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一个帝国？这个困扰了帝国主义者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始终围绕着何谓帝国主义这个命名问题展开。一九0二年，在《帝国主义：一个研究》中，约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视其为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殖民主义”相互关联的概念。他认为，四者的所指皆飘忽不定，且互有重合。对霍布森而言，英国的帝国主义是一种经济政策，是工业革命之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贸易商，由于英国内部“消费不足”而不得不向外寻找更广大市场的结果。这种随着工业革命而来、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扩张，并不必然能为英格兰所有阶级的民众带来福祉。
与先前的帝国知识分子们不同，霍布森的视角带有更多现代人道主义的色彩。作为二十世纪福利自由主义理论家，霍布森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开启了今天以“人道主义”“民主化”等为中心的霸权主义全球秩序叙述。这种叙述将“帝国主义”的扩张，描述为一种经济现象，并尝试从一个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出发，为帝国主义的政治扩张进行合理化论述。
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之上”。作为南非布尔战争的思想产物，霍布森明确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破产了的“商业政策”。因为这个“坏生意”调动了大量财力，却仅给市场带来了一些微小、不良甚至不安全的增長。其代价却是少部分人，以整个国家的财富为代价，为本阶级牟私利。同时，也助长了整个国家的仇外民族主义情绪。然而，恰是在帝国主义的教条下，许多人相信资本向海外的扩张为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由这类海外贸易带来的收益则是英国必要的生命线。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白人中心主义在经济活动大规模全球化萌芽时期的新模样。霍布森坚信，继领土扩张式的殖民主义之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扩张主要由一个小金融家集团鼓吹并操控，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帝国中促生了一种“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由于这类新兴欧洲“帝国”都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因此，这种帝国主义政策使得欧洲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有益竞争”，堕落为帝国之间的“残酷斗争”。这种为少部分人服务且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但牺牲了西方工人阶级的利益，助长了排外的民族主义散播，也损害了亚洲与非洲国家自我发展的可能。
霍布森并未意识到，这种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更促使种族主义迅速向无产阶级渗透。十九世纪中期前来殖民地的白人劳动者开始对廉价的有色人种“契约劳工”，以及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产生情感上的抵触，认为他们的到来对自身本已朝不保夕的工作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十九世纪末工团主义的兴起，还使得白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不习惯组织工会、乐意以更廉价工资出卖劳动的有色人种劳工产生了巨大的不满。这一时期也与柏林西非会议（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重合。伴随着新旧白人定居殖民地要求“自治”与建设“白人国家”的要求，欧洲各国也开始加紧通过条约、并吞的形式，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有效占领”。这一通过有色人种契约劳工串联起的世界历史，恰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运行原则，特别是种族主义在维持垄断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稳定性中的关键作用。种族主义的文明论不但“创造”了有限度的自由，也将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缩减为一种欧洲中心的有限的民主。
布尔战争末期，英国与南非政府开始认真讨论输入中国劳工，以填补南非矿业因战争等问题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当时英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南罗德西亚专员马绍尔·克拉克（Mar shalClarke）中校认为，招募华工的决定有些仓促。因为，季节性的黑人劳工潮能够补充南罗德西亚的用工荒。如果特兰斯瓦尔开始招募中国劳工，无疑会不利于兰德地区本地黑人劳工。由于立法会的六名委员中有四名支持输入华工，因此，克拉克中校甚至认为，需要解散目前的立法委员会。该提议遭到了英国南非公司的强烈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中校在华工问题上的态度，特别是他坚持优先雇佣非洲黑人劳工的立场，在霍布森等福利自由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代表了帝国内部促进“自治”的新希望，是本土黑人的真正“保护者”。霍布森对克拉克中校的认识，能帮助我们理解二十世纪初帝国中心知识分子们世界想象的局限。霍布森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经济政策，而非本质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后一层内涵，是列宁通过创造性解读霍布森帝国主义论述而得出的结论。在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仅仅是一个国家朝向文明化发展这一“自然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霍布森在道德上坚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文明国家”必然会走上集约化而非盲目扩张的“粗放”道路。因此，“文明国家”非但无扩张领土面积的需要，更必然会依靠“意志”，终结帝国主义政策。
霍布森并不是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批判者，相反，他更像是一个面向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左翼通过反帝国主义论述构想出的理想世界秩序，仍旧建立在以“发展观”包装的种族主义差序结构上。在变相的“文明使命”观基础上，他试图将十九世纪在全球贸易基础上形成的英国帝国主义霸权秩序，改造为一个更隐秘的、新型的自由帝国主义。
霍布森设想了一种纯粹的、由高尚道德驱动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克拉克中校对待南部非洲黑人部落的态度便是范本。在这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中，“低等种族”应当被最大程度地赋予“自行发展的较大自由”。但同时，“先进”的文明也承担了对“低级”文明教育、保护与监督的责任。虽然，霍布森并不像伯克那些自由帝国主义的先辈那样，认为应当不加改变地将英国的代议制“文明”政体强加给“低级种族”，也反对诸如基德（Benjamin Kidd）等人那样，用纯粹的物质理由，以“文明”国家开发“落后”国家自然资源为借口，为帝国主义霸权进行辩护，但是，他也绝非一个放任主义者。霍布森不承认自治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法则。作为一名“国际社会”的信仰者，霍布森将这种强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态度视为一种“绝对的民族国家主义”。在他看来，这与纯粹自利的“绝对个人主义”并无差别。在一个强调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的社会关系中，两者均会导致冲突，影响他人、他国的幸福。
霍布森并不认为，近代帝国主义的各种特殊形态均为非法。他只强调，由“白人个人的私人企业”，对“落后种族”进行干涉是“不安全的”。因此，需要由一个“文明人类组织的代表机关”，确保所有干涉都能超越国家的特殊利益，为“改进和提高被支配人民的品质”而服务。霍布森认为，保守党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将本阶级利益凌驾于人民普遍利益之上的结果。“金融和投机阶级”，将他们本阶级的“原始欲望”理想化，进而挟持国家集体利益，为特定阶级服务，促生了一种扩张性的，只顾经济剥削的“军事帝国主义”。
通过对保守党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霍布森勾勒出了一个升级版的伯克式自由主义理想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强调应当由美、英、法、德这些有“共同利益”的文明国家介入，构建一个基于法律与制度的国际“联邦”。这就像是英国代议制民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复刻。这种“正义秩序”能够避免包括金融家、工商业资本家、政客等多方利益团体在内的任何一方，将其阶级利益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这种民主协调下，人类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国际主义”，促使国际社会变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霍布森称之为“真正的文明委托”。
实际上，这种超越了国家的国际政府理想，本质上是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它与埃德蒙·伯克设想的“委托”秩序仅有两个细微差别。首先，在霍布森设想的秩序中，世界的和平未来可以容纳多元文化。西方可以透过“中间人”对东方施加影响。他举了中国为例，认为如果欧洲列强出于为世界谋福利的动机，希望让西方文明扩张到中国去，那么就应当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日本。其次，霍布森更乐于承认欧洲，特别是英国国内存在的阶级教化与经济发展差异。因此，在霍布森看来，先进国家在面向“低等国家”行使教化的委托职责时，需要使用教育国内落后阶级进步的类似原则。
霍布森的反帝国主义论述建立在一条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自由主义脉络中。它本质上延续了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根本框架，承认种族与阶级差序结构，且认为只有通过“先进种族”带领“落后种族”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自由平等的联邦共和理想。毫无疑问，相比国家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的分散结构，霍布森更乐意看到在文明发展之后，国家间“自主”的联合。他以十九世纪末英帝国下白人殖民地的自治运动为例，将其称赞为一种“向心力的胜利”，是英帝国在总结了北美独立战争教训之后的进步。在霍布森看来，这种“帝国联邦”设想，应当被推广到全世界，成为指导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然而，这一认识恰恰使其论述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历史中，又一个以反帝国主义面貌出现的帝国观。
当论述中国问题时，霍布森表示，一个统一的中国显然对实现全球的“联邦”更为有利。然而以霍布森时代的政治现实来看，情况却不容乐观。霍布森认为，出于自利的目标，国际资本主义借助西方列强的国家政策，在中国推进他们各自的特殊利益。虽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些挟持了国家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可以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进行合作，维持相安无事的现状，但是，这种和平并不稳定，任何一个奉行“国家帝国主义”的列强都可能希望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进而破坏这种脆弱的平衡。而中国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上，便不是有能力组织全国进行军事化抵抗的文明。同时，作为一个“落后种族”，中国也无法发展出足以驱逐外敌的“爱国主义”。此外，“文明”列强之间的战争又耗资巨大，加之“金融与工业巨头”推动的“国际主义”影响，列强间的战争不可能出现。因此，很有可能中国将会在这种列强“国家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四分五裂。到那时，“真正的黄祸”便会到来。霍布森还表示，列强间在“国家帝国主义”私利推动下的竞争关系，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通过挑拨列强间的相互竞争，以达到自保的目的。其副作用，则是将会使得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市场的长期努力付之一炬。
霍布森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显然受到南非劳工问题讨论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人是所有“低等种族”中最具工业潜力的群体。因此，相比金矿与其他各种帝国主义趋之若鹜的非洲矿藏财富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宝藏”对帝国主义寡头而言更有价值。一旦开放之后，其创造的价值能够大大缓解西方社会面临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促进工业发展，降低工资成本，降低商品价格，并最终推动西方所有白人定居地全部人口获得“独立绅士”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而使欧洲获得形式上的和平。这一切，在霍布森看来，都是“帝国主义寡头”们所热切希望得到的结果。然而，霍布森相信，这种发展在长远看来又会打击欧洲社会，对于这种图景的渴望可能会更加促使欧洲国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产自亚洲与非洲的廉价食品与工业产品，会作为“贡品”来到西欧国家，使得西欧社会在经济上对中国产生“依赖”。在这段论述中，我们几乎能看到今天美国左翼与右翼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的逻辑。
在霍布森的设想中，美国式的门户开放政策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最佳途径。但是，为中国“启蒙”，促使中国走向自治意识觉醒，工业进步道路的领路人则不应当是代表西方的美国，而应当是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与中国相似的日本。如果能够避免像欧洲国家那样，“为领土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精神所支配”，那么它将会在开发中国经济，促使中国进一步“门户开放”，完成社会发展方面，比“任何欧洲种族”都有更大的优势。霍布森对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寄予极大希望。他相信，日本作为亚洲世界的领路人，通过其强大的军事与海上力量，能夠将亚洲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排除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如果日本能够“在开发中国的巨大工作中避免为世界资本主义所利用”，那么将会最终使得远东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有力竞争者，迫使西方国家“采取更严格的保护贸易政策”，改变输入有色人种劳工的政策，进而从侧面促进国内工人雇佣率与工资上涨。这也最终通向了霍布森构想的以促进国内生产消费，减少对国际贸易与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经济蓝图。
霍布森的反帝国主义论述不是帝国的反题，而只是部分帝国主义者的反题。这种反帝国主义观所希望的理想秩序，仍旧是一种一元的、自上而下的霸权结构。但是，恰是来自诸如霍布森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巨大动荡，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想象，才从英国中心的“世界帝国”模式通向了今天那种更为隐秘的以美国为霸权中心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依照霍布森的构想，英国在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后，会逐渐减少对海外市场与劳动力的依赖，本土劳工雇佣率上升。工业产品会在本土生产，并主要在本土消费。遵从比较优势的原则，英国与海外市场的贸易仍旧具有重要性。国际贸易可以一方面补充英国某些农产品生产的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英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更大利润。但是，国际贸易规模与增长速度应当与国内贸易呈健康比例，且其目的与国内贸易应当保持一致，即为了国家工业进步和提高公民福利。
然而，我们知道，霍布森的这一构想从未变成现实。虽然，在大众媒体上，由南非殖民地雇佣华工问题引起的不满导致对当时保守党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广泛批评，并进而导致保守党在一九〇六年大选中一败涂地，然而，霍布森支持的自由党执政后，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帝国体系与帝国主义政策基本保持不变。之前对促进白人殖民地自治，建设“帝国联邦”的讨论继续停留在学术理想层面，自由贸易政策也从未被抛弃。
霍布森设想的“理智的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道德教化与散播宪政民主制度为幌子的干涉主义。在这种为了“全世界文明的安全与进步”的干涉主义中，几乎可以看到今天美国霸权话语的前身。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霍布森都不认为这种以白人为中心的“国际主义”秩序有何不妥。甚至在“一战”之后，霍布森虽然认识到只有“强大的白人国家”参与的国际协调机制，有可能会沦为一种“帝国主义协作”，但是他也承认，离开了“文明国家”的监护，“落后文明”无法发展起社会意识与民族自觉。这样不但会减缓世界文明化进程，更会导致冲突与战争。在经历了数次修订补充之后，霍布森在其后期的帝国主义论述中表示，“自由是发展最根本的条件”。
实际上，霍布森所倡导的由文明国家主导建立“国际主义”与“国际政府”的理想在当时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帝国主义内部的自由主义左翼成为帝国主义的共谋。就在霍布森《帝国主义論》出版一百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帝国主义问题仍未能在霍布森设想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相反，霍布森未想到的是，他一九一五年基于国联模式而设想的国际协调理想，很快便成为霸权主义新形式。他所坚定信仰的“理智的帝国主义”观，也演变为美国式的“人道主义帝国”（empi re of humani ty）。今天的帝国辩护人，也会尝试用诸如“轻帝国”（empire lite）等字眼，来隐藏美帝国的帝国主义，用“民主化”“现代化”来为帝国主义的政治脱敏。
一百二十一年，帝国主义从未退场。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James Nisbet & Co.， Limited， 1902；J.A. Hobson， A League of Nations ，London：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