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赣州市经开区三江乡斜角村，郭大力故居完整保留着。来到故居，门前的一副对联格外醒目：“身处陋室坚定信念专研马克思主义；淡泊名利风骨铸就经济教育翻译家。”这副对联是这位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政治经济学家风雨人生的真实写照。
翻译引介《资本论》
“只打算终生翻译马恩的著作，尽我力之所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1905年，郭大力出生在江西赣州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今属赣州经开区）。其父郭传科为清末秀才，后来做过南康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郭大力是家中长子，自幼聪明机敏、勤奋好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23年，郭大力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受当时社会氛围以及郭沫若、李石岑等进步教师的影响，第二年，他与一批进步学生一同转到上海新创办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就读，转攻哲学专业。正是在这一时期，郭大力积极参加进步运动，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大力得到一本英文版《资本论》，深为折服，深感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转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失败告终，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许多有见识的知识分子都有志于《资本论》的翻译，郭大力就是其中之一。从这时开始，直到1976年在重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译稿上写完最后一个字与世长辞，郭大力一生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上。
郭大力后来回忆说：“在那时，我对于这个‘大理论’——即《资本论》——所从以出发的古典经济学，且也为这个大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古典经济学，还是连初步的认识也没有。”为了对读者负责，对《资本论》这部著作的中文版负责，他在翻译完第一卷之后，决定先“系统地译几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用这种翻译，作为一种细密研究的手段”。郭大力翻译了多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比如全文翻译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等，因此他也成为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体系地引进我国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翻译引介西洋经济思想时，郭大力深刻认识到：经济是人类生产自己需要的种种东西的活动，经济学以人类实际的生活为考察对象，而研究经济思想主要是分析经济生活的社会方面，即以人在生产活动中缔结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因此，郭大力认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在暂时性的层面上是该时期经济思想的反映，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贯彻历史始终的生产方式，忽略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质的差别，从而限制了经济思想的科学性。正是基于这种对经济思想科学性的认知，郭大力逐渐走入《资本论》的深邃世界。
最初研读《资本论》时，郭大力寄居在杭州大佛寺，因缘际会遇到怀揣同样理想的王亚南，二人一见如故，决定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这项任务。郭大力与王亚南的相遇也使他们彼此更加坚定了对于理想的追求。此后，在大佛寺的油灯下，郭大力一边阅读马克思著作，一边翻译《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曾这样说道：“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1932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郭大力已完成的第一卷译稿不幸遗毁于战火。后来，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支持下，郭大力与王亚南决定一起全力以赴重新翻译《资本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入侵上海，郭大力居住的闸北不得安宁，不得不将已经完成的《资本论》部分译稿先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举家返回赣南老家继续从事译介工作。直至1938年年初，基本完成《资本论》翻译工作的郭大力接到出版社的电报，希望他速去上海，协助《资本论》的排印出版等事宜。彼时的上海险象环生，但他不顾生命安危，毅然从南康出发，绕道香港，最终抵达上海。为了尽快出版这部红色书籍，郭大力一面仔细校订全书译文，一面设计封面装帧，审校排印出来的清样。经过几个月高强度的工作，《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终于在1938年8月31日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紧随其后，于当年9月出版。《资本论》这部倾注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工人阶级的圣经”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可以说，郭大力翻译《资本论》的过程虽然充满艰辛和苦难——既有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也有日寇炮火的袭扰，还有居无定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但他依然排除万难完成了这项工作。
1950年，郭大力被调到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工作，承担起《资本论》的教学工作。之后数年直至垂暮之年罢笔，郭大力一直在着手翻译有“《资本论》第四卷”之称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郭大力看来，只有将全四卷的《资本论》译介完毕，才算把《资本论》真正完整地呈现给了中国读者。
“我意改造社会，应该从经济制度着手”，这是郭大力决定翻译《资本论》的初衷，而正是这种旨在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救国兴邦的理想，支撑着郭大力毕生致力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翻译和校对译稿的过程中，遇到不易解决的疑难词句，他经常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也因为要更好地处理翻译还原马克思著作词语的精神韵味，他常常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直到找出满意的处理方法才欣然下笔。看到他总是这样过分认真，王亚南曾开玩笑，叫他“郭傻子”。对此，郭大力毫不介意，甚至还以“傻子”自居。一如他曾对朋友说的：“只打算终生翻译马恩的著作，尽我力之所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终其一生，郭大力既是一位精益求精的翻译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播火者”。新中国成立后，郭大力先后两次修订《资本论》全书译本，甚至在晚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还重新翻译了《剩余价值学说史》。著名历史学家熊德基对郭大力严谨的翻译态度印象深刻：“他正在修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稿，我发现他那些稿子简直涂抹得像负责的老师批改过的中学生的作文本。一个句子勾来勾去，一个词改了又改，简直像校勘古籍一样。”
思索中国经济的前途
“中国必须发展生产同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生产”
时间回到1947年，摆在当时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该向何处去？实践派跃跃欲试，理论界纷争迭出，其中也不乏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远见卓识。在那个年代，郭大力、王亚南二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广为流传的重要经济学著作，还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现代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词及表述话语的创造。就郭大力个人而言，他不仅在翻译、传播《资本论》中不遗余力，还根据《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和观点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大夏大学几乎视郭大力为最优秀的毕业生，《大夏周刊》对杰出校友郭大力作出如是评价：“只要稍为留意现实经济问题的人，都会知道郭同学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将来的成就，正未可限量”，“许多人都希望他回到母校来”。（《大夏周刊》第二十四卷第五期）
郭大力是坚定支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以生产建设为研究对象，专门撰写了《生产建设论》一书，对当时中国的经济部门、商业问题和金融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当时中国发展生产建设提出了切实建议，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他并没有直言当时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通过论述当时的中国如果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进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力得出了他的结论。郭大力强调，发展生产建设的重要性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直到今天，阅读郭大力的著述，我们仍然能够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郭大力指出，生产发展是二重的，一方面是增加使用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增加价值的生产。撇开一切暂时的和局部的因素影响，生产的发展不外两种方式：增大劳动力的支出量和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前者是生产的绝对发展，即由于劳动量支出的增大，不仅使用价值增加，而且价值也增加；后者是生产的相对发展，即劳动量支出不变，价值没有增加，但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使用价值得到增加。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生产的真正发展应当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无论生产的发展是绝对的或相对的，都引起一个结果，即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这是生产发展的社会目的之一。与此同时，生产发展必然伴随生产剩余的累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生产发展的累积就会流入少数的居于优势地位的坐食者手中，从而造成严重失衡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在一个进步社会，生产发展剩余的蓄积应当被用于改造人民生活和全体的安全幸福以及社会文化的推进。正是如此，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讨论，他得出了中国“必须发展生产同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生产”的结论。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郭大力对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问题也展开了分析。他直言，依据当前的国情，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迎头赶上，必须跳过制造业时期，直接进入机械时期。当时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状况与先进国家的工农业发展状况，主要差距表现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所以，中国实现工农业发展的路径不是追求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工农业产出量的增加，而是应该谋求提高生产力水平。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走不了西方国家的道路，在世界资本主义先进强国的压力下，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等待经过制造业的阶段，然后再过渡到机械大工业阶段。中国的工农业发展“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而这也是实现工农业发展的关键。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要实现工农业生产力的增进，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改变，而是由小生产转向大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与机械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要确立生产手段公有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反证的方式，郭大力再一次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能够发展中国工农业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发展中国，如今这一真理已然被历史和实践所检验。
在这个基础上，郭大力还继续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上国家的作用和实现生产发展的一系列条件。他科学地指出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郭大力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发展农业，而农业的发展又必须以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处理好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关系是生产发展的关键问题。这种工农业的配合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依靠盲目的市场价值法则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能避免由于盲目法则的作用所能引起的种种痛苦。
郭大力的判断，结合了中国国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生产建设论》一经出版，就有人评价：“目前我国正准备进入建设阶段。人们早就热烈发挥着关于建设的议论，可是一般都偏重在政策方面。郭大力以惊人丰富的理论素养，对生产建设问题作了一番全盘的考虑，阐明了生产建设的理论。这不仅在实践上是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而且在经济科学发展上也是重要路标。”
剖析农村经济
“要发展农村，关键还是要从改变生产的条件开始”
1940年下半年，郭大力应聘到广东文理学院教经济学。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一股反共高潮，郭大力不得不中断了教学，辗转回到江西乡下老家，直至1947年才前往厦门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期间，郭大力不仅专注于翻译、研究马恩著作，也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发展有了崭新的认识。
郭大力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再加上近6年的乡村隐居生活，他对农村发展有着最直观的理解和感受。这些都激励了郭大力一边翻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一边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对农村生产这类现实问题的分析。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透过江西农村，郭大力发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大不相同，近代中国的农村发展带有封建或半封建制度的特点，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农村生产力的绝对低下是农村生产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衍生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之上的地租与蓄积、高利贷与利益、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等基本范畴也与发端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概念大不相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租是雇佣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但在当时我国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农民给付地租后的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向高利贷者借贷。因此，农民对于高利贷的需求，“不是赚钱，而是活命。任凭怎样高的利息，他们也愿支付”。同时，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农民对于土地作物的出卖，无论多低，为了活命，也都要卖；而在要购买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时，无论多贵，都必须购买。对于一个负债的农民来说，为了支付利息，他或者需要“过度”节俭，或者需要“过度”勤劳，常常既需要“过度”节俭，又需要“过度”勤劳，才能在债务重压下，继续生产和生存。
郭大力还发现，江西农村中的商业资本的运营主要分两类，要么是贩运，要么就是囤积。前者在农村生活中也被称为“转物”，后者则称为“候时”，商业资本也因此取得了“贩运资本”和“囤积资本”两种不同形态。商业资本的出现，“对于农村的自给性，却会给予致命的打击”。伴随着近代中国战乱和种种特殊现象的发展，商业资本对农村生产造成的显著性影响第一是告贷无门，第二是物价飞涨。究其根本，无论商业资本，还高利贷资本，都是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土地所有者索取的地租在转化为新的土地所有权之前的中间形态。“农民为还债而卖，现在又为要买而负债。高利贷促成商业，商业又造成高利贷。”两者的共同作用不断地影响农村的生产，在如此的封建或半封建的制度下，当时的农村困境便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正是由于亲历了农村生活，郭大力对于中国农村的生产困境有着直观感受，所以他明确指出要发展农村，关键还是要从改变生产的条件开始，“一切增加生产的方法，可以归结成为两类：第一是增加劳动的支出，并由此获得增加的生产物；第二，是不增加劳动的支出，已经可以获得增加的生产物”。农村要实现发展，首先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农闲，增加农民的劳动时间，其次可以扩大农作物的种植种类，再次是扩展农村副业。除此之外，如果不增加劳动的支出，还可以考虑增进农业劳动的生产力。那就是改进农村生产的条件，包括土地、种子、肥料、劳动手段和耕作者自己。对于劳动工具，可以增大农具的体积或者改良农具的制造材料，或是把多数农具合一起来。对于农民本身来说，可以通过组织教育培养专业农民，提升农民的专业职业技能……
这些理论成果是郭大力对于农村发展思考的思想结晶，是在译介《资本论》的过程中对于农村发展的理论运用。郭大力从实践出发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言献策，为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理论而默默耕耘，他的这些研究对于今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楼俊超 姚志才，均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