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弗里德里希·拉采尔的“生存空间”、哈尔福德·麦金德的“世界岛”和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理论等概念的提出，一个以西方历史经验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开始正式形成。特别是麦金德与马汉的工作，更将拉采尔描述德国霸权兴起合法性的国家理性叙述带到了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作为一种诞生于西方霸权竞争背景下的理论，“地缘政治观”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全球扩张，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理决定论和文明等级论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中。

传统的地缘政治强调，国际政治由地理特性或是意识形态等单一要素决定；国际间秩序则基本取决于大国的意志。在这个框架内，诸如环境变迁、自然资源、人口与资本流动等各方面因素，都可能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地缘政治在19世纪欧洲霸权竞争的背景下诞生，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依照“地缘政治”这一术语的发明者鲁道夫·契伦来看，地缘政治是“以国家为对象的科学”。国家的生死存亡与成败取决于对自然环境空间的掌握。同时，欧洲大国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来自争夺空间的战争。因此，地缘政治学在契伦看来，主要也就是一门战争的科学。[1]

在这种地缘政治视角审视下的欧亚大陆，于是成了“控制”世界命运的关键核心地带。无论是为英帝国张目的麦金德，还是后来强调美国霸权重要性的尼克拉斯·斯皮克曼都表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两人当中，前者更重视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而后者则更强调争夺“边缘地带”，即“世界岛”沿岸的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以及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利亚等地区。[2]

随着冷战的爆发，西方外交政策的理论家们更将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结合起来。在这种视角下，西方的遏制政策不单着眼于对“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国家的遏制，也积极采取防止意识形态敌人向第三世界扩散的战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西方甚至不惜采取代理人战争，或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以扶持法西斯主义右翼政权的方式，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再次将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说短暂地推向了高峰。诸如罗伯特·卡普兰等地缘政治学者，将美国视为能够稳定世界体系的唯一霸权力量，承担着“阻止专制潮流扩散”、抗击“伊斯兰的反现代主义”、让世界“远离恐怖主义威胁”的责任。[3]限制地区大国过分扩大其影响甚至联手反对美国霸权，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上组成反美联盟，成为布热津斯基、亨廷顿、基辛格等美国外交理论家们的重要关注点。

作为帝国的知识，地缘政治将全球各个区域转化为霸权支配的对象。而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理解“一带一路”，则无疑将中国转化为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霸权竞争历史中又一个新晋参与者。然而，以欧洲历史经验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观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一视角将世界划分为排他的私有化空间的集合。的确，在国际关系层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陆地空间都被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所分割。然而，我们需要把这种主权国家对空间的分割同空间的私有化区别开来。实际上，将主权视为对空间的私有化占有，是一种从西欧国家与天主教会对抗历史中产生的特殊现象。

对于更广大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而言，空间的形塑不仅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客观作用，也取决于各种游牧社会和农耕定居社会之间不断的文化接触与政治互动。毫无疑问，战争作为一种政治互动形式，是形塑空间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围绕着生存与发展需求展开的各种经济交往，则从本质上造就了欧亚大陆以及印度洋沿岸的文化与政治面貌、空间秩序甚至空间形态。欧亚大陆历史上稳定的商业活动沿着印度洋和中亚、西亚的内陆交通节点展开。这些地区在地缘政治欧洲霸权中心的审视下，通常会被视为“边缘新月地区”，或是动荡不安的“破碎地带”。[4]但审视这种商业活动可以发现其根本前提有两个：一是游牧与定居民族之间相互对维持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的需求，二是在这种需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空间使用权的共享观念。

长久以来，在这种共享的空间中进行的贸易与交换活动，不受任何一种霸权垄断。商人们仅在沿途的贸易节点或者装船出海与卸货贩卖的港口缴纳税金，而贸易线本身不属于任何霸权所专有。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崛起达到了顶峰，才打破了这种既有状况。作为“海上帝国”的葡萄牙采用通行证的形式，在枪炮的支持下开始尝试支配贸易线。随后，陆续兴起的欧洲帝国则都围绕着这种支配权进行反复的霸权竞争。对空间进行垄断的企图，彻底打破了这种欧亚大陆与印度洋沿岸自古以来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空间的共享属性。

“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希望恢复既有的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便形成的由贸易和发展需求联通的人类空间，并恢复空间的共享属性。

实际上，这种通过贸易交往促进文化互动和实现平等发展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国内政治活动中便有充分体现。沿着长征这一空间带进行的公平贸易，是红军与周边沿线少数民族进行平等交往的最重要手段，也是构成各民族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陈云在其对长征的记录中多次提到，红军进入贵州、云南之后，在苗民中的活动多为发放“财物谷子”和沿途的物物交换。在经过不同的苗寨、汉寨与回寨时，红军除了沿途购买必需的军粮之外，还会通过购买或者交换的方式，积累一些如茶叶、皮衣、旧枪、食盐、布匹之类的货物，这类货物或者沿途赠送给少数民族村庄居民，或者用来与各民族交换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和牛羊肉）。红军还通过反对霸权，即没收沿途地主、官吏、豪绅财物的方式，完成对垄断资产的再分配。这种活动在中华苏维埃法律规定下，由财政人民委员会的没收部门统一调配，作为军队物资。而红军运输力不及的剩余物资，则被分配给当地群众。这种行动使得红军受到沿途各地群众的支持。因此，受到鼓舞而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也不在少数。[5]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各族平等关系的首要表现便是平等贸易与平等发展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自治工作中，首先是要“把（少数民族）经济搞好”，否则民族区域自治便是“空头支票”。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并且，这种作为经济工作重心的贸易工作“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数民族人民）少吃亏”。其工作重点则是调动中央力量，统筹调配，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并达到“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这种针对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活动，首要原则是要“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甚至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6]

这种贸易的重点并不在于营利，而实际上更注重通过“平等互利”，甚至是汉族“多补贴、多支出”的形式，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同传统的“朝贡贸易”差序格局不同，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促进的经济发展，其最终目标则是一个统一的在“生产力进步”这一历史逻辑中论证的社会革命理想。只有这样，才能“从过去压迫和被压迫的民族关系改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从经济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掠夺与剥削的政策改变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物畅其流的政策”。[7]

这一点，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一带一路”提出的国际交往模式，尝试通过贸易互动、工商农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协作形式，将国际间交往从源自私有制的竞争关系，改造为一种更具普遍价值的社会性活动。“一带一路”与欧亚大陆以及印度洋沿岸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但不相排斥，反而形成了互补与对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推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合作模式，强调各国政府之间协调联动发展。其目的则是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并希望由此使得国际交往从私有化前提下的零和博弈与霸权垄断，转变为更为平衡的、面向共同发展繁荣的，也更符合人类历史传统经验的新型秩序。

注释:

[1]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rinter, 1998, pp 10-19.

[2]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1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