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落斗争到国家攻伐，数千年来，战争似乎成为人类历史无法解开的死结。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其内在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敏锐地洞见了资本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并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指出，正是对世界资源的争夺引发了各资本主义强国间的军事战争。至20世纪后期以降，伴随世界格局在历史演进中的剧变，传统的帝国主义殖民战争逐渐淡化，或者说帝国主义战争出现了新变化。正如澳大利亚学者休·史密斯(Hugh Smith)所言，“战争可能已成为当代国家间关系一个不太常见的特征，但它尚未被废除”。换言之，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以领土扩张为重要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战争似乎日渐被一种新型战争模式取代，也就是西方左翼学者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无限战争”(war without end)。本文试图从伍德和精神分析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有关当代帝国主义的论述出发，对当代帝国主义及其新型战争模式加以考察，以期为当下学界的资本主义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一、 无限战争之“无限”及其多重维度
传统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发动战争的目的，多为侵占领土、掠夺资源、输出资本等。因此，对于传统帝国主义而言，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最突出的体现。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力量已远远超出原有的政治和领土边界，但帝国主义从未放弃过动用军事力量。然而20世纪后半期以来，当代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或新现象，往往不再以直接的领土侵占等为目的。例如，
美国“没有直接统治或占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而英国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放弃了绝大部分殖民地，并让这些原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那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诚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言，发动战争无非是为了获取某种预期收益，盲目扩张极有可能由于帝国战线过长而超越自身的临界点，从而导致负向收益，如一战后英国领土的扩张使得“帝国的开支开始远超其收益，从而为二战后工党政府解散帝国埋下了伏笔”。可见，很多时候，国家间的常规战争未必能为战争发起国带来预期的收益和良好的结果,“领土获取要受到精细的成本—效益分析”。由是，一种打破传统认知的新的军事战争模式生成了，伍德将这样的战争模式称为“无限战争”。所谓无限战争并“不一定是连续的战争，而是在期限、目的、手段和空间影响方面都不确定的战争”。
第一，无限战争之“无限”表现为战争期限的无限性或延绵性。
无限战争发端于冷战，源于美国对苏联的长期竞赛和对抗。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并未就此结束其无限战争状态，相反，它依然不惜投入庞大的经费和资源以维持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保持这种战争时间与状态的无限性或延绵性的原因在于，苏联的消失并没有使美国从此高枕无忧，相反，它“使美国维持对其盟国的霸权更加复杂化”。对美国而言，旧有的强大对手消失了，但威胁并没有解除。尽管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苏联解体后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观点，可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不仅没有就此放缓其军事建设，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自身霸权。不过，美国变换了其军事存在与威慑方式，因为它认为自身所遭受的威胁从原来的美苏直接对抗变成了来自未知敌人的潜在挑战。更确切地说，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面临的潜在威胁依旧存在，只不过变换了对手和方式。敌我的身份是不确定的，昔日的盟友今后也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因此，战争将会长期存在。美国始终坚信，“单边的全球优势无论如何都不会一旦获得，永久保持”。所以，美国长久地保持对今日之盟国和其他各国的霸权尤其是军事霸权，就是保持对日后任何可能之威胁的强大对抗能力。正由于此，无限战争在时间上是无限性的或延绵性的。
第二，无限战争之“无限”表现为战争军事目的的无限性或不确定性。
根据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实现特定的军事目的是发动战争的基本条件之一。然而，当代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不再需要通过实现特定的军事目标来证明其“合理性”,即它与特定的军事动机分离了。从“可实现目标”这一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后，当代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具有潜在的威慑力：“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它感到必要，它就有权实施大规模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不仅是出于可以清楚地断定的原因，当然也不仅是为了面对真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而是为了预防某些尚未发生的危险——或者，甚至可以说什么原因都不需要。”只要当代帝国主义主观上认为必要，就可能对任何国家、地区、组织团体或个人发动军事打击。例如，2003年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以伊拉克拒绝交出生化武器为由发动的(尽管事后并未发现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这种目的上的无限性仅仅是一种军事目的而非政治目的的无限性。实际上，无限战争在政治目的上始终是明确的，它指向一种主宰和掌控全球秩序的霸权。因此，当代帝国主义所有一切看似模糊的军事目的，最终都指向了其争夺全球霸权的政治目的——“为政治目标而动用军队的想法要比实现某种特定的军事目标的想法更为普遍和方兴未艾”。
第三，无限战争之“无限”表现为战争手段的无限性或不适度性。
由于当代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不再与实现特定的军事目标相联系，其手段相应地不再遵循“适度性”原则。也就是说，与军事目的的无限性或不确定性相伴随的，必然是战争手段的无限性或不适度性，“我们可能不得不同时放弃‘适度性原则’——不仅仅是我们被要求接受‘不适度’的手段，而更是因为，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就根本不会有与此相关的推演”。例如，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在联合国正式授权之前便迫不及待地对阿富汗采取了军事行动，战争期间使用了“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斧式巡航导弹、“全球鹰”无人机、B-2轰炸机等各式先进现代武器，破坏力巨大，在对恐怖组织造成致命打击的同时，也给阿富汗平民带来了重大伤亡。由此可见，由于战争手段走向无限性或不适度性，未来各种破坏力巨大的生化武器、辐射性武器的出场也不无可能。而这样的无限战争一旦发生，其不可逆的后果将为人类社会的未来笼罩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因此，当代帝国主义强国所宣称的“人道主义战争”、“反恐战争”最终只会带来更为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恐怖主义危机，而其所高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旗帜，最终也会在无限战争的军事逻辑之下成为无解的悖论。
第四，无限战争之“无限”表现为战争空间影响的无限性或开放性。
这种空间影响的无限性或开放性实际上表明了无限战争所带来的恐惧是全球性的。其一，由于无限战争的发动主体是当代帝国主义强国，所以战争的对象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服从当代帝国主义的规则和秩序，这不利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增殖，是当代帝国主义争霸全球的重要障碍，因此当代帝国主义首先要使无限战争的空间影响力遍布社会主义国家甚或只要是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地区。其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一些所谓“流氓国家”也被纳入无限战争的对象列表中。这些国家处于当代帝国主义的正常轨道之外，并对其造成一定威胁，被当代帝国主义定性为“邪恶轴心”,因此至少短期内当代帝国主义必然会将无限战争的空间影响力重点辐射到这类国家，以压制其反抗力量。其三，当代帝国主义内部并非团结一致、毫无裂隙，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竞争与制衡关系。无论是欧盟还是日本，美国不会允许它们夺取目前自己所占据的世界霸主之位，因此美国势必会将无限战争的影响力在空间上扩展至自己的竞争性盟国。可见，无限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并不限于特定的行动对象和空间场域，它总是呈现为一种无限性或开放性姿态，即战争的空间影响可以辐射至迥异于自身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辐射至资本主义空间中的其他任何国家，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囊括战略盟友。“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共产主义敌人，将会被视为其潜在的敌人，并需要以军事控制来加以制衡”。
综上所述，当代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以战争期限的无限性或延绵性、战争军事目的的无限性或不确定性、战争手段的无限性或不适度性以及战争空间影响的无限性或开放性为内在维度，从而显著区别于早期帝国主义那种以直接的领土占领和强制的军事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殖民战争模式。
二、无限战争的幽灵特性
在东西方神话或传说中，幽灵多指称显现于世的亡灵，它没有固定的形态，亦不为肉眼所洞见，它的踪迹飘忽无定，但确实存在并对现实世界的运行产生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齐泽克在其论文集《图绘意识形态》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幽灵”这一概念，强调幽灵具有“无处不在、亦真亦幻、永恒存在的三大特性”。基于此，可以说无限战争就是以某种幽灵的形式来体现当代帝国主义的存在及其威慑力。
第一，无限战争具有幽灵式的持久生命力。
当代帝国主义将无限战争作为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绝不会因为在数场博弈或实战中取得暂时胜利而有所懈怠并放弃维持战争姿态。相反，当代帝国主义始终通过大量的资源投入为无限战争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使之化身为持久存在的幽灵，以此从每一场有明确时间节点的具体博弈和传统战争中逃逸出来。换言之，通过无限战争的幽灵形式，当代帝国主义超越时间的限度而处在有限之外，不给对手留任何喘息的空隙，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如同恶劣气候的性质不在于一两阵暴雨，而在于一连许多天中下雨的倾向一样，战争的性质也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整个没有和平保障的时期中人所共知的战斗意图”。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缘何“某些情况下，军队的目标实际就是一种警示性的恐怖，或称‘示威效应’”。比如“二战期间和之后由美国建立的广泛的准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实现这种幽灵般的持久性示威效应。而当代帝国主义强国对别国及其相互之间的长期核威慑，更是这种持久性幽灵可怖之处的集中体现，也是无限战争所希望实现的全球恐惧。它是一种位于零层面(zero-level)的恐惧，这里所谓的“零层面”指其既是隐匿的、看不见的，却又是真实存在的，具有潜在的实质性威胁。因此，零层面的恐惧既非时时刻刻存在并马上发生，又非完全不存在，它所展示出来的恰是某种新的帝国主义样态。
第二，无限战争具有幽灵式的变动不居的形体。
无限战争是与特定的军事动机相分离的，它不再明确地以侵占某一块领土、消灭某一个敌人、掠夺某一种资源等为军事目的。无限战争最核心的要素不在于具体的军事内容或军事目的，而在于它这种形式本身，正如对于幽灵而言，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所幻化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它这个生灵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形态可能性。作为当代帝国主义的战争模式，无限战争的具体军事内容或军事目的已经无关紧要，它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正是这一形式本身，使得当代帝国主义的军事逻辑派生出无穷的意义。换言之，当代帝国主义将无限战争塑造为一个无固定形体的幽灵，随时可以幻化成形，却又始终能够飘忽无定。作为一种幽灵般无形的战争模式，一方面，无限战争依然是战争，并且是政治目标更强的战争，却又不等同于此；另一方面，无限战争又是非战争，但也不尽然。实际上，无限战争游弋于战争与非战争之间，不再如早期帝国主义殖民战争一般有着明确清晰的军事目的，也不再受制于既定的规则和秩序。
第三，无限战争具有幽灵式的潜在威慑力和破坏力。
由于无限战争放弃了实现特定的军事目标，战争所采取的手段也相应地更为不确定。而正是因为无限战争的战争手段从早期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有限性和规定性中抽离了出来，它才真正化作了法力无边的幽灵，并走向了某种消融了一切具体内容的普遍性和无限性，拥有了一切潜在的可能性。但作为一种隐匿的幽灵式存在，无限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是以现实形体的不稳定性为前提的，这种不稳定性或抽象性就是无限战争自身蕴含的内在否定特质。而为了寻求现实形体的稳定性，从内在否定走向外在肯定，当代帝国主义必然会在某些时空条件下重新赋予战争手段具体内容。由此，无限战争有可能产生比过去一切殖民战争更加可怖的杀伤性和威慑力。幽灵化的战争形态使一切作战方式成为可能，从而得以彻底实现“对某种秩序有嫌疑的个人的铲除，乃至对任何企图重整旗鼓的组织的消灭”。如果说早期帝国主义的战争手段处于肉眼可视的冰山之上，战争的破坏力和后果整体而言是有限且可控的，那么当代帝国主义无限战争所采取的手段就处于不可直观的海平面之下。这是一片几乎无限广阔的行动空间，同时也必将附着某种幽灵一样的更加诡谲强大的威慑力和破坏力。
第四，无限战争具有幽灵式的悖论性特质。
一方面，无限战争是由资本的逐利需求所引发的，另一方面，它又扮演着主持世界公道、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工具的角色。无限战争这个幽灵正是通过将自己塑形为正义的化身来实现战争空间影响的全球布展。然而，问题在于，当无限战争被标榜为天使消灭恶魔的武器时，它已经从“普遍”走向了“例外”(世界必须按照我的规则运转，而我则是例外，我可以打破规则、肆意妄为),从而成为一个具有一体两面特质的悖论式幽灵。进一步说，无限战争与其所自居的正义者身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不可化约的张力：它以支援第三世界、反恐、维护和平等为名，帮助当代帝国主义获得了对世界的支配和掌控权，即当无限战争被宣称为是一种为了世界正义而进行的全球空间内的战争模式时，它已然暴露了其作为资本的代言者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私利性。实际上，无限战争正是在某种看似神圣公开的说辞或行动下通过施加和深化全球空间影响而成为当代帝国主义谋取利益的道具。它必须竭力通过意识形态幻象将自身塑形为某种神秘的崇高客体，才能真正将战争的空间影响遍布全球，即它必须将“一身正气”的世界警察这一面维持和展现出来，才能隐藏其过于“人性”(贪婪、自私、冷酷等)的另一面。
综上所述，由于无限战争在期限上没有限制，它就拥有了“永生”这一幽灵特性；由于无限战争在军事目的上没有明确的指向，它就能够通过变动不居的形体伺机而动；由于无限战争在战争手段上没有清晰的界限，它极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作战方式，从而拥有了幽灵一样诡谲强大的威慑力和破坏力；由于无限战争在空间影响上趋于开放性，它便拥有了幽灵式一体两面的悖论性特质，即通过将自身装扮为圣洁的天使之翼，来施加和布展战争的空间影响，以掩盖和满足自己卑污的私利。
三、无限战争的暴力本质
无论是伍德所谓中央集权式帝国、商贸帝国还是财产帝国，其建立和维系都离不开铁血的战争手腕。而当代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新型帝国模式——资本帝国，同样不能例外，即从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当代帝国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始终充满着暴力的基因。当然暴力是各种各样的，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谈到了三种：主观暴力、客观暴力、符号暴力。其中“主观暴力是对事物‘正常’状态的扰乱，它表现为犯罪行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等直接可见的暴力行为”。尽管主观暴力充斥着破坏、侵犯、狂躁的血腥色彩，流淌着邪恶、贪婪、冷酷的灰暗底色，但在齐泽克看来，主观暴力尚不构成至邪至恶的贝希摩斯和利维坦。与后两种暴力相比，“要抵抗主观暴力的魅惑，也就是抵抗由社会组织、邪恶个体、纪律化的压迫机器以及狂热的群众所行使的暴力的魅惑——主观暴力仅仅是三种暴力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种”。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主观暴力，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无论其目的如何卑劣、规模如何宏大、耗时如何长久、手段如何残酷，都只是显而易见的物理暴力，都被限定在一个边界清晰的行动框架之内，尽管这个限定框架千差万别。
那么，作为帝国主义新形态的无限战争，是否依然囿于主观暴力的范畴之内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无限战争的多重维度以及其幽灵特性来看，无限战争本质上不是显在的主观暴力，因为其发动与维系绝非少数统治人员的一时兴起和冲动而为，也不能单一地归咎于军事统领个人心肠的歹毒。那么，无限战争这一军事模式，究竟是怎样的暴力呢?在齐泽克关于暴力的分类之中，它是客观暴力——一种隐匿和结构性的暴力形态。齐泽克认为，客观暴力“比任何直接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诡异(uncanny):我们不能再将这种暴力归咎于任何具体个人和他们的‘邪恶’意图，它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暴力”。作为一种客观暴力，无限战争与当代帝国主义的肌理深刻交融——资本需要永无止息地扩张与增殖，无限战争则为资本逻辑提供了持久而深远的可能性。
第一，无限战争的暴力具有客观性。
这一暴力虽然没有时间的界限、没有目的的拘束、没有手段的局限、没有空间的制约，但作为真实界游牧的幽灵，却实实在在地结构了客观现实。这里，客观现实“是指彼此交往和生产过程之中的真实的人的社会现实，而真实界，是指那个无法改变、决定了社会现实里将发生什么事情的‘抽象化’、幽灵似的资本逻辑”。从客观性层面来说，无限战争的暴力本质并不在于其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而在于其游移不定的内在特性实际地建构和操纵了当代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空间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因此，这种暴力的客观性指向的并非业已成型的现实外壳，而是一种潜藏于外壳之下的真实界内核。这种内核以某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形塑着所有时间和空间中的客观现实，它拥有无所不包的可能性。今天，当我们直面无限战争的客观性暴力本质时，所要警示的，或者说绝不能忽略的正是无限战争的这一真实界的幽灵式内核，它使当代帝国主义得以将“所有的限制，所有因本性、需要、欲望和冲动而直接现存的或者因之而存的、被给予的和被规定的内容都消融了”。它要通过打破所有的束缚，尽可能地将自身的潜在性激活，以结构它所需要的客观现实，以保障当代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畅通无阻地游弋于全球空间。
第二，无限战争的暴力具有系统性。
无限战争深刻地镶嵌在当代帝国主义的生产生活中，因此，从广义上看，当代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每一次具体的军事暴力都可被视为无限战争系统性暴力的展现和延伸，但与此同时，这些具象化的暴力又不能尽数表达系统性暴力的全部内涵。无限战争的系统性暴力恰恰表征着当代帝国主义的一种全新权力范式——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意义上的“帝国”。“帝国”所致力于建构的与其说是一种规训型世界，毋宁说是一种控制型世界。前者以各种规训机构的强制性“确保人们服从于它的统治，服从于它的接纳和/或排斥机制，从而对社会领域进行建构，提出顺从规训‘理性’的逻辑”。它是传统帝国主义暴力的本质之所在，它以冰冷的器械和严苛的律令迫使对象臣服于其淫威之下。而后者通过强化和普遍化前者，反而使自己的统治模式日益内化于对象之中，使“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架构严整的场所”。当代帝国主义依靠无限战争系统性暴力的无度笼罩、威慑、引导与内化作用，可能做到无需发动物理性军事行动，就使对象陷入无限恐惧之中。在此基础上，当代帝国主义再辅以经济救助、政治庇护和意识形态宣扬等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地使“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这就是无限战争系统性暴力对被剥削被压迫对象的全面控制。
第三，无限战争的暴力具有匿名性。
无限战争使人们忽略当代帝国主义这一真正的施暴者或暴力主体。伍德指出，在今天，“找出并挑战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心显然更加困难——它似乎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在”。这就是哈特和奈格里在描述作为一种后现代权力范式的“帝国”时所说的“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而这种匿名性暴力特质同时也是齐泽克意义上真正的“奥得拉岱克”(Odradek)的形象。“奥得拉岱克”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一个线轴般的生灵，其主要特点是没有确定的外在形体，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拥有持久的生命长度，它可能一时出现在我们家中，可一旦我们想要靠近与其交谈，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而数月都杳无音讯。而当我们以为它已经彻底离我们远去之时，它却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我们家。此外，它拥有永不终结的生命，所以它曾是我们祖辈父辈的邻居，如今是我们的邻居，未来也将成为我们子子孙孙的邻居。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帝国”式或“奥得拉岱克”式的无限战争，虚拟化自身以逃脱空间的束缚并超越时间的流转，从而将自身匿名化。无限战争使暴力主体能够时而出现在任何一个空间角落并向对象施加暴力，时而又一连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动声色、凝神注视。可见，无限战争的匿名性暴力所达成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使得广大被剥削被压迫对象的奋起反抗最终化作了亿万双无处着力的铁拳。
综上所述，无限战争本质上从属于齐泽克意义上客观暴力的范畴，其存续和运作绝不仅仅是少数个体的一时歹念所致，而是帝国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为适应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扩展而系统化选择和异变的结果。可以说，无限战争的暴力集客观性、系统性和匿名性为一体，这种暴力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系统暴力”。
四、无限战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运作
对于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核心诉求在于以赤裸裸的战争和暴力手段扩大自身政治权力和边界，扩张殖民领地。对于当代帝国主义而言，军事战争则只是作为达成其特定政治经济目标的重要辅助手段使用，且在形式上呈现为以无限战争为主的新模式和新样态，同时，资本逻辑成为隐匿背后的主导要素。这里的资本逻辑指的是遍布全球时空的资本的分子化积累，它旨在通过控制和利用资本帮助帝国取得领先和霸权地位。不仅如此，资本逻辑的运作也不再是马克思和列宁时代那种赤裸裸的剥削，它变换了剥削的形式。正如齐泽克所言，当代资本的运作及其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采取了新形态，即精神分析的对象a(剩余快感)的形态：“经济不仅是政治斗争的场域之一，而且是斗争间互相污染—表述的‘原因’……经济是对象a, 即那个维持着这种污染的难以捉摸的对象。”这一形态恰好与无限战争的幽灵特性遥相呼应，从而建构了当代帝国主义大厦的逻辑根基。
第一，无限战争的动力来源和最终目的仍为资本逻辑。
无限战争以资本为行动支撑，又为资本开疆拓土，两者尽管是当代帝国主义不同维度的权力逻辑，但却“并非相互孤立地运作着，而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彼此关联”。无限战争通过与资本逻辑的共谋演奏着当代帝国主义的“凯歌”。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无限战争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在和平时期，美国通过演习、示威、驻军等行动不断向世界展示其武力和威慑力，同时又在“必要”时实施军事打击。然而，维持这样一种无限战争的模式需要强大的资本力量做后盾。据初步估算，2021年美国航空母舰的使用费用，就已超过全球95%以上国家或地区全年的军费开支。而2022年美国的军费占全球军费总额的近四成。另一方面，通过无限战争的威慑和象征性打击，军火商可以大量出售武器，工业资本获得大量订单，这使美国得以进一步攫取各种资源和超额剩余价值，强化无限战争模式，从而维护和巩固自身霸权。如此，资本逻辑与无限战争就可以相互促进，形成某种“良性”的利益循环，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这个超级帝国的霸主地位。当代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与无限战争始终命定般地交织在一起，这也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关于帝国主义的批判理论，但在《资本论》的“现代殖民理论”一节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资本逻辑与军事暴力的内在关联：“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列宁也指出：“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第二，无限战争背后的资本逻辑及其运作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当代资本打破了传统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模式，并以某种崭新的方式将剥削从台前移到幕后，这种新方式就是齐泽克所谓对象a的方式。对象a是拉康后期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概念，也被称之为“剩余快感”,这一概念的提出得益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其工资报酬之间的差额。而根据拉康的界定，对象a是某种“在它之中而非它”(in you more than you)的东西，其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a)来表示，其中代表被阉割的主体。与近代哲学主体不同，不是主体统摄或决定剩余快感，而是剩余快感构成了主体的欲望—成因。对象a是主体欲望失败或欲望没有实现的剩余物或空缺。正由于主体欲望对象的失败，所以主体会飞蛾扑火般地不断追逐其欲望对象，并不断地变换其欲望对象。可见，对象a是主体永恒追寻的欲望对象的失败之产物，是失败之剩余，因而，主体必须不断地寻找替代品来填充失败所留下的这个空缺或空洞。对象a有如下两个特点：(1)作为一种剩余，对象a看不见摸不着，是象征秩序下不可洞见之物的残留。(2)对象a虽然悄无声息，但它却像宇宙“黑洞”一样，拥有巨大的能量，构成了主体的欲望—成因。
齐泽克认为资本在当代遵循着对象a的逻辑，它愈益呈现出隐形化的倾向，表现为去实向虚的变化趋势。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式微和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朗化：传统产业资本或工业资本纷纷加速了形态的改变，即向着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转化；同时，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为当代资本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性支撑，也使得货币形态从有形的纸币走向无形的数字货币，商品形态从有形的实物商品或线下消费服务走向无形的虚拟商品或线上消费服务。然而，当代资本的日益隐形化，不仅没有消弭或减缓资本扩张的步伐，反而加速了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进程，并构成了当代帝国主义无限战争模式的基础。这一点与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相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当代资本从前台遁入了后台，以精神分析的对象a的方式在运作并发挥作用，即它的存在方式不再是宏观的，而变成了隐匿的散播的方式。如此，资本就内在地包含着一个难以弥合的裂隙，即“在它之中而非它”,或者说，它“既在其中而又溢出其外”。作为对象a的资本虽然隐匿于社会之后台，但其不会满足于这种“悄无声息”的存在方式，而是一定要“兴风作浪”来彰显自身的存在。因此，作为对象a的资本会通过无限战争的模式来显现其威力。在21世纪的今天，当代资本借助于金融资本的形态和数字货币的技术为无限战争的模式注入了充盈的动力。实际上，当代资本这种对象a的运作方式的确维系了帝国主义“无限战争”的状态并在短期内延长了帝国主义的生存周期。但必须指出的是，当代资本的这一运作模式并不能改变一个多世纪以前列宁对帝国主义命运的论断：“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当然，这一论断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会即刻走向消亡，而是说这种以对象a的方式运作的资本在短期内为资本主义持续和繁荣提供了“经济基础”,暂时延缓了其走向灭亡的进程。
综上所述，当代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唯物史观并不矛盾。更准确地说，当代资本及其运作方式的变化不过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在21世纪加以精神分析化的变种。
五、结语
由于新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直接殖民领土所要付出的重大成本或代价，当代帝国主义的主导战争模式由传统殖民战争转向了无限战争。无限战争以幽灵性为主要特征，它既不限制战争的时长，也不设置战争的军事目的，它既不规定战争的手段，也不明确战争的对象和空间影响，它始终如幽灵般挥之不去但又难以捉摸。同时，这种幽灵特性又表征着无限战争的暴力本质上是一种客观暴力，它通过深刻镶嵌于当代帝国主义庞大繁杂的机体之内，使得暴力灾难被客观化、系统化和匿名化。因此，它不仅消弭了大量可能的反抗力量，更将世界推进了某种无限恐惧的深渊。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当代产物，无论帝国主义的战争如何演变其形态，它始终无法摆脱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当代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由帝国资本推动，又为帝国资本服务。因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可以消除无限战争。正如列宁所言：“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再存在的时候，或者在军事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以及军备所引起的民愤使这种制度趋于灭亡的时候，战争才会停止。”当下面对21世纪世界之大变局，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以达至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的，更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注释略）
（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