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资本论》作为“对当代世界发展具有典范意义的优秀作品”而持续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并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资本论》的阐释工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之义，还是一项事关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资本论》的阐释不仅要在“用眼—用脑—用心”的框架中系统梳理“作者—作品—世界”的逻辑与关系，还要正确运用“前结构”“语言”“间距”和“理解的循环”等条件来开展。总体而言，《资本论》的阐释既要遵循诠释学的一般原则，还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展开具体阐释工作。在坚守唯物主义立场、善用辩证方法的过程中，恪守现实性、历史性、社会性、人民性和批判性等原则，以积极探求马克思的“原意”、分析《资本论》文本的“原义”。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资本论》的阐释依然要以面向现实问题、面向经典文本的自觉积极推动《资本论》与现实的“对话”,充分呈现文本与思想、历史与未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以激活《资本论》的“生命力”。

关键词：《资本论》；阐释原则；文本与思想；现实与问题

马克思思想无疑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资本论》就是对这一判定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证明。要深刻领会马克思思想的奥义，就无法避开对于《资本论》的理解。或者说，《资本论》是马克思思想的集中体现。虽然不能武断地声称不读《资本论》就不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一定可以说不读《资本论》就难以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程度。随着社会历史不断发展，资本主义治理困境不断呈现、系统性危机频繁爆发，各种救世之方也随之纷纷出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人们发现只有《资本论》才给出了兼具科学性、彻底性和有效性于一体的救世良方。正因如此，《资本论》的“热度”往往与资本主义危机呈正相关。人们在经济繁荣的阶段是不会想起《资本论》的，资产阶级妄图以“沉默”的态度将其逐渐遗忘，无产阶级也无暇对这部巨著给予过多关注。而危机一旦爆发并扩散开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各种版本的《资本论》纷纷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中，谈论《资本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活动。

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至今，一代代学人展开了《资本论》的阐释与研究工作。恩格斯、列宁、伯恩施坦、希法亭、卢森堡、斯威齐、庞巴维克、阿尔都塞、哈维、广松涉、郭大力和王亚南等都在《资本论》的阐释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纵观《资本论》的阐释史，按照马克思的道路原原本本阐释《资本论》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修正、反对的“杂音”。可以说，一部《资本论》的阐释史，其实就是一部《资本论》的保卫史、修正史或反对史。本文结合《资本论》的阐释过程，就阐释的必要与可能、阐释的条件与限度、阐释的原则与方法、阐释的未来空间等问题展开分析，以期为《资本论》的阐释工作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学理支援。

一、《资本论》阐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讨论《资本论》的阐释问题，首先就要回应《资本论》为何需要阐释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被我们当作一个无需说明的问题而自觉地贯彻到了具体实践之中。《资本论》的阐释何以必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广大读者与《资本论》的“接触”。在与《资本论》的接触过程中，首先就要将《资本论》的文本内容、思想意涵和理论贡献等分析并呈现出来，这实际上也就不自觉地涉及了介绍、理解、表达和阐释等相关问题。当然，阐释《资本论》之所以必要，更为简单且粗暴的原因还在于《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已然离世，《资本论》的核心意旨、文本意义等都无法通过它的作者之口道说而出。这就需要读者“必须从文本自身出发理解文本”,以领悟并提炼出马克思的所言、所思与所想。除此之外，《资本论》阐释的必要性还在于它在时代洪流的冲刷中依然葆有旺盛的生命力。作为“对当代世界发展具有典范意义的优秀作品”,《资本论》堪称解答“时代之问”与“历史之谜”的钥匙。《资本论》从总体上审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最彻底、最周密的批判。它的论域不仅关涉资本主义的“前史”,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揭示而深刻呈现了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及其“病灶”,以此深入挖掘和理性预测了一系列“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易言之，《资本论》作为一个“跨时代的文本”,它的诸多原理和核心判定在时代巨变的今天依旧被视为是正确的，它的社会批判之法和历史发展之方依旧有效地指导着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实践。据此而论，阐释《资本论》就是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凸显《资本论》的文本意义和唤醒它的时代价值的必经之途。

如果将《资本论》视为“为阅读而写作”的经典文本的话，那所有的读者就必须“用眼”“用脑”和“用心”来梳理作者(马克思)、作品(《资本论》)和世界的关系。《资本论》意欲“表达的意思通过白纸黑字，清楚明了地摆在人们面前”,这就要求读者“用眼”去识别、阅读相关的文字。“用眼”既是《资本论》阐释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阐释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在《资本论》的阐释过程中，“用眼”在于强调阅读和观察，需要将《资本论》所承载的文字内容转换成读者能够普遍接受、广泛认可的语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就要将“德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的《资本论》文本转化为“中文版”;对于英国读者而言，也需要将“德文版”和“法文版”的《资本论》文本转化为“英文版”;对于俄罗斯读者而言，上述系列版本的《资本论》也必须转化为“俄文版”……在符合读者语言习惯和阅读能力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资本论》表达的“本土化”。“用脑”则是因为文本意义并非完全透明，作者的思想与文字表达之间也存在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鸿沟”。对于《资本论》而言，它的研究对象、最终目的、革命立场和方法遵循等虽然在文本中都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表述，但更多的意涵和内容并不是可以靠直观就能够完成的。欲完整而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语义表达，不仅要“用脑”去深入思考《资本论》创作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等问题，还要“用脑”去全面挖掘马克思创作、思考过程中的文学、政治学、数学、农学、化学和教育学等知识积淀。“用脑”就是要求读者在阅读《资本论》的基础上展开“头脑风暴”,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写作意图和《资本论》的文本结构、理论逻辑和社会影响。《资本论》的阐释还必须“用心”来领悟该文本的意义，因为这一文本不仅为我们呈现了语言这一“指称对象整体世界的符号系统”,还蕴藏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历史深意。此外，这一文本还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意义”和“影响”往往“只出现在个人的心灵之中”,这就决定了它们无法单纯地依靠思考的力量进行推理，而必须“以理解者自身的‘体验’为中介”来达到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用心”来展开《资本论》的阐释工作，不仅是在更宽广的视域中透析《资本论》的表象与内在，还要在更高层级上理解《资本论》之于人类社会的卓越贡献与历史意义。总而言之，在“用眼—用脑—用心”的框架中深刻梳理“作者—作品—世界”的逻辑与关系，“用眼”来观察并接受《资本论》的语言信息和符号系统，“用脑”来思考并挖掘《资本论》的语义表达和文本内涵，“用心”来感受并体悟《资本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影响，这是《资本论》的阐释得以可能的关键缘由。

二、《资本论》阐释的条件及其限度

《资本论》的阐释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一系列条件方能达成。按照诠释学(释义学)的说法，一切阐释工作都涉及理解和表达等问题，而理解和表达又要紧密依靠诸如“前结构”“语言”“间距”和“理解的循环”等条件。这些条件既是《资本论》阐释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也一定程度是阐释工作能否出色完成的关键。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通过对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分析而洞察到了“真实理解”的可能所在，即“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Vorhabe)、前见(Vorsicht)和前把握(Vorgriff)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据此看来，“前有”“前见”和“前把握”均在“前结构”之列。在具体实操层面，“前见、传统、权威”往往就被视为诠释学前结构的三个重要因素。“前见”就是阐释主体在阐释和理解工作展开之前就既有的意识结构、基本立场、视域境界、先在意见、知识含量、主观目的和心理预设等“先入为主”的系列前期储备，它们对于阐释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阐释工作具有较大的主观性，阐释者的主体立场、工具使用、话语表达、意义归纳和风俗习惯等都会直接影响文本阐释的效果。以《资本论》的阐释为例，作为“正统派”的恩格斯和列宁在保卫、阐扬和应用《资本论》方面贡献卓越，他们对于《资本论》的阐释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的。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则在阐释《资本论》的过程中对这一经典文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边际学派则进行了“终结”《资本论》基础理论的尝试。不仅如此，不同学科背景的阐释者所“读出”的《资本论》也是大相径庭的。哲学背景的阐释者所看到的《资本论》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哲学著作，不仅一系列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固定资本和生息资本等)都带有浓厚的哲学内涵，而且《资本论》还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和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深层的存在论解释”。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背景的阐释者则认为《资本论》的哲学阐释是“通过模糊马克思使用的某些概念、曲解他的经济学方法、歪曲某些引文的含义实现的”,哲学阐释会遮蔽、消解《资本论》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资本论》只能是一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案例”其实就是在阐释者个人立场、观点和目的等“前见”牵引下的结果，也就塑造了《资本论》的多重学术路径和理论形象。此外，“权威”和“传统”也会影响具体的阐释工作。“权威”既有权力、威慑和统治之意，也有威望、服从和认可之理。在认识的初始阶段，由于对事物缺乏基本了解，人们往往会从权威处寻求认知的灵感和思路。在《资本论》的阐释过程中，初学者往往都要参阅学界权威人士的“解读”来理解这一晦涩的文本，于是乎各种《资本论》的解读本、各种《资本论》的研究论文也就收获了一定量的拥趸。“权威所说的东西并不是无理性的和随心所欲的，而是原则上可以被认可接受的。这就是教师、上级、专家所要求的权威的本质。”依此看来，遵从权威的阐释有其合理性，《资本论》的阐释也必须充分尊重权威解读。然而，“权威的过失在于根本不让我们使用自己的理性”。权威对于自身主体性、自我理性的干扰和屏蔽也会影响《资本论》阐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被权威“牵着鼻子走”也存在偏离正确航向的风险。由于“流传和习俗而奉为神圣的东西”的“传统”,它在本质上就是“保存(Bewahrung)”。“传统”在《资本论》的阐释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历史继承性的体现。沿着马克思的传统、《资本论》阐释史上的传统，就成了持续推进相关阐释工作的一条重要思路。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权威”,“传统”也会造成《资本论》阐释的路径依赖。“前见、传统、权威”这些“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同时也对《资本论》的科学阐释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

“文本是表达作者思想的物质符号系统，阅读某一文本首先要掌握该文本使用的语言，否则理解不可能发生。”人作为一种“具有语言的生物”,他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能够运用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交流、完成表达和达成理解。“语言一直被传统哲学视为工具性的思想交流媒介，由理性的人在使用它。与作为主宰的理性相比，语言虽然还没有总是降至供驱使的仆役地位，但语言作为人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哲学史上却是深入人心的观念。”语言就是理解与阐释的重要条件，“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一切理解现象，一切构成所谓诠释学对象的理解和误解现象都表现为语言现象”。《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就是要重点围绕“语言”做文章，以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围绕“语言”问题，除了要将《资本论》的语言转化为读者能够纯熟阅读的表达形式(即翻译)外，还要深入挖掘《资本论》中蕴藏着的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东西”和马克思“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I版和中文II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1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就是中国读者研究《资本论》最为依仗的语言材料。当然，对于这些语言材料的态度就应该是将其视为权威，但又不能盲从权威。因为这些语言材料是中国翻译家、学者按照马克思的原文或者其他版本的文字翻译过来的，一是多少带有一些译者的主观痕迹，二是这些翻译家和学者也未必对马克思文字背后的一系列事件、实践有充足的理解。诚如恩格斯在1893年给姆·尔·科塔尔的信笺中所陈述的那样：“把《资本论》第二卷译成法文这样重要而艰巨的事情，是不可能委托给一位完全不相识的人去做的”,“从事这项工作，除必须对德文有深刻理解外，还必须精通经济学”。其实，事情并不像恩格斯所说的那么简单。对于《资本论》的语言转换(翻译),除了要拥有德语这一个语言工具箱外，还必须熟悉法语、英文，甚至希腊文等。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必须熟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外，还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学、教育学、数学、政治学、生物学、农学和化学等知识背景，如此方才能够深刻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援引、呈现的系列知识。不仅如此，《资本论》的语言转换还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创作过程中的历史与现实，只有这样方能准确理解《资本论》的所言以及《资本论》在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处境。《资本论》所呈现的并不是那百万余言的文字，而是文字背后蕴含的意义。所以，《资本论》的译介并不单是语言游戏。如果只按字面意思直译《资本论》,那这种翻译就可能会“歪曲这些用语的含义”,如此这般不仅“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

在读者与作者、阐释者和被阐释对象、语词与意义、主观和客观之间始终存在一个无法弥合的鸿沟，诠释学将其称之为“间距(Distanz)”。这种“间距”既包括“在所说的东西中说的言语(the saying)的间距”,也包括创作形式和作品风格之间的距离、说话和书写(文字)之间的距离、文本语境与日常语言语境之间的距离、客观理解和自我理解之间的距离。文化间距、时间间距、社会间距和主体间距是阐释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间距”。诠释的目的就在于弥合种种分歧、缩小间距。正是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的要求会被不断地提出，这决定了诠释学具有持续在场特征，同时也决定了一种关于正确理解的反思性活动始终伴随着人类理智活动的始终”。在诠释学的思路里，“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更为简单地说，正是因为诸多间距的存在，才使得诠释、理解显得必要。阐释者就应该尽力增加知识积累、掌握分析工具并以“融合”的思路来修补间距、弥合分歧，乃至消除差异。“融合”并不是将各方因素简单累加而成为一个复合型的阐释思路，它必须有所取舍，经过间距的“过滤”而筛选出一种较为合理的阐释路径。经过间距的筛选，“才能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die wahre Vorurteile)与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die falsche Vorurteile)区分开来”。对于《资本论》的阐释来说亦是如此，追溯到这一文本“赖以发生的那个时代，把握其时代精神，并投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为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提供一种比较全面可靠的解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以此通达《资本论》的“思想深处”。当然，“间距既是理解的条件，也是理解的障碍”。间距的存在加大了阐释工作的难度，对全面、客观、准确的阐释形成了挑战。对于《资本论》的阐释而言，正是因为这些间距的存在使得准确还原马克思意旨存在较大难度。由于当代阐释者并未亲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也未直接体验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历史影响，当代阐释者也就很难真实地映现《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底蕴。由于马克思时代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流传物都在时间的洗礼中逐渐变得陌生，当代阐释者也势必难以全面且精准地捕捉到《资本论》中相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出场的深意。由于不同阐释主体的文化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当代阐释者也未必能够全面地把握《资本论》中的系列理论、文学隐喻和历史典故等。

“从个别理解整体并以整体理解个别”是诠释学的惯用规则和理解的艺术。“不管在修辞学中还是在诠释学中，它都是一种循环的关系。整体得以被意指的对意义的预期是通过以下这点而达到清楚的理解，即从整体出发规定着自己的部分也从它这方面规定着该整体。”可以看出，诠释学就是要在“个别”和“整体”的深度交互中(即沿着“个别→整体→个别”的路线)完成理解工作。诠释学的这种逻辑闭环与黑格尔所谓的圆圈式运动相类似，“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出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它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面每一个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的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在阐释或理解过程中，我们对于某一文本或思想的把握，首先就要对其中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有一个初步了解，如此方能完成从词句到段落，再到通篇的理解。在理解整个文本或思想的意思之后，反过来又能更加深刻地领会每一个用词、每一句表达在支撑文本、表达意旨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对于《资本论》的阐释而言，我们首先就必须清楚这一文本所论述的诸多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的确切含义，然后对经济运行规律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经济规律、经济行为的细致梳理和总体把握而深刻领会各种经济范畴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此外，《资本论》的阐释还必须按照它的写作逻辑展开，先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的阐释之后再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就是按照《资本论》三卷的顺序依次展开理解的方式与进程。在由部分到整体的理解完成之后，再回过头来深刻思考和透彻领悟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等经济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而准确把握商品、货币、资本、机器、工资和信用等一系列经济范畴的实质与效用。“循环论的理解理论和理解的整体主义原则，这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东西，在诠释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诠释的循环避免陷入了‘恶性循环’。”理解的循环启发着《资本论》的阐释不能拘泥于某些“细节”,但又不能不注意“细节”。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合中深究“细节”、把握“总体”,以此实现对《资本论》的正确阐释。

“前结构”“语言”“间距”和“理解的循环”是《资本论》阐释得以顺利展开的条件，但也必须明确“为理解文本而提供的任何一种帮助都有它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它就不再发挥引导与澄清的辅助性作用，而是起与此相反的混乱与歪曲的作用”。正确运用这些条件，助力《资本论》的阐释工作，是正确阅读、有效理解《资本论》的关键所在。

三、《资本论》阐释的立场、原则与方法

《资本论》的阐释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工作，它既要遵循诠释学的一般原则，也要沿着马克思的致思理路展开具体诠释任务。对此，当代的阐释者必须谨遵列宁的“指示”,即“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在坚守唯物主义立场、善用辩证方法的过程中历史性地把握、审视《资本论》的“言”与“思”,以此有效推进《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在“唯物立场—辩证方法—历史视域”的综合中阐释《资本论》,要求恪守现实性、历史性、社会性、人民性和批判性等原则。

(一)在与实践的近距离接触中凸显《资本论》的现实性

《资本论》的阐释首先就要以实践为根底，充分切中现实。虽然阐释或理解都带有鲜明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不是强调阐释者或理解者肆意发挥主观的抽象。其实阐释或理解并不神秘，与其说它们是“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不如说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Teilhabe)”。更准确地说，“当我们试图理解某个文本的时候，我们并非把自身置入作者的灵魂状态中，假如真要说自身置入的话，那么我们是把自己置身于他的意见之中……理解并不是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灵魂的分享，而是对共同意义的参与活动”。马克思的思想延展过程和《资本论》的创作过程都始终贯穿着与各种神秘主义、观念论斗争的线索，扬弃思辨哲学、实证经济学及其形而上学思维，以科学的立场准确切中现实、解释现实并改变现实才是《资本论》最为真实的立论意图。《资本论》的阐释必须给“现实”以充分尊重。这种“现实”既包括《资本论》的现实文本本身，又包括《资本论》得以发生的现实场景。在面向现实文本和面向现实问题的自觉中，积极推动《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这一思路也适用于《资本论》的阐释。《资本论》的阐释必须紧扣“现实性”这一问题，以现实个人及其活动为前提，按照“生活决定意识”的基本原则，深入到“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一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之中，条理清晰地呈现出“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和“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情形及其破解之道。更为具体地说，《资本论》的阐释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牢牢抓住“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以此深入阐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解剖学”。现实性原则在《资本论》的阐释过程中要求阐释者必须透彻了解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现实”。只有在清晰认识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创作的历程和基本思路，也才能真正“参与”到马克思的思想旅程中并“分有”马克思所要阐述的“意义”。不仅如此，现实性原则还要求阐释者必须立足“当下的现实”来展开关于《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资本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深刻揭示了马克思生活时代的社会状况，更在于它的方法和基本原理对于当代问题的指导性作用。这就要求《资本论》的阐释者不仅要结合马克思时代的现实问题展开分析，还要结合当代现实问题来深挖《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二)以历史的眼光精准捕捉经典文本中蕴藏着的历史性

《资本论》的阐释还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以精准捕捉其间蕴藏着的历史性。“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首要的基本原则，是对一切社会关系作历史论述的原则。”恩格斯在为《未来报》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明确指出了马克思历史性原则，即“贯串于全书的历史观念不允许作者把经济规律看做是永恒的真理，而把它仅仅看做是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就此看来，《资本论》的阐释就必须全面展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分析过程并以此敞显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当下《资本论》阐释过程中所抛出的“过时论”“终结论”“趋同论”和“修正论”虽各自有其“成立”的理由，但这些论调无不是无视或忽视“历史性”而得出的草率结论。为顺利展开《资本论》的科学阐释，就必须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阐释方式。因为单纯按照逻辑的方式来分析问题，或许能给出一个合乎推演的方案，但也大概率会沦入思辨主义的窠臼之中。若是只强调按照历史来展开，虽有助于历史的原本呈现，但也可能是对问题历史的复写。《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它所要分析的现实的结构相匹配”。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逻辑首先必须是现实的逻辑、历史的逻辑，而阐释者则要有“《资本论》的结构不是所要研究的现实以及对现实的处理都要服从的逻辑范畴结构”的意识与警觉。《资本论》就是“遵循历史叙事的逻辑而展开的合乎逻辑的历史叙事”,它是“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的统一。在《资本论》的阐释过程中，必须明确“现实的特性是作为‘辩证结构’的《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就能理解和解释《资本论》的逻辑结构”。除此之外，坚守历史性原则来阐释《资本论》,还必须充分阐明这一文本所具有的贯通过往、现在和未来的超越特质。历史不仅关乎过往(过去发生的人和事),还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资本论》的阐释首先必须回顾历史，以更好地领会《资本论》之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地位和重要程度。不仅如此，回顾历史还能够对《资本论》中诸多现象的描述、文学典故的运用等有一个切身的体会。《资本论》的阐释还必须正视当下。历史或存储在记忆里或记录在书本中，未来则存在于设想和展望中，当下才是我们可以深度接触并与之不断交互的时期。《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在“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过程中的创造。按照这一思路，《资本论》就绝不是“精神的奥德赛之旅”,而是“实践的一种具体历史形式的奥德赛之旅”。要在以史为鉴、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在“顾后”和“瞻前”的统一中不断推动《资本论》的阐释工作。

(三)透过千差万别的物象世界洞悉诸多存在的社会性

《资本论》的阐释也要在物象化世界中找寻出社会关系本质，解开物象崇拜之谜。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疯狂造物的时代，也是一个为物所裹挟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时代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的阐释就要直面这一发展阶段及其状况，通过对物化世界的透彻理解而深究其本质内涵。在现实世界中，人的生产生活都围绕一系列“物”展开。商品生产与交换要围绕各式商品体展开，货币流通需要围绕各种等价物展开，资本增殖也要围绕劳动力、资源、机器设备和厂房等展开。加之这些“物”背后流露出的权力关系，物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以至于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个疯狂造物的生产模式转变为一种对物痴迷、崇拜的社会机制。《资本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意图就是要解构这种“物的关系”对于“人的关系”的宰制与遮蔽，继而破除抽象的统治。《资本论》的阐释就要抓住这一线索而深究物象世界背后的本质，清晰地呈现社会存在物的关系性内核。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特定时期的“物”,其实质都不过是“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已。不仅如此，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也充分映现着浓郁的社会关系。“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而《资本论》所述及的人，也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或“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论》的阐释如果只是直观解释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现象的话，势必无法把握住这一经典文本背后的人文关怀和马克思的学术抱负。这就要求《资本论》的阐释必须沿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路线，以此明确“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的弊端，并找到人的关系和物的关系各就其位的方法与道路。《资本论》的阐释就要以“关系”或“社会性”为核心，以此展开对诸多经济现象、现实问题的实质性理解。

(四)观照主体的需求和人民立场充分凸显理论的人民性

《资本论》的阐释需观照人民的主体需求和发展方向，充分领会字里行间的阶级性。与同时代的学者不同，马克思从未标榜自己是中立派，他也从未表现出摇摆派的样子。在著书立说和参与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守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立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自然就有着鲜明的阶级色彩和人民底色。《资本论》所推出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等诸多理论，所要阐明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广大工人阶级压榨、剥削的实际情况。虽然《资本论》并未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直接宣告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随着他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考察而演化的。一旦得出了一个初始的界定，马克思就可以无可估量地拓宽他的研究范围，把关于阶级关系的一些特定的观点包含进来，并自由地在使用价值、价格、价值和阶级关系之间转移，以便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资本论》的阐释要充分理解马克思用经济分析政治、以经济谈阶级的叙事策略，不仅条理清晰地呈现“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还要充分揭示《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只有和马克思一样，坚持人民(无产阶级)立场，才能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立意与追求，也才能向世人展现一个可靠且可信的《资本论》形象。如果背离人民立场来阐释《资本论》,不仅无法透彻理解《资本论》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还会背叛马克思的“初衷”。以凯恩斯、萨缪尔森、霍奇森和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资本论》的时候，资产阶级立场使得他们的研究和阐释都在有意规避现实矛盾、缓和冲突，而最终站到了《资本论》的对立面。这样的阐释对于《资本论》而言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资本论》的阐释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守人民立场，以此体现其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地位与作用，继而让读者充分领略《资本论》的理论魅力。

(五)坚守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并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资本论》的阐释必须坚守辩证的方法，以凸显其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就对《资本论》的方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进行了明确说明，这种方法要求“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也就是要“从不断的运动中”“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和把握“每一种既成的形式”。《资本论》充分彰显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诸现象的批判性分析中，最终确证了资本主义问题的症结和社会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资本在自行增殖、自我膨胀和自我建构的过程中也展现出自我限制、自我否定的一面。“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做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做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在《资本论》的阐释过程中，必须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一经典论断的科学解读。换言之，《资本论》的阐释就是要透过资本主义外在表象而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在对资本逻辑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度还原和科学梳理中呈现出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历史结局。只有坚持“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思路和要求，才能明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如何戳穿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所杜撰的“永恒的必然性”谎言的，也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将“永恒的必然性”变成了“暂时的必然性”的基本逻辑。《资本论》的阐释必须直面剥夺剥夺者、推翻私有制或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等一系列尖锐、直接的革命诉求，如此方能呈现马克思的革命性谋划。

可以说，现实性、历史性、社会性、人民性和批判性既是《资本论》必须严格遵循的阐释原则，也是《资本论》阐释工作所体现出的特色。正是在这一系列原则的指引和要求之下，《资本论》阐释的科学性相应得到了保障，《资本论》阐释工作的可信度也就相应得到了提升。

四、《资本论》阐释的未来空间

在马克思之后，所有《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其实都是不断接近马克思或不断靠近《资本论》的尝试。《资本论》的阐释者必须以正确的阐释原则为指导展开对相关文本和理论的解读或理解，以此来积极探求马克思的“原意”、分析《资本论》文本的“原义”。当下的《资本论》阐释工作就要以面向现实问题、面向经典文本的自觉积极推动《资本论》与现实的“对话”,以激活《资本论》的“生命力”。

《资本论》阐释工作的科学性和阐释效果的有效性往往与这一经典文本向阐释者“敞开”的程度密切相连。为此，《资本论》的当代阐释必须“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资本论》相关的“译介”材料能够为阐释工作提供相应的参考，但仅仅依靠那些“译介”材料来探寻《资本论》的原义却是不够的。随着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问世，《资本论》的阐释获得了更为完整、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和更加立体的文本材料。《资本论》的阐释必须以这些可靠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在全面且深入地把握相关“笔记”(主要包括“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手稿”(主要包括马克思在1857—1867年间所写的《资本论》的初稿)、“整理、修改稿”(主要包括《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和“书信”(主要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相互之间的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等文献资料。当代的阐释者要给MEGA2以充分重视，用好这一完整的文献资料。不仅要按照MEGA2所给出的材料来梳理、理解《资本论》的问题意识，还要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列手稿和《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过程，从细节上客观地呈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过程”,并以此厘清学者们的长期争论和困惑。通过对MEGA2所提供材料的阅读、整理和分析，也可以“为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寻找到了新的解惑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弄清楚哪些问题是马克思研究中留下的，哪些问题产生于恩格斯的文本编辑过程。这为人们在时代境遇下去继续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信息资源”。这些对于精准阐释《资本论》是大有裨益的。但也必须明确的是，《资本论》本身的历史性也决定了“单纯地考据马克思著作的文本，远不能呈现马克思学说的时代价值，只有结合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创造性解读，才能真正揭示出马克思学说中那些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富有历史预见性的思想”。

《资本论》阐释工作的有效性往往会在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中得到印证。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能够在世事变化的过程中依旧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和有效的阐释力。《资本论》作为对人类社会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它可谓是当代的“思想母体”,因为“它的批判使命就是把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知识样式一再遮蔽起来的晦暗本质揭示出来，换句话说，使之向可能的思想敞开出来”。不仅如此，《资本论》还堪称时代锻造出的“批判的武器”,它在与时代问题的深度交互中履行着“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职责。《资本论》的孕育、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时代”,时代抛出的系列问题就是《资本论》“成长”所依赖的资源。劳资矛盾、经济危机、生态问题、文化侵蚀、霸权横行、肉体规训和垄断升级等作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问题，自然地被纳入到了《资本论》所要探讨的范围之内，它们是《资本论》能够切中现实并解释相关问题的关键。当然，这些问题在现今时代并未消逝，它们或是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凸显出来，或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隐而不显。无论如何，《资本论》在当代依旧有效，当代人陷入危机的时刻依旧要就教于《资本论》,最关键的就是《资本论》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指导性方法。就此看来，《资本论》的阐释决不是埋首书斋里的“思想辩论”,而必须是在接触现实过程中的“有机创造”。这种“有机创造”要反对简单的机械论思维，《资本论》的阐释不能是《资本论》与现实的简单拼接，不能将《资本论》视为“模板”去僵硬地对接现实，也不能期望将所有现实问题都纳入《资本论》的解释框架之中。在与现实问题的对接中推进《资本论》的有效阐释，就不能将《资本论》视为适用于一切的“万能模板”。换言之，当代的《资本论》阐释工作不能期望《资本论》中的系列答案能够普适当下所有问题。时代总会变化，问题也会层出不穷。在“问题”与“思想”的碰撞中，运用《资本论》的方法指导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充分绽放《资本论》的理论魅力并全面释放《资本论》解决问题的潜力。这便是《资本论》阐释的重大意义所在。

作为一部“开放式”的文本，《资本论》在文本与思想、历史与未来、理论与现实之间始终葆有着必要的张力。这也就决定了《资本论》的阐释必然会出现范式众多的局面，阐释者们纷纷从政治经济学、经济哲学、纯粹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现象学、实证主义、逻辑学和生存论等“视角”展开了对这一关键的开放性文本的多方位阐释。这些“视角”为《资本论》的阐释工作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启迪”,拓展了《资本论》阐释的思路、开阔了《资本论》阐释的视野、创新了《资本论》阐释的方法并推进了《资本论》的阐释进程。但需注意的是，当代的《资本论》阐释者也要注意摆脱对这些资源或方法的“路径依赖”,要明确各种研究视域、学术资源和技术手段在《资本论》阐释过程中的“限度”。在善用上述资源和技术的基础上，科学研读《资本论》的相关文本并合理阐释《资本论》的深邃思想，以高质量的《资本论》阐释成果来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阵地。简而言之，遵循科学的阐释原则、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坚守人类社会的根本立场，在理论和现实的激荡中推进《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凸显《资本论》的时代价值，这是当代学人努力的方向。

付文军，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学术界》2024年第9期，注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