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伊战争平息后的伊朗百废待举。
十年的战争拖跨了他们的经济，他们急需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帮助他们恢复经济的发展。伊朗还蕴藏和出产大量的石油，对许多需要石油的国家可以代替现汇支付。因此，许多国家的公司，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都纷纷来到伊朗寻求商机并力图承接各种工程项目。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90年春被我国的一家国有大公司作为首席代表派到伊朗工作的。这一干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留念的事情，有欢乐也有忧愁，有激情也有平淡，当然，还有繁忙与寂寞。我要说的那些难忘的围棋故事就发生在我在伊朗的这段难忘的日子里。这些围棋故事中的人物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商务人员和外交人员；他们都远离自己的祖国，在异国他乡，许多人抛妻别雏，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人还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都被一种叫围棋的东西吸引到一块儿，互相认识，熟悉，甚至成为朋友，当然同时也互相竞争，一争高低。这时的围棋是媒介，是黏合剂，是交流的工具，也是这些在伊朗的儒教文化圈的外国人工作之余消除寂寞并获得愉快的源泉。
近些年来，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战蜂起，硝烟弥漫，我国似乎始终处于下风或垫底，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日韩三国在伊朗这个与围棋似乎毫不搭界的国家就已经开始演绎了真刀实枪的三国争霸战，而我们几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在此争战中却始终处于上风呢？所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值得回味的片段整理一下，汇萃成几篇短文，以飨读者。
（一）棋逢对手
当年在国外工作一般都会感到寂寞。白天你可以开车到处去跑，谈生意，搞公关，揽项目，签合同，但是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干什么为好了。革命后的伊朗是个比较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文化生活很少，因此在伊朗的外国人更会加倍感到寂寞。由于按照伊斯兰教义女人不准抛头露面，男人不准娱乐，更不准喝酒，结果电影院里几乎没有可以看的电影（有一两年，中国的地道战和地雷战不知为何却获准在德黑兰的电影院里翻来倒去地放映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而电视里面除了波斯语新闻外就是念可兰经，我们这些外国人一听就昏昏欲睡。观看体育比赛则更是一种奢侈。
记得那年我太太来伊朗，正好碰上中国手球队访问伊朗。中国手球队的5号主力叫宋安文，全国青联委员，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决定带一直闷在家里的太太去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手球赛，心想要是能看见宋安文岂不是更好？（后来得知是中国青年手球队，宋也肯定是见不到的了）于是，在从大使馆搞到两张座位很好的门票后，我便开车带太太一起到德黑兰国家体育馆去看比赛了。不知为何，泊车和进馆时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当我们刚刚在人已坐满的体育馆内找到座位坐下来准备欣赏比赛时，两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装束的伊朗人走到我们面前，轻声用生硬的英语请我太太出去。我问什么事？对方的英文水平显然表达不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后来是旁边一位衣着考究的伊朗人的流利英语的帮助，我才知道：按照原教旨伊斯兰教义，在伊朗观看男子体育比赛是不准女性观看的！就像你参加男女分开的伊朗人婚礼那样：你是男性，就别想见到新娘子；你是女性，也同样搞不清新郎的摸样。结果，比赛肯定是没有看成了。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活，到处去借录象带看就成为闲暇时打发时光的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连传真也是1991年才用上，以前是靠电传设备，即在纸带上打孔传送明码信息的）。当时我国驻伊使馆以及经参处和商务处都有一些故事片录象带，但很快就被我们全部浏览过了。另外，晚上生活也不能全都是看录象啊，结果，还是感到寂寞。然而有一天，我在我们的一个项目组那儿终于发现了可以排遣寂寞的最好的东西——围棋。
我其实很早就喜欢下围棋了，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业余段位，但喜欢看棋书，棋力尚可。比如，七十年代初我在上海读大学时就曾得过学校的围棋冠军，虹口区围棋比赛前六名，毕业后在广州工作时又有幸认识了当时广东省围棋队的容坚行五段、黄妙玲三段等职业棋手，以及足球国脚容志行等超级棋迷，经常找他们下棋，有时还在他们家蹭顿饭吃。那时不讲什么规矩，这些国手们（容志行当时的围棋水平丝毫不在其兄弟容坚行之下，
实在令人佩服，因此也尊称他为国手并不为过）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有求必应，结果使我
受益匪浅。估计也就是这段时间，本人的棋力迅速得到了增强。但是由于当时并无所谓业余段位的概念，加上后来调到安徽工作，脱离了那个环境，自那以后的十几年，我也很少下棋，因此本人棋力究竟如何，自己也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在我到伊朗去国上任时，既没有想到带些棋书，也根本没有想到还应该带上一副围棋！
我公司在伊朗先后中标了好几个工程项目，其中有伊朗第一大水坝——卡尔赫河水坝设计和勘探项目，经我手签约的也有好几个水坝设计项目，还有德黑兰供水项目和变色玻璃成套设备项目。所以先后派去的工程技术人员比较多，大约有一百多人，大多是在德黑兰工作。这些人中藏龙卧虎，除了一些中央和地方水利设计机构的专家和工程师外，还有好几位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及其研究生们。这些人中就有几位围棋爱好者。其中有两位年轻的工程师，一个姓骆（后来是国家信息产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另一个姓侯。这两人经常对垒，互有胜负，棋力也差不多，只是前者有业余初段证书，后者没有而已。他们俩之间谁也不服谁，所以当我在一个休息日到他们项目组驻地发现他们下围棋时，他们正在面红耳赤地吵架。争吵的内容大致是一人说可以让另一人执黑先行，另一人则坚持说对方不是对手。然而，我的一句话却使他们立刻团结起来了。我的话是：“我让你们两个子。”
那盘棋我比较认真，尽管有许多年没有下棋，他们又是二打一，结果竟然是我赢了。为了使他们更加惊讶，我在赢棋后说，
“以后我们下棋，就从让两子开始。如果我连赢两盘，就让三子；再连赢，就让四子，以此类推。”
他们问我有没有段位，我说没有。他们就很不服气地问道，如果他们连赢怎么办？
“那当然同样喽！你们赢到位也可以让我子嘛。”我回答道。
于是他们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当天我就使小骆降到让三子，而对小侯，则将其打到让四个子。他们都给打蒙了，足有一、二个星期没有任何胃口去摸围棋。
可能由于在伊朗的确找不到比我更具挑战性的对手，每到周末小骆和小侯最后还是找上门来跟我下棋。俗话说，常与上手下棋力会增强，而与下手下多了棋力则易下降。此话不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位的棋力似乎在不断增强，而我却因为总是下得散漫，棋力不仅没涨，反而下降了。发现自己棋力下降是在那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晚上，那天还同时发现我终于在伊朗碰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那晚，我吃完晚饭正准备出门散步，只见小骆和小侯领着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兴冲冲地上门拜访来了。经介绍，我得知这位中年人姓吴，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刚刚被我们的一个项目组聘到伊朗来工作。这位吴博士温文尔雅，个子中等，头却很大，福建人，对我很尊敬，一口一个“史经理”或“史主任”的，弄得我也像在外事商务活动中那样，彬彬有理地回应他“Doctor Wu”起来。然而在那两位年轻人介绍到这位吴博士的围棋水平多么高超时，吴博士却谦虚地说道，
“哪里，哪里，没有段位，只是去年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围棋比赛亚军而已，不置一提，不置一提啊。”
我心里立即警惕起来：科学院亚军？中国科学院起码有上万名工作人员，里面的上段位的棋手何止几十上百？他一个无段棋手（和我一样）竟然能够脱颖而出当上亚军，实力不可小觑啊。不过，这都是真的吗？旁边的小骆更是露出了一脸坏笑看着我，似乎在说：这下
你可遇到麻烦了吧。
尽管有不少疑惑，最后还是得靠下棋才能搞明白。
这盘棋我下得很苦。一开始，吴博士有板有眼的很像初学者的黑布局使我丧失了警惕。近几个月来低水平的升降级比赛又使我的随手棋比比皆是，所以在布局和序盘阶段我就已落后了。进入中盘后，我才发现吴博士其实是个长考派，关键之处没有一、二十分钟或更长时间他是落不下子的。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事先不约定好时限。小骆和小侯刚开始还严肃认真地观棋，后来由于吴博士老是不落子，甚感无聊，便东张西望起来，再后来，我发现他俩干脆坐在旁边一个厅的波斯地毯上看起我刚从使馆借来的录象带了，只是时不时地跑过来看看棋局变化。时间很快就到了夜里十一点，不知怎的，突然停电了。好在那时因伊朗经常停电，办事处除备有充电式备用灯外，还备有大量蜡烛，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立着一个巨大的、至少有20个插头的立式铜制波斯风格的蜡烛台。所以在两位年轻人的帮助下，厅内又很快灯火通明了。吴博士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停电，仍然一如既往地频频长考，可是我的心情开始变坏，撕杀的细部总也计算不清，只好凭感觉胡乱落子。终于好几个地方的官子我都走损了，吃了亏，终局时一算子，我输了一又四分之一子。事后，吴博士在小骆和小侯不断的哈欠声中高兴地、嗓门很大地一改其温文尔雅之态，大谈他在哪几个地方走得漂亮，而我则有哪几个地方走出了臭棋。
其时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发现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半了。
小骆和小侯很快就将此重要信息传播到我公司的几乎所有的项目组：史经理输了。
因此自那以后，吴博士心情更好了。每到周末，不管我有没有其他事，他总是先来一个电话，约时下棋；有时则是不请自来。他又喜欢长考，每盘棋不下到夜里十一、二点是不罢休的。那段时间，由于战后重建，德黑兰经常断电，我们办事处（我也住在那里）的大厅又比较大，好几处地方配有那种古典式的多头的立地式铜制蜡烛架，所以只要熬夜，就会烧掉大量的蜡烛。因此，每次我和办事处的人员开车出去采购，都会买上一大包白蜡烛。下棋时遇到停电，就在周围点上十几根蜡烛，闪烁的烛光使大厅顶部的大型吊灯的水晶玻璃缀块摇曳生姿。两个人坐在波斯地毯上埋头下棋，其乐也融融。只是这种浪漫温馨的美景小骆和小侯无法消受，因为自从他们向我推荐了吴博士，赢了我一盘，出了他们一口恶气之后，似乎就再也插不进来下棋了。他俩要么到我这儿来成为局外的观众，凑凑热闹，要么就干脆不再露脸，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儿了。
平心而论，吴博士的棋力大约在业余三段至四段左右，并没有我高，下棋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但不知为何，那段时间我和他下棋，虽然能多赢几盘，却总是拉不开距离。再加上他的长考以及嘴上抵死不认输的原因，我和他之间的胜负输赢总是一笔糊涂帐。比如，我和他相约下十盘棋，如一方先胜六盘，则将对方降至让先；如再先胜六盘，对方则被让两子。对方胜，则反之。那时工作比较忙，周末和星期天我也经常要因公出去应酬，所以这种十番棋总是断断续续地下。我明明记得上个周末我与吴博士之间的战绩是3：1或5：2，但是这个周末一见面，他就坚决予以否定，并一口咬定是2：1或3：2。下一次，我只好设计一份表格，上面注明我和他之间的胜负关系。尽管如此，他也经常若无其事地说是我记错了。由于大多数场合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人证，所以每当我与他说不清时，只好摇头叹气，真是没有办法。
这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几个月后的冬天，直到另一位也是姓吴的韩国业余二段的出现才告结束。那是1990年的冬天，一个普通的韩国商人——吴敏焕二段让我这个同样是非科班出身的中国围棋爱好者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不拘一格、擅长野战的韩国围棋。而我在伊朗棋逢对手的阶段也真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