这一时期，在过去100年资本主义大规模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国家对于发展模式与发展观念的全面垄断开始出现裂口。首先，新独立的国家开始考虑，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本国经济与旧殖民帝国贸易高度捆绑的客观现实下，如何能够尽可能地实现本国经济发展。其次，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脱离资本主义阵营，重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全球秩序。最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也面临着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挑战。这种政治状态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全球发展的垄断，并在客观上一度为全球形成两极多元的权力结构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两极多元的秩序结构里，广大亚非拉国家获得了更大选择空间。在这种多样性选择创造的空间中，亚非拉国家开始进行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尝试，探索去殖民发展的道路。然而，随着20世纪末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种政治动力开始衰落。政治的衰落也伴随着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在那之后，“全球南方”概念的解释权逐渐被西方主导的发展经济学所把持。在这种思想与政治环境下，“全球南方”愈发成为了一个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国家的松散集合。而这个集合中国家的共性包括：国家经济多为自雇，且多从事勉强维持基本生计的生产；人均产值低，收入分配不均；市场发展不完善；低生产力；大量依赖出口与外来资金；公共行政部门体量小，没有或者较少有现代工业部门。在这种基本认识下，第三世界若想发展，除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彻底开放、走上“南北合作”这一道路之外，别无他法。要么新自由主义化，要么彻底衰败，这便是19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面临的最严酷的挑战。

然而，这些判别标准，切断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落后与全球不平等秩序之间的关系。这种认知与逻辑，既用静态的经济决定论否定了全球南方国家渴求发展的意志，也彻底忽视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多样性，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现代化模式，表述为通往发展的唯一途径。这不但为新自由主义霸权干涉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借口，也是最近美西方鼓吹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不属于“全球南方”所依据的理由。

实际上，在西方左右翼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开始迅速新自由主义化。然而，这种分析显然忽略了改革开放发生的基本历史条件，并且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强行切割为两个相互无关的时期。因此，这种短时性、碎片化的解读，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极为重要的共同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与世界霸权经济秩序彻底脱嵌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程度的自主发展，并在体系上实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垄断的突破。

推动国际关系的平等化，推动合作发展，是中国讨论“全球南方”问题一以贯之的立场。1960年代，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有一种从西方中心的霸权竞争认识出发，将“第三世界”描述为美苏竞争之间“霸权平衡天平上的砝码”的倾向。1970年，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时表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那种干涉主义的大国观念，目的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就不跟你们和我们讲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毛泽东同志将亚非拉“三角”与“报纸上经常吹”的那种以大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平衡秩序观区别开来。他认为后者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体系下，推动有限的、大国权力平衡意义上的“平等”“自由”；而前者在亚非拉联合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性秩序，则是在西方大国构成霸权的全球秩序中，被压迫者谋求平等、自由，并达成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

这种以大陆而非仅以大国为单位，构想全球地缘平衡，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主权平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视角极具想象力，且与在西方历史传统中形成的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截然不同。我们不妨用“霸权中心”来替代“西方中心”，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话语进行建设性批判。中国非霸权中心的秩序认识，并不否认大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更强调广域空间合作对制约大国霸权、保障小国主权平等、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的关键意义。以亚非拉团结为重心，结合传统的国家间双边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实践一贯的重要方向之一。

202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合作观念。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以和平协商为基本途径，不但依靠传统的双边外交，也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区域联盟等多样、多边的合作机制，促进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实现“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实现“集体安全、永久和平”。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不久，伊朗与沙特在北京举行对话，并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展开各领域合作。从谈判现场的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到，三方会谈的桌子被整齐地摆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沙特、伊朗三方代表分别落座一边。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从视觉上便与传统大国主导下的双边合谈区别开来，颇能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广域空间合作角度上对新型多边关系的构想。

这种从中国视角出发对自身命运与现代全球秩序的思考，包含了对全球秩序关系中不平等问题的自觉，也包含了对如何实现多样性全球化所需的国际性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机制保障的思考。全球南方的再回归，其背后重要的现实基础就是，中国对自身是全球南方当然成员的坚持。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这一表态的背后是对全球秩序中霸权关系的反思。从霸权中心出发，对战争、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与制度性思考，往往与自上而下的干涉主义、经济援助、全球治理等法律和技术话语密切相连。而相应的，中国表述国际秩序关系的政策性语言则更多倾向于围绕着“平等”问题展开。这一基本认识与秩序理想，充分体现在中国一直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表示，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被放在第一位的平等原则，可以说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前提。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谈判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随着全球局势的不断变迁，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在2023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总则之一，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核心的秩序原则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实践的人民民主定义为一种赋权民主（empowerment democracy），它不仅包含了对本国人民的赋权，更带有在全球秩序体系中对大小国家平等赋权的理想。

这种赋权的实现，必须包含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在工业增长方面，全球南方工业增长值从2004年占全球总工业增长值的30%，迅速跃升到2022年的56.3%，其中中国工业增长占了将近一半。这种工业增长“提现”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的层面上，便表现为购买力平价（PPP）的增长。与包括美国在内整体下滑的全球北方购买力平价相比，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基本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过去近20年的现代化发展，为全球南方整体和中国分别带来了69.4%、25.7%的高额增长。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为全球南方既有合作机制的国际性共识达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其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同时，中国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对外工作布局。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2023年11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个平台上，主动对巴以问题发声，表明中国立场，呼吁形成促和国际共识，无疑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发挥更大国际作用，为南南合作机制“赋能”的积极行动之一。也正是在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所推动的全球平等合作、实现各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那个自“万隆时代”便开始形成的、真正的多样性全球化，开始重新走上人类现代化发展历史的前台。

结语

围绕着“第三世界”“亚非拉”“全球南方”等概念的竞争，是对世界大变局政治现实的反应。其间，多种政治现象确实存在着霸权竞争的色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进程中不存在积极的政治力量。中国积极主动团结亚非拉国家，参与对“第三世界”“亚非拉大团结”“不结盟运动”“全球南方”等概念的讨论，并用实际行动真诚支持并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构建南南合作的国际机制，推动全球化真正朝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中国诸般政治与思想行动都为“全球南方”“第三世界”等话语注入了新思想与新政治动力。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重新为全球南方谋求平等与发展的诉求提供了政治动力。这也为我们的理论工作提供了新方向。作为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探索全球南方现代化实践经验及其诉求，填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发展中国家能动性研究的不足；在更多样的秩序理想、世界观与历史实践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发现可以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在这个更广大的知识基础上，为现实中的大国互动、大国与小国关系以及南南合作关系构建一套更为普遍、系统的叙事体系。这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对世界的道德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