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叼着大烟斗
1939年我以意外机缘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期到昆明时便去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他给我一张名片，介绍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开门见山，没几句便说到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我打断他提出一位教授。他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我才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他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我：“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我连忙推辞，说我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工具去学另一种语文。用英文、法文还勉强可以，只是湖南大学没有这类书。他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过些时，他又说要送我学希腊文的德文书，极力鼓吹如何好，又被我拒绝。我说正在读吉本的罗马史。他说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标准。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
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先生站起来给我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我乍见这位主持安阳甲骨文献发掘的考古学家，发现和我只隔着一层白布，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傅回屋来，向桌上放一本书，说：“送你这一本吧。”李一看，立刻笑了，说：“这是二年级念的。”我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不学希腊，就学拉丁，总是非学不可。这也许就是傅的著名的霸道吧。我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那么长的“间接引语”，颠倒错乱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当做别人客观叙述，冷若冰霜。仿佛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译不出来。
读时每告一段落，我便写信给傅，证明没有白白得到他的赠书，并收到复信。
这本拉丁文书，在我和书本“彻底决裂”时送给了一位女学生，到我和书本恢复关系时她又还了我。如今这本书还在书架上，使我忘不了送书的傅先生。
何容教授
何容（谈易）教授在抗战时曾以“老谈”之名与“老向”（王向宸）、“老舍”（舒舍予）并称通俗文艺“三老”。
何容原是他的笔名，不是在北京大学时的“学名”。他的第一本书《政治工作大纲》署了这个名字。书的扉页后有一张照片，是作者的半身军装像，军帽、武装带俱全，还题着几句诗。末两句是：“这是从前的我，莫作现在的看”。又印着一方图章：“何容谈易”。这本北伐纪事的书被当时提倡幽默的林语堂看中了。在他编的《论语》杂志上当作幽默作品用幽默笔调一介绍，何容这名字顿时成为幽默作家。
我看到他时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内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他在黎锦熙、钱玄同两位教授手下当一名工作人员。我是去找只有二十岁的世界语者周达甫的。已经快中午了。忽然从相邻的一间屋里开门探身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人，说：“你们谈什么这样起劲？把我吵醒了。昨晚看篇文章直到天亮才睡。原想睡到下午，现在睡不成了。”这人便是何容。问他看的什么书这样吸引人。他回答说是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那时不但《观堂集林》早已出版，《王忠悫公遗书》也出来了。但那些开辟学术新天地的文章还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过而且认识其价值。我听了，还以为“幽默大师”说这话是把考古论文说得像小说，又是幽默呢。不久，他就到北京大学教起“国语语法”的课了。
再一次值得记的会见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我到了武昌，听说何容和老向在编冯玉祥主办的《抗到底》杂志，便去找他。那可能是冯将军的临时官邸。他接见我是在一间不知是客厅还是门房的屋子里。他要我给那刊物写点宣传抗战的文章。随后，一九三八年，我由曹未风介绍在香港《立报》萨空了手下当国际新闻编辑。知道《抗到底》还在重庆继续抗下去，曾寄去过两篇文章，都登出来了。
一九四○年我去重庆时赶上了大轰炸，是否还见到他，记不清了。那正是“三老”忙于抗战通俗文艺的时候。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到北京大学来，见到从台湾回来的魏建功教授，才知道“谈何容易”到台湾推行国语去了。
少年徐迟
徐迟比我小两岁，三十年代初期，我们都向《现代》杂志投新诗稿。主编施蛰存先生来信介绍，徐迟正在燕京大学借读，从郊外来城内和我见面，从下午谈到晚上，还请我吃一顿饭。以后他南下回东吴大学，见面只此一次，做了几年通信朋友。
他上教会大学，西装革履，一派洋气，又年少气盛，一心骛新。我是蓝布衫，不学无业，在古书底子上涂抹洋文，被朋友称为小老头。我们一谈话，处处是共同题目，共同兴趣，又处处是不同知识，不同见解。彼此都像发现了新天地，越谈越有相见恨晚之意。
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来信邀我去南浔他家。他已是大学毕业教中学在家奉母了。于是拱宸桥下搭船，当天下午在蒙蒙细雨中我由他接到家中。老母亲一口南浔话，和我讲彼此听不懂的话，猜错了，徐迟在旁大笑，好像看到错得可笑的翻译。
我当时翻译《通俗天文学》，还缺一些，便坐在沙发里续译。徐迟给我一块小木板放在沙发上架着。我便伏在板上译书。他爱听音乐，有一些唱片。他对我的天文不感兴趣。我对一窍不通的外国音乐倒很想知道。他便滔滔不绝对我谈论。我说，我不懂天文，看书懂了一点便译出来给和我一样的人看。你懂音乐，何不把对我讲的这些写出来给我这样的人看。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一个月，译完了《通俗天文学》。他开始写介绍音乐的书。我们的书以后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真是少年胆大，敢讲自己不懂的话，做自己不会的事，写自己也不知道明白不明白的文章和书。
徐迟和我做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同的只是题目，这就够了。两人的话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彼此都听到不同的话，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意志，这才能彼此都开心，也得益。
有不同才能结合长久而有味。清一色就是清汤，索然无味了，朋友，情人，夫妇，不都是这样吗？
人世流星侯硕之
侯硕之——这是我只见过两面而终身的不忘的朋友。
“硕之性格孤僻，不好交际，没有多少朋友。他对我说过的朋友就是你。听说你们在清华园看星谈了一夜，你为什么不为他写点什么？”硕之的哥哥侯仁之对我说。
我也记得侯硕之。我们总共只见面两次。第一次在清华园，他还是学生。第二次在昆明，他已经工作，只在茶馆里谈了不多的话。随后过了没有几年，我听到传说，他在去西北的路上遭遇土匪，不幸被害了。
三十年代初期，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一本新书传到中国。这书用通俗文笔描述天象又解释宇宙膨胀学说。不约而同有三个人翻译。一是南京天文台的人，译出书名是《闲话星空》，商务印书馆先出版。一是侯硕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生，译出书名是《宇宙之大》，开明书店接着出版。第三个是我，照原书名译作《流转的星辰》。
我的朋友沈元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两个译者都是我的朋友，你们也作个谈天文的朋友吧。我来介绍。”
暑假刚开始，我收到清华大学侯硕之来信，约我去清华观星谈天。
在清华宿舍的一间楼房里，我告诉他，我没学过数学物理。他笑了，说：“我现在学工程，在高中可是学文科的。仁之学的是理科。考大学时我们两人颠倒过来了。他进燕京历史系，我进清华电机系，你猜我入学考试高级数学得几分？两分。”他又说：“考大学时我想，得学点实用的东西。中国将来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发展电力工业。没有电，什么都谈不到。只要不亡国，就要有电。没有电，迟早还会亡国。不管清华电机系有多难考，我也要进。进时赶了一下没学过的数学，考试居然得了两分。这也许是看我答卷用英文的面子。”他笑了。真是个天真而有志气的人。他又为什么喜欢天文？
“我进工科，还是喜欢文科。理科中的文科就是天文。”我懂得，那时日本军阀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为了国家，他弃文而学工但兴趣仍在文，那就是天文。
说着话，黄昏已到，他拉我下楼，介绍清华园几处“名胜”，终于到了一座塔形建筑边。他说：“这是气象台，算它是天文台吧。上去在天文台观天象吧。你看，那颗明星出现了，是木星。金星此刻不在太阳这一边。”
于是我们进行谈“天”了。我们坐在地上，在灿烂的北天星空下，谈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见到光辉的北落师门星和南极老人星。
那一夜，我们谈天说地讲电力，把莎士比亚诗句连上宇宙膨胀、相对论，谈中国和世界，宇宙和人生，文学和科学，梦想和现实，希望和失望，他不掩饰自己的抱负和缺憾。我的倾听表明我的佩服。他又说又笑，我真看不出他平时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我在昆明再见他时，他已经毕业，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工作了。那正是欧战爆发后不久。他完全失去了在清华园时的兴高采烈的气概，一副严肃而有点黯淡的面容使我很吃惊。他说，天文不谈了。在西南开发水电也没什么指望了，不知怎么才能为抗战出点力。我只觉得他和先前那位大学生真是判若两人了。
在“宇宙之大”中，一颗流星的闪过，不论多么显耀，也是极其渺小的。在中国之大中，一个极有希望的青年中途夭折也是非常微末的。但是在逝者的亲人和好友的心中，不论流星的放光时间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它是永恒的，不会熄灭的。
摘自《倒读历史》金克木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