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所谓当代指的是七八年至今。中共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解除了知识分子脑袋上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知识分子的思想从长期被压抑的状态一下解放了出来，出现了一个当年费孝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迅速在中国大陆传播开来。这期间虽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桎酷和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打压，但由于胡、赵执行的相对宽松的政策，在知识分子中普遍要求实行自由民主的呼声并没有被压制下去。相反地，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大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起来，各种“沙龙”纷纷出现。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臭老九”的帽子虽然摘掉了，但经济上“臭老九”的帽子并没有摘掉，那时社会上流行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一句名言。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首先得到了好处。改革进入城市后，那时工厂正在加班加点拿奖金，但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并没有获得什么实惠。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城市后，由于实行物价双规制，“官倒”、腐败迅速蔓延开来。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引起了广大市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强烈的不满，于是一场以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腐败、反“官倒”为口号的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爆发了。与此同时，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实行了政治民主化，因此这场运动虽然是以反腐败、反“官倒”为口号，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理素求实际上是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是今后如何防止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再次在城市中爆发呢？作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深深懂得，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不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开始的，甚至包括两千多年来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都有知识分子的参与组织领导和出谋划策。因此，为了防止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再次爆发，首先就必须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稳住。于是把运动镇压下去后，首先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给知识分子大幅度提高工资，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进行了严密监控，绝不允许再次出现“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对高等院校加强了政治控制，引导大学生下海经商，追求享乐，分散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这一政策是高明的，也是基本上成功的。

镇压了那次运动后，由于没有对腐“官倒”进行认真的整治（当然，也不可能进行认真的整治，因为搞腐败、“官倒”的都是自己人）进入九十年代，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上行下效，大规模的腐败迅速扩大蔓延开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官商勾结，在农村中强征农民的土地，在城市将大批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因此出现了大批的无家可归的失地农民和下岗失业工人，再次沦为社会底层的所谓弱势群体。现在以失地农民和失业下岗工人为主体的爆发的所谓“群体事件”每年有数万起，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再加上所谓的“房改”、“医改”、“教改”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对此基本上已成了全民的共识。现在知识分子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除了极个别的被当权者收买，为当权者辩护的分子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此采取的是缄默和旁观的态度，不愿意再当作为被枪打的出头鸟。这是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变了，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但是既然是知识分子，自然对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会有自己的判断和认识，其内心深处他们也盼望中国早日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同时他们也担心如果步子迈的太快了，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从而使得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受到损失，更担心如果再象八十年代那样当运动的出头鸟，会受到当权者的打压，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对现在出现的若势群体的维权运动，采取了缄默和旁观的态度，而心灵在受着煎熬。如果说八九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因为缺乏广大工人特别是农民的参与而最终走向失败的话，那么今天出现的缺乏知识分子参与的若势群体大规模的维权运动是否能促使中国早日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就很难使人感到乐观。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大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二00七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