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是中国文明繁盛、转型的时代，这意味着孔子自始即面对诸种文明形态，既有纵向的三代文明，也有横向的邦国文明。孔子的文明观即体现在如何看待和判定这些文明形态。
文明损益观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形态，孔子秉持一种“损益”之道。当弟子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仪节和礼制，而上升为一种文明意义之“礼”，而“夏礼”“殷礼”“周礼”，即指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形态。在不同朝代的更迭过程中，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损益是一种常态。也许是因为夏、商朝代文献不足的缘故，“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文献”即承载文明的典籍。杞、宋分别为夏人、殷人之后，“夏礼”“殷礼”因为文献不足，不能窥见其全貌，故只能“言之”却不能“徵也”。相比而言，夏、商、周三代，孔子更倾心于“周礼”，对于周人文明赞美有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对“夏礼”“殷礼”损益的基础上，“周礼”即周人文明已然发生了变革。从表现形态来看，周人文明不仅包括“礼”“乐”文明，亦包括“诗”“书”文明；从内在意涵来看，“德”成为周人文明的核心主题，“德”之观念遍及周人文明的各个领域，以至于王国维推论：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剧烈变革的结果，是周人“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吾从周”表明孔子对周人文明的推崇；但“从”并非盲目服从、跟随，表明孔子并未因此失去对文明形态的理性判断。“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所问的是未来如何可知，孔子却以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选取择优过程，归结出文明形态的“损益”之道。这种“损益”之道，源于孔子对三代文明连续性的理性判定，“百世可知”既是孔子对文明形态变迁的哲学阐释，也是他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种理论预设。
文明优先观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不过，即使面对尧舜之圣，孔子也不是顶礼膜拜，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性态度。“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子贡认为“博施济众”可谓“仁”，孔子认为若果真能如此，则不是止于“仁”的层次，而是达到了“圣”的境地。不过，尧舜并未达到这种境地，“犹病”即有所不足。可见，“圣”的境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需要一种德业升进的工夫。《论语》最后一篇历数尧禅让于舜的告诫，舜禅让于禹的辞命，孔子所重不是帝位的禅让，而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的忧患意识，是其中“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的代代相沿，它们承载着早期中国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相比于尧舜帝位禅让，孔子更注重尧舜创造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
孔子虽然崇尚周人文明，但他并没有贬低其他地域、邦国、朝代的文明水平。从历代王朝的文明成果来看，孔子既看到了其“损益”之处，同时主张平等看待其文明贡献，“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夏时”“殷辂”“周冕”作为早期中国各个朝代的文明成果，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用，这说明孔子更看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原创性。《韶》为舜帝之乐，《武》乃周人武王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尽”即“止”“极”之义，舜帝《韶》乐止于“尽善”“尽美”，即道德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完美统一；而《武》乐虽然属于周人文明的一部分，“未尽善”即在道德精神上仍有欠缺，未达到既“尽善”亦“尽美”的境地。可见，与朝代更迭相比，孔子更倾向于一种文明优先的价值取向。
与来自西方周人的文王、武王相比，对于地处东方的殷商遗民及其杰出人物，孔子亦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同样许以“仁者”“贤者”“逸民”。“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伯夷、叔齐乃东方孤竹君国子，孔子赞之，“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另一处则许之以“贤人”与“仁者”，“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从不同地域的差别来看，孔子亦秉持文明优先的价值取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春秋时代，“九夷”臣属楚、吴、越三国，战国时代又专属楚国，其地域处于华夏文明边缘，“陋”，即文明程度低下，君子象征一种程度更高的文明水平，“居之”即其言行举止、仪容体态，可有文明同化之功。在回答子张时，“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蛮，南蛮；貊，北狄。“忠信”“笃敬”乃君子言行的规范要求，孔子认为即使“蛮貊之邦”，亦应追求养成“言忠信”“行笃敬”的品质与人格，达到华夏文明对君子言行的品质要求。孔子这种“文明优先”的价值取向，是对圣贤人物、王朝更迭、地域差别、种族之别的超越，昭示出一种注重多样性、包容性、丰富性的文明取向。
“仁”的文明维度
春秋时代的鲁国，虽然政治、经济实力不能与春秋五霸比肩，但它是一个文明中心。这一点可从两处文献佐证，一是《左传·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访鲁国，发出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二是《史记·鲁世家》载，“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这使鲁国成为宗周文明的“中心之中心”。相比于齐桓公、晋文公等诸侯对其他弱小邦国的“霸道”，孔子主张“怀柔”“教化”的邦交战略。鲁国季氏将征讨颛臾，颛臾乃鲁国附庸小邦，季氏欲取为己有。孔子认为颛臾乃先王封国，不可伐；其地在鲁国邦域之中，亦不必伐。孔子弟子冉求不但为季氏聚敛，而且与季氏共谋，孔子对冉求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孔子回答哀公问政时，认为治理天下之道有“九经”，其中“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列于最终，“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可见，“修文德”“柔远人”，乃孔子一贯肯定的邦交战略。
对于这一点，恐怕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最为突出。子路、子贡对于管仲颇有微词，“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子路以“未仁乎”，子贡以“非仁者”评判管仲，孔子却以“如其仁！如其仁！”评断管仲。
孔子反复向弟子们陈明立场的深意何在？春秋时代，管仲是较早意识到“夷”“夏”之别的思想者。《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管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厌”即满足，“亲昵”即同一。闵公元年，北狄伐邢，次年入卫，齐桓公救邢、存卫，助推齐国霸业兴起，这一时期正值“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十年》）的危亡之际。“诸夏”指华夏文明，管仲主张维系华夏文明秩序。孔子并未以日常生活的小礼小节评价管仲，而是站在华夏文明高度，充分肯定了管仲对于华夏文明的历史功绩。第一，“被发左衽”乃夷狄之俗，是一种与文明相对的蛮族生活方式，“微管仲”是一句假设句式，指管仲维系了华夏文明的纯粹性；第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指管仲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性；第三，“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赞许管仲对华夏文明的匡正之功，使华夏文明能够利泽天下百姓。这就是孔子“如其仁”的思想深意，“仁”亦由此获得了一种“文明”维度。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但他心心念念的是传承华夏文明的神圣使命。“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只要华夏文明的脉系犹存，只要“天”之“未丧斯文”，孔子就始终不耽忘自己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孔子对华夏文明传承的自觉意识与担当精神。
（作者系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