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经济增长要比2022年反弹，国内外各种不同预测在4 %到8%之间； 2023年是4.5%还是6%？也很不确定。下行压力供给方面来自于企业家信心能否恢复和遏制住产业继续向外转移，需求方面则决定于居民收入能否提高而增强消费支出、国际直接投资能否稳定流入和出口能否平稳扩张。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对此，一些学者和机构提出了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的各种对策，但有一些可能需要商榷。笔者对主要三个对策建议误区进行辨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修改和补充建议。
仅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1. 这一方略建议的由来。
用现代经济学索洛算法预测，未来15年中国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1.1%，资本年均增长率大约4%，资本和劳动投入产出对增长的贡献比平均分别为0.5和0.5。则投入产出经济增长部分年均为1.45%。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若与1978—2019年0.7%相同，则未来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2.15%。
国内外大多数机构和学者以此算法的预测，低增长结果大体相同，大家都心知肚明。要使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出路。因疫情三年拉低前期速度的影响，如果实现经济翻一番，未来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达到4.9%；还有实现初步现代化强国目标，则GDP增长速度至少需要6%。这样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合理增长速度就需要在3.45%—4.55%之间。
于是，国外一些友好学者，特别是国内一些机构和经济学家提出对策，即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积累人力资本、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提高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提高到80%。
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观察全球第一和第二方阵主要创新国家，截止2019年前的半个世纪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最高的韩国平均为1.7%，占GDP增长平均比率最高德国为53%。根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数据，1971—2019年，日韩法英德美第一二方阵创新型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除了韩国外，其他在0.51%到1.05%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占GDP增长比率，除了德国外，其他国家在21%—33%之间。而中国1978到2019年，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7%，占GDP增长比例仅为7.4%。
学理研究的结论，也不支持加大创新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加速GDP增长速度推断。经济学家琼斯根据1980到2000年欧美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研发人员投入的增多，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加速。另一经济学家菲斯佩奇对此评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态是一平缓的趋势。观察日韩法英德美1971到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状态，呈现的是平缓并略微下行的趋势。
结论是，将中国未来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年均提高到3.45%—4.55%的对策建议，实现的概率很小。
只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不能稳定经济增长
1. 这一对策建议的由来及其与体制国情不相适应
一些学者判断，在疫情后恢复性高增长，在6%甚至8%以上，未来年均也有可能保持这样的速度。他们认为，生产过剩和增长下行的原因，主要是居民有货币持有偏好不愿意消费，资本拥有者有储蓄偏好而不愿意投资，国民经济运行中货币流动性不足。应当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思路，补充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用扩大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以刺激，使实际低迷的增长速度恢复到潜在合理的增长水平上。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仍然是市场，国家需要纠正的是市场货币持有和储蓄偏好这种扭曲和失灵，从而宏观层面采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和刺激。因此，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运行的货币流动性不足，既是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是如补充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就是经济增长的潜能。
然而，体制长期渐进转轨国家，下行主要由供给方面生产力浪费闲置低利用和需求方面收入支出循环扭曲梗塞造成。加速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于通过体制改革对闲置收缩低利用的生产要素、消费需求和财富价值加以释放，使低经济增长获得新动能，使速度回到合理的区间。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如人口流动户籍管制、企业贷款所有制歧视、农村土地房屋无资产价值等体制扭曲问题，进而无法盘活和释放经济增长的要素、需求和溢值等潜在动能。
2. 三次高增长并不主要由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所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1978年、1992年和2001年三次高增长启动，其并不主要由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所发力，主要由“联产承包、乡镇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发育市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日韩新和港澳台等境外企业及投资进入”，“加入WTO、城镇住宅商品化和土地有偿出让”等三次大力度改革开放推起。货币规模扩张只是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不动产财富增加需要更多其供应所致，而财政政策只是在第三次高增长中作为配角发挥了它的作用。
仅仅依靠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结果可能带来的是国民经济的滞胀。因为其既不能理想地支撑住经济增长速度，过度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更加过剩，也会造成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或者资产价格暴涨，甚至生产与债务链的危机。2009年的4万亿元刺激，就给后来的经济造成了需要消化多年的生产过剩。
结论是：主要由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治标不治本，不可能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合理区间。并且，国民经济可能会陷入既生产过剩、失业高企业和增速滞缓，又消费品、生产资料和不动产价格上涨的两难处境。
房地产可以稳增长希望不大
一些学者和机构认为，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关联能源、建材、建筑安装、装修、家厨卫俱、物流等诸多上下游和横向关联产业，对策建议为强力启动恢复房地产业，重新成为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值得商榷。
人口增长停止和老龄化，使住宅供给发生逐渐迭代式大于需求的格局性变化。进入20世纪20年代初，青年人数量扩张性住宅需求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而独生子女人口结构使得两三代老年人遗留给独生子女家庭的房产迭代式增多。
目前城乡住宅供给已经严重过剩。截止2022年12月，若在建面积63亿平米竣工，城镇住宅存量将达473亿平方米。每百平米为一套并居住3人，城镇住房可以容纳14.19亿人口居住。农村除去1亿折迁户籍居民在城镇有房外，其余农村户籍居民拥有的农村住宅总面积为270亿平方米。城镇住宅闲置率在25%左右。城乡相加住宅面积为740亿平米，可容纳23.4亿人居住，其中农村住宅闲置或者空置率40%。
未来的房地税开征预期，对房屋资产投资性购买形成抑制。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房地产税是市县级政府财政的基础来源，一般占其总收入的60%左右。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水利建设到中后期，卖地财政逐步走到尽头，若要地方财政可持续，房产税无论早晚，必须要开征。
未来城乡住房供需变动格局为：城乡居民居住和投资数量高速扩张性需求结束，向租赁居住、地点调换、品质升级和二手购买等结构性需求转变。农村青年和大中专学生就业许多需要租赁居住，大多退休老年人以现有住房进行地点、面积、环境和现金的置换，中年人租赁换成自有住宅，积累了财力的居民进行地点就近和房客品质的升级式替换。
结论是：启动房地产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可能会落空，硬扩张的成效为负。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居住需求者，还有房屋资产投资者，对未来住宅的需求、价格和景气，总体上不会看好。行政和宏观调控强性启动一次房地产热，将会造成更严重的住宅供给过剩。
对稳增长的对策建议
1. 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建议
（1）稳定创新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0.8%左右，争取提高到1%。防止体制扭曲可能造成未来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特别是避免其负增长。创新成效如何与体制机制相关度较高。如计划经济体制期间，据格罗宁根大学计算，中国1957—1977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1.21%；特别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的数据，1971年—1977年间其平均增率为-2.04%。
（2）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需要体制改革和开放交流
形成社会为主和政府有为的创新生态体系。个体原创发明、院所团队攻关、企业主体转化和政府战略有为相结合，上下左右齐心，各个方面发力，充满创新活力，在科学原创、技术发明、团队组织、技术转化、科技融资、技术产业化等各环节和各个方面，形成既有参天大树，还有灌木丛生，更有青草遍地的创新生态体系。
形成创新动力激励和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教育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研发和创新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和争论应当坚持“双百”原则。通过更大力度的知识产权确认保护、创新人才市场化选择、创新利益分配调动、知识产权交易入股、创新公共服完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基础理论原创、新技发明术、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进步。
在扩大开放中提高创新的水平。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信息网络应当更加开放，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科研单位、创新型企业和需要技术专业装备的企业，其国内外流动应当积极推动和扩大，以便了解全球最前沿理论、最前沿技术、最前沿转化应用。
2. 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稳定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扩大中央政府投资，抑制地方政府，特别是遏制地方城投等借债投资；降低交通等投资比例，提高水利投资比重；水利投资偏重全国水网建设，采取调水与增加土地相结合，推进土地产权和水权资产化改革，水利建设以土地产权和水权资产抵押向开发和商业银行及其债市融资；降低财政在建设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比例，提高文教医体等公共服务和居民养老居住失业等保障方面的支出比重；减少政权层级、收缩党政机构、精简供养人员、限制政务过度外包，压缩供养支出，将全口径财政收入比重控制在GDP的30%以内。
继续降低宏观经济税负，减轻劳动者和企业税费负担，会增加生产要素供给；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会降低居民教育医疗居住成本，增加居民消费需求。财政体制改革获得的年均经济增长动能在0.7个百分点左右。
3.稳定房地产业的对策建议
房地产业发展转型：战略方面，从传统满足居民小康居住数量需求，转向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稳住和善后房地产方面，出台组合性政策，使其实现软着陆。促进抵押过户；政府协调信贷资金集中支持重点保交楼盘，缩短保交时间，争取售后楼盘居住率较高；更多地运用信贷针对性注入，公司和项目债权债务人资产重整，吸引和鼓励资产管理公司进入，限定交付产权的期限和过程予以司法保障；对拿地价格过高、需求萎缩和销售困难的在建和闲置住宅楼盘，地方政府应当免除或返还开发商欠交的部分出让金；成立租赁住宅资产管理公司，信贷支持，政府收购，用于进城人口的居住，先租后售，租销并举。对于写字楼和商业楼的空置难题，除了降低购买贷款利率、控制房租水平等措施刺激需求外，还应当放开个人购置写字楼和商业楼层和单元间产权的限制，扩大投资来源、消化其过剩。体制方面，全国取消户籍限购和价格行政干预，彻底放开新建和二手住宅市场，控制新建，盘活存量，降低闲置和空置率；供给侧从单一由房地产公司投资购地、建设、销售住宅，转向个人家庭、居民合作、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等多元建房、自住、销售和出租。
放开和释放城乡住宅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从零向市场价格溢值。其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上购房者进行投资，收入法上卖房者得到房款，生产法上改革获得了财富溢值性全要素生产率，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未来会形成年均0.7个百分点的新增长动力。
4.促进汽车耐用消费品产业发展及其对策
房地产和汽车及耐用消费品是国民经济的两大产业领域。在稳增长方面，是继续主要依仗房地产的启动，还是着力于汽车及耐用消费品等产业的发展，是两个不同发展领域的选择。笔者的看法是，前者需要软着陆，后者应当大发展。
（1）从汽车和耐用消费品和住宅提升品质看，会成为后续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需求。汽车需求。从出行汽车每百户拥有看，美国200辆左右，欧日韩加澳等160辆左右，俄罗斯100辆左右。2021年中国每百户拥有汽车，城镇和农村分别为50辆和30辆。在汽车社会方面，农村刚进入初期，城镇也只是进入了前期。农村和新市民化对耐用品和居住改善的需求。从耐用消费品和住宅客厅、卧室、洗漱、厨房、装修和家具等需求看，农村居民只是处于在制造和建筑工业化的中期，向城市转移的居民部分也需要相比于农村更多的耐用消费品、装修和家具。因此，未来10到15年，汽车、耐用消费品和居住装修和家具等，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需求量将持续增长，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动力。
（2）发展汽车、耐用消费品和其他有关产业的对策建议。一是2023年全年应当延续2022年下半年汽车购置减税和补贴政策。燃油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继续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而对新能源车，仍然执行一定补贴刺激购买的政策。二是取消汽车限购和限行。取消个人和家庭汽车购买户籍和数量的限制，取消车辆限行日期，鼓励购买小和少排放车辆，不限制燃油车销售。否则，各种限制层层加码，对中国汽车支柱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极强的束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和生产动力。三是道路通畅应着力于优化交通道路。道路畅通和安全，着眼点不应当是需求方面限车、限行和限人，而应当在供给方面优化疏导和管理，提供更多免费和低价的停车场地和设施；拥堵街区可以提高停车成本，以出租车、地铁和地面公交接替。四是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汽车、耐用消费品、装修和家具，以及农村居住条件提高等消费升级，其基础是居民收入的增加。因此，未来需要千方百计促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将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目前的44%左右提高到60%或65%，对于形成“产品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支出—产品生产…”国内经济循环，消除生产过剩，稳定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至关重要。
本篇最后结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力启动房地产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等对策，需要强调和配合，但均不可能将未来的经济增长稳定和保持在合理的速度区间。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盘活闲置低利用的生产要素；推进资产化改革，释放土地房屋财富价值；推进收入分配—消费支出体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推进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改革，清理取消禁锢生产经营和限制居民消费的各种体制障碍。只有这样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才能释放生产活力、需求潜力和财富价值，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