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潜力为什么越来越低？因为很多该“破”的硬骨头往往长期破不掉，而不该“破”的却屡屡受伤；很多并不符合产业演进规律的老供给靠着特定的背景不断做大做强，该“立”的新供给却常常面临着重重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什么重提“先立后破”？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仅仅靠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不够的，真正出路在于“破”和“立”之间，只有尊重“先立后破”的产业演进逻辑，用对“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全方位破除各种供给约束、助力新供给扩张，才能实现稳增长。
尊重“先立后破”的产业演进规律
从经济发展和产业更替的历史上看，“先立后破”是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发展，是在旧技术、旧产品、旧模式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新供给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投资者也会逐渐选择它们，老供给就会因为市场份额和要素投入逐渐萎缩而退出市场——先有新供给扩张，后有老供给自然退出。
例如，当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时，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公司主导的功能机正处在鼎盛时期，并没有人宣布它们是老化供给或者是“落后产能”或“过剩产能”，让功能机退出历史舞台的是苹果等智能手机丰富的功能、流畅的体验、高度艺术化的设计和无限的扩展空间。
历史上蒸汽机替代了马车，内燃机替代了蒸汽机，电灯替代了油灯，电话替代了电报，手机替代了传呼机，液晶电视替代显像管电视等，都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过程，并没有人来宣布被取代的技术和产品的落后和需要退出。先有新供给扩张、后有老供给退出，“先立后破”，是产业演进和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在很多行业并没有尊重上述产业演进规律，而是以种种理由、用行政手段干预产业的正常竞争，迫使很多有正常经营能力的企业因为各种主管设定的指标提前退出，而不是由于更高效率、更有生命力的新供给的竞争而退出，这不但客观上打乱了经济运行的而规律，而且必然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
从宏观上看，新供给有着更强的需求创造能力。仍以苹果手机为例，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然而，现在人们的生活再也离不开职能手机。除了对产品本身的需求创造，苹果手机一方面带动大量的零部件生产商为它供货，另一方面为大量的软件公司、游戏公司提供了开发和销售的平台，由此创造出了对零部件、原材料、加工服务、软件开发、运营客服等各方面的巨大新需求。
如果用供给的需求创造系数(N)来描述一个经济体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在新供给占据主体地位的经济中，N大于1且处于上升趋势，1个单位的新供给能够创造N个单位的需求，新供给扩张会推动经济增速提升；反之，当N小于1且不断变小时，说明老供给占比过高，新供给占比较小，经济增速不断下行。
因此，要实现稳增长，就必须更多地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新供给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应当遵循“先立后破”的产业演化规律，尊重市场的力量，而不应当过多出手直接干预产业竞争。
用对“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
有时候新供给的扩张会被无形的力量“约束”，使市场经济正常的优胜劣汰或新陈代谢收到阻碍，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甚至陷入衰退——在这些“供给约束”存在的情况下，要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就需要打破供给约束堵点和障碍，这时需要遵循的就是“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
现实中的供给约束首先来自于垄断力量。例如美国的柯达公司在1975年就已经发明了数码相机，当柯达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发现数码相机可能取代传统相机，这也就意味着柯达赖以称霸全球的照相机、胶卷、洗印设备、化学药品等一系列产品都将被淘汰，因此柯达的高层选择将数码技术冷藏起来，继续维持传统影像产品市场上的优势。如果没有尼康等日本企业将数码相机的技术发扬光大，柯达公司的压制将导致数码相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难见天日。近几年，中国不少传统产业集中度继续提高、寡占情况越来越严重，自然会对各行各业的新供给形成约束。
过时的政策和不合理的管制也会形成“供给约束”。当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出现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的行业、企业和个人产生冲击，这时有些过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会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推广应用。例如，在网约车产生之前，很多城市存在打车难的问题，其原因既不是没有路，也不是没有车，更不是没有驾驶员，而是因为出租车牌照的垄断专营权限制了供给的形成，使居民出行需求得不到满足，在网约车这种新供给形成之后，还有一些城市仍然出台了开网约车必须要有本地户口、限制小排量、短轴距车型等规定，形成新的“供给约束”。最近几年，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各行各业的各种新的供给约束性政策有增无减，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还有一种供给约束来自政府的不平等扶持。很多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产品没有销路，之所以迟迟不退出市场，是因为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或明或暗的补贴，让其成为“僵尸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存在“软约束”，不管亏损多么严重都不会退出市场。但“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土地、信贷、劳动力等宝贵的生产要素，成为新供给出现和生长、扩张的障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应该取消这些对僵尸企业的补贴，让他们按照市场规律自然退出，然而在前几年“去产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是“僵尸企业”有地方政府“兜底”，而有正常经营能力的民营企业却以种种理由被用行政手段强行关停，结果短期内这些民营企业的退出减少了竞争、提高了留存企业的利润率，让僵尸企业大面积复活为高利润企业，长期整个经济必然付出代价——从总量上，大量老供给被人为关闭了，而新产业、新供给并没有发展起来，原本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反而起到了紧缩性的效果；从结构上，客观上削弱了民企力量，弱化了市场竞争；从价格上，造成了相关行业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长期反而抬高了整个经济的成本。
简而言之，在改革过程中，“破”的主要对象不是用行政手段直接干涉市场经济下正常运行的产业和企业，而是要破除那些形成供给约束的垄断现象、过时的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以及因为“软约束”僵而不死的企业——“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只要用对地方，稳增长就不难。
全面放松供给约束，才能稳增长
无论是“先立后破”的产业演进规律，还是“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其背后的难点都是如何放松供给约束、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用市场规律促进优胜劣汰，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供给扩张推动稳增长。
假定疫情带来了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或劳动力供给成本的提高，自然会形成劳动力的“供给约束”，如果能够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减少疫情防控“一刀切”、鼓励弹性就业、降低劳动者个人所得税等措施，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图1）或降低劳动力的供给成本（图2），就可以带来相应的产出增长，即“稳增长”。
同样，如果解除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也将带来相应的产出增长，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推动新供给的产生和扩张，让经济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
供给约束不仅出现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还出现在各行各业的管制政策。无论是受疫情影响，还是教条主义影响，这些年在产品和服务端，都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的行业供给约束，在交通、能源、通讯、金融、教育、信息、文化娱乐等领域，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还大量存在，只要实质性地放松供给约束，就能够释放巨大的增长动能。
总之，“先立后破”的产业演进逻辑要得到尊重，“先破后立”的改革逻辑要用对地方，经济增长潜力就会得到释放，稳增长就不难。因为二者都要求按照市场化规律“立”新供给，引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而不是用行政化手段扶持或变相扶持“老供给”；两者都要求“破”供给约束，不是靠牺牲民营企业、推动产品涨价来变现拯救“僵尸企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只有敢于突破各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供给约束堵点，准确识别和破除那些阻碍新供给出现和扩张的体制性和机制性因素，减少和消除行政手段对产业的干涉，更多地针对那些不合理的限制性政策、行政性管制、垄断性力量“开刀”，全方位放松供给约束，才能真正让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稳中求进的目标。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为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