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秋天，伊朗的天气明媚而凉爽，是休假旅游的好季节。
中国大使馆组团到著名的到处有名胜古迹的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地去参观访问，有的中国公司的代表乘此机会随团旅游。使馆也邀请了我，可是由于工作太忙，我虽然十分想去，却无法成行。
那时，我在伊朗谈判签订的两个水坝的设计咨询项目合同刚开始实施。这两个项目具体由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原国务院治淮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谭福甲），从国内新来了一些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事宜需要与伊方洽谈安排。另外，我又正在与联合国发展署（UNDP）驻伊朗办事处以及伊朗能源部议标洽谈由前者出资援助的德黑兰供水项目的设计审查项目。该供水项目是由一家德国咨询公司设计的，但是审查他们设计的项目却最终由我公司中标。后来该设计审查项目由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清华大学谷兆祺教授）。再加上我在手洽谈的项目还有伊斯法罕的高炉锰铁项目（国内合作伙伴马鞍山钢铁公司）和位于幼发拉底河入海口、与伊拉克交界处胡泽斯坦钢厂连铸车间改造项目（国内合作伙伴是首都钢铁公司），以及初步洽谈的石墨电极项目（因各种原因，直到2002年，即当时我谈判的12年后才正式实施）等大型经济合作项目，还要落实伊方如何对我司由石油支付转美圆现汇支付的细节问题。
伊朗当时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一共拟上马30个水利项目，我司即中标承揽了其中的五个项目的部分设计和勘探项目，占伊朗全国水利项目总数的六分之一。可见，我司当时在伊朗水利工程领域的影响之大。
那时，我国遭遇西方各国在经贸上的严厉制裁，而伊朗项目就意味着宝贵的外汇。
因此，无论是时任国家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还是副部长的王文东，访问伊朗时都曾在小范围内接见过我们（详见照片1：与李岚清合影，后排右数第2第3人为作者夫妇；照片2：与王文东合影，左右为作者夫妇）。我还清楚地记得，1991年7月在驻伊商务处，平时平易近人的李岚清部长还以很滞重的语气告诉我们：那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速率正以两位数增长，而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才仅有区区的300亿美圆，外汇储备则更是日渐减少，已经不到80亿美圆了！我甚至可以感受得到，坐在我身边的李岚清说这些话时他的身上所经受着的那种一般人无法真正体会到的巨大的压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无论是经贸、财税，还是内政、外交，都无不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所以，在那种年代，我们这些身处对外经贸第一线的人是没有退路的，除了为国分忧，别无选择。
那段时间我忙得几乎都是连轴转的。好在我的太太那年春天即已到德黑兰，起居饮食以及生活琐事都由她包干，无须自己再烦神，而自己又正处于年富力强，身体和精力都是最佳的时期。因此，只要人不离开德黑兰，无论多忙，我还是能应付过来的。当然，此时的围棋却下得少多了。
不过，也亏好我未能成行。否则，后来历史所演绎出来的那场有声有色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也就没有我这个主角了。
那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也就是使馆旅游团刚刚上路之际，我在办事处突然接到一位日本驻伊朗使馆官员的电话（其姓名已经忘却），说是他们准备发起举办一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三国外交和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务必请我和其他会下围棋的中国人代表中国莅临参加云云，并详细告知了时间和地点等。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很是纳闷：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我会下围棋的呢？事后我曾向周围朋友和熟人打听过此事，没人知道答案。我也征询过那位韩国棋友——吴敏焕先生，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比赛的事儿（加上他段位较低，所以他始终没有参加）。其实，我也是直到去年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次，我与现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处（原经济参赞处和商务处已合并）参赞路长金（当时为一秘）谈及当年伊朗的三国围棋争霸赛夺冠一事时，才知道当初原来是他向日本人推荐我的。
当然，这是后话了。
接电话的那个周末的下午两点，我开着我那辆深红色的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本田Accord汽车（鉴于我司在伊工程和成套设备市场开拓的成就，我驻伊使馆特批我使用外交牌照汽车），载着中科院的那位棋下得很好的吴博士和我太太一起按约准时来到通知所说的地址。那是一间别墅，位于德黑兰西北部的一个叫做米尔达玛德的富人区，离我们的位于同一个区的办事处五、六公里，不算远。别墅院子不算太大，但植有许多高耸挺拔的胡杨树和意大利杨树。由于是深秋，杨树叶子已然变黄，且开始飘落，院子里地上一片金黄，被下午的阳光映照着，黄澄透亮的一片，煞是好看。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姓濑户的日本人，五十多岁，是日本最大的海运公司——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驻伊朗首席代表。濑户先生的夫人也在，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我们被迎进客厅里坐下后，才发现，比赛场地已经布置好了：这栋别墅内部装修比较豪华，有大小两个客厅，大客厅足有一百平方米，好几套大小不一的沙发围绕着几张大波斯地毯，自然地隔成了几个小区。每个长型茶几上都间隔着放有一到两块木制棋盘及其配套的日式两面尖的围棋子。还有三个新旧不一的日式榧木棋墩放在小客厅里，两侧除了放有棋子外，还备有两个厚厚的蒲团，看来是专门为那些喜欢盘腿下棋者准备的。在客厅靠近厨房的一侧，还放有一张长形条桌，上面放满了各种茶水、水果和饮料及其饮具。
看来早已是万事具备，只欠比赛这个东风了。
日本一直是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在石油开发和贸易领域。伊朗是个石油大国，出口量占世界第二。两伊战争一结束，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经进入伊朗，力图在战后的伊朗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不参加这次围棋比赛，还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以后比赛中与我下棋的那些日本业余高段位的棋手们几乎无一不是知名大企业的代表和高级雇员，甚至还有不少是平时在公开场合难得见上一面的日本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们。最近，日本获得了伊朗阿扎德冈这个超大型油田的开发权的事实一下子将我国在中东石油博弈（意思也就是下围棋）的软肋暴露出来。但在当时，我国与日本在伊朗还谈不上是竞争对手的。
我们去得早了一些。因为去了以后我才得知，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更改了，改为当天下午四点，但我并没有接到通知。尽管如此，这两个小时我们还是很愉快地度过了。因为在我们与濑户先生谈论此次比赛事宜时，我太太也没闲着。尽管语言不通，她和濑户太太两个人在隔壁那个客厅里交流得比我们还热火：叽里咕噜的日语和汉语之中还夹杂着不少笑声。
事后我问我太太，“你和濑户夫人在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她说。
“她会英语吗？”
“不会。”
“那你也不懂日语，你们怎么谈呢？”我很奇怪。
“写汉字呗！”我太太满不在乎地把一大张汉字写得满满当当的纸张递给我一看，原来上面有两种不同的笔迹，都用繁体字或简体字写有有关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短语和词汇，甚至还有好几首不是我太太的笔迹、但是用工整的楷书笔锋写下的中国的唐诗！（其中一首我记得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张继的《枫桥夜泊》）见此，我心里暗自叹服：这位濑户夫人竟然也是个中国文化迷啊。
以后的三国围棋比赛每次都是在濑户先生的别墅里举行。每当濑户夫人和其伊朗女佣为参赛棋手们准备饭菜时，我太太只要在场也都去厨房帮忙。她们仍然借助于写汉字进行交流，并且互相学习日本料理和中华烹调。几次比赛下来，我太太竟然还学会了如何做大酱汤、寿司、生鱼片和烤鳗鱼等好几种日本菜肴哩。可是回国后直到现在，她也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一道日式菜肴，理由是没有适合的原料，尽管她知道我很喜欢日本料理。
其实，日文中除了假名和外来语之外，原本就使用有1780多个汉字，加上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汉字（即日本人简化的汉字），总共大约有二千余个汉字为日本人天天使用。这些汉字的含义与中文含义大致相符，有的如果按照“音读”（日文汉字的一种发音方法），连读音也差别不大，就像用国内的某种方言发音。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要岁数稍大一些，都会写繁体汉字，其中不少人更会背一些唐诗宋词，甚至用汉字写诗。在日本用汉字写的诗也叫“汉诗”，是一种遵从汉诗格律用韵的诗歌形式。年龄稍长的日本人大多是能够看懂中国文言文的，但是他们不会按照中文的读法读。他们写汉诗也是一样，虽然是按照中国的平仄格律来写的，但是却是按照日文的“训读”（一种会意读音法，发音与汉字发音差别较大），而不是“音读”方式来读的，所以那些汉诗虽然按照规则押韵，但日本人读出来却大多没有汉字诗歌的那种奇妙的韵味了。
当然，汉字不仅日本人懂，韩国人也懂，甚至更懂，因为他们连姓氏也都按照中国的百家姓和偏旁取舍排列。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围棋能够在日韩两国扎根，并且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我们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对日韩两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濑户先生待人也很热情，见我抽烟（现在早已经戒掉了），就拿出一个较大的木匣子，里面是一排用精美印刷的铝合金管桶包装的古巴Cohiba牌雪茄，请我随便抽。濑户先生英语很好，我也会一点儿日语；他到过中国，非常崇拜中国文化，我也去过日本，知道一些日本的风土人情，所以我们交谈起来很是融洽，而且还有一种亲切感。叙谈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搞明白了一些有关筹备这次围棋比赛的外围情况。
据他介绍，当时中日韩三国在国际围棋大赛上的霸主之争刚刚兴起（那年，富士通杯已举办了四届，第二届应氏杯也正在筹备中，韩国则刚开始将第三届东洋证券杯改为国际围棋大赛，而目前的世界围棋第一人李昌镐当时虽年仅15岁弱冠之龄，却开始在国际棋赛上崭露头角）。许多日本和韩国的商人们和外交官们都是棋迷，还拥有各自国家棋院授予的高低不等的业余段位。因此，只要他们碰在一起就往往会谈论起一个共同的话题——围棋，就像英国人碰到一起必然要谈论天气一样。而一谈到围棋，他们又必然会谈到哪个国家最强大，哪个棋手最厉害之类的话题。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谁，谁也说服不了谁。
日本人的围棋大国的情结根深蒂固。当时的加藤正夫、小林光一、赵治勋以及武宫正树等，哪一个不是声名显赫的超一流？而韩国人则由于他们的曹熏铉三年前在番棋中击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聂卫平，拿到了首届应氏杯冠军，而且还又拥有天下闻名的小神童棋手——李昌镐，底气正旺。当然，还要加上历史龃龉上的渊源。所以，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围绕围棋这个话题经常斗嘴也是可以想象到的正常事儿。不过，斗嘴多了谁都会烦。于是，便有好事者开始发起在伊朗举办一个高等级的国际性的业余围棋比赛。此举得到了日、韩两国驻伊使馆和一些大公司代表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成为现实。
濑户先生天生好客，加上也是棋迷（由于段位不高，只有业余二段，所以自始至终他没有正式参加比赛，只是乘机找闲暇的棋手们过过棋瘾而已），所以主动请缨，极力邀请，最后终于把比赛场地放在了他在德黑兰的住所。为此，他专门要其属下从日本采购了十来副棋具并空运至伊朗。
当然，无论日本人和韩国人如何争执，总也不会忘记他们两国在围棋领域里还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即我们中国。众所周知，中国是围棋的生母，而日本于最近200多年里将围棋发扬光大，并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花费巨资以推广和宣传围棋，功勋卓著。所以也有人，包括日本人自己，便称日本是围棋的养母。韩国是围棋的后期之秀，当时还有点围棋暴发户的味道，所以，虽然在与围棋的关系上他们暂时还不敢说三道四，但那种舍我其谁的架势也还是不容小觑的。因此，当他们策划这场比赛以印证哪个国家是围棋最强者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必须邀请在伊朗的中国人参加，尽管这些中国人可能棋技水平很低。否则，仅仅他们两国之争将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在取得中国驻伊大使馆的首肯之后，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的举办就水到渠成了。
这就是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的举办以及我被邀请参赛的背景。
开始陆续有人到濑户家来了。
每拨子起码是三两个人，有的带着夫人，有的则是与同伴一起来。交换名片，介绍认识都有点儿来不及，更谈不上交谈聊天了。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东亚人，黄皮肤，黑头发，但是见得多了，你就能大致分得清谁是日本人，谁是韩国人。日本人大多西装革履，见人九十度弯腰鞠躬，姿势总很独特；而韩国人的衣着却大多比较随便，即使也是西装革履，那个腰板还是挺直的，礼节也只是点点头，撅撅屁股而已。我们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礼节，传统的抱拳作揖礼节也早已失传了。所以，我也就入乡随俗，见到日本人，他鞠躬，我也鞠躬；与韩国人见面，他握手点头，我也如法炮制。我平时见到伊朗人也是如此。伊朗人的礼节同穆斯林礼节，即见面时用右手掌抚左胸，微微弯腰鞠躬，我也经常按此方式回礼。
四点钟左右，各国参赛棋手大致来齐。
这时，一位姓崔的韩国使馆一秘将其在一张大白纸上早已画好的一份比赛顺序名单挂在了客厅墙上。总共约有十来名参赛者，我的汉字姓名赫然其上，只是那位一块儿来的中科院吴博士名字没有列上。于是，我便与之交涉，又将其补上。日韩两国也有人被漏掉，结果又补了一两人上去。
这张表格列有中日韩三国人名，但并不影响所有人按照本国语言阅读，因为全是汉字。我根据日、韩两国姓名的规则大致估算了一下，日本棋手最多，约6人；韩国参赛者约5人；中方仅有我和吴博士两人，一共13人。这些人名后面大多写上了各自的业余段位，其中，有一个6段，大约4个5段，其余都是4段或3段，最低也是3段。（这恐怕是都是2段的吴敏焕先生和濑户先生没有参赛的主要原因）
真是段星闪烁呀。但是这份表格上，还有两个选手的姓名后没有注明段位，那就是我和那位中科院的吴博士。
“没人问正好，省得尴尬。”当时，我作如是想。
韩国那位崔姓外交官是个业余4段，也是组织者之一，说话很风趣，喜欢挤眼睛，做些与其说话内容相配套的怪脸，时常让人忍俊不禁，气氛也就很快地活跃起来。他站在大厅中间用英语简约地介绍了这次比赛的规则：
一是循环比赛，即每人都要与其他人下一盘，胜者计1分，败者无分。
二是段位相差两段以内者，让先；而相差两段以上者，则让两子；其余猜先。
三是执黑者出五目半，也意味着没有平局。
他还要求所以参赛者每个周末下午四点都到濑户先生处继续比赛，直至每个人都与对手下完，分数最高者则是这次三国围棋争霸赛的霸主或冠军。
最后，他代表我们这些参赛者们对濑户先生承办这次围棋比赛表示感谢，云云。
在崔先生的比赛规则还没有全部介绍完时，许多人就已经结成对儿找个地方下将起来。吴博士也已经被一位日本人邀去厮杀了。客厅里尽管还有好几个人没下棋，站在那儿看或聊天，但我问了两个人却都是看客。此时我开始纳闷：我该跟谁下呢？
这时，一位30多岁，身着青灰色花格子长袖衬衣，长得既英俊又壮实的年轻人走上前来用英语问道：“你是史先生吗？”
“是的。你是——？”我反问道。
“我姓金，大宇建设的。这是我的名片。”他挺有礼貌地递上一张名片。
我一看名片就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是墙上那张比赛表格中段位最高的人——金镇宇6段！
那位崔先生在宣布比赛规则后还专门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说，有一位曾经获得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六名的高手也参加了我们的这次比赛。这位高手不是别人，指的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大名鼎鼎的金6段。
所以，接过名片时我心里就在想：难道我第一个对手就是他？要知道，自离开广州后的十几年来我就几乎没与真正的高手下过棋。这下子倒好，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碰上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一个世界业余大赛的第六名！但后来又想：下就下吧，反正这一仗早晚跑不掉。
或许正是这种毫不在意的想法使我与他对局时心静如水，或许与吴敏焕先生一年来的野战撕杀使得我对韩国人的棋路已了然于胸，或许是金先生有点儿轻敌，反正这盘棋的结果是：在按规定被让两子（赛前我又故伎重演，腆着脸自报3段，所以被让二个子。这可能也是我能轻易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及许多人围观的情况下，我竟然在晚饭后没多久就干净利落地中盘战胜了金镇宇先生。
但谁都知道，这位金6段可不是等闲之辈啊！
大家知道，由于我国围棋培养体制在职业和业余分野标准上的模糊性，我国以前每次选派参加世界业余围棋比赛的两个选手几乎全部是国内最强的职业棋手，如聂卫平、马晓春，还有后来的常昊等，派出过的棋手中最不济的也是邵震中之类的二流国手（那些人几年后国家授予段位时全部都被授予或很快就升到了围棋最高的职业九段称号，而邵也于10年前升为职业九段了）。所以，这些由中国政府花巨资培养出来的职业国手们在面对日韩两国的真正的业余棋手时当然每次也都能毫无悬念地捧冠挟亚而归喽。
据说，他们当时冒充业余棋手的依据都是自称为国家各家体育学院的在读学生，虽然他们都早已是国家围棋集训队的主力了。可以说，他们都是职业棋手，而非业余棋手，而且，中国棋院的这种为了在国际上争名夺利，有点儿故意利用模糊的规则，假冒业余棋手的做法都曾受到过其它参赛国家选手的多次的公开质疑和抗议。
如果再把每次都参加这个世界业余锦标赛的中国香港的两个选手（也大多是大陆外流到香港的职业高段棋手）也都撇除掉，可以说，那时能够在世界业余围棋赛上夺得第六名的棋手，其实至少应该算是那项比赛的第三名（所有国家都可以选派两名棋手参赛）。也就是说，这位金6段其实应该算是他所参加的那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季军获得者，而不是所说的第六名了。
而我却在不经意间战胜了他！
这盘棋非常关键。因为金6段自遇到我这个苦手并下了那盘输棋之后一路披靡，就再没有输过棋。
又经过两个周末和星期天的鏖战，面对日韩两国的各位业余3、4、5段棋手，我也是连战连捷，虽然也输了一盘，但终归有惊无险。最后的事实是，这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的冠军头衔竟然落到了我这个中国的冒牌业余3段的头上了。
说句老实话，在那第一次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参赛前还是参赛后，甚至是比赛结束时，我都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冠军，更没有想到几天后我这个中国的围棋无段爱好者竟然还会被日、韩两国棋友们硬封为业余5段称号哩！
这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与韩国大宇株式会社金6段的这盘棋实际上开始了我在伊朗蝉联两届三国围棋争霸赛冠军，并被荣升所谓“史五段”的那场值得永远纪念的围棋的征战历程，直至1993年我离开伊朗。
李岚清1991年访问伊朗时接见我们几个中国公司代表，会谈后合影照片。
国家外经贸部王文东副部长访问伊朗时与作者及夫人的合影。
照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