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恩格斯、列宁关于西欧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贵族化、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化的论述，构建了一个研究西方式民主化的世界体系进路，阐明了如下命题：西欧现代民主制的建立和运转是以帝国主义为重要前提条件的。进一步研究古代雅典城邦、现代美国民主制的建立和运转，可以发现其同样依赖于帝国或帝国主义，其国家内部相应地存在严格的公民权排斥。这三个原生的西方民主制可归类为“排斥性—分利型民主”，其负外部性巨大，不具有普遍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寻求国家自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包容性—发展型民主”，它以发展为中心，保障人民的普遍平等，在道德和政治上优于西式民主。
关键词：列宁主义；西式民主制；帝国主义；排斥性—分利型民主；包容性—发展型民主
当代世界的民主可以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中国式民主、西方式民主。两者根本区别何在？何以形成“大分流”？探究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民主的起源学研究。
对西式民主制的起源，西方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只是其普遍采用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即用西方各国内部因素解释其民主的起源，或归因于宗教、文化、历史，或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或归因于群体、阶级之间的斗争。
但在美国和西欧，现代民主制形成于19世纪，标志是选举权逐渐扩大至中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而同一时期，这些国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即陆续建立殖民帝国，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内、外两个重大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西方学者对此间有涉及，李普塞特提出多元政党制——这是民主化的条件之一——起源的社会分裂说，提到过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分裂，蒂利把殖民化作为促进民主化的四种机制之一，但两人均未深入分析其中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得以洞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可见之于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列宁关于西欧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化的论述：欧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全世界，其所获世界规模的利润部分惠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乃逐渐放弃革命目标，认同资本主义体制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参与选举，以合法方式谋求增进工人福利。这构成主流政治学所界定的民主化与政治吸纳，因而他们的论述实际上阐明了如下政治学命题：西欧现代民主制的建立和正常运转是以帝国主义为重要前提条件的。本文拟采用历史政治学方法，对此命题进行政治学重述，并引入古代雅典、现代美国的案例予以验证，进而以中国式民主作为参照物，确证这一命题。
一、恩格斯、列宁论西欧民主化的帝国主义基础
对西式民主制，西方学者定义纷繁。达尔提出过五项标准，即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强调公民通过投票等方式普遍参与政治的重要性。亨廷顿关于政治发展的研究比较重视政党吸纳、组织公民参与的功能；关于“民主化第三波”的研究则延续了熊彼特的思想，重视民主的程序性维度，提出“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概言之，西式民主制核心要素包括公民认同政治制度、合法参与政治，具体形式是，各群体选举其代表，代表通过竞争性程序争夺执政权，以保障和增进本群体的权利或利益。
究其实质，西式民主制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借用奥尔森的概念，西式民主制是一种集团分利机制。那么，有公共之利可分，就是其形成和正常运转的前提。接下来的问题是：可分之利从何而来？无非两条途径，要么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轮番互掏腰包，要么从外部获取“横财”进行内部分配。李普塞特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时，提出“如果没有共识……也就没有民主”，而共识依赖于利益的协调。很显然，获取外部横财进行内部分配，更有利于进行利益协调、形成民主的政治共识。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各国正是凭借外部横财的输入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民主制，恩格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贵族化、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化的论述就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英国革命以后，议会拥有较大权力，但仅限于贵族和大财产所有者参与。到1830年前后，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社会结构大变，新兴工商业者要求分享权力，推动了第一次议会改革。但这次改革没有回应人口众多的工人阶级的呼声，以宪章运动为标志，工人运动反而趋于高涨。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前景一度颇为乐观，然而到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即告退潮。原本作为精英党、作为贵族和大财产所有者分配权力之机器的辉格党、托利党，经过一番调适，以自由党、保守党面目出现，建立地方组织，吸纳中产阶级，进而吸纳工人阶级合法化参与政治。又经过1867、1884年的两次议会改革，工人阶级逐渐被赋予选举权，工人阶级基本上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建制所吸纳。这样，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像样的社会主义政党。
西欧各国工人阶级普遍经历过类似的政治立场转变。19世纪中后期，西欧各国争相推进工业化，工人阶级日趋庞大；而工业化过程中的剥削非常严重，工人阶级普遍不满。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先进知识分子以之与工会相结合，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政党学把社会民主党视为现代政党的典型，其组织化程度较高，动员能力较强，并通过第二国际联合行动，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抗争，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种斗争一度非常激烈。西欧各新兴现代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就在于，化解高度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抗争，吸纳其进入建制。历史确实是这样展开的：西欧各国陆续开放选举权，吸纳工人阶级。在国际共运史叙事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贵族化、工人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化。从政治学角度看，这就是民主化，西欧各国逐渐建立起以大众投票、多党竞争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相应地形成了福利制度。
如何解释这一事实？西方主流民主化理论基本上是从国家内部因素进行解释，恩格斯、列宁（尤其是列宁）则从世界体系角度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一战爆发后，列宁发展了帝国主义、民族、殖民地等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其基本命题是：“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西欧各国的民主化正发生在这一支配性体系之中。
183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9.5%，1860年更是跃升至19.9%。凭其坚船利炮，英国大举进行海外征服，尤其是直接统治印度，稳固了世界市场垄断地位。世界规模的利润持续流入英国，工人工资水平稳步提高，部分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建制。恩格斯在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已论及工人阶级政治态度的这一巨大变化：“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1882年致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恩格斯深化了这一看法：“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统治和世界垄断权创造了工人阶级参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游戏的条件。
列宁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大段引述恩格斯的洞见，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逻辑：“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这是“帝国主义寄生性”的重要表现，在英国最早也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其政治结果是：“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
同一经济政治逻辑驱使西欧各国工人阶级在19、20世纪之交发生类似变化：“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于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纷纷转向：“从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用恩格斯的寓意极深的话来说——只能在一国内形成（因为当时只有一国拥有垄断），但是能维持很久。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渐修正主义化，放弃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目标，安于进行合法的政党竞争、议会选举，这就是民主化。
诚然，西欧各国的民主化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但恩格斯、列宁所揭示的世界体系因素，即西欧各国享有帝国主义的支配和垄断权，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驱动和支持力量。从时间线上看，西欧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制化转型，均发生在其国家帝国主义化之时，第二国际的中坚——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典型：19世纪末，德国完成工业化并开拓帝国主义事业，社会民主党也在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修正主义化。帝国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支持了西欧民主化：
一方面，帝国主义为民主化创造了经济条件，提供了进行利益协调的经济基础。有学者指出其中的逻辑：“财富是民主政体的基础，因为民主政体必须不断回应公民对于社会与经济权利的要求，这种回应决定了民主政体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成本，所以民主政体只能建立在较高的财富或者经济发展水平之上。”工业化大幅增加了全球的生产剩余，“居于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分割了全球生产剩余中的大部分，因此它们最先建立了民主政体”。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为民主化创造了社会条件，构建了工人阶级的国家认同。国家对外征服与彼此之间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激发了国民的民族主义狂热，工人阶级也不例外。这种情绪推动社会民主党逐渐转向列宁所说的“沙文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压倒阶级意识，驱使其在政治上认同资产阶级国家建制，而这是民主化的社会前提。
全球史范式已经阐明，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发生在英国等西欧国家，是因为其征服美洲、“发现了一笔前所未有的生态横财”。借用这一逻辑我们可以说，西欧各国之所以较早建立现代民主制，是因为其以工业化帝国主义建立了世界规模的支配、剥削机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经“横财”，得以吸纳反抗性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参与集团分利政治。换言之，帝国主义是西欧现代民主制建立和正常运转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扩展恩格斯列宁命题：雅典城邦与美国民主的帝国主义基础
以上我们基于恩格斯、列宁的论述阐明，西欧现代民主制建立和正常运转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另外两个重要的原生型西式民主政治体——古代雅典和现代美国，同样以对他者的制度化剥削为其重要经济基础，且在其内部形成了严格的公民权排斥制度。
一般认为，雅典民主制始于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这一改革构建了一个内部平等的“公民—战士”群体，“他组织阿提卡的目的是为了使它更易于动员”，雅典由此拥有了强大的战争能力，持续对外扩张。哈蒙德指出，正是在此前后，雅典开始“把邻国降为附属城邦，以及搞军事移民等，实是雅典开始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初征兆”。雅典城邦的公民身份以战士身份为前提，集团的自利驱使其走上了构建内外双重支配、剥削结构的道路，其制度外观正是城邦民主。
雅典民主制的巅峰期即伯利克里时期，也是其帝国鼎盛期。这一时期，雅典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支配众多城邦，强令其缴纳贡赋，此即帝国红利。这笔源源不断输入的横财，对城邦民主制的运转发挥了关键作用，芬利断定：“从帝国获得的年度岁入比从国内资源获得的公共岁入还要多一些。”这笔横财主要分配给收入较低的公民，“较贫困阶级显然直接在物质上受益”，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收买”。政治收买降低了公民群体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在充分的民主体制盛行的长时期内，雅典有大量公共资金为海军和陪审员、公职人员和议事会成员发放薪金，并在臣服地有大面积的定居计划。对很多人来说，这也许只是辅助性的收入，而非充分的收入，但这种辅助性的效果却使雅典摆脱了周期性的希腊顽症——内部冲突。”所有民主理论都强调政治妥协的重要性，而在雅典，这是以分享横财的期待为前提的。雅典以其帝国所获的横财收买到下层公民对城邦的政治认同，并使之积极从军，保持民主制、战争能力、横财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芬利还有一个重要发现：雅典经常强迫其所控制的依附性城邦建立民主制。然而，这些城邦没有可供其支配的帝国资源，也就无力为公职人员发放薪金，结果是，其“（公民）实际参与的程度远比雅典低得多”。他总结道：“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充分民主制若没有雅典帝国就不可能实行。”这从反面支持了我们的命题：没有横财的持续输入，民主制即便勉强建立起来，也无法正常运转——西式民主制在今日第三世界难以正常运转，逻辑与此相似。
大多数雅典研究者都注意到帝国红利对其民主的重要意义。哈蒙德在评论伯利克里的内外政策设计时说：“假若民主政治要进一步发展下去，它必须资助城邦的下层阶级，为此目的而发放的金钱又只能靠雅典的盟主资格向其盟邦索取。”另有学者阐明民主依赖帝国的另一维度：“贡物的流入（它减少了海军的花费），个人致富的可能，缓解了雅典有钱人的怨恨情绪；若非如此，他们也许早就谋求建立寡头制了……许多希腊城邦都受到内乱的困扰，雅典不同寻常地避免了这一点，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各阶级从帝国事业中得到的物质收益。”
接下来的问题是，帝国红利在城邦内部如何分配？公民—战士集团为此建立了排斥性公民权制度。赫尔德指出：“古典城邦（polis）以统一性、一致性、参与性和非常严格的公民资格为标志。国家深入到公民生活之中，而公民人数仅占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至关重要的是，正是在其民主巅峰期即伯利克里时期，雅典通过了公民资格法，严格规范公民资格：公民就是战士，从外部获取横财，在内部进行分配；非公民包括本邦血统的妇女、青少年，从事商业、教育等活动的外邦人，另有大量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奴隶，他们构成雅典常住人口的多数却不是公民，不能参与民主过程。因此，民主只是雅典政治的局部而非全部；公民集团是国中之国，内部实行民主，转身支配庞大的非公民群体，合法占有其剩余——这是内部横财。公民集团通过占有、分配内外横财，缓解内部紧张，构建政治认同。
自威尔逊带领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时始，美国即以推销民主为己任。但略加考察即可发现，美式民主同样奠基于对他者的掠夺，只不过更为隐秘；而其内部的公民权剥夺，则异乎寻常地突出。
民主在美国确有深厚社会根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社区民主自治有过经典描述，并指出自治依托于清教。然而，正是清教“选民”观念让殖民者拒绝与印第安人融合，形成严格的种族隔离观念和制度，这构成美国民主区隔内、外的精神与社会根基。北美殖民者以古代帝国征服的方式建成了其社会：一方面驱逐、消灭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开发黑人奴隶制庄园经济。可见，美国从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两面性：“许多定居者相信，要保留和促进自身的民主制度，则需要对印第安人进行大规模驱逐，并对依附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奴隶——采用强制性做法，以确保他们自己获取财富，不必去从事那些卑微却至关重要的工作。”北美殖民者在独立建国之前就已形成帝国统治的价值和结构——帝国先于国家，美国政治模式确为现代世界的显著“例外”。
独立建国以后，共和政治的运转有赖于多层面的选举，因而美国在现代西方最早建立了大众选举制，而这则是“内部帝国主义”的加速器：“独立后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动用新生联邦政府的资源及正在扩大的选民群体投票，实现其中一派的计划并将另一派边缘化。”于是，“州民兵在南方维护奴隶制的法律，在边疆地区则和小支联邦军队一起支持移民”。特纳认为，美国人的自治、民主精神是在征服“边疆”过程中形成的。19世纪后期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美国工人阶级，也没有像其德国同侪那样走向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很快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桑巴特分析其中原因说，内部帝国主义吸纳了“产业后备军”，消解了工人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这与西欧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参与民主化进程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区别仅在于：西欧国家跨洋征服亚非拉国家、民族，进行现代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美国征服印第安人，夺取其土地，其行为接近于古典帝国。
美国以帝国方式推进其现代国家构建，其民主的内、外两面性也就非常突出：一方面是高水平的大众参与，西进的白人农民也有投票权；另一方面是高水平的内部排斥，对印第安人、黑人等族裔进行大规模、制度化的“选举权剥夺”（disenfranchisement）。贝特曼这样解释其中的逻辑：“其共同目标是重构一种集团和社区的组合，它们将是政权的公共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其支持对于政权的维持至关重要。这样的筹划由期望获得权力并长期保有的政治联盟所追求，这就决定了，最好是通过改变‘人民’的构成和身份来实现这一筹划，他们的投票将有助于决定——尽管是间接的——谁治理、为了谁的利益。因此，民主化从不简单地是先在的政治共同体成员借以获得选举权的过程。它是一种重新界定‘人民’边界和属性的政治筹划。对达成这一点而言，吸纳和排斥不仅是兼容的，而且是潜在的相互强化的手段。”
19、20世纪之交，美国完成工业化，立刻走上西欧各国的旧辙，对外展开现代帝国主义事业，建立了从加勒比海到太平洋的“岛屿帝国”。二战后，美国的帝国主义策略发生了一定变化，探索出“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模式。冷战时期，凭借工业—军事能力，美国控制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大规模输出商品，获得世界规模的利润，而就在这个时期，黑人逐渐获得比较完整的公民权。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近乎支配整个世界，美式民主则达到其巅峰状态；奥巴马当选总统，似乎也标志着内部排斥的消解，美国也在全世界积极推广其民主制度。
可见，自殖民时期以来，美国一直在扩张其疆域，或者是有形地扩张领土，或者是无形地扩张其技术、金融、意识形态的垄断权。扩张带来的丰裕资源消解了内部紧张，使公民集团协调利益、维持民主共识。但当下，同样的逻辑已让美国民主衰败：美国资本主义已无可扩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有力地挤压美国的世界垄断地位，横财输入萎缩，利益协调和民主共识破裂，政治趋于极化，国会山骚乱事件标志着美式民主正走向崩溃。
三、民主的类型学：西方式排斥性—分利型民主与中国式包容性—发展型民主
以上我们简单描述了古今三个原生型西式民主政治体的兴衰，从中可见西式民主与古代帝国或现代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相当显著的因果关系。下面我们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对此关系进行理论解释，并以中国式民主为参照，加深对其认识。
人们共同组成国家、服从权力及其所维护的秩序，目的在于保障和增进个人利益。利益的生成无非两种机制：内生机制或外生机制。前者主要依赖政府维护秩序，提供公共品，降低合作与交易成本，国民普遍投入生产性活动，改进各自处境，并形成共有利益。后者主要依靠征服，或者一次性抢掠他者的财富或人口，或者对外拓殖，释放人口压力，构建海外剥削对象，或者建立稳定的支配关系，长期获取贡赋或超经济利润。这两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两种类型的经济社会形态：农业社会普遍采取增进利益的内生机制，中国就是典型，可谓之生产型国家；游牧民族和西方历史上的国家经常采取外生模式，可谓之军事—贸易型国家。
传统中国以家户农业为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生产剩余，因而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尽可能保障国民相互平等，使最大多数人口从事生产。身份平等和定居生活形态有利于人口增长，整个社会只有较低水平的剩余，只能支持低成本治理机制，即集权的君主统摄精简的科层化官僚，与社会力量合作，进行“集权的简约治理”。
草原或海上劫掠团体和古代雅典则在战争逻辑的推动下走向了民主制。战争有严格的资格限制，身体强壮且有一定作战技巧的成年男子凝聚为一个紧凑的战士—公民集团。战争的残酷性要求其相互信任，建立基于认同的权威；长期集体劫掠则要求其公平地分配战利品。凡此种种推动其内部实行民主制，其所组建的政府（不论其发育到何种程度）也以分配横财为基本功能。因此，草原民族比如匈奴，在其勃兴之初通常实行军事贵族民主制。大西洋海盗团体内部同样经常采用民主制，以选举、制衡等制度维护其内部秩序，与现代美国的民主制非常相似。大西洋水手、海盗等群体也把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带入美国革命中。
与此类似，西欧民主制的发展始终与对外征服有关：早期现代西欧各国征服美洲，释放了过剩人口，化解了内部社会矛盾。远距离贸易和大西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培育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者和商业化的土地贵族群体。这个群体迫使王权让步，与之分享权力，逐渐制度化为议会制。这是西欧民主化的第一步。大西洋分工体系、广阔的殖民地市场等因素为工业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完成工业化的西欧各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中心—边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外部横财的大量输入使其有条件开放选举权，从政治上吸纳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是西欧民主化的第二步。如沃勒斯坦所说，到1875年，英国、法国已经稳固地建立“自由帝国主义”，其根本特征之一是驯服了危险的阶级，其办法是“通过将他们纳入公民范畴和让他们分享一部分——尽管是一小部分——帝国红利”。
二战以后，欧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其技术垄断权以及金融、贸易控制权等进行更为隐秘的剥削，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价值链理论对此有所分析，在政治上把民主作为一种“帝国的意识形态”在全球推销，形成“民主帝国主义”，类似19世纪西欧的“自由帝国主义”。这样，欧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西式民主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双向循环通路：以新型帝国主义手段推动他国的民主化，便于资本主义机制深入其中，获取横财，输入本国，进行再分配，巩固自身的民主——这是以集团分利为中心的民主。
以分利为中心的民主，必然严格限定分利者的资格，从而通常呈现为排斥性民主。在雅典城邦，公民集团建制化地排斥非公民。现代欧美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差不多都伴随着基于各种标准的内部“清洗”，如种族清洗、宗教清洗等。对于公民权，各国也曾施加过严格限制，比如宗教限制、财产权限制。这种限制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趋于放松，但今天仍然存在。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民主化时代，人口自由迁徙让公民权的排斥更为触目惊心：数以千万计的移民涌入美国，大量东欧移民涌入西欧，既有高技术移民也有底层劳工，从事各种生产、服务活动，却只是“外邦人”，没有公民权。美国还有大量人口被法律程序剥夺公民权，全美8%非洲裔成年人由于有刑事犯罪记录而被剥夺选举权，在南方达到12%，在有些州甚至超过20%。这两类非公民数量庞大，被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作为个体和集体遭受公民集团的多重剥削，以至于蒂利明确宣称“美国的政体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反复经历着‘去民主化（de-democratize）的过程’”；他也不承认古代雅典是民主的。
总之，古代雅典以及现代英国、美国等政治体的分利型民主均形成于其国家建立对外支配权之时，以财富的外生机制为经济基础，构建制度化的内部排斥体系，定型于三层复合政治结构：内核是公民集团，这是一个具有较高同质性、凝聚力的国中之国；它统治疆域性国家，其中大量国民被法律设定为非公民；这个国家又构建和统治一个帝国。这一复合结构存在内外双重支配与剥削机制：对外获取横财，其数量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必太高，也足以在不同群体中营造出政治“共识”“妥协精神”，化解社会冲突、紧张，而这是其民主制得以建立和运转的政治、心理条件。在其内部存在很高的公民权壁垒，把大量人口设定为非公民，其作用在于：首先，维护公民集团在宗教、文化上的同质性，这有助于保持军事优势；其次，缩小分利者的规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对非公民进行个体性或制度化剥削。
据此，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界定西式民主制：它是国家内部的公民集团分配内、外横财的政治程序；它有明显的内外两面性：公民之间权利平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有妥协精神，享受福利保障，但公民的民主生活寄生于内外双重支配与剥削结构之中。西方学界已普遍认识到自由与平等的不相兼容。我们在此发现西式民主同样排斥平等：公民与非公民不平等，民主国家对他国的支配和剥削。据此我们可以把西式民主归类为“排斥性—分利型民主制”（exclusive-distributional democracy）。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古代帝国或现代帝国主义支持排斥性—分利型民主，反过来，这种民主制驱使公民狂热支持帝国和帝国主义。古希腊哲人、史家都注意到，民主时代的雅典公民有强烈军国主义精神、霸权观念；托克维尔注意到，强权人物或许可以让白人与黑人“以平等资格一道生活”，但“只要美国的民主是决定国家大事的主人，谁也不敢做这样的设想”；恩格斯注意到，19世纪中后期参与民主选举的英国工人阶级支持本国的殖民政策；列宁注意到，20世纪初，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加入“民主化”进程后，也就逐渐沙文主义化了；今天我们又看到，美国中下层选民普遍支持其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帝国主义政策。
西式民主制依赖于对他者的支配、剥削，则可以推论：一旦不能获取内、外横财，它必然衰败、崩溃。事实也确实如此：游牧民族一旦统治农业区，结束劫掠，必然放弃军事民主制；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之后，帝国逐渐解体，民主制也就走向衰败；今日美国的世界支配权逐渐削弱，世界规模的收益日趋枯竭，其分利型民主同样正在衰败，基督教白人种族主义则在排斥性制度框架中快速发展。
不过我们仍然要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民应当成为国家的主人，问题仅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民主、建立什么样的民主。现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形态——“包容性—发展型民主制”（inclusive-developmental democracy）。
这个概念受启发于赫尔德，他把密尔构想的代议制民主命名为“发展型民主”。在《代议制政府》中，密尔首先提出如下命题：“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据此，密尔主张授予所有人以选举权，包括女性，使之有条件发展美德和智慧。我们所说的“发展型民主”扩展了“发展”的含义，涵括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人民通过参与这一发展提高美德和智慧；再加上教育、政治参与等途径，则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之所以形成包容性—发展型民主，既有上文提及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根源：英国在完成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很快酝酿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化之时，其军队占领了中国的胶东半岛。可以说，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是西欧各国民主化的基础之一。双方在世界体系中处在完全相反的位置上，政治的逻辑也就完全不同，西方式民主在中国绝无任何可行性。相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民族、殖民地等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而寻求国家发展。中国式民主内生于这一政治历程之中，其构造原理也就完全不同于西式排斥性—分利型民主。
第一，中国式民主是实现发展的政治机制。西式民主以利益的分配为中心，中国式民主则以利益的创造为中心，因而以服务于发展为鹄的，如《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所说，“中国发展民主，始终立足人口多、基础弱、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正确把握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在国家发展基础上推进民主，不离开发展空谈民主”。
第二，中国式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民主集中制。西式民主的基本运作形态是，多元的分利型政党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参与分利政治博弈。中国式民主是一种发展机制，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在理论、政治和道德上的先进性，全方位地领导、组织人民，共同创造利益并分配利益。
第三，中国式民主以平等为首要价值，尤其是确保所有人普遍参与国家的发展事业。西式民主政治中的公民首先是分利者，因而构建了系统的公民权排斥制度，造成国家内部的明显分裂。中国式民主是为了发展的民主，宪法序言说：“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人民首先是“建设者”，国家是一个发展共同体，所有人普遍平等地参与国家的发展。学界关于政治参与的既有讨论基本上局限于参与治理，然而在中国，生产性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参与首先表现为参与生产性发展过程。
第四，中国式民主保障人民普遍共享发展成果。西式民主旨在分配内外横财，公民集团享有特权。中国式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人民共同创造财富，其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参与生产性发展是参与分配的前提。
第五，中国式民主旨在推动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西方民主以分利为中心，财产权和利益原则全面支配个体和社会，造成人的普遍异化。中国式民主旨在通过发展生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有人普遍参与生产性实践，养成健全人格和自主意识；高度重视教育，不仅有学校教育，更有广泛的政治教育；通过“群众路线”，人民也得以参与公共事务。经由这些程序，人民的美德和智慧得到提升，反过来推动更高水平的发展。
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全新的民主形态：包容性—发展型民主不仅关乎分配、治理，还向前延伸，关乎生产与发展，民主议程从单纯的上层建筑领域延伸到生产关系、生产力领域——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之一；普遍平等的人民共同创造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自足的民主制，不依赖对外剥削，也不设置内部排斥，因而具有巨大正外部性。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正是这一民主逻辑的自然扩展——这与西式民主制的零和性、排他性形成鲜明对比。
四、结语
本文受恩格斯、列宁关于西欧工人阶级贵族化、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化论述的启发，运用历史政治学方法，考察西式民主的三个源头——古代希腊、英国、美国，发现其民主与古代帝国或现代帝国主义之间有显著关系。民主的起源当然是多因的，但对外掠夺输入国内的横财，对于各群体协调利益、维持民主共识，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引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对关乎民主的若干重大事实给出统一的解释：第一，在人类五千年历史上，仅有少数政治体建立过民主制，略加考察即可发现，这些政治体普遍以对外征服为生；随着征服能力下降、横财输入萎缩，其民主必告终结。第二，欧美现代民主制与其帝国主义同步兴起，随着新型帝国主义的扩张达到极限，今日已陷入民主衰败、政党衰败和国家衰败困境之中。第三，上百年来，陆续有体系边缘国家建立西式民主制，包括民国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民主化第三波中，相当数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西式民主制。然而，体系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其不仅不可能获取横财，其本就微薄的剩余反被中心国家攫取，根本没有分利型民主运转的经济基础；因而民主化浪潮很快转变为民主退潮（democratic recession）乃至于民主崩溃。
本文也验证了两个方法论命题：首先，研究民主，必须考察其经济基础。任何制度的维系和运转，都是有成本的，我们所考察的三个西方政治体实行分利型民主而中国传统实行君主官僚制，或者当代中国选择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溯源于其经济形态、剩余的形成和分配模式的根本不同。其次，研究民主——事实上是研究所有问题，不可局限于国家本位主义，而应有超国家的视野，综合考量内外因素与效果；尤其是研究19世纪中期以降各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所有问题，应有世界体系视野，仔细考察体系的结构性约束的方向与力量。
正是综合运用历史政治学和世界体系方法，本文初步建立了一个民主类型学：一种是形成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地带的排斥性—分利型民主，它奉行内外有别原则，高度依赖内外双重支配和剥削机制，因而不可持续也难以成为普遍现象；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反抗体系化压迫、实现自主发展而创造的包容性—发展型民主，它以平等为根本价值，以国家的自主和发展为中心，实现了各民族、国家的利益相容，因而是可持续的、可普遍的。中国式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人民共同、持续实现全面发展的能动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