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中，列斐伏尔看到了方法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将历史生成性与结构结合起来的历时性图式中的生成性的结构，这种所谓的历史生成的结构就是生产方式。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正因为找到了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线索，促使了列斐伏尔自己在方法论上的转变。无论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从历史性发生的生产方式去观察一个社会断面，思考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也就会逐渐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话语统摄。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196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中，列斐伏尔发表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学术论文《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这应该是列斐伏尔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一书的刺激下，第一次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验真正“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视角。这为列斐伏尔之后即将进入的都市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依哈维的说法，正是这篇文章，为列斐伏尔进入都市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维框架”。这是深刻的看法。当然，这也会给列斐伏尔的人本主义话语逻辑中生成一个断裂式的方法论跃迁。

一、方法论中的历史性生成与结构

在这篇文章中，列斐伏尔一上来就讨论了马克思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成性（devenir）构想。据说，这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开始的观点，后来由黑格尔所挖掘和光大。这是对的。在赫拉克利特那个燃烧着的“火”中，世界万物得以构序生成，这种被指认为辩证法运动的思想，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念生成和辩证运动中达到思辨哲学的顶点。在列斐伏尔看来：

在这一构想中，生成没有任何无定形之状。它并非混沌。无论在自然中，还是在社会和认识中，因为具备了一种内在的平衡，所以历史性生成（le devenir historique）创造了保持原状的诸“存在”、诸稳定体（unités stables）、诸实体（entité）。尽管如此，正如对于黑格尔一样，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稳定远不是最终的状态。这些平衡只是暂时的。这些结构（structures）也只是生成的“瞬间”（moments du devenir）。

这是过于形而上学的表述。其实，这里有列斐伏尔想集中讨论的两个关键词：一是历史性的生成瞬间，二是稳定性的结构。依我的理解，第一，这个所谓的“devenir historique”（历史性生成）的构想，也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首次提出的现象学透视，即看起来稳定实在的物性对象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它不过是观念设定和构序历史性生成且瞬间扬弃的环节。这种历史性生成的唯心主义观点，经过复杂的唯物主义逻辑转换，也就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生成性，即从费尔巴哈看到的直观“entité”（实体）背后，看到“从主体出发”的实践构序，那些看起来处于平衡状态中的“unités stables”（稳定体）结构，不过是实践生成活动的瞬间。这当然是一个深刻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本质，这个历史，不是社会历史领域或者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历史性发生的时间性——一定的瞬间发生。可以看到，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来理解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的。这个历史性的生成时间，也将是后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入口。这之后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会不断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我们面对的物质生活条件背后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devenir historique”（历史性生成），以及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unités stables”（稳定体）背后，遮蔽着消逝了的劳动生成。这是列斐伏尔进入马克思的《资本论》时的一个方法论前提，因为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而言，“正是发生（la genése）成就了可理解性（l’intelligibilit）”。这是对的。这种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深入思考，显然会使列斐伏尔下面的都市空间的关系场境构境得以顺利构序。

第二，在列斐伏尔眼里，在《资本论》中，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商品—市场中看到物性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地方，马克思“将提供货币的起源和商品流通中的金钱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种认识遭遇了一种结构（structures），那么这种分析就是为了表明这种结构是如何形成的：生成与历史如何将其创造”。这里，已经有了一种逻辑透视中的转换：一是从经济物象到经济关系的透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家看到土地、资本物的地方，马克思透视出生成性的社会关系；二是这些社会关系场境中相对稳定的赋型“structures”（结构），比如特定的封建的或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着眼于论证某种不变的“structures”（结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天然永恒性的地方，马克思则会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结构的历史生成和解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在生成之中，一些结构被建立起来，然后生成又逐渐消解或者急剧打破其所创造的这些结构。然而，这种短暂平衡的消解或断裂、这种解构（deatructuration），并不是随着结构的建立而来的。相反，这是在平衡的内部、在结构的中心，从一开始，消解之和打破之的诸力就起作用了，解构发生了。

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劳动、实践、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性生成中，必然生成一定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赋型中的特定功能结构，这些结构本身就内嵌着自我否定的历史解构性，所有关系结构的平衡都是暂时的，而否定性的解构则是永恒的。在瞬间发生且消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就更是如此。对此，列斐伏尔还进一步解释说，比如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历史生成的“商品、商业、产品的交换、交换价值”，就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经济关系结构体系，固然资产阶级试图巩固这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结构，但由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行动”，它已经开始在一种相互消长的势能（conjoncture）中处于走向终结的“deatructuration”（解构）之中。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力量关系角逐中动态格局的“conjoncture”（势能）概念的出场。无独有偶，几乎在同时，阿尔都塞也提及了这个“conjoncture”（势能）概念。并且，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也正是生成的构想将建构与解构、结构与势能（conjoncture）放在了辩证的（也就是说，冲突的、矛盾的）关系之中”。显然，这个“conjoncture”（势能）概念是与解构相近的动态结构。

为什么列斐伏尔会将历史性生成和结构概念的讨论，置于他解读《资本论》的前置方法论的最前面？依我的理解，这并非完全出自列斐伏尔的主观想法，而是法国学界当时面临的思想博弈现状。列斐伏尔自己说，萨特（J.-P.Sartre）在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种历史生成性的观念的，然而，他却是“针对主体或历史主体的研究出发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法国结构主义的领军人，他同样自称为马克思的继承者”，他则是在语言的话语运作中凸显了结构的观念。列斐伏尔当然想在理解马克思的观念中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可是，在过去学界的直观印象中，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理解较多地集中于源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总体人”和异化的概念，这听上去与当下讨论的生成性—结构很难挂上钩。这可能也是他选择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原因。实际上，列斐伏尔这里故意没有提及的还有一位他的法兰西同胞，即阿尔都塞，1965年，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用结构化的症候阅读法进入到对马克思经济学构境的解读，并引起了轰动。而在这种理论效应中，阿尔都塞的公开旗帜，就是批判列斐伏尔手中的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我猜测，这应该是列斐伏尔这里的真正理论对手。然而，列斐伏尔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是，虽然是应对当下学界的思想动态，可是在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田野细读后，他会逐渐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所征服，这在他逻辑无意识层面生成了全新的思考逻辑。

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方式

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列斐伏尔在此提出的问题了：《资本论》“在什么程度上，并且马克思如何使用了结构概念（notion de structure）”？这显然是在针对阿尔都塞。不过，列斐伏尔在这里的回答是复杂的。他说，“我们将表明，马克思使用了三个基本概念：结构、形式、功能（celle de structure,celle de forme,celle de fonction）。马克思在相同的名义下使用这三个概念，将它们置于平等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在《资本论》中，并非只是今天人们凸显出来的结构概念，而且存在着一种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复杂的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功能形式中历史性生成出特定经济结构的过程。可是，列斐伏尔明确指出，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该避免像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那样，绝对化马克思思想中的某一种因素，“赋予一个概念——或结构或功能或形式——以优先地位都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从而导致一种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因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结构、形式和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会是一个完整的辩证关系。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趣的是，列斐伏尔在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前，先隐晦地提及了自己原先十分熟悉的《1844年手稿》，现在他说，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当时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转变”（transformation）的想法，“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种转变将结束人的存在的一切异化（toutes les aliénations）、通过阻止人的存在的充分发展来阻碍人的存在发展的一切东西，这种人的存在被认为是社会的存在”，可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转变是不可能通过一种哲学的教谕（décret philosophique）来得以实现的”。听起来，列斐伏尔好像是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一种转变。因为在《资本论》中，列斐伏尔第一次很深地体知到了方法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将历史生成性与结构结合起来的历时性图式中的生成性的结构［Structure du devenir (schéma diachronique)］。这是列斐伏尔此文第二目的标题。显然，仔细去想，列斐伏尔这里是同时将萨特、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当作三种片面的深刻性整合起来，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作战方案。不过，列斐伏尔这一次对《资本论》的研究的确有新的重要发现，因为，这种所谓的历史生成的结构，也就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中最关键的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当然，这并不是说列斐伏尔到此时才第一次提及生产方式的概念，而是他有可能第一次透彻地理解了从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出发去观察世界的方法论意义。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他已经开始注意到生产方式的范畴。从物质生产方式历史性地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态筑模的历史发生、发展和消亡，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我以为，正因为找到了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线索，促使列斐伏尔自己在方法论上的转变。无论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从历史性发生的生产方式去观察一个社会断面，思考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也就会逐渐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话语统摄。这一点，我们会慢慢地在列斐伏尔的思想进程中看到。

首先，生产方式的一般定义。列斐伏尔分析说，“对马克思来说，一种生产方式是什么呢？这个词指示着一种社会，这种社会被社会关系（rapports sociaux）所表征，社会关系自身则被生产关系（rapports de production）所决定”。这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系统。这是对的。然而，列斐伏尔却没有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突出强调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表征的“怎样生产”（Wie sie produzieren）的功能性构序特征。具体说：

生产关系需要一定劳动的技术分工（division technique du travail）、一种与物质自然一并考虑的社会关系的组织，简单说，也就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作为条件。生产关系还将一种劳动的社会分工（division sociale du travail），也就是说，一些指挥的、知识的、管理的功能，加入到这种劳动的技术分工之中。在自然方面的社会行动上，人的本质的行动形式互相叠加，在这个社会的中心一些叠加在另一些之上。由此，从社会分工的双重层面上出发，技术的和社会的，生产关系得到定义。以一定水平的生产力为条件，生产关系自身就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之条件。一些被定义的生产关系倾向于组成一个具有一种凝聚力和一种内在一致性的社会整体，这构成了一个总体（totalité）：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

这是列斐伏尔此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也是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以来，第一次真正聚焦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我觉得，这大体上是正确的复构。应该指出，列斐伏尔用两种不同的“division”（分工）来说明生产关系的本质，多少是不精准的。因为，分工特别是劳动分工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当列斐伏尔用“劳动的技术分工”来说明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的技能合作关系，而用“劳动的社会分工”来指认技能关系之上的“指挥的、知识的、管理的功能”时，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实际上，依列斐伏尔自己在文章一开始的引导性讨论中，他已经指出了存在于黑格尔—马克思思想中那种超出直观对象的“生成性结构”，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中，生产方式恰恰是这种“怎样生产”的历史性生成结构：一是在社会生活面对的实体性物质生产资料背后，发现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物相化活动；二是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再提炼出生产构序功能水平的生产力；三是指认生产力的本质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质性，而这种生产塑形和构序活动的发生，必然依存于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劳作中构成的技能合作关系赋型；四是这双重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的结合方式也就构成一个时代中特有的“历史性的生成结构”——生产方式；五是生产方式的转换和变迁就是社会历史的本质。在认识世界和观察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坚持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出发的原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我以为，无论列斐伏尔的理论复构是否精准，他多少直觉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方法中的科学逻辑。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进步。这对于列斐伏尔之后的整个思想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并将他思想中原有的人本主义话语与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的矛盾势能结构倒转起来，历史唯物主义那种从现实出发的思路逐渐地开始占上风。

其次，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这一方法论中的领悟，对列斐伏尔来说是最重要的认识进步。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区分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le mode production asiatique）、原始共同体（la communauté primitive）、奴隶制、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个线性接续的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图式，因为这同时涵盖了马克思对欧洲和东方社会不同生产方式的关注，例如，这里的“la communauté primitive”（原始共同体）并不是指奴隶制之前的人类原始社会，而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的同时存在于欧洲古代和世界各地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生活；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是长存于亚洲各国特殊的社会定在和发展形式，它也不会成为欧洲社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中的必经环节。在对这些社会历史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中，我们会看到列斐伏尔那个抽象的人学逻辑越来越难立足。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将历史上出现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主要界划为两种：第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生产方式。列斐伏尔说：

在封建的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 féodal）中，就已经存在一种生产的活动（activité productive）了；农业生产（便随着一种劳动分工和一种自身的组织）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表征这个社会的，却是人的依赖关系（rapports personnels de dépendance）。所有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des rapports entre les personnes）”（《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

这是说，在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基于农业生产活动，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这是封建等级制下完全“透明”（transparente）的阶级压迫关系。这个“transparente”（透明），是说社会阶级等级结构的直接显现，皇族的显贵和平民的低贱，都是娘胎里带来的血亲关系，没有任何故意的遮蔽。也因为这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观点的复构，所以，需要指出这种表述中的不精确。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中所指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列斐伏尔这里所讲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生的劳动交换关系。二是，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全面发展”三大社会形式的讨论并非出现在《资本论》，而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在那里，马克思并非在说明不同生产方式的异质性，而主要集中分析以不同的社会关系质性区分的社会形式。其中，作为第一种社会形式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并不仅仅专指“mode de production féodal”（封建的生产方式），而且是泛指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基于自然经济的奴隶制、封建制条件下所有直接血亲关系中人对人的宗法式依存关系。这也说明，列斐伏尔此时对《资本论》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随意性造成的硬伤。

第二，物的依赖性的生产方式。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还指认了一种不同于人的依赖性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经济的优先性。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本质的特征是资本关系，即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盘剥关系，经济的优先性只是这种生产关系赋型的外部现象。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想要表明，经济学的决定性始于资本主义，且表征资本主义。正是资产阶级为了从中获利才建构了这种经济优先性（primat de l’économique）”。如果是批评第二国际以来将历史唯物主义误认为经济决定论，指认“primat de l’économique”（经济优先性）的历史性，这无疑是正确的。列斐伏尔说，相对于前述人的直接依赖关系中专制社会压迫和奴役的“透明”：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透明的社会（société non transparente）。何以见得？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choses）、并且以这些物——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为中介。更为复杂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更为发达，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昏暗的、矛盾着的，直到组成它的一致性的东西之中。通过从现在出发的时间的回溯（倒退地，régressivement），然后追寻现在的发生（前进地，progressivement），这种分析发现了这些显著的特点。

列斐伏尔这里对马克思第二大社会形式——物的依赖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复构。他认为，这正是马克思先“回溯式”地追寻到过去发生的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然后才“前进式”地找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的依赖性”。仔细去想，此处列斐伏尔指认的“回溯—前进法”（1953）的话语格式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因为它已经从一种社会学的实证历史描述转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正是这种人的关系畸变为物的关系中介后的复杂经济优先性，才使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关系变得昏暗和不透明，这里的不透明，意指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表面上的公正、平等和自由背后，掩盖着实质性的不公正、不平等和不自由；而昏暗的矛盾，则是指可见的资本家与工人的等价交换背后，却遮蔽着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的合法经济剥削。这是一个深刻的说法。由此，列斐伏尔也找到了自己那个“回溯—前进法”（régressif-progressif）在《资本论》中的落脚之处。我以为，列斐伏尔此处没有内省的问题是，他指认的马克思第一种“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并不是本真性的社会生活状况，而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曾在”，如果从人对人的依附关系走向第二种“物的依赖性关系”是一种异化，那么，他的“回溯”与“前进”就不是一种人本主义的逻辑推演和编码，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过程。这已经在解构他自己仍然坚持的人本主义话语。列斐伏尔显然没有深入到这一更深的思想构境层。

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观察中，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接续或者断裂，这是由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生产关系赋型的并存现象，比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最早萌发于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末期，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恰恰是通过让原先存在的生产关系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所以，马克思才会指认一个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资本是普照的光”等重要问题。也由此，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在自己的历史分析中不仅仅使用一个孤立的“历史生成性”或者“结构”概念，而且是同时使用诸如“层级、渐进性、趋势、总体概念，以及同样的形式、结构与功能概念（de niveau, de gradualité, de tendance, de totalité, et aussi ceux de forme, de fonction, de structure）”。这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有它革命性的质变，也会有渐进性的量变，这使得不同生产关系赋型处于不同强弱的结构化功能作用层级之中，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赋型成为一个时代的客观历史趋势时，才会生成决定社会生活基本质性的总体性功能，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形式、结构和功能概念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必须面对的复杂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列斐伏尔指证的马克思这一重要观点，也不是出自《资本论》，而是作为复杂思想实验的《大纲》。

应该指出，列斐伏尔在这里对马克思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和“三大社会形式”的理解，有可能是他真正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开始。我推测，这可能会是之后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历史性地分析欧洲城市发生、发展全程的方法论参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逻辑质变节点。

第三，生产方式的共时性分析。列斐伏尔说，在马克思那里，除去对生产方式的一般历史分析之外，也存在一种共时性的层级讨论，这就是一定生产方式中复杂的社会结构断面的模型。列斐伏尔告诉我们，上面他指认的“niveau”（层级）的概念，也可以运用于对一个生产方式的共时性观察之中，它会更微观地表现为不同社会关系赋型因素在“社会构造的层阶（étage）叠加”，这同样是一个功能性的活动结构。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共时性结构图式中：

首先是基础（base），也就是劳动的组织和分工。接着是构成了结构（structure）——确切地说是社会的结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最后，处于顶端的是不可分割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超结构（superstructures）。这种图式（schéma）垂直地而非水平地布展开来。

不难发现，这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那个关于经济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比喻的改写。这里有两个可以商榷的地方：一是也因为列斐伏尔错误地承袭了第二国际以来对马克思这一观点的误认，所以才会将这一特定历史指称的结构泛化到全部历史中去。因为，这个比喻并非一般生产方式的通用“社会构造的层阶（étage）叠加”图式，意识形态绝不可能出现在没有阶级统治的原始社会生活之中。二是列斐伏尔无意中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直接比作整个社会结构，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生产方式作为“怎样生产”的功能构序方式，只是集中于生产力构序与生产关系赋型的历史结合势能，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共时性结构。

我们看到，为了便于理解，列斐伏尔还贴心地给出了一个十分直观的示意图：

生产技术依列斐伏尔的描述，这里的生产方式的“base”（基础）是生产的技术，这与马克思原来的构境显然已经不同了，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即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历史性出现的社会分工之上生成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现在成了生产方式的中间“structure”（结构），这两个功能性的关系性结构，构成了列斐伏尔眼中生产方式的本体，再往上，则是作为“superstructures”（超结构）的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一类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关系结构。显然，这已经是列斐伏尔自己的过度诠释了。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他并没有使用如此之多的结构概念，这是列斐伏尔在受到当时结构主义思潮冲击后特有的不良逻辑反应。当斯特凡·基普费尔等人表扬列斐伏尔“拒绝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时髦，拒绝追随随后出现的一拨有媒体头脑的新哲学家”时，他们是正确的，可他们恐怕也没有看到列斐伏尔当时在思想中这种无奈的应对。

三、《资本论》的复杂理论逻辑

前面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的原则性讨论，目的是要进入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该看到，这时进入《资本论》的列斐伏尔，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充满激情的人本主义形象，并且，与当时红得发紫的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相比，这也会生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解读路径了。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里列斐伏尔是以“交换价值”（La valeur d’échange）作为《资本论》理论复构的入口。这是他此文第三目的标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正确的起点。

首先，商品的两种现实关系赋型的不同在场。因为在上述关于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列斐伏尔很深地体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本质，所以，在他进入《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时，就较快地抓住了经济物象背后的客观经济关系本质。这当然也使列斐伏尔在逻辑无意识中不自觉地远离抽象的人本学逻辑。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论》中，“对于马克思来说，各种活动（各种劳动，这种或那种的劳动的技术和社会分工中）的产品，在交换中采取了一种与它们的物质性和使用性（de leur matérialité et de leur usage）十分不同的社会和精神（mentale）形式”。这是非常精准的判断。这里的关键词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关系。如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透视中，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各种“matérialité”（物质性）对象，都是各种劳动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具有特定“usage”（使用功能）的产品，那么，当这些产品进入商品交换关系场境中以后，它们则呈现出一种与自身的物质性和使用性形式（使用价值）不同的社会形式（价值—货币—资本）和精神形式（经济拜物教）。这里，我们看到了列斐伏尔对马克思《资本论》中“Forme”（形式）概念的突出使用。令人感叹的是，列斐伏尔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竟然用一句话就概括了马克思整个《资本论》中超出经济学语境批判话语的理论构序核心。列斐伏尔依托文本更加细致地复述说：

商品具有双重面孔（double face）：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二节）。商品同时就是两种物（deux choses）：具有效用性的对象（objets d’utilité）和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商品的形式内嵌着某种关系——在市场上，每一个对象与其他所有可交换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从两个商品之间的抽象（abstrait entre deux marchandises）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来被分析被发现的。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提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每一个商品（比如马克思经常列举的木桌）都有着双重面孔：一是可见的作为“objets d’utilité”（效用对象）的使用价值，一张木制桌子可以放置物品，可以在上面吃饭、看书，它的实用功能对应于上述面对我们生活功用性的具体的劳动；二是非直观的特殊经济质的价值（“交换价值”），桌子在商店中标有一定的价格，即变卖关系场境中的“值多少钱”，后者作为商品交换中被现实抽象出来的价值（对象化的抽象劳动）关系被透视。这正是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线索。列斐伏尔认为，人们容易忽视的方面，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价值形式和结构”（la structure et la forme de la valeur）的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对象，都是通过这种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价值形式和结构，获得了一种通约的商品链（l’enchainement des marchandises），这种关联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观念词语链（l’enchanement des mots dans le langage）是高度相似的。这里的“l’enchainement des marchandises”（商品链），已经不再是自然存在系统中的原初状态，比如制作桌子的木料在原始森林中的生态负熵进程，而是依社会财富的相关势能建立起来的全新“物的体系”，有如制作出来的桌子与椅子，与整个家居的空间场境的关系，以及在商业市场中的价位。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话语编码系统，也是这种交换关系赋型的产物。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到，列斐伏尔在刻意区分形式概念与结构概念的差异性，在《资本论》中，经济结构是不同交换关系和价值形式的复杂整合结果。展开说：

在价值的“崇高现实”（réalité sublime）中，所有的商品勾连成链（marchandises s’enchainent）。存在着一种商品之间的语言（langue des marchandises，《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交换价值的形式、功能与结构与语言的形式、功能与结构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商品就构建一个同时是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世界。“价值的一般形式，以其结构表明，它就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达。”商品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体现着、象征着和总体化着（incarne, symbolise et totalise）商品的无限序列的世界。

这是列斐伏尔自己话语复构中一段极有深度的概括。一是商品的价值关系生成了普遍联系起来的商品链，它建构了一种超出一般物质现实在场的“réalité sublime”（崇高现实）在场。这里的打引号的“sublime”（崇高），不是真的崇高伟大之意，而应该会关联于后面即将点破的神秘的经济拜物教对象。实际上，列斐伏尔并不知道，这已经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深化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这种商品中超出一般物质现实的经济质，恰恰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物”。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原话来说，即是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我们提及的这张普通的木桌，一旦成为商品，就立刻变成了头足倒置跳舞的神秘物。这里出现的“réalité sublime”（崇高现实）是一个深刻的比喻。然而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相似的说法。有趣的是，后来齐泽克也使用了相同的比喻。这里还应该指出的问题为，列斐伏尔自己忘记的事情，是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将价值关系指认为最初的经济关系异化。这显然是远离人本学逻辑的结果。二是价值关系就像商品的话语，它的形式、结构和功能与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的经济拜物教话语是同质性的。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编码正是由商品交换关系赋型所规制的。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极其深刻地捕捉和阐释了这一重要观点，并直接影响到阿多诺。

其次，作为一般商品镜像关系的货币。列斐伏尔说，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价值关系赋型在交换活动现实抽象出来的“崇高现实”中的到场是不可见的，所以，在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价值关系的一般形式塑形也就以可见的物性货币直接到场，充当起交换的上手性的中介和工具。

通过价值的一般形式形变为货币形式（forme monétaire），“一步一步地，金就作为商品的等价物而发生着作用”。这个世界是一个稀奇的倒影世界（monde de reflets），里面的每一“物”都是所有别的东西的镜像（miroir），都映照出它们、反射着它们。商品世界，以其逻辑和语言，于是被看作被相信为透明的。然而，它却不过是更为阴暗的。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忘记了社会劳动（travail social），尽管每个商品以及组合在一起的所有商品都不过是社会劳动的产品，尽管每一价值都表达了社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整个社会部署着社会劳动）。

作为商品间交换公约等价物的第三者——货币，正是无形的价值形式最终到场的颠倒方式，因为，在最初的商品交换中，一个商品的价值形式开始有可能是通过另一商品表现出来，比如小麦的价值通过一件上衣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在商品交换的进程中，这种充当价值等价物的商品，逐渐转化为某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开始可能是骨片或石子，然后是耐磨的金属，最后才归属为金银等贵金属。于是，价值关系以不是它自身的特定价值形式——货币，颠倒地表现出来。可正是这种颠倒，使价值关系获得可见的“miroir”（镜像指认），这是马克思所指认的经济关系事物化的结果，这本身也是列斐伏尔自己没有提及的经济关系异化的进一步加剧，由此，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王国呈现为一个颠倒的经济物相化的“monde de reflets”（倒影世界）。在这个看起来透明为金的存在者世界里，金钱关系的强大赋型功能畸变成了财富一般，“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一种可以统治一切的神奇构序符码。这里，列斐伏尔还提到作为金钱“第二级别的符号：银行票据、汇票、支票”（billets de banque, traites, chèques）。这一点，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专门讨论的。列斐伏尔同样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大纲》中将其指认为货币权力的异化。可是，人们恰恰遗忘了生成这些颠倒为经济事物的商品价值形式和货币（资本）关系的劳动，这种劳动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工序现实抽象而成的“travail social”（社会劳动=抽象劳动）。这也是列斐伏尔对上述资产阶级世界虚假透明性的进一步说明。

再次，《资本论》中的经济拜物教批判。这是列斐伏尔从1936年在《意识的神秘性：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中就开始注意到的方面。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正是基于上述这种现象学式的透视，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事物自发返熵运动中的颠倒物象之上的观念表象系统：

这种表象（apparence）倾向于抹掉它所掩饰（recouvrir）和伪造（supposer）的现实。正是商品提供了形式、语言、社会的镜子（miroir），然而却没有提供十分本质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一直持续到理论计划上的分析撕掉它的面纱，一直持续到实践中的一种新社会将其彻底的社会现实交还给劳动。在资本主义里，这种表象变为了现实（L’apparence devient réalité）。于是，商品的世界和语言占据了主导。

这个镜子式的“apparence”（表象），应该同时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镜像：一是商品的价值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不是它自身的金钱，这是一个客观发生的经济关系畸变；二是现在金钱（资本）关系的世界之上生成的经济拜物教话语占据了上风。由此，马克思才指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中，虚假的颠倒镜像就成了现实，货币变成了财富一般，并在转换为资本关系中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而创造财富的社会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则被深深地隐匿起来。这就必然产生看不到商品价值关系、货币和资本关系是无产阶级现实劳动事物化颠倒和异化本质的幻象，金钱成了世俗生活中的上帝，在人们的观念中普遍生成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经济拜物教。列斐伏尔说：

这种拜物教（fétichisme）以生产物、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来替代生产者（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论商品的拜物教）。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商品并不仅仅构建一种被说的语言，一种在社会的积极的（生产性的）人的存在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交换的语言。由于拥有一种物质现实（réalité matérielle），商品也有一些与书写一样的相同点。社会关系变得晦涩不明（Les rapports sociaux devenant obscurs），因为通过物和物所采取的形式之虚假的清楚透明性，社会关系被盲目地压缩，所以劳动的每一个产品都变成了一个极其难解的天书符号（hiéroglyphe）。

这的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一章中讨论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经济拜物教。这种表现为“hiéroglyphe”（天书符号）经济拜物教，实质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所盘剥的社会关系遮蔽起来。看起来十分清楚透明的物与物的平等交换背后，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和阶级压迫关系。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

再其次，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构。我觉得，这是列斐伏尔概要地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一般描述。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的构序力量是占据决定性地位的。列斐伏尔说，“在这种社会中，认识、艺术、道德、国家本身，也就是说各种意识形态和制度，都将从属于经济（subordonnées à l’économique），并且都将只能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加以理解”。并且，这种经济力量成为主导性决定因素的现象是历史发生的，因为“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情况都并未如此”。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论观点。但列斐伏尔没有注意到，如果这种观点反映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时，承认经济力量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主导因素，已经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将这种特殊的社会规律泛化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正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的错误。

二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农业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基于全新的工业生产之上，“在资本主义中，农业生产变得首先从属于商业，其次从属于资产阶级所管理的工业生产。农业一开始是占主导的，而现在则是被主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现在只拥有一种功能，现在只代表社会的一个部门、一个越来越不能与主导的部门保持一致的部门”。这是对的。列斐伏尔没有更深地理解到，农业生产的本质仍然是劳动依存于自然负熵进程中的优选和辅助作用，而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则给予了自然物质全新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有序性。

三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生成。列斐伏尔说，欧洲资本主义的初始形态是商业资本主义（capitalisme commercial），开始，“在国内和世界市场方面，它带有商人以及商品生产者之间竞争的特点。逐渐地，市场方面的这种竞争变得从属于资本的竞争（la concurrence des capitaux）”。这种自发性的市场竞争功能，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根本运行机制。并且，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基本对应着这种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

四是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危机四伏的经济运行规律。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了“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银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收入方式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利润、地租和利息，可这些财富都是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后的派生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结构中，由于无序的盲目生产，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产生一种经济学的循环（活跃—萧条）的存在和经济危机的永久威胁。马克思在危机理论中弄清楚了这种‘结构—势能’（structure-conjoncture）的辩证运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消亡的客观原因。

五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自发调节到主动调节的功能性转换。这当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认知对象，而是列斐伏尔自己的新观点了。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在他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像斯密、黑格尔一样，深刻地透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市场经济无序返熵运动中的自发调节性（autorégulation）功能，这种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往往是建立在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损伤之上的，所以马克思才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原先“竞争的资本主义自发而盲目的自动调节必须让位于生产的一种理性的主动的调节（régulation rationnelle et volontaire）。通过拆穿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势能、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功能（fonction），马克思自己允许合理性地向前一跃：计划化（la planification）”。然而，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planification”（计划化），令人吃惊地内嵌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现在“第一点，竞争资本主义已经消失了。第二点，根据国家和部门，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经济语言、计划化、组织合理性已经取代了竞争的资本主义自发而盲目的自动调节”，依列斐伏尔的看法，这是“一种有能力主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段时间的大组织之新资本主义（néocapitalisme de grandes organisations）”。这当然是列斐伏尔对20世纪以来罗斯福新政—凯恩斯革命的肯定，在这里，20世纪出现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国家的方式直接干预市场和全部经济生活。这一看法，可能也会引导列斐伏尔更加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大变化，比如下面我们即将看到的都市化实践和空间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幸存”。

最后，列斐伏尔自己小结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形式、结构和功能概念的运用，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和复杂经济关系的本质之中的，而绝不是结构主义式的孤立强调社会生活的共时性结构。其实，此时他心里想的批判对象，恰恰是在这里没有直接出场的阿尔都塞。因为，在引起巨大轰动的《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简单地用“结构主义”误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一笔迟早要算的理论账。

四、反对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拆卸和重组

1969年，列斐伏尔在《人与社会》第3期上发表了《阿尔都塞的悖论》一文，把矛头直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症候阅读”。在列斐伏尔看来，表面上用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伪饰起来的阿尔都塞，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斯大林教条主义”（Le dogmatisme stalinien）。这是一个深刻的说法。在方法论上，这种教条主义在面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时，则直接表现为简单独断的“断裂说”（la coupure）。这种断裂说，总是轻视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并拒绝承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连续性。在将这种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结构化后的阿尔都塞那里，这就表现为所谓的“认识论（épistémologique）断裂”。

首先，反对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断裂式理解。列斐伏尔说，依阿尔都塞的观点，以1845年为界，之前包括了《1844年手稿》中劳动异化理论的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式，而之后则是科学的方法，这样，他就直接“抛弃、反驳和抹去了异化理论（rejeté, réfuté, écrasé la théorie de l’aliénation）”。这恐怕是列斐伏尔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实际上，阿尔都塞指证青年马克思思想存在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话语是正确的，错误在于，他简单否定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之后思想发展中的合法性。有意思的是，在上述列斐伏尔对《资本论》的解读中，他却没有讨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再次提出的科学的异化理论。以我的猜测，这是列斐伏尔突然掉进《资本论》中那种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现实逻辑的结果，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异化批判话语，在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中，是被马克思刻意遮蔽起来的方面。列斐伏尔认为，在今天的社会批判话语中，“异化概念扮演着一个在认识的和社会的领域之间、在‘生活’和理论建构之间、在否定性和行动之间的中介的转换的角色”。这应该是对的，阿尔都塞的问题在于，用理论上的独断拒绝看到今天在资本主义现实中仍然存在的客观异化关系。但是，列斐伏尔也认为，与马克思原来在宏大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指认的异化现象不同，今天的

异化允许巨大的人群表达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情境（situation），这不止包括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的、分开地或同时地）剥削，而且包括了对越来越严格的社会等级的从属、来自高层的决定的束缚、和被动性。异化概念（或者说，如果我们使用这一话语的话）实现了它的批判功能（fonction critique），也就是显影（révélatrice）。

这是列斐伏尔第一次提及异化批判话语在方法论上的“révélatrice”（显影）功能。我理解，这种显影，就是将被隐匿起来的非直观异化关系重新暴露和显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正是承袭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话语。只不过，与马克思看到的经济剥削中的劳动异化不同，异化批判今天已经在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奴役、被控制的微观情境。这样，才会有更加深入地去观察关于“女人的、学生的、被殖民者的、殖民者的、主人的和工人的”异化等。这是异化批判理论本身的现代转型。并且，列斐伏尔断言，异化理论也是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工具，因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一种理论逻辑异化。

其次，揭露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拆卸和重组。在列斐伏尔看来，在1965年发表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以及他的一些文章中，阿尔都塞对《资本论》进行着一种解蒙太奇和重新蒙太奇（à un dé-montage et à un re-montage）、一种新的切割和一种装配的工作”。这里，列斐伏尔用了电影生产的话语——蒙太奇，以反讽阿尔都塞从精神分析中挪用来的症候阅读法。列斐伏尔对阿尔都塞的这种观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为什么反对阿尔都塞的这种工作呢？因为它在严格的名目下却带入独断（arbitraire）。阿尔都塞，来自权威，宣称《资本论》的第一章不应当被解读成一种开始，而是一种接续（une suite）。而在重组的工作中，它来自这样或别的那样的地方。根据什么权利？第二或第n 种“症候式（symptomale）”阅读就有权改动这些文本吗？主体性取代了对文本的尊重，因为它断言自己的严格性，它宣称自己为完美的“解码”（decodage）。多么滥用的抱负啊！我们不久就将提出作为科学性的最后一个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拼贴”（collage）。

在列斐伏尔看来，阿尔都塞的所谓症候阅读法的实质，缺失了“对文本的尊重”，完全是从独断式的主体性编码去曲解和重组这些文本，这是一种打着科学性旗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任意“collage”（拼贴）。列斐伏尔说，面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文本的直接阅读是基本的条件，任何解读也必须尊重马克思《资本论》原文中的“论证和观念的构序”（l’ordre des arguments et des idées）。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学术研究前提。这是有道理的说法。列斐伏尔说：

人们今天是不是还要理解马克思？需要读《资本论》？当然。然而为什么要读？为谁而读？以何种战略目的？如果我们忽略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延伸这些分析与展示（接受外推的危险）那么还涉及什么呢？就只剩下文学。只剩下书写的游戏（jeux d’écriture）。字面的或症候的，在策略的忧虑之外对马克思的阅读，就只是能为经院哲学（scolastique）。

我以为，列斐伏尔对阿尔都塞的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在今天，我们面对马克思的所有文本，其根本的目的都不能仅仅是还原所谓的“原初语境”，或者纠缠于文献学细节的“jeux d’écriture”（书写游戏），而是获得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以面对现实生活，重读马克思的战略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使之真正成为科学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再次，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走向今天。那么，这里列斐伏尔不同于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看法是什么呢？显然，他没有像上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那样，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逻辑，而是对《资本论》进行了一般的原则性评论，并重点指认出他在《资本论》开辟的理论逻辑基础上向前走的方向。这是一种巧妙的逻辑证伪策略，即相对于阿尔都塞只是停留于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文本，更应该做的事情是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基本方法、立场和观点，运用到对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去。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对于理解20世纪是必要的，但不再足够。他的文本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种手段，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条路、一段历程”。这是表明，我们在今天重新阅读《资本论》，真正的战略任务当然不仅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而且是要依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提供的科学方法，重新面对今天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阿尔都塞满足于马克思对《资本论》中的文本解释，列斐伏尔将《资本论》视作正在行走之上的“一条路和一段历程”。这是正确和机智的判断。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本论》的某些历史结论中。列斐伏尔告诉我们：

《资本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oeuvre inachevée,），只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市场与功能的一种整体展示的分析元素。为了识破最初的细胞、简化的模型和商品的形式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以手工业的小生产（修鞋匠和织布工人的例子）开始分析。这种步骤的轨迹应该是为人熟知再熟知的，没有争议点，但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竞争资本主义中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到新资本主义中的一般利润率与帝国主义（在其中，垄断组织通过政治策略在所有国家的中起作用）的超额利润（surprofits）的形成，是如何过渡的？

列斐伏尔这里对《资本论》的评点基本上是客观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描述了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运行和经济关系转换功能中的一般规律，而今天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中通过金融资本、国际化劳动分工和科学技术积累获得的超额利润，的确超出了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在列斐伏尔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果《资本论》的分析和展示可以扩展到这个范围，一种平均利润率，也即是说，在交换的世界关系框架（le cadre des rapports mondiaux d’échange）下的国家之间的生产率的一种调整就会形成（通过商品与资本经济的交换的途径）。也就是说在货币协定的框架下，一种整体的、因此也是政治的世界性剩余价值（la plus-value mondiale）的再分配也会发生。这些“具有良好设备的”、高有机构成的工业化国家，获得了比它们所生产的整体剩余价值的部分更高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战略的手段）抽取了比他们的资本平均利润更高的利润，无论如何都是巨额的。处于劣势位置的、少“竞争性的”国家，拿到比起他们所生产的巨额剩余价值更少的剩余价值。

这是列斐伏尔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关系，发达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必然得到某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曾预料到的超额利润。同样，马克思也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原先只是出现在一个国家市场内部的资本之间的竞争，现在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它要么“通过一种国家介入（intervention de l’Etat）的方式，相反，要么是通过某些银行（此银行施加它的策略）的统治地位，今天资本主义携带着最高等级的、国际化级别的竞争（la concurrence au niveau le plus élevé, au niveau international）”。这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可能预料到的新情况，今天的资本全球化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历史性地生成大资本之间的国际竞争，以及金融资本、科技力量和劳动的国际化分工条件下的跨国性剩余价值盘剥。

在列斐伏尔看来，除此之外，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新情况：一是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内部，今天的“资本主义，它［通过对市场和动机的研究（études de marché et des motivations）、通过对人群和货币的操纵（la manipulation des gens et de l’argent）、通过广告］获得了某种对市场虽然有限但是真实的统治，这种统治奠定了今天的阶级策略”。这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关注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甚至出现了虚假的消费引导和制约生产的现象，这也是《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不可能涉及的新问题。二是城市成为资本重点布展的结构性空间场所。列斐伏尔说，“发达国家是工业化的，其中的城市现象变成了主导的，既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形成、实现和再分配，也是因为政治的观点（为了权力强有力武装起来或者稍微武装的决策组织）。组成城市的东西，需要被强调，阶级斗争与阶级派别的政治场所。场所（Le lieu），也就是剧场（le theatre）与目的（l’objectif）”。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比较多地讨论了剩余价值在工厂中的生产，可是并没有关注剩余价值的实现主要是在城市空间中完成的，并且，当代资本主义正通过全新的都市化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结构性“lieu”（场所）——社会空间中获得新的发展可能。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嘲笑阿尔都塞的“结构化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中，正好隐匿了一种空间拜物教（fétichisme de l’espace）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并不知道，他的方法论前提，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新生成的“空间的拜物教：脑力的与社会的空间、认识论的空间、结构的空间、严格建立起来的拓扑结构（topologie），从过去中浮现并且力图忽略之的‘拓扑’链（enchainement des topies）、凝固化结晶化的结果整体”。到这里，列斐伏尔还不忘给阿尔都塞补上致命的一刀。因为，结构主义思潮的确可能与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中的共时性布展无意识同质同向，但阿尔都塞并不能理解，将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enchainement des topies”（拓扑链）形而上学地结晶化为一种教条主义观念，则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特有的“fétichisme de l’espace”（空间拜物教）。列斐伏尔这里突然对拓扑学概念的援引，已经预示着他将进行的社会空间关系拓扑场境的思考。由此，列斐伏尔恶毒地说，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的“‘症候的’阅读暴露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症（schizoidie）”。阿尔都塞以为自己在精致地解读《资本论》，实际上，他在远离《资本论》的精髓：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这种现实，就是列斐伏尔即将全面展开讨论的资产阶级都市化实践与空间生产。我之所以指证列斐伏尔此处话语中内嵌着某种“恶毒”，也因为阿尔都塞的确患有精神疾病。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