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日本政府的若干省厅，如通商产业省和科技厅进修过一段时间，对日本人比较了解。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很有敬业精神，但是等级观念较重。如果你级别较高，或者在某些他所在意的方面比他强，那么日本人便会对你很尊重，但如果不是如此，或者他不了解你时，你便有可能会从与日本人的接触中感受到对方言行中对你的蔑视和低看。对此，你无须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日本，低看你的人在你面前能表示出一种优越感，但在那些可能会低看他的人面前则又很容易地显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顺从来。这种行为方式的双面性是公开而自然流露的，也是日本人的一种国民性，与我国官场中司空见惯的那种被虚伪言辞刻意掩饰住的媚上而厉下的人格上的双面性是有高下之分的。
一般而言，你与日本男人之间是不大容易成为朋友的，尽管我也有若干日本好友。然而，与韩国人却不同，似乎更容易成为朋友。与日本人相比，韩国人似乎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濡更深，在处人为事上也更加接近中国人，但少了一些中国人的世故和狡黠，显得更为豪爽和率真些。你要想与韩国男人成为朋友并非难事，只要你够朋友就行。当然，我对韩国人的这点儿认知还是在伊朗期间我接触并认识那位韩国业余二段——吴敏焕先生之后获得的。
吴先生当年35岁左右，皮肤略黑，嗓门较大，个头中等偏上，但由于较瘦，按照广东人的说法看起来也可被划入高佬之列。我看见他时，他正拎着一瓶苏格兰白马牌威士忌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院子门口，他旁边的人是我熟悉的一位陈姓台湾商人，也是介绍人。这位陈先生年约40多岁，不知何故已经在德黑兰单独生活了好几年了，身边没有太太，也没有孩子，一个人租住在德黑兰中部既非贫民区亦非富人区的一个很普通的民宅里，生活比较清苦。估计早年在台湾遇到过什么让他生活发生较大变故之类的事情，但他本人不愿意说，我们也不好问，只是平时尽量在生意上帮衬他一些，所以也认识起来。经过我们那两位年轻工程师的宣传，我会下围棋而且下得不错的消息估计在德黑兰的原本不大的华人圈中早已是家喻户晓。这不，刚认识不久的陈先生竟然也开始给我介绍起棋友来了，而且一介绍就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韩国业余二段。
从双方下棋前的交谈中得知，这位吴先生家住汉城，已经结婚生子，这次来德黑兰是准备与伊朗一家私人公司合资注册成立一家主要进口经销韩国或其他国家的纺织原料和产品（主要是聚脂纤维，伊朗出产大量的石油，生产这类产品的原料很多，只是缺乏技术，而韩国当时在此领域技术上则是领先的）的贸易公司。他已经在伊朗连续待了快半年了，没有回韩国，也没有把妻子接来。所以单身汉的生活使他在伊朗更加寂寞。也是偶然的机会，他说，当听那位陈先生说有几个大陆来的中国人喜欢下围棋，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非要立即赶来相见以下上一盘。
“他乡遇故知？（To meet an old friend in a distant land.）”
在那一刹那，要不是我们都是在说英语，听到这话，我几乎把这位吴先生当作一位江苏老乡了（我的籍贯是江苏泰州）。为此，我也是满口，
“Yes，yes. You are right. So do I.”(意为：对，对，你说得对。我也一样。)
说也奇怪，这种话一说，语言一交流，说话人在感情上不知不觉地就互相接近了。我们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当时我国与韩国还没有建交，按照外事工作规定，与吴先生这样的韩国商人交往，即使在商贸圈里也还是比较忌讳的。如在国内，这样的事情可能还需要专题汇报的。
下棋之前，我们又按照惯例叙谈一会儿各自的围棋段位和水平。他如实告知他是经过很多次淘汰式比赛考试合格后由韩国棋院正式授予的。我当时也听说过国内的一般业余段位也要经过业余段位赛选拔后由省级棋院授予，形式与韩国大致不差，只是一个是省级棋院授予段位，一个则是国家棋院。但是我国的段位赛，由于容易受到报名参赛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以及报名人数、选拔名额多寡，甚至选手分组方式不同的影响，国内的同等业余段位的水平可能差距很大。另外，由于是首次与外国有段棋手下棋，我便自我揣摩了一下，觉得冒充一下有段棋手可能会减少许多麻烦，为此在吴先生一再追问下，我便很不自然地轻声答道：
“Amateur three dan. (意即业余三段)。
“那我就执黑吧。”
吴先生一听我段位比他高，就非常利落地把那两位年轻工程师丢在客厅茶几旁边的一副玻璃围棋连其深蓝色的软塑料棋盘整理好了，并将一枚黑子放在他的右上角的星位，两眼看着我，似乎在说：
喂，走吧。
围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两人非比赛下棋，总是下手执黑先行。上下手的含义有两种：一般情况看段位高低，相同段位看年齿长幼。可能吴先生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应该执黑，所以才有那么一种选择吧。
这盘棋也频频出现长考，但这次的长考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
吴二段布局一开始就强手连发，几乎没有序盘就进入了中盘撕杀，甚至许多按照当时惯例似乎都没有见过的、属于无理棋的棋他也照下不误。我以前下过不少棋，在与野战派业余棋手甚至专业棋手下的棋中也几乎没有见过这些凶狠的着法。我是学习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以及看日本那些围棋大师们的棋谱起家的。尽管这些布局、定式和日本的各种流派在当时都是革命性的，但在我的孤陋寡闻的记忆中却没有哪种围棋理论提及过如何对付吴二段的这些不规范的着法。只好依靠自己了。
以前我与一些业余棋手下棋也曾经遇到过不少无理棋着法，但那顶多每盘棋仅一、两着而已，而且后继无序。只要你应付得当，对方总会吃亏。可是，吴二段在这盘棋中的着数几乎每着都是无理棋，而且每步棋都好象存在一个他早已烂熟于心的套路或叫定式，因为每等我冥思苦想后一子落地，他几乎立即就下了下一手，而且，似乎着着都下在我的棋的软肋处，很是难受。即使他的一块棋在我看来几乎是死棋，但经过他于无棋处找棋下的努力，后来竟然还能够无中生有，走出生死大棋来。中盘过后，我的局势已非。好在我能定下心来，调整情绪，不断地根据形势变化改变棋路，甚至不惜弃子，才不至于立即崩溃。尽管如此，我这盘棋看来还是输定了。为此我嘴里不说，心中却不停地想道，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也许是优势意识作怪，吴二段收起官子来总是不在点子上，其收官水平与中盘撕杀水平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对边角处的扳、接、立、飞等各自的手段变化及其目数大小似乎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对此，我觉得机会可能来了。于是信心立增，每处官子我都要尽可能地计算清楚大小和先后手之后才落子。结果，靠这里赚个半目一目，那里捞个先手便宜儿，渐渐地，我竟然将局势扭转过来了。
最后一算目数，按照事先商定的黑出五目半计，执白棋的我竟然还赢了他半目！
吴二段显然深感痛悔。因为终局时我发现吴二段左手抓头沉思了好一会儿，脸上是一副痛悔的表情，手松下来时，指缝上竟然夹着一缕头发！
局后，我请吴二段和那位台湾陈先生吃饭。一直在烧饭的小谭还拿出了一瓶珍藏多时的、在禁酒的德黑兰倍感珍贵的飞天牌茅台酒招待他们。当时我太太还没有来，烧这顿饭的小谭是我们办事处的一位波斯语翻译，是公司总部从中央某重要机构借调来的。此人性格随和，波斯语说得极好，且为人诚恳实在，在德黑兰华人圈中很有人缘和口碑，也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好帮手，就是生活上不大会料理。比如，他刚来时一次熨烫裤子，有熨衣板也不用，嫌小，于是就将自己的裤子平铺在地板上用电熨斗烫成了一个裤筒叉开的“人”字形！这次他乘我们下棋之际已经亲自下橱手忙脚乱、但兴致勃勃地地烹调出了一桌丰盛的、但几乎是清一色的纯荤菜肴：
红烧鸡块、红烧牛肉、红烧羊肉、红烧带鱼，外加上一锅也放了酱油的、红澄澄的清炖鸡爪粉丝汤。
输棋后的吴二段一看见中国白酒，而且是他听说过的中国最好的茅台酒，沮丧的情绪也立刻兴奋将起来。他深嗅着杯中醇香的茅台酒，很快就恢复了原先的豪爽状态，开始大口喝酒，谈笑风生了。由于伊朗革命后严禁喝酒，人们在所有饭店里除了可口可乐就只能喝到一种叫做“莫夏伊”的状似啤酒但不含酒精的大麦汁。所以，那时在伊朗能够搞到一瓶烈酒，不光对于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韩国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吴敏焕先生首次来访，就带来一瓶难得而有名的苏格兰白马牌威士忌作为见面礼，而且在我这儿又输了棋，所以我无论如何也应该拿出我最好的藏酒让吴先生一饮为快了。
那时，在德黑兰喝酒的罪过就和当时我国的被认为是违背X项基本原则的结果一样令人可怕。轻者开除公职（国家公务人员），重者就要被送到革命卫队或伊斯兰宗教法庭去接受审判（这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在伊朗政府公司任职高管却也喜欢“曲秀才”的伊朗朋友告诉我的，现在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所以，外国人所喝的酒，除了部分是各国大使馆利用外交豁免权运到伊朗境内来的之外，大多是外国人自己进关时采用一些近乎贿赂的方式（给海关人员礼品）偷偷地带进来的。我们的一些项目组的工程师们所喝的酒就大多是这样带进来的。所以，任何酒都显得珍贵异常。可见，到朋友处去作客，能带上一瓶烈酒，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礼物啊！我的酒都是由大使馆专门从国家外经贸部下属的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成箱订购并用集装箱运来的，所以尽管在德黑兰也显得珍贵和难得，还不至于要冒多大的风险，与私人经商的吴先生所带的酒的分量那是不好相比的。
但茅台的确是好酒。
就那么一瓶酒，就那么一盘棋，也就是那次见面，吴先生和我竟然成为了好朋友。自那以后我和他经常互相拜访，互相认识对方的朋友，在一起下棋，吃饭，喝酒，聊天，或出去游玩，奇怪的是我与他在伊朗都是为了做生意，但不知为何在我俩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之间除了下棋，竟然从来没有谈过生意或合作。
俗话说，朋友之间不言商。那么，棋友加朋友呢，当然也就更不会谈生意喽。但这是中国的俗语和中国式的经商格言，吴先生作为韩国人他怎么也懂这个呢？何况我在伊朗做的生意都是大生意（当时我司是在伊朗承揽和实施项目最多的中国公司），在谈的许多大型项目怎么说也会找到不少可以与吴先生合作的机会啊！对此，那个台湾的陈先生是最清楚的，我也向吴先生介绍过我公司在伊朗市场的开拓情况。但他就是从来只找我下棋，没有和我说过一个字有关洽谈生意和合作之类的话。个中的原因迄今我也没有搞明白。
那盘棋我虽然侥幸赢了，但吴敏焕先生着实让我领教了什么叫骁勇善战的韩国围棋。
我在国内时偶尔下棋，对手也有业余二段，甚至三段，但我让他们二子大都稳操胜算，并不费多大力气。可是在吴先生这个韩国业余二段面前，尽管采用让先，尽管我赢多负少，但是几乎每盘胜棋都来自不易。因为我只有在认真地计算我所能看到的每一种变化后落子，才有可能不让他的凶狠而近乎无理的着法得手。何况还时不时地由于不适应他的所谓“无理棋”而损失惨重输给他，甚至有时连整条大龙都被他吃掉了，真令人惭愧。这种状况在我与国内低段位业余棋手下棋时是极少遇到的。为此，我经常感到纳闷：一个韩国业余二段的棋的冲击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强？难道其他韩国棋手也都是这样吗？
在后来的交谈中，吴先生告诉我那些他所下出的新手（他居然说这些无理棋是新手？）在韩国已是很普通的着法了，几乎定式化了，而且，这样的新手也几乎每天都在产生并发展出新的变化。为了让我更加明白，他还在终局时专门拆解一些刚才使用过的韩国新定式，并告诉我哪种应法是最佳的。
两年前，也就是1988年，聂卫平在应氏杯决赛上输给了韩国的曹熏铉时，由于我当时没怎么下棋，也很少看到韩国棋谱，更没有机会与韩国棋手下棋，因此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韩国围棋在实战棋风上与我们以前学习和实践过的日本与中国的围棋棋风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革命性的不拘一格的韩国围棋称霸世界棋坛的开始。但在结识了吴先生这样一个普通的但其骨子里却浸透了韩国围棋精髓的业余低段棋手之后，我竟然开始意识到前些年在与日本围棋巨匠们的搏杀中几乎战无不胜的聂卫平输给韩国的名不见经传的曹熏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就是，人家韩国在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围棋改革和创新中快步前进，而我们却还故步自封，停留在口是心非的所谓改革阶段。
韩国围棋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即好战，而且敢于和善于捕捉战机。据吴先生介绍，他们的韩国专业棋界长期以来对许多我们的围棋教科书上称之于“无理棋”的着法已经研究了很多，并且在许多局部早已形成实战化的定式了。另外，他们似乎并不刻意追求什么棋型的美丑，也不受原有定式的约束，只要他们觉得实用并且能得到看得见的实战利益就敢下。再加上他们的不到终局决不认输的顽强斗志，这一切便形成了后来在世界棋坛独领风骚至少十五年的韩国围棋的战斗精髓。这种战斗精髓也最终势不可挡地刮起了近年来席卷全球围棋界、寒气逼人并让中日两国棋界胆战心惊的所谓寒（韩）流。
我国棋界则始终对这种极力争取绝处逢生的做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死撑”，经常讥笑这种做法是“掉价”，甚至认为局势已非时棋手应尽早“大方”或“绅士般”地认输，方为棋之上品，云云。这真是一副酸儒相。因为据不完全统计，在前些年韩国人战胜我国棋手的棋局中至少有15%，也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胜局就是这样反盘的！但我国棋界至今也没有汲取教训，实乃可悲也。
你能想到韩国围棋为什么能够称霸如此长的时间吗？或者说，你能想到先后称霸世界许多年的年轻一代的韩国围棋大师们，如刘昌赫、李昌镐、李世石等超一流棋手都是毕业于韩国同一个学校吗？（李昌镐小时候曾作为曹熏铉的内弟子生活在曹家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来也到这个学校就学）这个学校就是在韩国围棋称雄后闻名于世的韩国冲岩学院。人们不仅要问：冲岩学院为何会有如此成功的围棋教育呢？
冲岩学院的继任校长李弘植先生认为，在轻狂浮躁的青少年时期，围棋是最适合磨练忍耐心和韧劲的智力运动。他与我国的毛泽东一样，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为了贯彻这一思想，他在冲岩校内相继设立了棒球部和围棋部，希望协调棒球的“体”和围棋的“智”来实现冲岩的“德”的人性教育。这里，李先生所认为“德”的价值核心是真实的人性以及有关真实人性的教育，而非是什么虚幻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这种德育与围棋的智育，还有棒球的体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如此强大的教育力量，培育了如此众多的声震国际棋坛的围棋大师。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人性教育其实就是人权教育，即人的基本权利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使得所有尊重和发扬人性与人权的人产生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爱国心，从而能够持久地发挥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并调动他们在智力和体力上的潜能。近三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从一个传统上崇尚专制，甚至是军事专制的国家快步地走向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法治的道路，包括韩国围棋的空前强大与繁荣等等，都与韩国官民文化中普遍蕴涵着的这种务实求真的价值观念与哲学精神是决然分不开的。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也就在与吴先生不断地纹枰较量中，我对韩国围棋以及韩国围棋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坚毅果敢的拼搏底蕴，开始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和体会，自己的棋风也在此悟道的过程中变得逐渐好斗了，当然，我的棋力也更加均衡起来。换句话说，我下棋开始不再惧怕战斗，甚至有时还渴望与更强劲的对手进行激烈而贴身的战斗，总觉得这样似乎更加符合或接近围棋的真谛。当然，我以前的喜欢不断进行形式判断和讲究官子技巧的好习惯并没有丢掉。所以我感到，正是吴先生这个普通的韩国业余围棋二段的骁勇棋风给我传达了有关韩国围棋的一股清新的并让人大感惊奇的信息，使自己对博大精深的围棋的理解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与吴先生在这段时间内的棋战已经为自己在1991年秋天开始的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商务和外交人员围棋争霸赛上连续称雄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我与吴敏焕先生的棋缘一直延续到1992年夏天。
不知为何，在一次吴先生回韩国探亲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1993年春从伊朗回国后还按照他留给我的韩国地址给他打过电话，并寄过一封信，遗憾的是都没有联系上。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更没有现在便捷异常的可视网聊，即便是打国际长途电话，拨要起来也很吃力，经常打不通。在电话和信件都没有得到任何反馈消息之后，我和吴先生的棋缘也就结束了，至今也没有接续上。后来没过多久，我又到到南部非洲诸国开拓工程市场去了。再后来，我在安徽大学教书时也曾几次试图与他联系过，但都以失望而告终。
一段值得纪念的棋缘结束了，可是，黝黑、干练、豪爽的吴敏焕先生的形象却仍然清晰地遗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希望能有一天，棋缘再续，再与吴先生相会，仍然是不谈生意，只是聊天、喝酒和下棋。
因为我记得，酒后吴先生的棋似乎更厉害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