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体系深陷困窘，因为利率可能正在接近顶点，全球债务也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和气候灾害风险迫在眉睫。
联合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要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尚有每年约4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个数额约占世界GDP的4%左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23年8月的一项研究旨在助推一些经济体摆脱贫困，以及为其净零排放转型献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该研究报告中预计，为了让这些弱势的经济体摆脱贫困，并得以应对净零排放转型，全世界每年需要投入的资金需要占到全球GDP的8%。
尽管这些数字看上去高得可怕，但麦肯锡对全球资产负债表的评估表明，只要政治家们表现出足够的决心，就有可能为这场变革筹集到足够资金。在2000年到2021年间，“全球资产负债表的增长速度达到全球GDP增速的1.3倍。其资产总数翻了两番，达到1600多万亿美元，其中包括610万亿美元的不动产、520万亿美元的非金融部门的金融资产，以及500万亿美元的金融部门内的资产。”
全球金融系统拥有约5000亿美元资产（据金融稳定委员会估计为4866亿美元），如果每年提供4万亿至8万亿美元的资金，或者说每年增加投入全球金融系统总资产的0.8%-1.6%，并非无法做到。仅银行就拥有183万亿美元的资产，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拥有239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央行则拥有44万亿美元的资产。
全球金融体系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资金方面举棋不定，原因之一在于富裕发达国家吸收了大量全球储蓄。截至2022年底，仅美国的国际投资净赤字就达16.1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GDP的15.5%。由于美国存在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联邦预算赤字将从2021年占GDP的12.4%，下调到2023年占GDP的3.7%。由于利率上升和支出加大，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2年，联邦预算赤字将占到GDP的6.1%。这远高于过去50年的平均赤字水平，即占GDP的3.5%。
简而言之，如果富裕国家不着眼于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为其投入资金，而是将其用于支付国内防务和消费，那么世界终将受困于全球变暖和社会动荡。
在亚洲内部，较富裕且人口趋向老龄化的东北亚地区是净储蓄者，净投资盈余（包括新加坡）高达10.4万亿美元。这些储蓄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资产，或成为外国直接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中转。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能成长起来，为中亚、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的相关需求提供资金。
世界未来的经济增长区将是东南亚和印度。这些地区的人口超过20亿，人口结构年轻化，需要大量资金来消除贫困、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以及用于达成净零排放目标。
截至2022年底，中国香港的国际资产总额为47.5万亿港元（约合6.1万亿美元），净投资头寸为1.76万亿美元。另一方面，截至2022年底，新加坡的国际资产总额为7.1万亿新元（约合5.2万亿美元），净投资头寸为1.1万亿新元（约合8130亿美元）。这两个金融中心都提供了全球资金流动的渠道，但真正的问题是它们是否拥有合适的配套金融机构，来调节南方国家实现转型所需的资金往来。
从全球角度来看，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等）规模太小，不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它们年度发放贷款总额约为1300亿美元，且受限于大股东不愿增注资本，所以其资产负债表总额仍然太小。2021年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仅占捐助国GDP的0.33%，而该援助的目标本应达到这些捐助国GDP的0.7%。一些富裕国家由于自身财政窘境而削减了援助金额。
尽管香港和新加坡拥有庞大的银行体系，但巴塞尔规则关于资本、流动性和总杠杆上限的规定，总体上使银行在为长期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融资时，对风险会表现得更加谨慎。
可能愿意承担更多风险的机构，只有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储备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保持谨慎态度，是因为由于自然灾害风险不断增加，而长期养老基金则将资产配置放在发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美元，但直到最近它们才更愿意在另类资产上承担更高风险。
总而言之，如果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金融中心意在主要为发达国家的需求提供资金，那么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否准备好为帮助南方国家承担更高的中介风险？
“让市场做决定”的说法于事无补，因为随着各国政府变得更趋向于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现在自由市场的资金流动因地缘政治驱动的制裁、央行干预而变得复杂。考虑到债务负担过重且还在不断增加，唯一能够吸收较高风险的资金是股权融资。但在眼下，此类资金却对科技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趋之若鹜，即便这些公司也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提供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此类观点实为浅识之论。当（而不是“如果”）气候灾难和社会动乱爆发时，金融体系也无法避免损失，更没法逃避为没有冒风险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所应承担的责任。如果实体经济溃败，金融体系也将受池鱼之殃，即使是央行亦无法置身事外。
坦率地说，西方已经不再为世界其他地区着想。他们为了压制新崛起国家对自己的挑战，已经应付不暇。南方国家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替代愿景，还取决于金融机构如何回应和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作者沈联涛系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本文来源于财经五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