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资本论》的人很少，读懂《资本论》的人凤毛麟角。其实，读懂了《资本论》，不仅可以干革命，也确实可以发大财。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一般而言，资本(英文：Capital)，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商品或产生收入的累积物力与财务资源。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广义上，资本也可作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

极端狭义的资本概念，是单指资金的。在当代中国，有能力操纵资金的人，才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世袭的资本家了。新兴的资本家，大多数是通过巨额负债获得原始积累的特殊人士。一些早慧的中国人悄然领悟，负债就是资本。负债，在当代中国，具有无比神奇的力量，这是制造资本家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超级负债的急剧膨胀，几乎等同于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负债，改变命运;负债，改变国运。易言之，中国资本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借来的。发财，在当代中国，是一场十分特殊的制度和政策游戏。

游戏，自然有规则。这游戏规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秘密。并不有趣，这秘密竟然完整地记录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之中了。一代代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编织了当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路历程。中国，“借”出来了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负债竟然导致了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如果，强制负债一定能够获得盈利，就必须要有一个政策前提：实质通货膨胀必须持续高于名义负债成本(实质通胀高于名义利率)。当实质通胀大大高于名义利率的时候，负债将能给负债者带来神奇的资产溢价暴利。换言之，在当代中国，谁能借到钱，几乎必然发达。如果，政策允许，进行杠杆型放大，则债务人会出现财富的几何型膨胀。请大家注意：“政策前提”这四个字。因为，货币发行权是国家权力。笔者在《广义税赋论》中，解释过货币发行权就是税赋权的基本原理。“政策前提”是一种国家财政安排，意味着政府变相收取了所有劳动者的税赋，同时转移支付给有资金特权的人士。就本质而言，这是制度性的财富转移支付。此项“政策前提”与土地革命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意义完全相同，也可以视同为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政策前提”再造了中国的现代经济。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秘密，不完全是因为逻辑深不可测，真正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中国在做什么。更多的原因，是与之俱来的道德瑕疵和宪政叛逆。“借”来的财富，毕竟不是劳动所得，与中国古老的道德传统和立国的社会主义原则相去甚远。尽管，举国上下，都对“借”进行了上天入地的美化。最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试图对此进行终极美化。但是，“借”为己有，仍然无法抹去偷和抢的痕迹。“借”成资本家的人们，以及他们豢养的一切家和奴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美化变成为法律确认。于是，古老的麻烦又来了，“政策前提”需要“政策结论”。“政策结论”仍然是国家财政安排，意味着国家必须对“借”来的财富立法征税予以确认。显然，“政策结论”远比“政策前提”难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很难。一本“鱼鳞册”，二十年都上不了台面。财富无法完成法律确认，资本就只能逃之夭夭。衮衮诸公的钱商太低了，这个秘密还能埋藏多久呢?

笔者去英国看望马克思。笔者邀请马克思访问中国，用《资本论》的概念、逻辑、方法重新解析中国当代经济。马克思感到很为难，剩余价值理论精确分析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但是，政府通过扭曲货币发行权以劫掠国民财富(人民的经济主权)，从而在极短的时间让并不从事生产的特殊人士暴富(经典的制度劫掠)，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所能覆盖的范畴。马克思说，《资本论》只解释了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进行的剥削，却无法解释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的抢劫。马克思拒绝了我的邀请，他说你为什么不去问列宁和毛泽东呢。我不会去问列宁，我知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本身就错了。我也不敢去问毛泽东，毛泽东晚年是要革“苏维埃”的命的。但是，他革不动了，革革命者的命，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完全不理解了。看来，《资本论》还要继续写下去，必须将中国改革开放说清楚。看来，毛泽东的事业还需要重新开始，中国人民的解放存在半途而废的可能。

年轻时，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人民与革命》。人民不能直接持有资本，人民终究会被国家抢劫的。这是人性的问题，这不是苏维埃的性质问题。人民用枪夺回了劳动果实，苏维埃最终用负债转移了人民的劳动果实。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其实，负债，哪里有什么神奇的力量?那不过是资本掠夺的工具而已。至于，这个神奇的力量结局会怎样，那就要看我们这代中国人的觉悟了。或者，中国人还未全部丧失良知，他们终于会明白毛泽东晚年的忧伤。资本利得劫掠劳动所得，这是《资本论》要解释的核心问题。但是，马克思和列宁都无法想象，从社会主义蜕化到资本主义并不需要借助剩余价值，“马列主义”政党会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实现资本利得对劳动所得的野蛮劫掠。并且，这一劫掠过程也能理论化为“某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新四化”理论(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私有化)就是这“某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知道为什么“桂儿”和“芙儿”都去做金融了吧!负债光荣，劳动可耻。毛泽东如果知道，如今中国的政府、机构、个人的负债水平，他一定无法继续慈祥地安睡于天安门广场了。毛泽东如果知道，负债权就是征税权，政府、机构、个人都在向老百姓征税，他一定会去八宝山唤醒伙伴们重上井冈山的。

经济学大体上是不讲是非的。但是，经济学却不能不讲边际。正所谓“过犹不及”。负债，甚至是超级负债，或许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但是，凡事都不能过。在当代中国，负债权就是征税权。赋予一些政府、机构、个人征税权，等同于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这在宪法法理上已经构成犯罪了。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数十倍或数百倍，这不是我国宪法所能接受和允许的。从负债掠夺，到资本食利，赤裸裸的流氓逻辑都能获经济学大奖，我国数以亿计的知识分子竟然集体鸦雀无声。这，比抢劫本身更显得过分。马克思走了，《资本论》还在，《资本论》还在成长。在中国，毛泽东还住在天安门广场呢。过了，就错了，历史是必须讲是非的。至少，西方资本主义还在本国讲道理，西方世界都在大幅度压缩资本利得，西方世界在尽量维护劳动所得。确实，读懂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就应该知道如何在中国增负债，就应该知道如何在中国发大财。但是，中国也残存了一些能读懂《资本论》的人，中国仍然有一些能够理解毛泽东的人。他们能同意狗日的们这样做下去吗?

许多中国人未必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却实实在在地挽救了西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这句话全世界都开始信了。当全世界向左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社会主义中国却玩起了特色。特色，无非是“新四化”，“新四化”可以救中国吗?就靠通天彻地的负债和泡沫吗?

很多朋友让推荐阅读书目，我总是推荐《资本论》。马克思是伟大的，他牢牢地抓住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阶层重建资本主义，仍然是通过制度性安排资本利得大规模劫掠劳动所得。劫掠者是熟读《资本论》的，被劫掠者是否也应该下一点儿功夫呢。

我不会忘记马克思的生日。马克思一巴掌一巴掌把资产阶级打得呜呜地哭。一晃，就快要两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