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旬，在三国围棋赛进入第四个周末时，德黑兰下了当年最早的一场雪。
不要小看这个雪，这可是德黑兰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生命线啊，因为德黑兰的几乎所有城市用水都需要其北边那座山，即厄尔布尔士山上的积雪及其融化后流淌下来的径流和渗入地下形成的地下水。德黑兰人告诉我们，哪年不下雪或少下雪，哪年就会遇到旱灾，地下水位也会下降很多。而如果哪年多下几场大雪，哪年德黑兰的景色就更加美丽——建筑物之间夹杂着的树木和草地，将一片葱翠，处处焕发出生机。
生态脆弱的德黑兰也就像孩子一样依偎在它的母亲——厄尔布尔士这座雄伟的东西走向的、平均海拔3000多米高的山脉的中段南坡上。所以，德黑兰的地势也是南低北高，但平均海拔也有1700米。我所居住的那个区海拔可能也有一千八、九百米高。按照当时驻外人员享受高原补助标准为2000米以上计，仅差那么一点点。说实话，我还曾为此耿耿于怀过。因为我们所有办事处职员和项目组的工程师们也就是因为差这么一点点“海拔”而每月少拿了20美圆。这在当时国内工资只有100多元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令人“耿耿与怀”的事情。
伊朗最高的山峰，也是喜马拉雅山以西亚洲和欧洲最高的山峰——巍峨的、海拔5670米的德玛万德山就位于德黑兰的东北边100公里不到的地方。人们在德黑兰市的许多地方，包括一些地势较高的、视野开阔的住宅里，也能看到终年积雪的锥型的德玛万德山峰。那突兀美丽的山顶终年积雪的景色丝毫不亚于日本的富士山，是令人过目难忘的。
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北面是里海，但是它的宽广和高峻把整个里海和里海平原流动的随时可以南下的潮湿冷空气全部阻挡住了，致使山南的整个伊朗高原都是异常的干旱和高热（德黑兰因紧贴着山脉的南坡，所以每到冬天因南下的湿冷空气还经常能下下雪。再往南方去就没有雪下了）。极度的干旱加上盐碱很重的土壤，使得离德黑兰西南方不远处的足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名叫“卡维尔”的盐质荒漠，东西宽达450公里以上，且地势较周围为低，表层杂有粘土或粉泥，分布着不少盐壳。盐壳间多“沙特”（即泥沼洼地），寸草不生，人畜难以通行，荒芜人烟。与伊朗的里海沿岸美丽的地中海气候形成了绝大的反差（里海沿岸地区则气温暖湿，还生长着质量上乘的橙子和桔子）。1991年5月，我曾在伊朗的里海边吟颂了三首《里海咏怀》的绝句，其中一首也说的这事儿，抄在这里，供读者赏阅：
一山横峙里海边，南北干湿两重天。
胡不愚公移山去，好将盐漠变桑田？
德黑兰富人区几乎全部在德黑兰的北部，即地势较高的地方，而穷人区则大多在德黑兰的南部，地势较低。为了体现其与中下层民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伊朗革命的宗教领袖伊玛姆霍梅尼的墓也建筑于德黑兰市南郊，从外观上看象一座大清真寺，内部是一个十多万平方米、有着无数廊柱的大厅，其棺椁就放在中间。因一般不准拍照，所以罕有霍梅尼墓大厅内部的照片问世。为此，这里也附上一祯当年因不知情无意中拍摄并得以幸运保存下来的照片（作者夫妇坐在大厅地毯上，背景上大吊灯下的小房子里停放着伊玛姆霍梅尼的棺椁），供读者了解。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由巴列维国王发起的伊朗经济改革的“白色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和GDP的快速增长明显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相脱节（白色革命是指不流血的革命，意在不变更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变革）。结果造成伊朗官场贪污盛行，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但认为自己推动的改革给国民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国王总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哪怕是一部分的权力，最后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呈爆发式激化了。当时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把握住了机会，以他为首的伊斯兰教士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结成了联盟。在伊斯兰革命中，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教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力量，终于于1979年德黑兰爆发“黑色革命”（是指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领导的革命）。国王逃走了，巴列维王朝自此终结。作为大阿亚图拉（宗教领袖的称号，意为真主的意志）的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又被伊朗尊称为伊玛姆（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人。一共有13个伊玛姆，穆罕穆德的女婿阿里是第一个，霍梅尼是最后一个）。
德黑兰山上常年融化的雪水就顺着许多排水明沟从北部流向南部。然后再通过许多蛛网一般的半地下式的坎儿井（与我国新疆的一样，可减少蒸发）流向各个村庄，供农民和农业用水。尽管生活污水另有专门的排水系统和污水系统的处理，但从山上流下来的明沟水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因此，德黑兰稍微有些钱的人家，甚至即使是穷人区的某些人家的院子里都打有1-2口深井（大多数人家还是用自来水）。这些深井的直径一般约0.8~1米，深约30~50米，装有一只高压水泵，专门抽水用于浇灌院子里的花草或用作游泳池用水。而且水质很好，丝毫不亚于自来水。
我住的那栋别墅的院子里面也有这么一口井。有一次，请人来修理装在井中坏掉的水泵，井口铁盖被打开了。我顶着正午的阳光，小心翼翼地站在井边，望着井下只有纽扣大小的一个耀眼的白色亮点时，才知道一口水井竟然会有这么深。
在德黑兰，水是最宝贵的资源，而德黑兰的水主要就靠厄尔布儿士山上每年冬季的下雪。
雪，既然对德黑兰如此重要，那么，德黑兰人非常喜欢雪也就不奇怪了。只要看见德黑兰下雪，德黑兰人，包括我们这些居住在德黑兰的外国人在内，都会走出家门，高兴地向住所附近所有看见的人互致问候：
“萨拉姆！”
“萨拉玛来空！”（波斯语同阿拉伯语，意为“你好”，“你好啊！”）
“胡拜！”
“海力胡拜！”（波斯语，意为“好”，“好极了！”）
这时，人们的心情都会变得好将起来。
可是那几天我的心情并不好。
先前我与伊方洽谈的一个较大的工程项目出现了变故，德国人的方案似乎更能吸引伊朗人的视线。为此，国内的合作方也专门派了一个小型代表团到伊朗想力图挽回这个项目，已来了两天了，与伊方接触后并不乐观。所以，这个周末我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并不十分好的心情，冒雪开车去参加第四个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围棋比赛的。说今天是最后一个回合，是因为这个比赛下到今天每个人都还只差两三个对手没有下过，因此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三国围棋争霸赛的冠军都会诞生了。
但这会是谁呢？
说句老实话，尽管我已经赢了很多盘棋了，但不知为何，我在那段时间里的确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夺得冠军，甚至有两次比赛后连挂在进门墙上的那幅很大的比赛进度和胜负的表格也没有看过，只觉得能在周末将平日里忙得头昏眼花的公务撇在一边，而且还能到一个地方去找一些新朋友下下棋，散散心，是很惬意的一件事。于是，我根本没有将这个问题放到心里去。
但不管如何，自从第一盘棋赢了韩国的金镇宇6段后，如有神助，连续三个周末，我以3段身份，即以被让先方式胜了日本和韩国的好几位5段。对手是业余3段或4段的，我也无不以猜先方式一一战而胜之。所以，当时我心里曾暗自窃喜过一阵子：这次冒充业余3段看来是正确的。这种心态是无来由的，好像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可是我并没有仔细想一想，我没说吃亏就不错了，哪里有便宜可占呢？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段不名”的人啊！
可尽管如此，这种便宜并没有占到最后。终于在第四个回合的第一场比赛，我的业余3段的身份冒充不下去了。那天在与日本的一位业余5段下棋时我竟然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在我仍然以业余3段身份自报家门并主动执黑棋时，对手竟然不愿认可，非要说我不是3段，而是5段。那非要“提拔”我的架势好象是认为我一直在瞒骗着他们什么似的。而且，无论我如何辩解，他的这种非要荣升我为业余5段段位的、近乎高抬奉承的提议最终还竟然被棋赛的组织者和参赛者们所一致认可了！
那位日本人姓佐藤，是日本国驻伊朗使馆的一位公使衔高级外交官，年约40有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人显得文质彬彬，很有修养，业余5段，也是日本方面最强的棋手之一。他前面的棋也都是全胜，但他似乎总是在回避与我或那位韩国的金六段尽早碰上。每当我下完一盘棋时，他即使一直在旁边观看，无棋可下，也会装作有什么急事立即转身走开，避免与我在此场合交谈。因为，没交过手的参赛者之间的交谈即意味着新的比赛的开始。
但是，那天傍晚他却没有那么幸运。
那时，我刚到，坐在客厅的一角，一边品尝着濑户先生的古巴雪茄，一边在与我太太以及比我先到却又很快输了棋的吴博士聊天休息（吴博士那次比赛运气始终不好，结果输多胜少，名次排后，很是遗憾）。棋赛组织者之一、韩国使馆的崔先生竟然拖着日本那位佐藤先生走到我的面前，边竖起两手的大拇指，边挤眉弄眼地大声说道：
“史先生，这位佐藤先生是日本方面的No.1，而你，则是中国方面的No.1。我希望你们两位No.1现在就对局，好让我们在场的尽早欣赏啊！”
崔先生的话是对的。
你想一想，也是啊。因为如果我晚几盘不与佐藤先生对局，这次比赛的冠军也就晚几盘不能明确。如果我输给佐藤，韩国的金镇宇再通过猜先取胜佐藤则是胜券在握的。这样，比赛最后“鹿死谁手”虽然暂时尚不得知，但起码韩国人的胜算要大些。反之，如果我胜了佐藤，韩国人也就不再对夺取此次三国争霸赛冠军抱有什么幻想了。当然，日本人也将与冠军无缘。所以说，我与日本佐藤先生的对局其实就是确定这次比赛冠军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归属权之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其尽快明确呢？
佐藤懂得这层厉害关系，所以他有意回避我和金6段。而我则是因为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怎的，比赛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看过积分表，或者即使看了，也由于积分表上的姓名对不上人，根本没往深处去想），而且我还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方式来比赛：谁找我，我就跟谁下。佐藤既然不找我，我还不认识谁是佐藤哩！
另外，我还有一种心理，那就是自己只是一个冒牌3段，对手们大多是日韩两国的正经八百的业余高段棋手。为此，我的心态是：赢一盘，是蒙的；赢两盘，那就是侥幸了。所以，直到佐藤5段与我对弈前说出那句“奉承”话之前，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场争霸赛中的分量竟然有这么重。
对弈时，我按照惯例自报家门是3段，并将一个黑子放在棋盘右上星位。佐藤先生见此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但似乎早有准备地立即大幅度地摆着手认真地说道：
“No, No. You are not three dan. Not three dan. ”（ 意为：不。你不是3段。）
“我不是3段？”我当时懵了：“他怎么知道我不是3段？”
“You are five dan.”（意为：你是5段）佐藤丝毫不顾我的迷惘表情，又转身对着旁边的韩国崔一秘用一种似乎商量好的语气说道：“Mr. Shi is not three dan. He should be five dan. Right? ”（意为：史先生不是3段。他应该是5段。对吗？）
“5段？”我更糊涂了，疑惑而求援似地抬头望着崔一秘，希望他能够帮我什么忙。
谁知崔一秘在楞了片刻后，立即顿悟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便对旁边的日、韩两国的围
观的人们挤挤眼睛，打哈哈似地说：“噢，对，对，史先生应该是5段，是5段啊。”
看客群中发出一阵善意的轰笑声。
接着，崔先生便不由分说地连忙跑到比赛积分表前在我的名下一直空着的段位栏用笔写上了两个字：
“5 dan”（5段）。
就这样，这阵满堂会意的笑声使我从此失去了先前的优惠，也让我这个在中国国内没有段位的围棋爱好者，却远在一个叫伊朗的国度，被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围棋大国的业余高段棋友们在一次国际比赛上硬封上一个业余5段的头衔了。而且不要还不行！
当然，这种情况下被这些人封为5段，回国后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的棋院，包括拥有段位授予权的省级棋院也不会认可的（事实也是如此，我到现在还是一个无段围棋爱好者）。也就是说，我这个5段只在当时的伊朗有效，或者说，只在这个比赛中以及在这群人中方才有效。因此，被封上这个5段，可以说，对我是一点儿好处也没有的。因为，自那以后，我不再享有与其他5段棋手下棋执黑先走或与6段下棋被让两子的特权了，相反我还要要向余下几位日本和韩国的3段棋手们让先了。如果这时我再与金镇宇先生下棋的话，我们之间只能通过猜先决定谁执黑，绝无可能被让两子了。倘如此，我以前赢的那盘棋拿到这以后来下，还真不知道鹿死谁手哩！
我后来也曾经揣测过我被封为5段的原因：
首先可能是他们一致认定了我的棋力已经达到了业余5段的水准（这是高抬自己的揣测）；其次则可能还想通过如此“公平”一点的对局，来均衡一下三方夺冠的可能性（这是低看人家的揣测）。不过，我总认为佐藤先生的所谓的临场发挥的“提议”事先可能已经在日韩两国棋手们之间，起码是在部分人之间议论过的。否则，那一阵善意的哄堂大笑是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小阴谋了。
但既然是阴谋，就有可能得逞。
因为奇怪的是，在“荣升”5段后，我的棋运不仅没见涨，反而却是越下越背气。
首先是与佐藤先生那盘棋，猜先后他果然如愿执上黑棋。而且他在整盘棋的攻杀过程中气势如虹，咄咄逼人，充分显示了一个强5段的深厚功力。而我却只能步步为营，全显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可是最终不知为何，幸运却落在了我身上：
要不是他在中盘战斗结束时的一个小小的行棋次序错误，我恐怕要被他吃掉一条龙尾巴，起码输掉上十目。
但结果是我赢了他二目半。
这次比赛对棋手的段位等级要求较严。
日韩两国在伊朗的围棋爱好者们有业余段位的似乎很多。可能是为了限制参赛人员人数，组织者规定，没有业余3段以上段位者便不能参赛。东道主濑户先生就是因为自己只是个2段而自觉地没有参赛。不过，这个规定对我们中方棋手却是例外。比如，我们中方两位参赛人员都没有段位，但我为了方便自报了3段，而那位与我同来的中科院的吴博士不知是谦虚还是怎的，却只报了个业余2段，成为这次比赛中业余段位最低的一位选手。不过，组织者对此似乎也默许了。根据比赛规则，每次比赛双方都要互相自报一下各自的段位，然后再确定这盘棋的先后手。有的需要猜先，有的则需要让先，而相差两段以上者则要让二子。我与金六段的那盘棋当时就是因为我还是“业余3段”而被他让二子下的。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如此计较段位的业余比赛。因此，我在比赛中特别留意对手的段位与其棋力是否对称这种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小问题。结果在这次比赛中，我除了得到冠军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对中日韩三国的业余段位管理体制及其造成的棋力差异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那次比赛，我与日韩两国一共十一位业余3段以上的棋手都过了招。所以不能说我对各国的相应业余段位的棋力差距没有一点发言权。当然，如果说我的个人感受都是正确的，那也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我认为，如果我把自己的感受和分析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大概也不是一件毫无价值的事儿吧。
据我所知，我国的业余段位授予制度是通过棋院，主要是地方棋院组织的业余定段赛和升段赛来进行选拔。所谓定段赛，棋院一般是将众多报名参赛人中的每七、八个或十来个围棋爱好者随机分为一组，然后在组内进行循环赛，分数最高的前一至三名不等则被授予业余初段（视分组人数多少确定，一般来说，10人组约可有2-3名优胜者可以得到业余段位）。
升段赛方式也大致相同。这里面就存在一些不公平的东西。比如，这些爱好者水平参差不齐，这样某个组高水平爱好者就可能较多，而某些组的参赛者水平则相对普遍较低。这样产生出来的初段水平差距也就很大。初段水平差距大，升段赛上采用同样办法产生的业余2段或3段们的水平也就必然会良莠不齐了。另外，我国业余低段的授予权比较分散。无论各地区围棋活动是否普及，只要是地方棋院一般都有授予权，全国缺乏一种统一的评定标准。这种状况也容易导致相同的业余围棋段位在不同的地区出现较大的整体上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日本的业余段位的获得也比较方便。据了解，除了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之外，日本的“大三冠”（即棋圣、名人和本因坊）得主，甚至包括一些名誉头衔获得者也都有业余段位的授予权（近年来，据说由于藤泽秀行滥发段位证书的事件日本棋院又开始收紧业余段位授予权了）。日本棋院的杂志，如《围棋》和《碁》等，经常刊登一些业余段位测定题（与我国某些期刊上刊登的棋力测试题的娱乐作用是截然不同的）。爱好者如果答题超过一定分数，在缴纳一定费用后便可从出题者处（似乎只有所谓大三冠获得者才有此资格）获颁相应的业余段位。这里，日本的业余段位似乎透出了更多的商业气息。
然而，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的做法就不同，或者说最为严格。
首先，全国仅有韩国棋院有权授予业余段位，即使是某些道场可以授段，但也必须是韩国棋院授权，或经韩国棋院批准的。其次，韩国除业余段位外，还设有业余级位的档次。
所有爱好者，都必须先从业余定级开始竞争（据说共分9级，1级最高），然后逐步升级。只有当一位业余棋手具有1级级位后，才有资格通过业余段位定段赛的残酷淘汰最后获得业余初段的段位。因此，韩国的业余段位比较货真价实，相对而言水平也比较高。比如，那年我和韩国的吴敏焕先生下棋时，曾与他的一位朋友，也是韩国人，下过一盘棋。那位李姓棋友虽然只有韩国业余2级的级位，但是他在那盘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力却令人十分惊讶，因为那天在分先的情况下我竟然差一点就输给了他。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在本文中对比中日韩三国业余段位的授予制度上的差别并无任何行褒贬排优劣之意（因为业余段位授予制度对于一国职业围棋水平高低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为写出笔者通过那次比赛以及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对三国业余棋手棋力强弱的感受而作的一种铺垫而已。如果把这种感受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在同等段位的业余棋手中，中国人和日本人棋力差不多，而韩国人的棋力最强。
但是不知怎的，我这个中国的无段围棋爱好者和冒牌三段在那次比赛中却连战连捷。
然而，就在我被封为5段，并赢下与日本佐藤先生的那盘棋后，我竟然以新科5段身份输掉了一盘最不该输掉的棋，差点儿与冠军失之交臂。
这真应了一句古语，叫做：“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应验不爽啊。
作者注：这是难得一见的霍梅尼墓内部照片，正面坐着的是我和我太太，我们背后的那栋大吊灯下面的小房子里面是霍梅尼的棺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