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在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讲话中，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经验，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涵。因此，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需要“一个新的术语来定义”。旧有的“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已经无法应对当代挑战，需要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而重生、转型”。
什么是中国历史与政治实践中产生的“现代化”经验？“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又是什么？两者之间的核心差异在哪里？或者是否存在现代化观念的东西方分野？
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
在塔迪奇的讲话中，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诞生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曾经“风光无限”。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衰落带来的胜利主义狂热，这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叙述表现出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这类叙述以“历史终结论”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代表，它们宣称，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必然是一场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与经济组织形式的趋同演化。而美国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由于其物质的发达与社会生活的富足，代表了这场人类趋同演化的终点。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受到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论的深度影响。在1980年代初，中国学界出现了一场新的对“历史分期”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用“现代化”取代“革命”的态度非常明确。在一种线性的认识逻辑下，有论者强调，那种用“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期方法书写中国现代史的做法，已经落后并急需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全盘拥抱1980年代在美国社会科学学界重新兴起的“现代化史观”。这种史观对之前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做出了实用主义的诠释，强调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是线性的，不断追寻物质繁荣、技术进步的过程。
198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史观”讨论，将“现代化”等同于一种“新”的、具有“普适性”的历史书写原则。同时，经济发展在这种线性“现代化史观”中也成为衡量进步的最重要指标。虽然它格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与“世界接轨”，也需要将中国的现代“民族”复兴历史放在“世界史”大框架中来理解。但是，无需仔细阅读，我们就能发现，这里的“世界”，相比20世纪中前期的“世界”认识，要缩小了许多。
因而，这种“现代化史观”描述的世界，极具西方中心色彩。其中主要包含了少数西欧国家、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这种对现代化认识的重构，用简单的二元对立认识论，替换了革命叙事中的辩证法传统，强调与“现代”相关的，即是新的、先进的、普适的、客观中立的，且与世界“接轨”的。而反之，“革命”历史书写则是旧的、落后的、特殊的、被“政治化”，且逆“全球化”的。
很快，在这种风潮下，陈旧的全盘西化论重新出现，并被许多公知们包装成“启蒙”，在各种知识与舆论生产空间中大肆推销。随之，“威权”“落后”的东方，对应“民主”“先进”的西方，这种陈腐的、充满旧时代帝国主义傲慢气味的论调，披着“现代化理论”与“全球化”的外衣，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
这种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本质上延续了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期出现的、以“文明论”为代表的一系列霸权主义话语。这类霸权话语，用“先进”与“落后”对不同“文明”进行框定，并进一步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类“整体历史”的发展进化轨迹。
虽然在空间上，人类的不同“种群”居于相互并无巨大差异的地理区域，然而，由于“发展程度”的区别，这种人类空间上的共存关系便被至于次位，取而代之的是在线性时间坐标上的先后秩序。在这个新的坐标上，人被从时间上划分成了自然史意义上的“种群”。人类被撕扯为“文明”与“原始”“种群”之间的主奴关系。“落后”的种群均来自欧洲之外的有色人种。他们不得不面对，甚至应当主动接受那些在时间性的文明进化轨迹上居于最前端的种群——拥有白色皮肤的“高加索人”——的“治理”与“启蒙”。
在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话叙述中，这种“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演变成为“雇佣”与“被雇佣”、“资本/智力”与“劳力”、“发达”与“欠发达”的关系。种族主义者为世界建立的从属秩序，就此通过这一时间的坐标线谋取了它“普遍性”的前提。
1960年代，在美苏冷战的当口，来自西方阵营的政客与学者们，迫切希望寻找到一条“帮助”非西方国家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在这一时期更获得了“科学”话语的加持，在肯尼迪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协助下，成为了一种囊括经济组织形式、政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体系等多层面的“普遍”坐标系。
通过雷迅马的研究，我们看到，这种从美国国务院与白宫智囊中诞生的“现代化理论”，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产物，其目的则明确地是希望压制“共产主义阵营”在广大亚非拉世界的广泛影响。
本质上，这种以“现代化”为名的坐标系，其基础仍旧是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时期所依赖的“普世”话语，强调“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截然对立的关系，突出“传统”朝向“现代”国家的“发展”，遵循一条唯一的直线路径，且这种转变必须是全方面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演进，而这一演进过程，则必须通过来自西方世界的“启蒙”与“开发”才能真正实现。
西方中心的“现代意识”，其“普遍性”的获得既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倒叙。在殖民地中，西方中心的“现代意识”被无处不在的殖民机构强化，系统地规训着殖民地经济、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那种抽象的“先进”与“落后”的自我认识，伴随着具体的殖民与被殖民的权力关系，成为被殖民者身体与思想上都难于摆脱的枷锁。被殖民者的服从，反过来又确证了殖民现代化论述中那种建立在线性现代时间观之上的认识论与世界想象。
真正打破这种自我确证式预言的力量，来自殖民与被殖民的中间地带，来自殖民世界观的认识论边缘，来自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这些曾经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地带，为我们理解西方中心“现代意识”普遍性的形成提供了绝佳的空间,也为我们想象不同的“现代意识”及其世界秩序提供了必要的现实资源。
霸权的政治总是伴随着霸权对语言与想象的宰制。作为霸权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观念，便是这种对语言与想象的宰制。它让人们相信，通向物质进步的道路仅遵循一种模式。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叙述还造就了一种反题，即相信，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对必须以一种反西方与反现代化的形式出现。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我们在全球目睹了许多以宗教极端主义、反全球化、环保运动等形式出现的对现有全球霸权秩序的“反抗”。然而，这一系列政治行动，本质上并未真正脱离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霸权，因此，这些运动既无法、也无意从根本上改善当代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与不发达国家的基本情况。
总的来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无论是从手段还是目的来看，最终受益的仅仅是极少部分人。这种“现代化”创造了发展的幻想，这种幻想在资产阶级与国家共谋的情况下才得以成为现实。它依赖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秩序结构。这种由国家暴力保障的霸权秩序，创造了能够将世界特定地区、特定人群锁定在压迫链条的底端，确保另一个极少数的群体能够稳定获利的基本结构。这一点，随着近四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些年，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观念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不但欠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同少数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与发展差距愈发明显，全球发达国家内部阶层之间，在财富、社会医疗、教育、养老、安全、卫生等资源分配上，也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这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严重分配不公，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间也得到了集中体现。遭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国家，恰恰是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为积极的国家。在英美两个患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里，由于政府大量出卖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推行各种社会服务领域的私有化，削减政府影响等新自由主义措施，使得今天的英美政府在疫情面前几乎无能为力。在第一波疫情中大量死亡的养老院老人，则更是最早被制度抛弃的一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受难者。
而由于随后的长期封城政策，公立与私立学校学生在受教育质量上的鸿沟又进一步拉大。解封复学之后，英美国家公立学校学生由于长期未能得到正规课堂教学，教育投入进一步缩减等诸多因素，导致不少学生复学之后学业成绩出现大幅退步。相比之下，私立学校的学生，则由于父母家庭教育文化资源丰富，学校师生比例小，教育投入高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学业成绩表现、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并未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阶层差距，在多种结构性的影响下，在几代人中间不断传递。
今天，如何完成工业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国民经济能力、消除贫困、改善医疗与教育条件等一系列现代性任务至今还远未完成。然而，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叙述，却将这种未完成状况，视为诸多“内在因素”导致的结果。那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的盲目确信，却由于种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局限，从未真正得到过彻底反思。
“以人民为中心”
回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我们发现，上世纪80年代这场对“现代化”认识的变革，彻底剥离了“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定语，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左右了我们衡量经济建设、制度改革、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稍加梳理，便会发现谋求“现代化”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主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提法，打破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帝国霸权对“现代化”的垄断。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初，政协全国委员会便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强调，中国人民一致努力奋斗的目的，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达到这一目的的阶段性手段，除了包括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以及“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之外，还包括了对全体人民发展的关注。这其中包括“培养建设人才”，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这个表述实际上基本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以及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方法。即，这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任务，是需要在国家的组织下，对全体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进步的双重解放。
在1955年一次面向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又对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做了进一步阐述。他强调，通往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是需要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国家繁荣富强的目的，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美好的日子”。因此，这种现代化任务的任务与手段，均是“为人民服务”。
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建设图景，与谋求平等的全球秩序理想之间相互无法分离。从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便明确，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维护一个和平国际环境的任务息息相关。这种全球秩序理想表现为中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
实际上，中国面向第三世界的外交，反映了新中国对推动二战后国际秩序民主化进程，反对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的霸权主义，提倡国际间平等合作新秩序，缩小国家间社会与经济发展差距的努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对国际间平等秩序的追求，中国的第三世界外交从一开始便明确，其目的是要改变“殖民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要求发展“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寻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完全独立”。这是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4月19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讲话中明确做出的表态，也成为之后新中国第三世界外交的基本精神。
通过亚非团结运动，新中国很快将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平等与发展观扩展到了国际关系层面。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诸如生产自救、社会各部门互助协作以及争取革命战争中的文化领导权等，在1949年之后很快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交往时的基本指导精神。
很快，一种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践上、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一争取“平等发展”与“互相尊重”的斗争过程中，“第三世界”认同才逐渐成型。也只有在“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之后，弱小国家在冷战时期美苏霸权竞争这一现实政治的角力场中，才能真正做到抗衡霸权。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亚非各国的援助工作中，也能充分看到这种独立自主、互相尊重、深入群众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也包含了对打破霸权主义文化垄断的意志。在中国面向亚非拉世界的交往中，非传统外交，特别是文化、宗教、体育交流，以及经济合作互助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万隆会议上也得到了与会各国的充分认同。在万隆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强调，亚非国家间合作的前提，是因为殖民主义在其附属地压制了“人民研究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基本权利”，进而妨碍了“本地区的文化进步，并阻碍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合作”。因此，亚非国家的真正解放，不仅仅需要完成政治的独立，更需要完成文化的解放。
这便需要被压迫者之间互助式的“文化合作”。这种合作能够促使被压迫人民发现并发展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基本人权”，也具有促进前殖民“附属地人民”“个性的发展”的价值。同时，这种对民族文化的伸张并不抱有“排外或者同其他国家集团及其他文明和文化相敌对的观念”。相反，更希望在“更大的世界合作的范围内”继续发展亚非之间的文化合作。
很快，万隆会议中提出的文化合作号召便在1957年于开罗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得到了具体的回应。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有关文化合作的决议，涉及互设奖学金、语言教学、文学翻译、文化艺术交流、教科书编写、设立亚洲问题研究的国际大学、扫盲、电影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工作。这也使得亚非人民团结运动成为了谋求政治平等、经济自主权、以及文化主体性的解放运动。
可以说，中国的第三世界外交，及其大力参与推动的亚非独立团结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提出以平等为基础与目标的国际和平秩序。它尝试推动以生产而非消费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它从国际主义互助与平等发展的角度，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历史经验中，重新界定了现代化以及独立自主观。从第三世界历史经验内部，重新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并梳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关于“平等”、“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等观念的内涵。这是万隆时代为二战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供的重要精神、历史以及理论资源。
的确，就像塔迪奇在发言中所说，“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已经过时。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然而，我们也许并不需要像塔迪奇说的那样，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新的语词去描述这种实践。我们也许需要做的，是重新将视野放到实践中，放到被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遮蔽的历史中，放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并描绘一个真正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与全球秩序话语。用这种话语，来描绘并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团结的、繁荣的、没有霸权的、平等的、人民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