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完本卷最后一个字时，最为强烈的感受是：自由真好！

自由意味着对必然的认识。必然是一种规律。对规律的认识，需要从事物现象出发又超越事物本身寻找其内在的基础和支配性逻辑。这是学人的一种向往和理想境界。2019年农历大年初一，我畅游郊野后想起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因为当时的心境，已隐约看到“那人”的影子。

要看到“那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于殿堂，紧接着从殿堂走向田野，着重于叙事。后来开始有了理论自觉，关注事物背后的道理，用概念概括所调查的事实，一事亦一理。只是到了近些年，才从田野返回殿堂，关注于“万事皆一理”。“理”便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人”，也即作为本书核心理论和方法的“关系叠加”说。有了这个“理”，便可以将大量看似不相干的碎片化的事实整合为一体，寻求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

理从事来，事有因果。事只有一，黑的说不白，白的说不黑。但一果多因，一事多理。找到果中的一因，事后的一理，便可成一家之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婆可能皆有理。只要自圆其说，皆可成理。历史没有唯一的终极真理。真理总是裹在重重面纱之中。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撩开面纱，才能显现其真实面目。本书所寻求的“理”只是其中之一，主要是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和方法。目的是寻求国家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自由意味着敬畏。黑格尔不无傲慢和偏见地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1]对于事实表示意见或者理解，是本书的追求。我多次说到，历史政治学与历史学不同，后者重在摆事实，在叙事；前者重在讲道理，在论说。但是，对于事实表示意见或者理解的前提是事实，只有摆事实才能讲道理。历史是历史政治学的基础。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有思想性的历史著作，能够给人以启迪；二是通史类的著作，可以给人以整体认识；三是专门性的资料著作，能够提供精细的资料。

愈是对文献的研读，愈是感觉历史的研究可是了得，对文献的梳理、对史料的考据，都令人感叹。只是“述而不作”限制了理论的想象。但是，没有“述”，何以“作”？作为政治学著作的本书，重点在“作”，但“述”是前提，在“作”的过程中，对“述”保持高度的敬畏。只有充分尊重和敬畏“述”，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由此也感谢前人所“述”的贡献！

自由意味着超越。古人说的“著书不为稻粱谋”，是一种理想境界。写作本卷时，我开始进入这一理想境界。写作只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一种只要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即可的状态。这一年如愿以偿，卸下所有职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解脱。当我卸下最后一个职位走下台时，比在台上的人还开心。因为那是我人生的夙愿。早在2003年我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一书的后记中便写到自己的人生比喻：40岁之前如儒家，积极入世；40岁之后如道家，顺其自然；60岁之后如佛家，超越世事。卸下所有职位，没有了外在的责任，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从事自己所爱好的学术。

我特别感谢安宁的顿悟小屋。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了一颗自由的心灵，可以放飞学术的想象。

我还要感谢学术界的同行们，你们搭建了学术平台，使我对学术的感悟有了交流的场域，可以触发学术灵感。

我必须感谢我的学术助手何圣国和李旻昊两位同学，他们在查找文献、核对引文、校阅书稿以及处理琐碎事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

当然，本书的问世还得益于出版社编辑们的细心审核和校对，让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与读者见面。

已是近一年，“那人”的影子似乎日益清晰，也吸引我继续奔向而去！

徐 勇

2019年12月19日于武汉顿悟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