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在其2007年发表的“与银监会漫谈”一文中说，“没有一个学者(经济学家)研究全人类的经济学。”一年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是当前人类在认识论上的这一缺憾所酿造的苦果。
倡导“市场万能”的古典经济学在危机后遭受普遍诘难与质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线性的、专业化的思维模式，从更高层面的系统性角度去思考。否则依然只能是盲人摸象，不能洞悉危机的全部，更无从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
我们需要孔子、苏格拉底式的智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全球的视角、系统性地探究问题，而不是只专注于某一领域的解构。
我曾说，当前世界所面临的两大危机——经济危机和全球变暖，根源是同一个——过度消费。表现在金融上，则为过度放贷。因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增长模式出了问题。而危机的解决如果只停留在国家层面，不能打通国界，则事倍功半。
公认的西方增长模式已被颠覆，新模式的方向在哪里?中国的国学思维以及增长模式可提供某些借鉴。
新“系统经济论”
新兴市场一度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师，但如今“老师出了问题，学生该怎么办”?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信奉市场可自动修复，强调大市场、小政府，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及无金融管制的一套理念。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的增长模式是“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非洲及其他新兴市场发展中的失败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改变增长模式的建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质疑，他指出全球化所带来的下跌风险。哈佛教授丹尼·罗德瑞克(Dani Rodrik)考虑了政府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关注对当地情况的“最佳适用”，而不是“最优战略”或最优政策。事实上，他认为新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在于探索与实用主义，而不再拘泥于形成现成的政策建议清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应世界银行之邀，对21世纪的增长战略，尤其是紧随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增长战略进行了研究。由其担任主席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强调实用性、实验性，以及政府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委员会认识到政府必须有一个与本国特定环境相一致的增长战略，为国家的发展制定出优先次序，以适应市场与全球环境的变化。而保持高增长需要高水平的投资、就业机会、竞争、资源流动性、社会保护、公平性和包容性。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当下关于经济增长、公平分配、产业政策以及市场作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学术科目的分门别类和行政结构的划分使我们看不到系统性问题，而这场危机正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全球网络体系问题，但这个体系却有着彼此独立的国家法律和民族思想。我们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部分，但看到的部分却是别人的问题——我们有全球化的市场，但国家法规、国家政策并不能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加总。每个人都说这是其他人的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应该是新系统经济理论出场了。
《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的主要作者米都斯教授(Donella H. Meadows)提出的“反馈环路”模型中，A导致B，B又引发了A的变化，或者创造出了C。
系统的这种衍化，在《道德经》中表述为：道可道，非常道;在《老子》中，被称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国学的系统论和整体观很少孤立地看问题，而西方的线性和因果思维却恰恰相反。
由于系统是非模型化、非线性以及连续性的，因此，系统中每一个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并不能促使整个系统福利的增加，甚至会导致“集体行动陷阱”(collective action trap)。
那么以系统论来看这场金融危机，其根源显然不局限于金融。
从宏观层面来看，过度消费，导致过度借贷。拥有储备货币美元发行权的美国，开动印钞机支撑其国内消费、借贷，在获得铸币税免费午餐的同时，深陷特里芬两难(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货币的发行来获得铸币税和金融服务方面的收益，但却不得不为了满足国际流动性需求而引致国内通胀)，进而引发全球失衡。最终，赤字国再通过本国货币贬值，而将危机成本转嫁到储蓄盈余国。
在微观层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崇拜，导致政府对金融市场过度信任，由此而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最终使得“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得以称霸，并倒逼决策者施救。
显然，不解决过度借贷、过度消费等问题，就无法从根本解决这场金融危机，因为金融毕竟是实体经济的衍生物。
全球经济的这个架构告诉人们，经济是一个网络，是非线性的，有历史背景。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却是，各国只看各自的利益，各部门只看各部门的利益，缺乏横向的协调，于是既存在每个国家国内的集体行动陷阱，也存在国际的集体行动陷阱。二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构成了当前局面的复杂性。
中国增长模式是个流程
那么亚洲的增长模式会给这个复杂的世界带来什么启示呢?当然，亚洲模式本身还需要改进。但如果仔细想想，亚洲模式似乎更为成功，虽然它不能很好地对自身做出解释。
本质上，亚洲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向一个自我保障、适应性成长的供应链模式转变。这个模式是日本发明的，它基本上复制了亨利·福特的流水线，在此基础上加上及时库存管理机制，并将这条供应链向集群供应商扩展，然后向亚洲四小龙延长。现在这条供应链在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已成为一条全球的供应链。
而供应链就是网络。亚洲的增长就是将全球的经验与实践应用到当地条件中去。这正是亚洲的创新。“全球供应链”是商业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但经济学家却极少使用。看看世界银行在做什么：思考城市和地理空间，思考如何降低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所有这些本质上都是关于网络和供应链的问题。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想知道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否也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
这就引出了一个辩论：中国的增长模式到底是什么?
对此，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可能是最为杰出的一位西方思想家，他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上探讨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独特性与可复制性问题。
他认为，中国有太多的独特之处，使得它不可复制。但中国在流程上的创新，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关于制度的机制和机构在发展流程中如何互动的经验。
我认为巴里·诺顿的直觉是对的，但中国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增长流程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理念与达到这一理念的流程。流程中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性。
正如保罗·罗默所言，如果不知道规则，如何建立规则?如果已经走到一条没人明白未知数是什么的路上，如何能有规则?如果不理解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如何制定出恰当的规则?前进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探索和试验的基础上采取非常实用的步骤。这都是关于网络、市场和适应性系统的问题。
换言之，亚洲或中国的增长模式不是从一个最优政策清单中选择政策，而是在对决策结果有一个很好的反馈机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探索、实验和实施的流程。这是个实用流程，没有关于最优政策应该是什么的预设理论。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未知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出最优结果的流程。
西方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及亚洲经济增长。我们不是要复制政策——资本充足率、资本模型、出口模型等等——而是复制将增长模式看做全球体系中一个适应性系统的思想。中国正是在一个非常讲求实用的基础上实践着这一思想。
不少人可能听过“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的说法，听上去中国模式好像是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关键点在于，中国的决策模式其实就是普通法体系的法则：地方行政官和法官决定非常微观的规则，这些规则不断积累，直到形成一个普通法原则。
中国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导，但它同时会累积形成一个最高级别的重大政策决定。实际上，真正的关键在于国内的供应链建设，以及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我称之为“管弦合奏”(orchestration)。这一概念会在后文进一步的阐述。
如果你听过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有关竞争的观点，就会明白，你可以采取“严格”(tight) 政策和“宽松”(loose)政策。“严格”意味着你对想去哪里有一个清晰的远景。
在中国，这一远景过去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很清晰的目标。但在微观层面上，你需要问，具体到街上的人，他们怎么知道这些现代化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需要很“严格”的规则，即决策规则。决策规则是什么?——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理论，是实践。只要行得通，就去做。这是试验和开放的态度。
两者之间的衔接部分则很复杂。这时候你需要“宽松”政策。不用关心供应链是外商独资、国有或是其他形式，只要行之有效就把这条供应链拿过来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模仿日本，日本模仿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模仿日本。每个人都在学习与适应。
市场与政府“管弦合奏”
在这一流程中，中国的创新在于，中国人突然意识到，供应链也许是私人市场部门的，但政府可以是中间的一环。政府可能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导致供应链效率低下，也可能通过建立规则、基础设施、电信等对供应链起到促进作用。
这恰与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自由市场崇拜、线性思维，以及否定政府干预不同。国学赋予中国人的逻辑，似乎更容易理解系统经济学理论的精髓。经济不是机械性的，不是线性化，是一个互动性的系统。
作为观察方的政府和被观察方的市场，二者之间是有反馈和互动的。而西方发达市场的政府做观察状时，往往忘记了自己也是最关键的参与者，毕竟市场也会看政府的脸色行事。
事实上，在中国体系内，这已发展成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SMEs)和跨国公司的大型集群整合进全球供应链中的方式。发展战略变成了对供应链的选择。如果你的供应链是死的，或者是一个封闭的链，你就无法使它成长。但如果你选对了赢家，你就与它一起成长。
这种非常实用的适应性系统至关重要。中国实现的增长——部分由于规模效应——就是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并通过使它们能够进入跨国供应链中，逐步形成特殊的市场化国家。
今天的竞争不再是公司与公司，或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它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供应链是跨国的，不只是中国的。
当人们谈论中国时，往往忘记供应链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拥有。这是一条跨国的供应链。基于我在利丰公司的好友与其他公司合作的经验，供应链的挑战在于它需要“管弦合奏”。
“管弦合奏”这个词恰到好处，因为它很好地表达出了当前自由市场模式与所谓“专制模式”的区别。自由市场模式要求在一个管弦乐队中每一个演奏者都能随意发挥。但这样能演奏出好的音乐吗?无法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是因为缺少一个指挥家。如果指挥家太强势，演奏者们产生反感，演奏出来的音乐也会非常糟糕。事实上，好的合奏需要“回音”，即指挥家与演奏者们之间的反馈机制。
当前自由市场监管体系做出的假设是，如果每一个演奏者都很可靠，或者每一个演奏者都非常优秀，乐队就可以演奏出好的音乐。
但这个假设并不正确。事实上，任何一支美妙的乐曲，都要求指挥家与乐队之间的合作，以及能使乐队演奏好音乐的环境。
供应链与国家间的关系正是如此：要建立这一增长模式，国家需要学习如何利用良好的反馈机制，衡量系统是否在有效运行。
我的基本观点是，这一增长模式需要指挥者(政府)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要在政府与市场，包括全球市场之间建立合适的反馈机制，以确保整个供应链极好地运行。
我的结论是，增长作为一个流程，实际上是可复制的。不存在一套最优的理想政策。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每条河里的石头各不相同，每个人从河流到河岸的距离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使用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来思考这一问题。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思考，你会明白宏观与微观并无差别。宏观依赖于微观，微观依赖于宏观。但微观的加总并不等于宏观，这恰好符合系统的特点。我们必须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中国体系并非自成一体，当中有许多流程可供借鉴。这并不是说它对每个国家、地区都适用，因为彼此背景可能非常不同，但其中的理念和流程对思考经济增长会有所帮助。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