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往事历历在目。这是说，过往之事记忆犹新如同在眼前一样。我对自己在伊朗的那三年所经历的各件往事及相关的人物也都记忆犹新，只是有些人和事印象更加深刻，就像刻在了心里一样。所以，我将这叫做往事在心。
比如，华大使前任驻伊朗大使王本祚先生就是一位让我铭刻在心、永远也忘记不了的人。王大使是我国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外交官，八十年代初曾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也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的夫人姓俞，我们称她俞大姐。俞大姐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和蔼可亲。我们每次去使馆或他的官邸参加活动或汇报工作，王大使夫妇的那种从其神态和言行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热情与长者风度都让人感动。但是1991年春王大使在伊朗任上突发心肌梗死，到德黑兰的一家大医院抢救过来后还在伊朗坚持了好长时间，后因病情危急不得不于1991年5月买了4张机票躺着回国，一下飞机就被守侯在飞机悬梯下的救护车用担架抬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王大使就在北京的那家医院里去世了，连家也没有回成，等于死在了任上。王大使是我国诸多的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我国外交事业的外交官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怀念。（详见所附照片1，图为作者夫妇与王本祚大使夫妇在送王大使上飞机回国前于其官邸的合影。一个月后，斯人西去。痛哉！）
当然，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并非是以这种令人悲伤的方式让人铭刻在心的，而是以一种平平淡淡的方式出现的，但当你多年后回忆起来时却能让你产生另一种感动。
比如，曾任安徽省水利设计勘探研究院院长的胡家博，他是我司在伊朗一个最大的咨询工程项目——卡尔赫河水坝设计项目组组长（这个水坝也是伊朗最大的水坝）。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留校任教，1957年因为其老师——我国水利学泰斗、知识分子的楷模黄万里先生仗义执言被打成右派。（黄万里先生是因为反对在黄河——这条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而被打成右派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等均一一兑现）。
胡家博先生本人也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个著名学者。为了将中国的先进的水利技术推向国际市场，胡先生在行将退休之年主动承担了伊朗这个特大型水坝的设计组组长。在他吸引和号召下，一群又一群当时中国水利界的专家和精英们也纷纷聚集和荟萃到伊朗。他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利部东北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治淮委员会、南京水文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安徽水利设计勘探研究院以及湖北水利研究所等。瞧瞧这些机构的名称吧，它们哪一个不能代表当今我国水利水电设计技术的最高水平呢？[详见所附照片2：作者夫妇与胡家博先生（右三）、驻伊朗经参处杨参赞（左三）和谷兆祺教授（左二）等于1991年秋德黑兰谷先生住所合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西欧北美的水利水电资源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几乎已经开发净尽，其水利技术虽然先进但苦于无用武之地而长时间踏步不前，而我国的水利水电资源开发正方兴未艾（我国水电储量为5亿千瓦，但到2003年全国水电总装机才为9217万千瓦）。因此，我国的水利水电设计技术在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始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并在国际上逐渐崭露头角。
当时，我们这些水利专家和学者们的出色的设计技术与设计思想也帮助我国在伊朗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影响。比如，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博士生导师李仲奎教授（当时为副教授，刚从奥地利做访问学者回国）也曾在伊朗项目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我陪他应邀去给伊国家能源部的水利官员、公司高管和专家们讲解蓄能电站技术。那次我们的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旁证侧引，口若悬河，不仅将专题讲得精彩透彻，而且还专门介绍了我国的特大或特长型水利隧道的技术状况，一下子倾倒了在场的所有伊朗官员和专家。
事后，负责给我们支付所有水利项目进度款的伊能源部财政局局长曾问我：像李博士那样的水利专家你们中国多吗？我当时自豪地回答说：车载斗量（Where I come from，people like Doctor Li come by bushel.）。
正因为我们到伊朗去的专家和学者们大多是像胡家博先生、谷兆祺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李仲奎博士那样出类拔萃的水利英才，真实地张扬和体现了我国水利技术的先进性，我这个负责商务事宜的首席代表才能够，或者说，才有条件在伊朗承接到一个又一个的水利项目。因此，我这里说胡家博先生是我国开拓伊朗水利市场的头号功臣那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记得1991年6月的一天，胡家博先生在伊朗过六十周岁生日。
那天，各个项目组的工程师、专家学者们和我们一起给他祝寿。驻伊使馆经济处、商务处和文化处的参赞和秘书以及各大公司代表们，还有在德黑兰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也都纷至沓来，到胡先生夫妇所居住的公寓里给他们送上一份祝贺。公寓的大厅较大，但整个大厅里冠带云集，人头攒动，笑语连天，几十只手臂，几十个酒杯，还有几十种不同方言的声音一起给被人们簇拥在中间的笑厣如花的胡家博先生和他夫人——钱大姐祝寿，……
现在只要一想起来这件事，当时那个感人的场景以及他们老俩口高兴和感动的模样，就像一幅幅色彩依旧艳丽的年画，不停地翻动或暂停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会散去。这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
在离开安徽大学到深圳工作之前，我和太太曾专门到胡先生府上去拜访了一次，并受挽留在先生家吃了一顿饭，是钱大姐亲自下厨做的菜，很丰盛。那一天我和胡先生都喝了不少（胡先生一般不喝酒）。算起来一晃已有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已有十多年没有再见到胡先生夫妇了。但前几天我却无意中得知了胡先生的夫人钱萍大姐已去世多年的消息，我和我太太闻之，悲伤之情，难以自抑，不禁回想起当年与胡先生夫妇在德黑兰相处的那些愉快的日子以及在许多个星期天我们夫妇俩开车带胡先生夫妇俩在德黑兰兜风时的情景，更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思念。
每思及此，无不感慨万千啊！
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胡先生愉快、健康、长寿！
真是往事在心啊！
第二年，即1992年的秋天，中日韩三国商务和外交人员又举办了第二届围棋比赛。
比赛地点还是设在濑户先生在德黑兰的家里，参赛人员大多数也还是原班人马，不过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的那位社长先生以及好几位刚刚熟悉的日本和韩国棋友都回国去了。为此，棋赛组织者又补充了几位新面孔。可是这几位新人的业余段位可不低，似乎都是4段、5段的，棋力非常的强。而我国呢？则还是由我和吴仲谋博士担纲（遗憾的是，不仅我们那些项目组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没有一个会下围棋的，就是在德黑兰的其他中国公司也没有出现哪怕是一个与我们水平相当的业余棋手）。与第一届不同的是，这次我不但坐实了业余“5段”的头衔，而且还因为是首届冠军，便毫无疑问地成为日韩两国许多竞争对手最想打倒的头号“敌人”了。
尽管如此，这一次我的自信心却很强，因为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在阅读那几本日本的《棋道》杂志，也思考了一些有关棋道的那种近似于哲学的问题，当然，我也自觉在对围棋棋道的理解上比以前有了更深的领悟。
我认为，所谓棋道也就是指围棋的思想体系。围棋的这个思想体系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但如果将其归纳一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道法自然”。比如，班固的《弈旨》中将围棋比喻为“有天地之象”，而北宋《棋经十三篇》则把围棋棋局比做一年四季的阴阳节气（棋路“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等）。清代围棋大师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说：“弈之为道，数叶天垣，理参河洛，阴阳之体用，奇正之经权，无不寓焉。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至也。”
这些说法将围棋独有的模糊性给形容得淋漓尽致，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是更加模糊了。我们不能埋怨这些古人，因为他们的这种道法自然的解释其实正是围棋棋道的精髓所在。这种道法自然的棋道还可以帮助我们感悟社会人生，并在政治斗争、军事兵法，甚至为人处世上得以丰富的联想和灵活的运用。
如果要现在的我用一句话给棋道下个定义，我就会说：合理顺势，有为而治。所谓“合理顺势”是指一个人下棋须道法自然，顺应棋势（常根据形势判断棋局），重于弈理，而淡于功利；“有为而治”一说则强调对弈者个人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对棋势的判断，棋局的分析，次序的评估以及步骤的计算。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没有“合理顺势”作为前提，也就没有“有为而治”，没有成功的个人努力。对于职业棋手而言，棋道上的这些东西必须有为，无为是可惜的，也是危险的。因为，能否参悟棋道，或能否像施定庵所说的那样“心与天游，神与物会”，是决定一个职业棋手最终是成为一个棋匠还是成为一个大师的最显而易见的分水岭。
尽管在棋技上我可能还只不过是业余水平，与职业棋手相距甚远，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对棋道的参悟。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经常能感受到棋道理念给我的帮助。这不，在第二届三国围棋比赛开始后，当我面临水平更高的日韩棋手时，我却一点也不怵任何人，仍然像上届那样心无旁骛、兢兢业业地争取下好每一盘棋。
老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周末的鏖战，结果我仍然以与第一届相同的战绩，即十一胜一负，如愿以偿地蝉联冠军。
唯一输掉的那盘棋是经过猜先我执白棋输给韩国金镇宇先生的。
我还是我，只是上次头衔是业余3段，这次是业余5段；上次以3段名义与金先生下棋，我被让二子，这次以5段名义就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待遇了，而是：猜先。金6段的实力的确非常强大，那盘棋他虽然执白后走，但没走几步，就有意无意地引着我走了一个大斜百变的定式，将棋局导向了我这个没有一点儿科班底蕴的纯业余爱好者最不熟悉的复杂定式的险路上。可见，在与我下棋前金6段肯定是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的。换句话说，这也就叫有备而来。
我们说一个棋手实战经验丰富，一般是说他比赛经历多，心理状况好，适应比赛的氛围。其实，所谓实战经验还应该包括这个棋手能通过观察很快地找出他的对手的弱项来并加以充分利用。我估计，金6段可能就是由于在以往的比赛中发现并抓住了我几乎很少走大型定式的这一弱点（估计为非科班出身业余棋手的通病），在与我下这盘棋时有意在布局阶段走大型定式，将局势导向复杂化，从而打乱我所习惯的一般定式、平衡布局的下棋次序，让我在对大型定式的行棋过程和次序的不熟悉中自己犯错误。
我不能不承认聪明的金6段的作战策略是正确的。
我这里还保留一张我与金6段下第二盘棋的珍贵的比赛现场照片。
这张照片是当时我驻伊经济参赞处的王超先生（当时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二秘，现在是国家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曾任外经贸部美大司司长）给我们拍的。王超先生也喜欢下围棋，但他总认为自己水平不高，所以也从来没找我下过棋。但他却一直很关心这个三国围棋比赛，只要有空，也时常跑来观摩。可能是他认为我与金先生的这一战也许和上次一样又是这次比赛的冠亚军之争，值得一拍，于是就给我们拍了这张可以说是迄今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张有关三国围棋争霸塞比赛现场的照片。
这祯照片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的信息量很大。
首先，它不仅将比赛所在场地的环境和若干参赛棋手的形象摄入其内，还将我的那盘棋局的被动状况也曝露无遗。（详见所附照片3：照片对弈者中左近第一人为金镇宇先生，右近第一人是作者本人，背景是其他三对中日韩三国参赛棋手正在下棋。我后边只露出头部的戴眼镜的棋手就是中科院那位吴博士——吴仲谋先生现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与他对弈的棋手以及另外两对正在比赛的棋手均为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或商人）
从这张的照片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坐在沙发上，而是把沙发推到身后，自己则蹲在棋盘边下棋。说老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竟然是以这种难看的姿势进行比赛的。也许，我当时只想离棋盘上更近些，以更好地观看和细算搏杀的局部罢了。我也知道，这种姿势是很不舒服的，而且因弯曲夹紧的膝部会阻断血液的上下循环，不仅会造成大脑缺氧，也会麻痹腿部，因此是不利于自己下棋的，也不可能持久的。但我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己为什么是以这么一种谁也不敢恭维的姿势下棋呢？很显然，这个难看的姿势也表明，当时的棋局于我而言恐怕是比较紧迫了吧？否则，一个优势在握或者棋局尚处于平稳状态的棋手有必要放着舒适的沙发不坐，而去蹲在那里，摆出这么一种奇怪的而且是出力不讨好的姿势下棋吗？
另外，从照片中还可以看出，我和金6段的厮杀主要集中在他的一侧的棋盘上，而我这边棋盘上的棋子还寥若晨星。这就是那个大斜百变定式的结果。金6段和我的神色似乎均很凝重，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棋盘上。看来此时的棋局尽管可能对我不利，但估计还没有到双方或某一方能够明显感觉得到优劣已分的那种程度。
尽管如此，估计在王超先生给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后没有多长时间，顶多1个多小时吧，也就是我们将我这半边棋盘也大致摆满棋子的时候，我就认输了。与上次金6段输给我一样，我也是中盘负。如果全部下完后数目的话，估计也要输上个至少三目半。因为我记得自己在认输前已经仔细数了好几遍后确认是黑棋盘面胜负稍好些。
与金6段的这盘棋要比去年的那盘棋下得累多了。
虽然我已是5段而非3段身份了，虽然过去的一年里我还看了不少棋书，虽然我当时特别认真地对待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且不惜以很不雅观的姿势蹲在那里下棋，结果我还是输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其实与金6段在棋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去年我赢了他之后产生出来的那种有点儿彼此彼此的感觉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如果要反省的话，自视过高可能也是输掉这盘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届比赛对于金六段而言，应该说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他战胜了自己的苦手——史5段。可是，他的运气实在不好。他在胜了我之后本来在其夺冠道路上应该是一马平川的，但不知为何却连输两盘，除了输给了一位韩国的5段外，还在让先情况下不慎输给了日本的一位新来的4段。这样，冠军最终仍然幸运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这一次的冠军奖品与上次不同，是一个很大的镜框式的、印有日本NYK株式会社字样和海洋运输背景的石英挂钟。显然，这份奖品体现了东道主濑户先生的良苦用心。这个镜框式石英钟和首届的冠军奖品——一尊印度女郎塑像目前都仍然悬挂或摆放在我的家中。我只要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那些曾经发生在伊朗的有时充满温情，有时壮怀激烈的有趣的围棋故事来。
第三届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有没有举办下去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于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的春天回国述职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伊朗。对于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始终萦绕着我的脑海，苦无答案。比如，
那1993年的第三届三国围棋比赛的结果又是如何呢？谁会是冠军呢？
在伊朗的东亚三国的人们现在还在继续举办这个三国围棋争霸赛吗？
我的那些熟识的、各具个性的日韩两国的棋友们，你们还好吗？等等。
往事在心。你们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但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被你们在谈笑之间硬封的“史5段”吗？这些年来，我的心中也经常在关心着这些问题，可是迄今没人给我答案。
我在期待着。
（全文完）
补记：
这篇专门围绕围棋所记述的回忆性文章最早是2002年《围棋报》社长兼总编王振华先生得知我有这段难得的经历后鼓励我写出来的。当时章节也少些，且篇幅较短，内容也没有这么多。但那年的《围棋报》还是给连载出来了。
上个月底，由于某种原因，我决定暂时停下一直正在紧张进行中的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试图将自己以前写就的一些记述性随笔、诗歌以及散文等进行一番必要的整理，也好让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始终紧绷着的脑筋松弛和休息一下。整理时，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就被她给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她让我想起了许许多多曾经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以及那些故事中的主人翁们。
在伊朗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步，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我以前一直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国际工程管理于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可是，我就是在这种对外经工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国内大约半年时间的对国际贸易和国际工程管理知识的“恶补”学习后，被派往伊朗这个当时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的国家去的，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为自己当初选择的大胆和迎接挑战的勇气而感到一点儿得意。因为实践证明，我这个外经贸战线的新兵在伊朗并没有打败仗，相反，我与办事处以及那些项目组的同事、专家和工程师们曾一起努力奋斗并在伊朗为国家中标承揽了诸多的工程项目和成套设备项目，不仅让中国某些行业的先进技术进入了国际市场，也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当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外汇。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同时也享受了生活与友谊，圆满地完成了肩负的开拓伊朗市场的重任。
离开伊朗之后的十多年，无论在南部非洲诸国还是在香港，无论在安徽大学任教还是在深圳涉外国企任职高管，国际工程管理和经贸管理也都是我的主要专业和工作。而这一切都是伊朗的这段宝贵的经历提供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
伊朗的经历让我受益非浅的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加深了对围棋的认识以及因为围棋而认识的我的那些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朋友们。参加并在那两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中连续夺冠是我个人的围棋生涯中最值得自己自豪和怀念的篇章，何况那些围绕着伊朗围棋而认识和交往的各国朋友们更是一直在让自己魂牵梦萦啊！
想到这里，于是我二话不说便首先拿起这篇旧作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再创造。我想极力地围绕着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这根主轴将我所有想介绍并能够介绍的人和事都写进这篇文章中去。可是我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因为那些年里发生的值得我怀念和记述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我只能择其要点将那些与围棋有关的或最贴近围棋的写进去，所以不免会有所取，有所舍，甚至挂一漏万了。尽管如此，该文的篇幅已增大了近乎一倍有余。但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我还没有更改，还是叫《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刊上刊发的题目是《我在伊朗下围棋》）。由于这些故事发生的间隔时间较长，自己的记忆能力和写作水平有限，写作后的遗憾肯定不少，于是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最后完稿的这篇回忆性随笔文章便成了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样子。
所以，还是由读者来对该文评头论足，提出批评和纠错意见吧。同时，我也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和启示。我还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我们中国的围棋，因为我们中国的围棋至少在业余棋界还不是那么的差劲。
另外，文章中记述的那些人和事均发生在15年前，许多可作为考据的资料，包括一些名片在内，大多已经丢失。好在还有不少照片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所以，写作时我努力挖掘自己记忆库中的馆藏，尽量将它们记叙得准确无误并将其描述得更接近或符合史实。但由于年代已久，即使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有点儿自信，也仍然难免发生记忆缺损或错位的可能性。比如，有些人名或事件也可能记错了，或张冠李戴，或李代桃僵，或写出了什么皮毛却遗漏了什么更为重要的东西了。为此，我特借此机会就已发表的文章的那些章节中可能搞错的或存在误差的人或事预先向有关当事人表示歉意，也希望故事中的当事人在读到这篇拙作后能够通过授权发表该文的网刊与我联系。
因为，我想念你们。
2007年6月15日作者于深圳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