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命题，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价值与共同特征，又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个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涉及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以及法治民主化六大概念。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有必要澄清关于“资本”的认识误区，理性看待资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作用，引导其功能作用发挥于健康有序的发展扩张中。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资本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词。本文从研究者的视角，探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二十大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体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统领全局对方方面面的指导意见及工作要领。如果要从中浓缩提炼出一个命题，笔者认为，这个命题应该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明确当下和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目标正是“新的两步走”中的第二步，即要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此之前还需要完成第一步，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两步走”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安排，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联结着所有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应深入领会，万众一心来实现。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之处
中央文件已经清晰地勾画出，建成现代化强国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上。这一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性，首先必须反映“共同价值”，它体现为人类社会中无论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怎样千差万别，以人性为基础形成的对于人类社会价值观最基本的认知与诉求上，必然存在的共性。简而言之，现代化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横向对比上必须形成的一种概念。工业革命以后，在发达经济体提高现代化程度的过程中，中国曾经严重落伍，现在正奋起直追。
笔者认为，中央对于共同价值已经给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概念，比如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就体现着人类文明追求的共同价值即共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也具有现代化的共性。
但紧跟着共性方面的认识，非常重要的是还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方面。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共性”“个性”是哲学原理中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讲共性，或者只讲个性，都是片面的、不妥当的。中国式现代化，当然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认识到共同价值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当下特别需要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对应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总结出五个特征，本文试分析和适当展开如下：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任务艰巨而复杂。在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的讨论中，如果用经济学的研究模型来表现其特点，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巨国模型”。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中有小国模型、大国模型，而对中国的研究一定要用巨国模型。从横向进行比较，经济社会已经达到发达水平并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先发国家，总人口规模约为10亿；而中国是一个超过14亿人口的经济体，如果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全球70多亿人口中由此进入现代化状态的人数，将超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人口总和，这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其中蕴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非常突出的个性。
比如，要让14亿人进入现代化状态，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首先，要承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让老百姓致富，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次，须知人民群众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邓小平一开始勾画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时理性掌握的高水平发展路径——破除原来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僵化的、落后的、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思维框架，需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必须选择这样的技术路线；但是，邓小平又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在发展起来以后，要回过头去帮助和促进欠发达地区和还未实现富裕的社会成员，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掌控并克服其中的矛盾，是很不容易的。
多年前，笔者在进行国际区域比较时就注意到，其他国家虽然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但是像中国这样发展极度不平衡、差异极其巨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用各个地方政府可以搜集到的统计年鉴数据，按照几十万人口的县域规模，用人均GDP为县级行政区（不考虑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作过排名，发现在我国，这一层级的人均GDP（这一指标与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不大）最高水平在珠海特区的斗门区，最低水平在贵州省晴隆县，两者相差达82倍。而国际上，以澳大利亚为例，全国总共1000多万人，主要人口集中在几个著名的城市，如墨尔本、悉尼都各有几百万人，而澳大利亚的北方领地是人迹罕至又非常广阔的一片国土，总共只有19万人，但北方领地同悉尼、墨尔本这种人口密集区域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不超过30个百分点。中国区域差异的悬殊程度，是别的经济体难以想象的，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现实。在巨国模型框架之下，要使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极为明显的国家，社会大众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一起走向现代化，就面临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积极措施：要促进发展，也要促进共同富裕；要使先发展起来的地方继续有积极性做大“蛋糕”，也要使欠发达的地方、中低收入阶层在发展过程中的富裕程度更快提升，从而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有些事情看起来是经济问题，但处理不好就会社会化、甚至政治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控制和排除各种相关风险和威胁，这类问题亦是对我们的重大考验。
如果从整体资源配置来看，中国的经济地理联系着资源禀赋，有一条非常值得看重的“胡焕庸线”。上世纪30年代初，地理经济学家胡焕庸教授在中国版图上画出一条连接黑龙江的瑷珲（现为黑河）和云南腾冲大致45°的直线，这条线的右下方区域，占整个中国国土的一小半（当时不到40%），其余60%多的部分在左上方，即西北、西南的广大国土。而中国96%的常住人口，都居住和生活在右下方的东南半壁，左上方60%多的国土只栖息着全国4%的人口。经过将近100年的演变，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支边、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各种变动因素，现在的人口分布同当年的统计数据相比，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仍有94%—95%的常住人口生活在“胡焕庸线”右下方的东南半壁。可想而知，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单位国土面积上随着开发而带来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学术上可以叫“压强”），会是另外一大半国土上的许多倍。如何掌握可持续发展，如何基于长期难以改变的“胡焕庸线”基本格局，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控制和化解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实现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这又是中国国情之下的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大“蛋糕”，然后切分好“蛋糕”，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于走向共同富裕，除了需要学习领会中央作出的通盘思路和要领，还会面对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
比如说，大家都认为要区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以公益慈善为主要特点的第三次分配，那么对于各次分配应强调的要领及应该形成的政策组合，就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初次分配首先应该确立的发展观念，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蛋糕”做大，没有这一前提，无论怎么切分“蛋糕”都会捉襟见肘。近年来，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存在企业困难、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这些不可忽视的矛盾和挑战，都与做大“蛋糕”遇到的困难有关——2022年经济增长速度仅达到3%，是近几十年来倒数第二的低速。所以一定要强调，解决所有问题的大前提是继续努力解放生产力，把“蛋糕”做大。中国人早年从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中，总结了一套朴素但经得起验证的发展观：“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2022年11月，我国防疫政策进行重大的优化调整后，在经济社会生活已有较充分把握可以恢复常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秉持“全力以赴拼经济”的思路，注重抓住契机开创新局。抓发展是硬道理，要坚定不移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首先把“蛋糕”做大，把经济运行恢复并维护在合理区间内。2020—2022三年的经济复合平均增速只有约4.2%，已经滑出了中高速。因此，做大“蛋糕”是我们在初次分配中思考问题前置的、最基本的取向。
为了解放生产力、做大“蛋糕”，需要激励供给侧所有生产要素相关的主体，调动和发挥积极性。应以恰当的激励机制使所有的生产要素相关主体参与分配、各得其所，以统一大市场、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来真正实现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当然，这个分配环节上政府要注意保护劳工权益，引导劳资关系，按照现代化取向动态实现关系的协调和优化。使各生产要素、供给方的主体参与分配、各得其所，从而激励做大“蛋糕”，是初次分配中最主要的逻辑关系。
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主要征收较为中性的流转税来筹集财力以支持自身职能的履行。对于作为第一大税增值税这样的流转税，不能特别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而二次分配即再分配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以必要的政府干预机制介入，优化分配状况，防范和遏制收入分配的悬殊。这其中最重要的调节手段，是转移支付和征收直接税。转移支付包括对低收入人群的低保，对于特定社会成员的抚恤和救济，对欠发达地区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财力支持，这是再分配中政府要牵头做好的重要事项。而关于直接税，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加强现代财税制度建设，是一个改革啃“硬骨头”的问题。中央早就提出要逐渐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其中首要的就是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直接相关的房地产税。而社会对此普遍的心态是“税收厌恶”——当然这完全合乎经济学中的认知，但放眼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会注重征收直接税，其中较为普遍的是可发挥重要作用的房地产税，或称为财产税、不动产税。如何在中国实现这一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从无到有，建立之后又该怎样逐渐优化？一开始只能柔性切入，多年前已在上海、重庆两地以房产税为名进行了房地产税改革试点。2021年8月，中央的重要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明确要双管齐下，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并扩大改革试点覆盖面，即试点扩围。后来由于经济面临“三重压力”，2022年要求凡是收缩性的政策都审慎出台，因此房地产税暂时没有双管齐下推进的具体措施出台。今后一旦条件具备，改革仍是势在必行。至于第三次分配，则是非政府主体为主以自愿原则、道德伦理驱动的公益慈善，需要政策和制度配套，理性引导，渐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系统工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的努力中，厚植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传承与发展，要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主潮流，如今还任重道远。中国式现代化按“新的两步走”递进式推进，需要改变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破除相关制约。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现代化。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谈不上可持续的发展。2010年，中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后，曾重新回到改革开放30年来高速发展特征的“两倍数”发展速度。但是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却是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之后，“稳中求进”被年年提及，当下又特别加以强调。新任总理李强同志在“六稳”的基础上，又特别强调了前面三个“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经济增长的同时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是一种对于现代化战略的“保证速度”，就业是整个国计民生的底盘，民众的稳定感首先需要就业的支撑，而物价又是老百姓过日子感受最明显的环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同时需要注重的，就是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出现的威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必须克服的挑战性问题。
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从背景上简单地说，一个是“物”的视角，一个是“人”的视角。物质生活的视角上，有雾霾造成的大气污染，屡屡打击社会生活，同时还有普遍发生的水流污染、土壤污染以及食品安全问题。这些年按照“两山”理论推进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已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步，往后还要以持久战的思维持续到将近40年后碳中和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必备条件，是需要贯彻几十年的指导方针，任重而道远。而人际关系，是收入分配这一最典型的“人”的视角上的问题。当时的学者们已经在不断抨击收入分配中出现的悬殊，甚至直称为两极分化。虽然人均收入指标节节上升，但是在民众的感受上，获得感、幸福感没有同步提升。如果不克服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个性之处，又有人类的共性诉求，即寻求和平发展，在合作共赢的取向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因此，要把眼界扩大到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以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当下遇到一系列压力明显的问题，如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复从前，美国方面在全力遏制和打压中国。处理中美关系，既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做最坏的打算，也要千方百计和美国处理好“绝不脱钩”的关系，争取最好的结果。在与美国方面力求“斗而不破”的同时，也要更好地用多边关系来反制中美双边关系。如今中美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共享同一个全球产业链，我们要在生产力基本盘的客观条件上抓住斗而不破的有利因素。
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并非一种口号一种宣传，而是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且中国实现现代化也离不开人类社会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作出进一步的贡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上五个方面，可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此给出了通盘指导意见，对方方面面有具体的要求。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笔者认为，可以从这一成体系的表述中提炼出8个关键词：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概念合成的系统工程——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蕴含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和特殊规律（如果说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也会有不同的个性之所在）。要在通盘把握并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顺势而为，顺应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的六个概念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早年孙中山先生面对着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首先提出振兴中华，其逻辑与当下所讲的现代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振兴中华就要现代化，而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作为研究者，笔者愿意将其表述为人类文明发展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主潮流，这至少涉及六个概念。
首先，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经历的发展。工业革命以后，中国严重落伍，必须迎头赶上，而工业化方面的追赶，必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14亿中国人，其中的大多数以后一定都会生活在中心区域即大中小城镇，改造城乡分治格局、使社会成员便捷地取得市民身份势在必行。但历经多年发展至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略高于45%，1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几十年间进城的3亿多人，大多还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官方文件中称之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他们在城市区域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早已脱离农村、农业，但是户籍还在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还不足以使他们享受和其他市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究其原因，是由于有效供给和发展程度还不够。以北上广深为例，如果地方政府对户籍管理有稍微放松的口风，就会有潮水般的人们涌入，这是地方政府难以应对的。客观来看，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化也有很大进展，但是还“大而不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出50%，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要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发展中有值得肯定的进步和成绩，也有十分明显的短板和相当可观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必须坚定不移地、高质量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升级发展。
另外四个概念，即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中的市场化、国际化，还有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现的信息化（或称高科技化），以及法治民主化（超越经济视角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都反复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民主化可从这两句话中提炼而来）。笔者认为法治与民主可掌握为一个合成概念——光讲民主，容易落入所谓“多数人的暴政”；而“法治化”的“法治”，是法居于所有权力之上、体现人民公意的治理，而非只讲制度条文的刀制（秦始皇时期就有秦律，是只讲刀制的“法制”）。应在法治化的框架下作出民主化的制度安排，融合为一体。
以上六个概念，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这就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顺应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进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问题，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发展进程，掌握好系统工程。按照中央的表述，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激励地方企业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的路上，攻克一个个难关、险关。“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在当下的意义不言而喻。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现代史的帷幕，至今已有180余年，终于看到了“从未如此接近”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但接下来不到30年的时间段里，挑战性与历史考验性同之前的100多年相比，至少要等量齐观，而且可以说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冲过这道“历史三峡”，现在正是要爬坡过坎的时候，不进则退。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所要接受的历史考验，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十四五”末期使人均国民收入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美元计价），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从“十四五”初期算起，经过15年，使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其后再经过15年，到21世纪中叶，即“第二个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比如，前文提到的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大多数人都存在“税收厌恶”的房地产税，能否按照现代化取向实施其改革，让社会接受而不引起大的震动？其他各种各样的改革，又如何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又是别无选择的。
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误区及解读澄清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些需要加以澄清的重要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字方针，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看法和误区进行“争鸣”，很有现实意义。为充分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精神，就要避免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语引出的片面化认识，以防落入误区，影响实际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笔者认为，有人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甚至对比式地下定义，讲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便是一种看似言之有理，但实际上会产生严重误导的说法。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毫无疑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但上述说法否定其视作对立面的所谓“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隐含着一个不能忽视的认识误区。为此，笔者愿简要地阐述自己的认识。
（一）对“资本”概念的基本认识
资本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和其他的要素——劳动、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科技成果、制度与管理一样，都是生产要素供给体系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待资本若要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应与时俱进地肯定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要素，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不当的贬义化、污名化、妖魔化，需加以正名和澄清。现代经济生活中，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以及外资，都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都必然发挥着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推动作用，并且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确立了改革目标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资本早已经被正名。上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适当分开，承认企业有经营的自主权，国家虽然有产权，但是没有必要对于这些企业在经营上一竿子插到底，即国有企业要运用掌握的资源做好做大做强，进而国企改革中原来“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表述，在深化改革中已经转向“管资本”，这是一个不含贬义的表述。人们在全面讨论“资本”的时候，是绝对无法从中排除国有资本的。对国有资本以价值形态作出腾挪运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管资本”，必须追求更好适应生产力解放的机制，还要大力发展国资、非国资的混合所有制。同时，“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作为政府履行职能必需的分配体系，有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诉求，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国有资本预算”的组成部分。
所以一定要用系统论来认识资本的概念。国有资本之外有民间资本，还有国外资本。外资也是生产要素，应积极吸引其参与中国做大“蛋糕”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开始了中国认识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过程，了解国外的商业文明体系，对接国际商业化规则与法治化环境，引入市场机制下能使产品畅销的供给解决方案，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资金、管理经验以及商业文明意识。中肯地说，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所以也不能让“资本”概念落在外资上就妖魔化了。当下中央强调要“稳外资”和继续积极引入外资，正是因为外资可能成为积极的推动力，成为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所以在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中，上世纪80年代已有外资进入中国的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这些年又有中国本土上的大量国企、民企和政府合作PPP项目，一度作为创新中的“重中之重”。民营经济的资本，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应该引导、支持其健康发展壮大的经济力量，当然也不应该贬义化。
由上述可知，一个本应该中性看待的概念，却被认为与“以人民为中心”相对立，正是陷入了认识误区。这种情况下，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资本要素来看，以市场竞争中的“竞争中性”对应“资本中性”的概念，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理性看待资本，就应看到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竞争中性和资本中性这些属性的表述，是环环相扣而内洽的一个概念体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各个生产要素对现代化共同表现出作用，不宜将这个资本要素直接关联现代化概念，与并非要素的“人民”概念对立起来，作“谁为主导、谁为中心”的标签式选择讨论。这种不当之论，会迎合社会上把“资本”仅仅理解为“非公经济”的片面化认识，非常容易误导社会舆论。中国民营企业，会因此受到更多干扰，不仅吃不了“定心丸”，还会感到不安、惶惑、忧虑甚至心有余悸。所谓美国的、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说法，看起来观点鲜明，带有批判之意，但是实际上不利于使实际贡献早已不止“五六七八九”（即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和新增就业量）的民营企业真正改善市场预期、树立信心，反而带来舆论场上的压力，助长中央一再批评的社会上关于“两个毫不动摇”错误议论的不良影响。这其中的逻辑紊乱与偏差，下文将从学理角度再稍作阐述。
（二）对“资本”概念的学理分析
众所周知，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各个供给侧的要素共同发力，价值取向之下，不宜以中心和非中心来区分这些要素。经济活动中会有一些直观特征，比如对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表述，主要涉及科技含量的差异：劳动密集型一般被认为科技含量较少，而资本密集型科技含量更高。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毕竟经济发展趋势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趋于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如果把技术性的概念贴上主义标签和中心标签，就会引出一些同常识不相符合的荒谬概念。比如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凡是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这无关乎东方西方、姓资姓社的分野。
从资本的本性来说，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资都要寻求发展，都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资本就是要带来增值额的资金力量，如果不能保值增值，就丧失了资本的属性。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都参与了发展，都要以保值增值为倾向发展扩张，都要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资本的功能作用所存在的双重可能性——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我国民营资本存在无序发展扩张的问题，前几年已经对此作出纠偏和整改。同样，国有资本也存在一些无序发展扩张的问题，这些年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克服弊端、消除缺陷，要进行改造和改革，以解决无序问题。
因此，关键在于遏制防范无序扩张并引导鼓励有序扩张和发展。中央对此已经作出了十分合适的表述，即“红绿灯”的概念——“红灯”制止无序扩张，“绿灯”引导和鼓励有序扩张。这样一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资本的态度就豁然开朗了。同时，我们也要以“红绿灯”的原则推及与资本作用关联的优化分配问题，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笔者认为，合乎基本学理的理性认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应该在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合理调控开红灯和开绿灯的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中得到发挥。这一标准建立的大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全面依法治国，就一定要加快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让经济活动、资本要素涉及的方方面面有法可依，而且要有良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让少数人拍脑袋决定该开红灯还是该开绿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大政方针。
又有学者提出，法律的建设和完善一般来说是有时滞的，创新往往就是要突破原来法律法规的条条框框，还应该考虑设置黄灯。依据已有的法律规则，已经可以明确设置红灯、绿灯，但是在还不知道应如何设置规则的创新伊始的领域里，需要有弹性的试错区间。“在规范中发展”和“在发展中规范”是一对矛盾，在创新概念之下，我们要时时注意，需留出一些试错创新的弹性空间，否则，只讲守住规则，不讲创新发展，即使所有的事情看起来规则清晰，那也是一个没有动态创新观念的、容易陷入僵化认识的守成状态。而创新发展，要通过试错来冲破原有的一些条条框框。
由此应考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创新的、未知的领域里，首先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包容性，通过试错进行发展，再建立规范，从而寻求更好的发展。创新和规范的重要性不分上下，但排序不能颠倒，在“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发展中，一定要先于“发展中规范”，再在“规范中发展”。否则没有试错的机会，就不存在创新发展。有调控管理职责的政府方面，对此要特别注意。李强总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专门提到，要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不能尽设路障、不设路标。路标可能是一个大方向，而政府要允许企业家去探索和试错，并及时跟踪，在“八九不离十”之时，推出必要的规则，再动态优化和细化。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务当然要紧抓不放，思想认识上的创新也不可或缺，这对于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形成，也是意义非凡的。当下特别要注意改善市场预期，争取把经济运行恢复和维护在合理区间内，对接长远的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最终使中国梦梦想成真。从警惕右、防止左的角度综合考虑，在问题导向之下，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中央指导方针，高度重视相关的市场信心提升，改善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的预期，支持民间资本在健康发展中壮大。当下各地正在不约而同全力以赴拼经济，有希望出现一个疫情之后回到合理区间、对接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2023年一季度和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公布后，虽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要警惕一些新的困扰，但总体而言已经表现出中国经济向好，需乘势发力走向新的局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创造性贯彻中央方针的过程中，应该力争2023年三、四季度的发展对接高质量发展，并在明后两年即“十四五”的最后两年维持好这一局面，对接“新的两步走”发展要求。
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卓有成效，一定要意识到，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讨论。应正本清源，除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还应该有思想观念的创新。学者们理应致力于相关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
本文刊于《财政监督》2023年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