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俄罗斯战略界和学界认为，疫情正在重塑世界力量格局，西方主导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或将确立与美国平等的超级大国地位；疫情下加剧的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的，世界陷入两极对抗的风险上升，甚至可能比当年美苏冷战更危险。
俄罗斯欲利用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中美博弈加剧带来的机遇，提升自身大国地位，并避免中美“两极化”成为现实。俄罗斯的判断与目标源自其现实主义的战略传统、长期以来对“东西方”问题的敏感、国家发展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化趋势，以及国内政治的新变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将在调整大国关系、强化欧亚战略、夯实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及政策三方面着力。
总体看，俄罗斯战略界等的判断与提出的应对之策较为务实，但实现目标仍面临一些阻碍。俄罗斯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中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冲击其基本面。中俄关系应在理性务实的基础上良性互动，共同维护欧亚大陆的稳定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上蔓延加速了这一进程。俄罗斯作为传统地缘大国，其战略界、学界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应对之策，值得关注。
战略界、学界的判断与目标
俄罗斯战略界、学界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俄国家杜马教育和科学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大学国家治理系主任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Vyacheslav Nikonov）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疫情至少是充当了诸多已有进程的催化剂。俄罗斯人最关注的问题是力量对比的变化、大国互动新趋势，及其对俄罗斯的意义。
（一） 疫情重塑力量格局，“东升西降”加速
俄著名战略家、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认为，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权力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力量平衡和国家间关系性质发生新变化。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将疫情暴发后世界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失去独霸能力的美国，支离破碎的欧洲，实力变强的中国”。著名战略家、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疫情下的现实表明，“亚洲世纪”的到来将早于许多人的想象。尼科诺夫也认为，不仅美国的“单极时代”行将就木，西方长达500年的“统治”也即将结束。
从“东升”的角度看，尼科诺夫认为亚洲国家的抗疫效率显然高于西方，权力向东方的流动加速。其中俄罗斯最为关注疫情中体现出的中国力量。第一，中国展现了强大的工业能力，很快抑制了疫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前所长维塔利•瑙姆金评论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很快稳住阵脚，迅速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向，生产出大量的医疗和防疫设备，做成了其他所有国家无法做到的事，迅速遏制了疫情蔓延，并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令世人惊叹。
第二，抗疫成功展现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论据与事实》杂志分析中心主任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认为，较之西方，中国的政治模式、管理体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疫情挑战，表现出了罕见的高效；在保障民众的生存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方面，西方制度不如中国，这将影响世界力量对比和西式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
第三，此次抗疫是中国强化自身能力、提升国际地位的契机。在经济上，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列梅加认为，此次抗疫行动将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成为促进第六次新技术革命的契机，其抓手将是以生物技术、新医疗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而在地缘上，普什科夫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此次疫情大流行将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在美国无力实施“新马歇尔计划”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在疫情结束后对许多地区发挥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的作用。在卢基扬诺夫看来，中国最终确立“与美国平等的超级大国地位”将是此次疫情可能带来的结果。
从“西降”的角度看，首先，西方应对疫情不力凸显其虚弱。尼科诺夫认为，在感染率、死亡率和经济受冲击的程度方面，西方的弱点充分暴露在世界面前；整个西方都在沦陷，它们作为世界发展典范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作为疫情暴发的“震中”，美国的实力首当其冲受到削弱。在硬实力方面，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作为GDP主要支撑的消费急剧萎缩，失业率迅速上升。在软实力方面，美国的声望受到沉重打击。普什科夫指出，美国医院不堪重负，穷人死亡率攀升，政治两极分化已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美国输掉的不仅是国内抗疫之战，而且将丧失“世界领袖”地位。此次疫情也削弱了欧洲。在尼科诺夫看来，疫情使欧洲的虚弱和分裂暴露无遗；申根协定失效，多国关闭边界，内部关系日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欧洲未来的“统一”已无可能；尽管欧洲仍是重要的大陆，但欧盟已无法跻身世界领导者之列。
其次，疫情加剧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分化。卢基扬诺夫认为，疫情进一步激化了“大西洋共同体”本就越来越严重的内部矛盾，欧美关系的性质可能发生变化。“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评论也认为，在疫情难以控制的情况下，焦头烂额的特朗普被困在国内议程中，无力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疫情一定程度上把美国推向“新孤立主义”，“大西洋共同体”没有经受住考验，双方矛盾激化，关系出现危机。
最后，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和政治重新“国家化”的趋势，冲击了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主导下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俄罗斯许多战略界人士就已经注意到民族国家重要性的重新上升。在他们看来，此次疫情证实并强化了这一趋势。卡拉加诺夫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Dmitry Suslov）合撰的文章写道：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这会产生各国强化主权以及自主选择文化道路、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的需求。“瓦尔代俱乐部”2020年度报告《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的观点与之类似，认为由西方自由主义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西方以为建立在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模式具有绝对的道德、伦理正当性，而其他国家迟早都会走上这条路；但此次抗击疫情的现实表明，国家只能依赖于自己的社会文化经验走出危机，尝试别国的方案只会使问题恶化，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制定政策。
（二） 中美博弈“两极化”趋势明显，若实现风险增大
在俄罗斯战略界看来，美国试图转嫁国内矛盾是中美关系恶化的直接诱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评论称，美国政府难以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民众对总统的信任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外敌是必然选择——首当其冲就是中国。尼科诺夫认为，中国尽管不愿与美国进行零和博弈，但在遭到挑衅的情况下，也必须展现出不惧挑战的姿态。
在直接诱因之外，俄罗斯学者更多强调中美博弈加剧是结构性的。尼科诺夫认为，美国由于自身实力下降，只得努力阻止挑战者的崛起，以维持西方在“食物链”顶端的位置；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信息战，美国都将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两党及社会舆论正迅速达成反华共识。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认为，美国对华强硬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完全没有准备，美国始终难以将其他国家视为平等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对美国来说最痛苦的，正是其自身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先决条件，使中国能够最大程度地获益于西方的“游戏规则”。中国国则恰好相反，因为抗疫取得的成绩，中国的信心不断增长，这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追随中国。科尔图诺夫认为，中美已出现类似冷战的“两极对抗”特征，即使在美国大选结束后，中美关系也很难回到过去；中美双方甚至比冷战时的美苏更加果决，也没有谈成“大交易”的迹象；尽管中美可能暂时休战、达成战术上的妥协，但无法迅速结束斗争。
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尚未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双方的对抗加剧将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上，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网站评论道，疫情后的中国很可能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理念和提供经济援助的力度上超过美国，或将出现一场21世纪的“经济冷战”。尼科诺夫也认为，随着西方日益衰落，美国将开始采取更激烈的斗争方式，在自身实力猛烈下滑之前加速解决冲突。《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报告甚至认为，如果中美走向“新冷战”，或将比美苏冷战更激烈。该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季莫费•博尔达乔夫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解释了自己提出上述观点的原因。他认为美苏冷战是两个国家集团的争夺，而中美处于一个统一的体系当中；美苏靠“热线”就基本能够控制冲突的风险，而现在中美利益交织，以至于没有任何一种沟通机制能完全把控两国关系。科尔图诺夫也悲观地认为，尽管核武器仍是防止滑入全球性灾难的主要力量，但其威慑力并非无限，且军控体制走向崩溃也将带来风险；中美“新冷战”或将使旧世界的制度残余消失殆尽。
（三） 俄罗斯应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积极作用
对俄罗斯来说，此次疫情下国际格局的变化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存在着挑战，其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维护并提升自身的大国地位。俄罗斯学者虽然热衷于论述中美关系出现“两极化”、两国进行“新冷战”的可能性，但这种发展前景并非俄罗斯所乐见，它绝不愿意成为中美斗争中无足轻重的看客。卢基扬诺夫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关键在于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最理想的状态是，世界恢复大国协调格局，而俄罗斯则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之一。同时，多数学者强调，面对疫情下的国际变局，俄罗斯应基于现实国力，务实、灵活地拓展本国利益，而不是与中美争锋，寻求恢复苏联的世界霸权地位。尽管有部分学者提出俄罗斯应当为世界提供有吸引力的、面向未来的理念，但他们也强调必须要坚持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
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演变，特别是中美博弈的加剧为俄罗斯运筹大国外交、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带来机会。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席亚历山大•邓金认为，对俄罗斯而言，重要的是要了解中美“两极化”会给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机会，以及俄罗斯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科尔图诺夫毫不避讳地谈到，中美博弈长期化在战术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他将中美博弈比喻为“二虎相争”，而俄罗斯要做“精明的猴子”，既努力维持中美之间“斗而不破”的现状，避免全球局势崩溃，又要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价值。博尔达乔夫认为，在“新两极化”不断发展、世界局势不确定性长期持续的情况下，俄罗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防止相关国家之间擦枪走火；中小国家不会急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俄罗斯这样的“庇护者”对于它们来说必不可少。
另一方面，俄罗斯又要避免“两极格局”成为固化的现实，因为这将使中美之外的其他大国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还会对国际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俄罗斯绝不愿意成为某一极的“附属品”。《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报告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出现中美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摧毁旧世界的一切残余。另一种是维护联合国这一最重要国际组织的权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尽可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最容易被接受的方案是巩固联合国安理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世界政府”角色。二战遗产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机制”是俄罗斯所推崇的。对俄罗斯来说，这种体系实际就是恢复联合国架构下的大国协调。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2020年才会对纪念二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5周年如此重视，并提出召开“五常峰会”的倡议。
战略界判断的思想根源
俄罗斯战略界、学界对疫情后国际格局的判断及对自身目标的设定带有“俄罗斯风格”，如对大国力量对比与关系调整的重视、对东西方力量变化的敏感，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危机的关注。这是俄罗斯的战略文化、国内政治传统与现实情况所致。
首先是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无论沙俄、苏联还是现代俄罗斯的战略家们都惯于透过现实主义的滤镜来观察世界。尽管俄罗斯也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但其出发点往往是为现实战略服务。莫斯科公国和沙俄时期的“第三罗马”理论以及斯拉夫主义为其统一俄罗斯并向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创造了依据。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则为其在全球扩张势力范围服务。
俄罗斯战略界及学界对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判断，首先聚焦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俄罗斯在其中的机会，体现出典型的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疫情让俄罗斯看到了难得的机遇。俄罗斯是冷战的“失败者”，乌克兰危机后更是饱受西方制裁与孤立，其经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相对边缘化位置，大国地位一度岌岌可危。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前驻英大使亚历山大•雅科文科不认同冷战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认为这种秩序具有排外性，事实上是西方霸权的工具。博尔达乔夫也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是基于美国利益的。世界朝着西方自由主义及其主导下的全球化轨道发展并不符合俄罗斯利益。俄罗斯著名战略家、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未来的秩序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更关键的是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在博尔达乔夫看来，疫情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随着美国衰落、欧美分裂，非西方大国能够更自主地制定对外政策，国际关系出现“民主化”的趋势，为俄罗斯提升自身地位带来了空间。
因此，俄罗斯战略界花了大量笔墨论述疫情导致的国际格局变化。他们意识到，中美博弈加剧提升了两国对俄罗斯的需求，使俄罗斯在“大三角”中的地位更加灵活，而美欧分裂使得俄罗斯有机会改善对欧关系，全球化进程受挫以及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则使得俄罗斯这样传统、保守的国家如鱼得水。在这样的世界中俄罗斯发现了机会，并且准备以此为契机夯实大国地位。
俄罗斯战略界热衷于经典的欧洲式大国均势概念。19世纪，沙俄就在“神圣同盟”的基础上确立了俄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二战后，苏联等五大国共同创建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俄罗斯作为世界最主要大国之一，十分关注此次疫情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冲击，希望重建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大国协调，以能够真正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其次是数百年来俄罗斯在东西方间不断摇摆的政治传统。俄罗斯民族诞生于欧亚之间，其血统、文化和历史都融合了欧亚两洲的特点。在沙俄数百年的历史中，知识精英们一直在欧洲主义和欧亚主义之间摇摆、纠结。苏联成立后，选择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但这并未解决俄罗斯民族的东西方问题。相反，因彼得大帝以来的俄欧密切关系遭到撕裂，俄罗斯人变得更加迷茫。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联邦曾试图融入西方，但未被接受，俄罗斯人的纠结与矛盾进一步上升。曾是普京最重要智囊、时任总统助理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在2018年发表《混血儿的孤独》一文，认为俄罗斯用了4个世纪走向东方，又用了4个世纪走向西方，但最后却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成为了“混血儿”；它有着双头体制、混合的民族精神、跨洲的领土和双重历史；因乌克兰危机而与西方的关系破裂后，俄罗斯正进入地缘政治的“百年孤独”。
因此，俄罗斯人习惯于讨论东西方问题，观察此次疫情对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影响，并且思考其对俄罗斯的意义，也是俄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逻辑。乌克兰危机以来，由于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以及亚太在全球政治、经济权重上升，俄罗斯外交出现了被称为“转向东方”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俄罗斯战略界的思考更加深入。卢基扬诺夫认为，在“东升西降”加速、欧洲分裂无力的情况下，尽管多数俄罗斯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亚洲人，在情感与心理上偏向欧洲，但现实使得俄罗斯对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有了新思考。俄罗斯再次进入欧亚主义相对欧洲主义占上风的时期。
再次，体现了俄罗斯国家发展保守化的趋势。俄罗斯战略界、学界对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判断、重视论述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以及传统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都体现了俄罗斯近年来的保守化趋势。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内倾化。俄罗斯地大物博，长期以来自给自足，并不执着于与外界建立紧密的经贸联系，对外合作与吸引外资反而常常使俄罗斯人感到国家安全受威胁。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低端位置，更多扮演能源和矿产供给国的角色，其经济政策也较为保守，直到2012年才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然而，正当部分俄罗斯自由派精英谋划拥抱世界经济、推动结构转型之时，西方国家又因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使其发展轨道不断内倾。随着与西方关系恶化及全球化近年来遇挫，俄罗斯的政治天平愈发向安全、军事等强力部门倾斜，相对于经济开放，更加关注国家安全。因此，俄罗斯对全球化受挫、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非但不感到遗憾，反而将其视为提升自身地位的良机。
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保守化。对西方失望后，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重新回归传统，并在苏尔科夫操盘下创造了“主权民主”概念。在俄罗斯国内政治气候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重新兴起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普京的“新保守主义”。苏尔科夫2019年发表的《普京的长久国家》一文，将基于新保守主义的“普京主义”称为未来长期指导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表示“当所有人都被全球化冲昏头脑并鼓吹世界扁平化、抹去国界之时，俄罗斯很明确地提醒世人，主权与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见俄罗斯意识形态的保守化以及对民族国家、主权概念的重新确认。因此，俄罗斯在对国际格局变化的观察中十分关注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以及民族国家的重新兴起，并以此确认俄罗斯正处于历史的正确航向上。
最后，与俄罗斯国内政治议程的新变化有关。2018年，普京进入第四个总统任期。较此前不断开辟乌克兰、叙利亚等“新战线”不同，普京该任期的施政重点更倾向于夯实自身地位，并推进国内政治改革。“2024问题”是影响俄罗斯长期稳定与发展及普京个人地位的关键，普京需要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2024方案”并顺利推进，这样才能防止精英阶层出现矛盾，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自身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努力推动政治改革，经过多次试探后，新的修宪方案终于在2020年推出并通过。同时，普京在经济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目标并在年初更换了政府，希望能够藉此取得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成绩。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俄罗斯国内议程的节奏，但普京依然力排众议在疫情尚未结束时就搞阅兵和修宪公投，近期又重新修订经济发展目标，目光从2024年望向更长远的2030年。未来10年，国内政治、社会、经济议程将成为俄罗斯施政的重点。
在这一大背景下，2018年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不再像此前那样与美西方针锋相对，而是试图缓和双方的关系，同时夯实与独联体地区盟友的关系。在俄罗斯对后疫情时代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设定中，其战略界并不追求恢复苏联时期的全球霸主地位，或是创造某种普世的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秩序，而是更加务实地强调要利用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中美博弈加剧带来的机会，对俄罗斯对外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并修补千疮百孔的联合国机制，通过重建大国协调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
俄罗斯的应对策略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变化并实现自身目标，俄罗斯有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基于对力量格局变化及中美博弈上升的判断，俄罗斯战略界认为不应急于站队，避免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属”，防止真正出现中美两极主导的世界。因此，俄罗斯谋求在大国关系上进行相应调整，利用中美博弈加剧及两国对俄罗斯需求增加的机会，既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使中美矛盾高于俄美矛盾，又维护好中俄关系。同时，俄罗斯还要发展与其他大国关系，实现大国协调，共同抑制国际格局的“两极化”趋势。
在这其中，缓和俄美关系是关键。随着中美博弈加剧，中美关系取代俄美关系成为中美俄“大三角”的主要矛盾，俄罗斯“退居幕后”，运筹空间增大。此次疫情也为俄罗斯改善对美关系提供了机会。作为老练的地缘政治玩家，利用危机来搞外交是俄罗斯的常规做法。
在美国疫情暴发后，普京敏锐地捕捉到了时机。从3月底到7月末，普京与特朗普通了7次电话，是2019年的两倍多。4月25日，普京和特朗普在美苏军队易北河会师75周年纪念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易北河精神”是俄美抛开矛盾为共同目标建立信任和合作的例子，而今天又要共同对抗21世纪最严重的挑战。特朗普邀请普京参加G7扩大峰会，蓬佩奥也提出“联俄制华”的想法。疫情以来俄美互动之频繁，不仅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前所未有，而且在俄美关系史上也不常见。美国内反俄力量虽然强大，但在中美关系大变局下，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包括美国前驻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在内的103名美国前高官及知名学者联署公开信，要求美国重新思考对俄政策，恢复正常的外交沟通，就军控问题进行认真而持续的对话，提高制裁政策的灵活性。还有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建议，把积极防御政策与开放态度相结合，改善美俄关系，称俄罗斯为美国的“第三邻国”。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研究员理查德•索科尔斯基（Richard Sokolsky）和该基金会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任尤金•鲁默（Eugene Rumer）撰写的《2030年的美俄关系》一文认为，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美俄之间的接触迟早会恢复，美国大选之后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双方领导人或选择相对温和的路线。
同时，俄罗斯仍会将巩固中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尽管希望改善对美关系，但无论在战略上还是经济上，俄罗斯对中国的需求依然很大。普京是地缘政治高手，他明白俄美关系受困于结构性矛盾，即使能够改善，其前景也将是有限而局部的，为此牺牲中俄关系得不偿失。在科尔图诺夫看来，美国根本提供不了哪怕从理论上讲比俄中战略伙伴关系更具价值的东西。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亚太项目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与中国问题专家铁木耳•乌马罗夫（Temur Umarov）撰写的《紧急靠拢——疫情将加剧俄罗斯对华依赖》一文认为，在疫情和接踵而至的经济困难下，中国将在某些领域成为俄罗斯无可替代的经济伙伴；在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中亚地区，中国的作用也将提升，成为该地区主要的援助来源；除了拉近与中国的关系外，俄罗斯短期内别无选择。但俄罗斯也会避免和中国绑得过紧。无论在战略上还是经贸上，俄罗斯国内一直有担心沦为中国“附庸”的论调。科尔图诺夫认为，俄中两国的利益在很多方面契合，但在某些领域也截然不同。例如，中国的大型企业及金融机构事实上遵循了美国对俄制裁，中国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并不支持俄；同样，俄罗斯也没有从中国视角出发，来评判南海和中印领土争端。特列宁提出，俄中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永不为敌，但也不一直捆绑”；这种可靠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应该在未来延续下去。
对于如何利用中美矛盾，俄罗斯战略界清醒地认识到，俄不能追求成为国际舞台的主导者，更大程度上是利用中美矛盾拓展自身利益，而不是挑动中美关系滑向万劫不复的境地。科尔图诺夫认为，中美冲突的激化并不符合俄罗斯的长期利益；冲突加剧引发的战略风险会高得异乎寻常，这不仅事关全球稳定、地区危机、核不扩散，还可能殃及全球经济、金融、技术的发展；逾界的危险只会将俄罗斯从中美冲突上升中获取的任何战术性成果化为乌有。
此外，对俄罗斯来说，改善与欧洲、印度等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关系，从而防止世界“两极化”也有重要意义。科尔托诺夫认为，“精明的猴子”（俄罗斯）理当清醒地意识到，它下山后所身处的环境当中不单有两只“猛虎”（中、美）出没，还有众多“动物”（欧盟、印度等）在那里生存繁衍，“猴子”可以跟其中任意一种“动物”找到利益契合点；重要的是不被孕育当中的“新两极”裹挟，而是积极推动能与“两极化”相抗衡的进程与趋势。只有同时协调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俄罗斯才能实现在大国间长袖善舞、避免中美“两极对抗”固化、推动实现大国协调的目标。事实上，疫情暴发以来，俄罗斯已在积极利用欧洲的困境以及美欧关系中出现的裂缝，推动缓和对欧关系，并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二）强化欧亚战略。在俄罗斯战略界眼中，为了防止世界走向两极化，避免自身被边缘化，俄罗斯除了需要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外，还要拥有坚实的地缘基础，成为一个欧亚大国。作为俄罗斯近年来的一个延续性任务，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国际格局变化加速的背景下，欧亚战略正变得越来越关键。这至少包含以下两方面内涵：
一是抓住机会，加快整合独联体空间。近年来，俄罗斯以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抓手，稳步推进独联体一体化。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认为，这既可以看成是俄罗斯对全球与欧亚地区形势变化做出的反应，也完全符合普京的治国理念，即趁世界力量重新调整的契机，组建新的力量中心。随着中美博弈加剧，俄罗斯整合独联体空间的机会窗口不断放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庞大鹏指出，俄罗斯战略界认为，国际格局变化将大大减少俄在独联体内采取行动可能遇到的外部阻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关贵海也认为，疫情背景下，俄罗斯可能会更加明确、坚定地把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作为战略重点。
二是利用自身特殊的地缘和文明特点，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枢纽。普京已经从战略层面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意在通过基础设施、贸易、金融等合作整合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东盟，“改变欧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卡拉加诺夫认为，必须系统性地消除大部分俄罗斯精英的欧洲中心主义，成为一个欧亚大国。他提出，俄罗斯的目标是在不疏远欧洲的同时与亚洲建立密切合作，成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中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俄罗斯对该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卢基扬诺夫认为，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欧亚大陆国家携手行动也可以避免在两个强大对手的搏斗中迷失方向，避免世界“两极化”，推动大国协调的实现。通过成功实现欧亚战略，俄罗斯可以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
（三）强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政策。俄罗斯认为，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变化，不能只有对外战略层面的政策，特别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及其主导下的全球化遭遇危机、民族国家重要性重新上升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国际地位，应当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以保守主义来面对纷乱的世界变局。俄罗斯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严控充当“外国代理人”的机构与个人，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等。最近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的强调，写入了“以千年历史形成的国家统一”，“对上帝的理想、信仰”以及“国家发展连续性的祖先记忆”等内容，并且要“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新的宪法修正案还确定了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原则，并对总统等一些重要岗位做出了更严格的任职条件限制，以避免“外国代理人”或亲西方的自由派占据国家政权的关键位置。科尔图诺夫认为，修正案反映了俄官方对国际格局看法的转变，并认为要在宪法层面对国家、民族认同提供保护，而这种“保护者”意识形态将得到俄罗斯社会的拥护。
普京已经将自己的任期“清零”，理论上将有机会连任直至2036年。许多学者认为，这次宪法改革并不能说明普京就必定会一直连任下去。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谁在台上，普京主义、普京道路都很有可能延续，在当前国际格局风云变幻、民族国家再度兴起的时代，这将成为俄罗斯的长期选择。
结 语
俄罗斯战略界、学界对疫情下国际格局演变的判断及应对策略，是从自身战略视角出发，评估世界发展大势及其对俄罗斯的意义所得出的，符合其战略文化与现实状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俄罗斯看来，未来世界的格局与大国关系更像19世纪的欧洲，当时几个大国主导着欧洲事务，并凭借力量均势维持了欧洲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这正是其最适应的模式，将为俄罗斯走出乌克兰危机后外部环境的困顿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过去的例子来看，每当世界格局或俄罗斯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俄罗斯都会酝酿推出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南，俄有可能在近段时间更新这份文件，从而反映俄罗斯战略界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新判断，更好指导俄外交实践去适应这个时代。
对俄罗斯来说，疫情下国际变局中的机遇固然不少，但要实现其目标并非易事。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俄罗斯在判断形势时更倾向于使用地缘政治视角，应对政策也主要依靠其优势领域——军事和外交，而其经济实力、软实力影响依然在不断衰退。这一方面导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有时显得过于强硬，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济和软实力影响作为根基，政策效用衰退较快。正如特列宁所说，俄罗斯正以轻量级的体重参与重量级的拳击赛，其外交政策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支撑。在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中，由于被一些人诟病为“大国沙文主义”，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始终存在疑虑，这种疑虑在乌克兰危机后进一步上升。甚至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如果俄罗斯为了抓住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机会，而在推进独联体一体化中过度使用强势手段，可能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同时，在当前大国竞争中最关键的科技竞争方面，俄罗斯始终无法赶上发展潮流。而其愈发保守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也会影响其发展和创新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长期能够保持大国竞争力的前景值得怀疑。
对中国来说，为了应对疫情下的国际变局，特别是中美博弈的新趋势，我们需要稳定的中俄关系。俄罗斯战略界、学界对疫情下国际格局变化的判断及其建议的政策调整，确实会对中俄关系造成一定影响。一方面，俄罗斯在大国关系中的运筹空间增大，其对中国的需求也会相应有所减弱，而且会利用中国与美国等大国的矛盾。另一方面，俄罗斯加速独联体一体化的举动也有可能使中俄在中亚等地区产生一定的矛盾。
但从总体上看，中俄关系的基本面依然牢固，双方关系的基础建立在深厚的战略和经贸共同需求基础上。俄罗斯没有理由，也不会主动去破坏中俄关系的基本面。更重要的是，中俄作为正常的国与国关系，两国之间存在一些观点分歧、利益矛盾很正常。只要我们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客观理性地加以运筹，中俄关系仍将是中国与其他大国良性互动的范本。同时，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包括中、俄在内的所有欧亚大陆国家在维护地区稳定上有着共同利益。俄罗斯正着力推进欧亚战略并改善与欧洲关系，中、欧等也有意推动欧亚大陆国家的互联互通，各国在这其中有利益的交汇点。各国应当协调包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欧盟《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政策等相关设想和规划，凝聚共识，推动欧亚大陆国家间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下国际格局的变化，促进地区与全球的稳定、发展。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