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民众来说，难民不是一个新话题。从越南战争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直到如今的叙利亚战争，欧盟国家向流离失所的难民伸出援手已成惯例。欧盟制定了针对难民申请避难的程序流程——都柏林协议（Dublin Regulation）作为法律保障，对难民的接收和人道救助，是欧洲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大批民众被迫离开家园，到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邻国寻求避难。欧盟在2011年9月决定接受12万叙利亚难民，当时到达欧盟的难民数量有限，因此难民问题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2013年，尽管在黎巴嫩避难的叙利亚的难民数量已经占据该国总人口的20%，但在欧洲并没有引发足够关注度，比如当时在德国，只有少数人在讨论，德国政府每批次发放的5000个难民名额，是不是可以适度增加，以帮助更多战区的人民。
欧洲民众对难民问题的态度可以归为三类：支持、反对和中立。支持派会给帮助难民的机构捐款，或者做志愿者给难民提供语言课等服务；反对派则可以再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极端地反对一切外国人，另外一类是不反对有工作的外国人以及学生，只是反感难民。此前到达欧洲的难民数量有限，对普通人的影响很小，反对派也鲜有极端行为，各方相安无事。绝大多数民众属于中立派，不会直接参与难民的救援，但是也不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难民。
从2004年到2011年，每年欧盟国家收到的非成员国难民申请数量维持在20万～30万之间。2013年和2014年，难民申请数量迅速上升到43.1万和62.6万。到了2015年，难民的数量进一步飙升：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截至到8月，光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申请数量就达到31.3万，考虑到8月之后，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到达欧盟国家，这个数字到年底会相当惊人。如今，难民潮扩大为难民危机，并且超越欧债危机，成为欧盟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这样的危机下，占绝大多数的中立派的态度开始出现分裂。
转向反对派的中立民众
此轮难民潮多来自叙利亚，而和他们一起搭乘汽车、火车，甚至徒步到达东欧的匈牙利，克罗地亚等欧盟国家的，还有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黎巴嫩的难民申请者；此外，来自非洲的难民申请者主要会从水路搭船，从希腊和意大利进入欧盟。随着人群的涌入，欧盟各国安置难民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难民的到达速度，只有一部分难民可以被及时安置在预先准备的公寓里；很多体育馆被征用，改成难民营；得不到及时安置的难民滞留在火车站。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难民从一个和自己生活不相干的群体变成了必须直面的问题。中立派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民，应该选择支持还是反对难民进入欧洲，如何看待现行的难民政策？中立派逐渐分裂，有些人转成支持派，另外一些人成为反对派。
支持派的考虑主要基于人道关怀和国际责任：欧盟国家经济发达，民众生活条件也相对优越；相比之下，难民背井离乡，居无定所，5亿人口的欧盟有责任，也有能力为难民提供更多的帮助。他们中的很多人给难民捐物资，去难民安置点提供翻译等志愿工作，还有人举着欢迎的牌子，带着给小孩的玩具到火车站迎接远道而来的难民，这些镜头经常出现在相关的新闻报道里。
然而根据笔者的观察，尤其是在大量难民过境的东欧和德国、瑞典等难民接收大国中，更多的中立派转变为了反对派。一般而言，很少接触难民的民众对难民问题相对乐观，而那些有更多机会接触难民的民众会产生担忧和质疑。
和先前极端反对派不同的是，现在很多人不是单纯的反对接纳难民这样的行为，而是不满现行的难民政策。由于欧盟对难民的福利政策（尤其是西欧的德国，北欧的瑞典）远高于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叙利亚的邻国，导致很多难民即便可以安置在其他安全的国家，也只希望到德国和瑞典申请避难。因此，新的难民反对派往往基于以下几点反对现有难民政策。
首先是沉重的社会负担。当难民进入欧盟后，会开始申请避难资格，申请资格得到通过后可以获得居留权，参加语言课程和技能培训，逐渐安顿下来。被拒绝的申请者(比如俗称的“假难民”，他们来自非战区、不具备难民申请资格)则会被要求离开欧盟国家。难民资格的审核，少则数月，多则一两年，在德国最长可以达到4年。在审核期间，难民没有工作许可，衣食住行全由欧盟国家提供，根据各个国家的标准，难民申请者还能每月拿到几十到几百欧元的补助，这些成本全由纳税人承担。
其次是难民融合的巨大挑战。如何让难民融入语言、宗教、文化相差迥异的异国他乡，是一个长期工程。这些通过避难资格审核获得居留权的难民，首先面临语言的障碍：英国和法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其殖民国家，语言没有障碍；而本次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德国、瑞典和奥地利不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移民国家，难民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德语或者瑞典语。此外，很多难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特别的生存技能，欧盟国家不仅要提供职业培训项目，还面临创造工作岗位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报道叙利亚难民里有三分之一是中产阶级，他们在不同的制度和语言里，从事本行业的难度极大，过去的技能可能作废。比如叙利亚的律师不可能在德国继续做律师，医生也需要重新接受教育，通过苛刻的考试，才有可能重操旧业。
语言和就业的挑战主要在政府层面，普通民众更担心的是在融合过程中的宗教和文化冲突。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以宗教为名义的恐怖袭击让很多欧洲人产生了对宗教暴力的反感，在法国的《查理周刊》事件、巴黎恐怖袭击案后，这样的情绪更为加剧。2014年在德国诞生的PEGIDA组织（PatriotischeEurop?er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虽然在政党和民间都遭到诸多批评和反对，却一直拥有支持者。
在灾难面前，欧洲人的文化价值，是泰坦尼克号沉船前的“让妇女和儿童先走”，在当下的难民潮里，很多人质疑，为什么一半以上的难民是20~30岁的男青年，为什么不带上更需要保护的妇女和儿童。一位来自东欧克罗地亚的朋友跟笔者提过，他们在火车站见到一些青壮年难民为了踏上开往西欧的火车，不惜把弱势的妇女和儿童挤掉。中东地区对妇女的歧视，也让民众对他们在欧洲的融合多了一份担忧。
无论欧洲多么富裕、多么人道，但每个国家的接受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对难民的接待能力也是有限的。今年夏天，匈牙利政府不堪重负，开始封锁边境的时候，受到一些西欧国家以及媒体的谴责，认为匈牙利的做法不符合欧盟价值，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但当难民潮愈演愈烈，从匈牙利到奥地利和德国的列车几乎被难民占满，每天上万难民涌入奥地利和德国的时候，此前一直持欢迎态度的德国和奥地利政府也开始边境管控。以难民接收最大国德国为例，2014年德国政府接收到了20多万份难民，据今年10月的德国政府报告称，2015年这个数字将飙升150万，几乎占总人口的2%。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自由迁徙对大多数非发达国家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反感难民
民众对难民危机的态度，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反复，有中间派变为支持派，再转向反对派，也有人至今没法选择立场，在道德压力和现实困境中挣扎：当他们看到流离失所的难民，于心不忍；但是当难民融入自己的家园，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又希望难民潮得到控制。
坚持难民接收不受限、说出“我们能做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被公认为是道德楷模，以至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旁落他人的时候，很多媒体都加上“和平奖没有颁发给默克尔”这样的标题。但是默克尔的态度在德国遭到反对，道德楷模的代价是德国全社会承担150万难民的成本；德国《明镜周刊》曾把默克尔设计成“特蕾莎修女”的造型做封面，并且发问，如何在“好的政策”和“正确的政策”之间做出选择？这不仅是政治人物的难题，普通民众心里也会打个问号。
笔者和欧盟各行各业民众交流难民问题的时候，发现虽然很少人公开反对，但是大家私底下都在表达各种不满。难民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反对者很难三言两语解释反对的理由，却很容易被简单地定义为右翼种族主义者。尤其是背负二战枷锁的德国人对此十分敏感，公开表达反对难民政策，不仅会被贴上右翼的标签，也很有可能和纳粹扯上关系。在这样的道德压力下，大部分人在言论上都小心谨慎。
媒体也很在意“政治正确”的问题，对难民群体本身很少有负面报道，匈牙利的总统、警察，以及绊倒难民的女记者都受到媒体的口诛笔伐。但是在社交媒体的视频里，大家看到难民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当匈牙利根据都柏林协议，不允许没有在匈牙利登记的难民继续前往欧盟其他成员国，停运西去的火车时，愤怒的难民把匈牙利警察和志愿者送来的矿泉水扔到铁轨上；当匈牙利封锁边境之后，部分难民选择暴力冲撞边境，还向匈牙利警方投掷石块和其他杂物。当警方用催泪瓦斯回击后，人权组织和媒体都批评警方的做法，而对难民试图暴力闯关的行为淡化处理。但很多看过视频的民众都对难民的行为不满，转而支持匈牙利的铁腕风格。
笔者在观察难民问题的时候，偶尔从中文媒体看到关于难民在德国和瑞典等国的犯罪报道，然后追溯查询英语和德语的信息源，发现这些报道主要来自小众媒体。由于在主流媒体找不到相关报道，不能确认信息的可靠性。笔者特意向一个警察朋友咨询难民的犯罪率，被告知这个话题太过敏感，没有准确可靠的数字，也没有媒体做相关调查报告。不过对方表示，在她管控的区域，商家针对难民偷窃行为的报警数量明显提高，此外在难民营内部，偷窃、身体伤害、人身威胁等行为也时有发生。
高福利制度建立在辛勤工作和高税收的基础之上，而有些难民则觉得这些“理所当然”，比如在安置地点上“挑三拣四”，这激起了部分欧洲民众的反感。难民不希望留在经济不景气的东欧和南欧，即便到了难民福利最好的瑞典和德国，依然要选择经济最发达、条件最好的大城市。根据媒体的报道，9月有500个难民从慕尼黑被分配到德国其他地区安置，他们中的180个人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火车上跳车，原因是不愿意被安排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前东德地区；在瑞典，一部分被分配到乡下地区安置的难民抗议，因为他们只希望被安置到大城市。这些虽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当难民基数突然增大的时候，小概率事件的数量随之增长，影响欧洲人对难民的整体印象。
欧盟将因为难民分裂？
难民危机仍然在继续，中间派的民众继续在道德和现实之间，或选择立场，或继续徘徊。危机对很多人都产生了影响，对于欧盟而言，难民危机作为当下最大的挑战，也会随之引发深远的影响。
欧盟成立于二战之后，宗旨是希望在成员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继而减少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2004年欧盟东扩，10个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但是近十年来，欧盟内部基于各自利益的纷争已不是秘密，此次难民危机更是加剧了东欧和西欧的隔阂。东欧国家的难民政策相比西欧要谨慎保守得多，东欧经济不景气，自身失业率高，从政府到民众对难民的接纳程度都低于西欧。虽然东欧只是大部分难民通往西欧和北欧的中转站，东欧国家担心，如果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边境管制，这些难民会退而求其次，滞留在东欧国家。同理，南欧的意大利和希腊作为欧盟海防线也不堪负重，尤其是深陷欧债危机的希腊，泥菩萨过江，自身前景未卜。西欧国家希望在欧盟内部分配安置通过审核的难民，南欧和东欧不愿意接受这个公平分摊的配额。就民众层面而言，由于失业率高企，东欧和南欧民众会去西欧和北欧寻找工作机会，因此他们也担心西欧北欧为难民创造的工作机会将排挤掉这些欧洲打工者。
欧洲人因为政治正确的顾虑，即使心里对难民或者难民政策不满，也很少在公开场合表态。但是在欧洲的政治体制之下，民众通常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难民危机下，欧盟国家的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在2015年进行的选取中，波兰右翼党派法律与公正党总统候选人安杰伊•杜达击败时任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当选新一任波兰总统；在丹麦选举中，中间偏右联盟上台，反移民的右翼丹麦人民党也成为第二大政党；大批难民进入瑞士的邻居德国和奥地利，引发瑞士民众“殃及池鱼”的担忧，因此即使瑞士并不在欧盟区，2015年的瑞士联邦议会大选上也前所未有地将选票投给了右翼党派瑞士人民党（瑞士非欧盟国家，但是属于申根国家，和欧盟国家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接壤。拥有申根国家签证的外国人可以进入瑞士境内。）在德国，默克尔和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民调支持率降低，而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AFD）的支持率稳步上升。这些执政党和支持率的变化，反映了很多民众的真实心声，也将在未来改变欧盟的格局和走向。
隔着英吉利海峡，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向来微妙，英国内部也一直在盘算留在欧盟的利弊。2016年，英国将对是否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投。欧债危机中，英国人不希望自己辛苦工作创造的财富被拿去收拾希腊的烂摊子。此次难民危机，更让移民政策严格的英国进一步思索留在欧盟的“性价比”。如果这些难民获得欧盟身份，就可以自由地在欧盟境内迁徙，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很多英国人担心会有更多移民因此进入英国，从而加剧已十分棘手的移民问题。如果英国民众投票选择退出欧盟，损失一个三巨头（英法德）的欧盟，更将面临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盟可能因为难民危机而瓦解，欧盟几代人的“欧洲合众国”努力和期望功亏一篑。
难民危机的未来
针对难民危机，欧盟对外和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商谈合作，对内也对难民政策做出了调整。10月的紧急欧盟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十七点计划”，其中包括不接受登记的难民不能享受任何权利，放任难民畅行无阻的政策必须结束。此外，各个成员国的难民政策都在收紧。即便在德国，尽管默克尔总理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坚持她的理念，但是德国已经通过了最新的法规，今后对难民的现金补助将被物资补贴取代，没有通过难民资格审核的申请者将更快地被遣送。
难民危机眼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帮助那些挤在超负荷运作的难民营、体育场馆的难民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长远来看，还有语言和技能培训等难民融合的一道道难题。在严峻的难民危机下，支持派、反对派和中立派虽然在理念上有很多纷争，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解决难民危机。这次难民危机是由积年累月的叙利亚战争和不稳定的地区局势所导致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想办法结束让一半以上的国民背井离乡成为难民的叙利亚内战，这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5年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