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协调好银行、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和民间金融间的关系。尤其是要警惕民间金融在利率偏低的情况下演变出期限错配、外汇错配的问题。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日前表示,如何让金融改革配合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是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目前的障碍是价格扭曲导致金融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与发达国家一样,亚洲国家如今也要面对一系列货币数量扩张造成的问题。由于人口红利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得利率有所下降,利率扭曲最终导致了近二十年来的资产泡沫。价格扭曲问题演变成了数量扩张的问题,即一系列的信贷失控、货币政策问题、通胀和泡沫问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矫正利率扭曲不能依赖于过快的加息,而是需要求助于结构性改革。沈联涛指出,加息过快会导致热钱的流入,因此价格扭曲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就变得非常有必要。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协调好银行、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和民间金融间的关系。尤其是要警惕民间金融在利率偏低的情况下演变出期限错配、外汇错配的问题。
欧债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示期限错配会带来流动性问题,因为期限错配不能通过短钱投资长期项目,因此建立健全长期融资机制的作用相当重大。沈联涛提出,国家最需要的就是长期投资,中国应建立长期融资机制,将银行业资产证券化,避免期限错配,同时用社保、保险等长期融资来支持长期投资。
至于解决外汇错配,沈联涛认为只要有贸易逆差便存在外汇错配,对中国来说,短期问题不大。但如果外汇储蓄要走出去,民间的外汇从何而来如何走出去便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改革问题。
沈联涛指出,中国要面对的下一轮改革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在新的环境、法律、会计制度和业务模式等潜在挑战下,中国如何转型成为依靠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方面香港或许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沈联涛说。
第二,如何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国未来必然会走向社会公平、绿色经济,其中还要兼顾就业公平、控制通胀、储蓄保值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第三则是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
第四是中国如何走出去,建立亚洲区域的经济合作。沈联涛指出,如何建立全亚洲供应链下的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香港在这方面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平台,协助内地的金融企业走出去,也帮助亚洲地区的金融企业与中国合作。
“改革是必然的,也是长期动态的过程,需要理解动态环境下科学发展、生态环境、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外部转型,因此改革不容易,也不能一步到位。”沈联涛总结道。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