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应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要求而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特的现代化文明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进行存在论变革的思想成果，揭示了内在性主体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断裂，颠覆了西方现代化得以可能的哲学和文化精神根据，由此筹划并展开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人类未来文明新图景。对唯物史观以及以此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再阐释，有助于深化理解由独特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和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世界历史意义
当今中国正在建设和推进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内在逻辑自洽的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之辩证统一的现代化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筹划并展开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且蕴含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未来文明新图景。为深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实践所展开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首先需回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其次，需回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要求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最后，揭示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推动的、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 唯物史观：由独特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
当今中国正在构建一种由独特文明观所引导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首先且主要是在与西方现代化所依据的西方现代文明观即资本主义文明观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言说的。这种不同于后者的文明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在引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愈发呈现出一种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势。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积极地占有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就在于其依据的哲学理论——“从人间上升到天国”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存在论上彻底变革了那个为西方现代化提供深刻理论依据的、“从天国降到人间”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
在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出“上帝死了”，来表明自柏拉图以来就以超感性神话世界消解感性世界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已无可挽回地走向崩塌之前，尚未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原则界限的马克思，已通过对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具有内在同构关系的宗教或神圣世界的批判，揭示出那个将感性世界、世俗世界指认为非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神圣世界才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就此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已洞见“上帝死了”这一还未普遍彰显出来的事实。
当然，对于神圣世界之虚幻性的洞见，在追根溯源的意义上来说是来自费尔巴哈那里。但之所以说马克思在尼采之前就宣告了超感性世界的没落，是因为他不仅同费尔巴哈一样将超感性世界还原为感性世界，而且还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也就是说，无论是对神圣世界还是对超感性世界的揭破，都不能简单停留在超感性、神圣世界与感性、世俗世界之间的表面区隔和二元对立的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去“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并由此寻找一条通过克服现实世界的苦难来彻底揭破神圣、超感性世界的道路，这被马克思视作“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的任务”。唯物史观便是对这一历史任务进行自觉承担的表现。
不同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在作为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得以完成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则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回到观念、幻想等意识和意识形态的秘密诞生地，即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生活过程，“揭穿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理论前提的虚假性和概念范畴的抽象化、永恒化特征”。这既是对无边无际驰骋的主观思想的批判，也是对那个曾以克服主观思想为目标的“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超越。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变革，是在社会历史之现实而非思辨唯心主义的根基上实现的，并由此确立了具体化原则。这种具体化原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生命线。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化原则的确立和坚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制定基本方向。也就是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意识不过是被人们意识到了的现实生活过程。如何理解这里的“生活”或“现实生活过程”，牵涉到社会历史之现实性的起点为何是马克思的“现实生活”，而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视域下，比起意识、观念、思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才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毋庸置疑的是，当个人需要物质资料赖以存活时，黑格尔那里的自我意识除了“手足无措”便是无能为力。这种囿于自身的意识，发挥不了维系人类生存的基础性作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此乃最为原初的现实生活。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不过是人们参与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将自我意识设定为逻辑起点的唯心主义观念论是虚幻的，不具有合法性。
那么，费尔巴哈的“感性”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失去了其作为社会历史之现实性的定向作用呢？将“感性”从被“绝对理性”宰制的层面提高到与其原则对立的高度，是费尔巴哈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一种尝试。诚然，这种批判是富有成果并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费尔巴哈仅从“直观的形式”“感性对象”出发所把握的感性只是静止的、孤立的、作为片段的事实材料。因此，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为何无法从其对象化了的产物中确证自身的本质这一问题时，将感性把握为对象性、直接性存在的费尔巴哈，不得不诉诸“高级的哲学直观”，即一种可以“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直观。这种批判基于一种与“感性活动”相对立的“直观”态度，因此触碰不到任何现实，从而沦为一种抽象的、“理论领域”的批判。
与之不同，马克思则从物质生产这一感性活动出发，不仅走出了费尔巴哈所面临的困境，而且还拯救了一度被费尔巴哈错失了的黑格尔的宝贵思想遗产即“现实性”。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予以深入阐述。
第二，为“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制定可行路径。如上所述，无论是普通的直观，还是高级的哲学直观，都没有深入社会历史之现实的层面，因此也无法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在探究如何通向社会历史之现实的深处之前，有必要对社会历史之现实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简明阐释，这不仅关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方面存在的实质性差异，更关乎历史唯物主义能否开启通达社会历史之现实的道路问题。
所谓“现实”即“社会现实”或“社会历史之现实”，至少包括以下层面：首先，就现实性最初被黑格尔用来批判主观思想所导致的空洞原则而言，现实性的主要对手是进行知性规定的外部反思。对黑格尔而言，“哲学乃是与抽象最为对立的东西，它就是反对抽象的斗争，是与知性反思的持久战”。为了超越主观思想的任意性、空洞性、形式化 ，黑格尔要求思想必须进入事物的客观内容即现实中。但这种“现实”不是僵死的“事实”集合，而是处于生成中的“过程”集合。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触碰到了开启社会历史之现实的那把钥匙。而这把“钥匙”能否顺利开启不断生成的社会历史现实，取决于黑格尔是从什么基础上获得这把“钥匙”的。如果他仅仅囿于内在性的自我，并将外在事物视作自我在自身内部做不停息旋转运动所必然途径的环节，那么他所谓的“生成”就不过是自我意识仅凭一己之力所促成的思辨运动。因为它所凭借的不过是由至高无上的、“无人身的”理性所设定出来的外在事物，这种外在事物被马克思称作“物性”，即“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就此而言，黑格尔使现实性停留于悬空状态。
其次，就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共同理论目标是从感性世界出发来理解超感性世界而言，那种原本在近代主体性哲学那里冒充为“现实”的一维——超感性世界——就被置换为感性世界，由此现实性只有在属人的感性世界、社会历史世界层面才能确立。然而，从“感性对象”出发的费尔巴哈只能将作为总体的感性截取为孤立的片段，这一孤立的片段如同被自然科学方法放到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所获得的纯粹“事实”，彻底错失了黑格尔的宝贵思想遗产即“现实性”：“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虽将现实性置放在属人的感性世界，但由于未能将感性世界理解为社会历史之生成的结果，现实性仍停留在“理论领域”。
至此，社会历史之现实的大致轮廓已初步显现：感性世界，而非自我意识所盘踞的超感性世界的生成过程，乃社会历史之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这种社会历史之现实进一步地被理解为现实的人通过物质生产这一感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历史条件、工商业交往等社会存在或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它们一旦被感性的活动生产出来，便成为人们不能随意更改、必须在此境域下进行活动的既定前提。
由此，建基于“感性活动”原则的唯物史观不仅能为费尔巴哈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社会历史性的解释，而且能够为克服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在马克思看来，当下直观到的对象性存在物只是“感性活动”所生成的历史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当从“感性活动”把握社会现实时，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无法从其对象化了的产物中确证本质，是因为他们的感性活动处于异化状态，即人们将自身作为本质的劳动力来作为商品出卖，从而使其与整个人格相对立。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购买劳动力的生产者就会获得超出劳动力价值本身的剩余价值。这一历史性实情在以资本逻辑为先行原则的社会中必然会以合理化、机械化、抽象化的方式去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观与客观方面，导致工人的劳动力与其本质相背离成为日常现实。在此意义上，这种社会历史现象既非人的头脑设想出来的，亦非人类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永恒的、自然的现象，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由“人的感性活动的异化”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结果。生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费尔巴哈如果只是从“直观的形式”“感性对象”出发，那么无疑会看到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无法占据自己的劳动产品之现象。
既然费尔巴哈所面临的问题是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那么对该问题的解决便不能诉诸无现实根基的、空洞的、抽象的“理论领域”。只有回到造成该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对之进行变革，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对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都必须诉诸“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一感性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舍弃和消除现代文明的成果。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这一点自然无法被费尔巴哈把握到，因为当他对周围世界采取“直观的形式”时，这个世界仿佛就像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等待他去认识的东西。但他只要从“感性活动”出发，就会发现：自己所把握到的“感性确定性”只是因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感性活动才呈现在他的视野中，并且这一特定的感性活动又是在以往感性交往活动所生成的历史结果上发展而来的。
就此而言，马克思真正通向了社会历史的深处。其中，对这种“通向”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就在于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去理解那个曾被黑格尔提出却未被他贯彻的现实性原则。就现实性最初被黑格尔用来批判主观思想所导致的空洞原则而言，现实性的主要对手是进行知性规定的外部反思。马克思对现实性原则的真正发现也具有这一层面的意义，不过他并未将现实性安置在绝对意识和思辨辩证法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将其置放在“感性的活动”所造就的社会历史性关系上来彻底克服在黑格尔那里仍然存在的抽象性、空洞性。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一种真正“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即“历史科学”，并以其社会历史之现实原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要求在中国的落实
如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整个西方现代化所建基其上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便将这一“历史科学”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力图在积极地占有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超越那个具有内在矛盾的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之现实性原则在要求将问题追溯到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时，也隐含着将自身具体化的要求。换言之，唯物史观以及以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不变的教条和空洞的形式，而是为进一步研究所提供的出发点和方法。因此，对待唯物史观以及建基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必须贯彻和落实其具体化的要求。
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和实现。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仅仅滞留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疏离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更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的当今中国社会，必须继续贯彻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之具体化要求。这种“贯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第一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思想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时代的迫切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言，把握“时代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触及马克思所说的“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才能触及并解答毛泽东所说的作为“全部问题的根据”的“重大时代问题”。
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能够切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社会现实：其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相结合，才能使其从那种“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被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的状况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有效解答由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性实践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作现成的公式，并用其来裁定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生成的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其二，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向。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批判，决不是要返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不发达的、落后的简单关系，而是将以往发展起来的社会集体财富视作进入下一个历史性环节的前提。就此而言，马克思并不否认，甚至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世界历史之特定阶段所创造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决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这种批判只是客观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限度，为下一个历史性环节的到来破除萦绕在资本主义社会身上的永恒神话。在此意义上，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相结合的中国，必然选择现代化，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选择和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向。百年前，罗素也曾敏锐地指出，中国人不愿构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文明，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完全崭新的文明，比西方人一直努力创造的所有文明类型都要好。
不难看出，当下所充斥的“现代化=西方化”之迷思，乃是一种停留在所谓“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抽象原则的主观思想和教条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实践是对这种迷思的破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文明观和现代化道路，是由它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具体实际所决定的。
其次，在“第二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新征程上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是对立的，它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展。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历史和文化塑造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既定的社会现实，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就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应该得到肯定。简明地说，中华文化是对构成、渗透于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习俗、价值观、规范、机制的总称，作为整体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基本精神和文化生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生命。所谓“传统”，不是某种已死的东西或摆放在博物馆里的“遗物”，因此，黑格尔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传统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我们作为人并不是通过遗传，而总是通过传统的内容才成为自身”。传统是依然活着的过去，传统“把我们释放到当前呈现的东西中，并因而成为对思想之实事的基本指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抽象的、静止的存在，不是僵化地、现成地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它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同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机结合”，并由此发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得到激活和重建。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具有连续性的特性，它不是断裂的。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所谓的“断裂”，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刀两断”，它“不是突变的，不像一根木头一下变成两段了，而更像一根竹子，被拗过来，裂痕出现了，但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文化发展是变革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新旧交替之际并非完全断裂。新的思想观念本已孕育于旧学说之中，在旧时代已有其根荄。实际上是一部分本已存在的具有生命力的观念发扬昌盛起来，取得了‘革故鼎新’的成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种所谓的“断裂”理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曲折性和艰巨性。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断裂的文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塑造的中国社会不是停滞的，更不是僵化的，而是具有创造性和旺盛生命力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净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需要提及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非停滞性、非断裂性及其生机活力被许多不抱偏见的思想家识别出来了。谢林认为，中华民族具有“强有力的原则”，唯有中国才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李约瑟认为，说中国文化是“趋于稳定的”或“自动控制的”才算公平，“停滞”一词根本不适用于中国，那纯粹是西方的误解。费正清说：“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毫无生气。相反，中国有不断的变化和各千差万别的情况，但总不脱离其文化上和制度上特有的格局。”在谈到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史华慈也认为，中国传统和现代之间并无所谓断裂，中国文明是传统和现代之间没有绝对断裂的文明。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实践是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结果，是赓续、更新中华文明的结果。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深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高度契合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结合创造了重要前提。
那么，在新征程上如何使二者高度融合进而达到“融而无碍”的境界呢？其一，必须在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推进“第二个结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其二，“第二个结合”不能停留在一般抽象的外在的“拼盘”阶段，即不能停留在“比附”“格义”阶段，而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融合，即“有机结合”。因此， “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与此同时，这种“有机结合”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之具体化要求的彻底贯彻。也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进而开花结果，就不仅要将其与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性实践相结合，还要将其与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本质上都是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其三，“互相成就”乃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之义、题中要义。一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与形式方面获得了具体充实，日益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实现了新的飞跃，是因为它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这种文化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代力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互相成就”。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历史性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
与一般变化不同，“飞跃”是意义重大且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大体上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一个时代的诞生和通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东西正在降临”“向着新形态的发展”的转变，也是列宁所说的那种不同于“龟行发展时代”的伟大的历史大变动，是只有在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上才真正发生并为自己取得世界历史印记和意义的根本变革。因此，“飞跃”根源于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历史性实践和时代状况，它通过特定历史阶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实践和思想理论成果显现出来。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仅是历史性事件，而且也是重要的思想事件，并且创造了伟大的实践和理论成就：在实践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理论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因应于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乃是人类历史上“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类似于百余年前托尔斯泰所说的那种“必定会得到人们的赞同”“按照一个民族的特征”“出自他们自愿”“与所有任何其他民族的形式都不相同”的变革。在积极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明观，并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文明观的人类未来文明新图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观，由这种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两个统一”，建立起与世界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本质必然联系，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实现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同样，中国的未来亦是从中国的今天发展而来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是须臾不可分割的。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未来隐藏于过去和当下之间，我们在真实的可能性之中观察、设计未来。事实上，我们在任何时代都是由未来意识所支撑的。”在当今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可以这样概括：“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立足于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性实践，还要关注为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下中国的具体性实践提供深厚滋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而实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在这一意义上，马丁·雅克的判断是准确的，他说，中国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可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深厚，历史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现在的中国越发自信、乐观，因为它必须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其次，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世界两百多年来一直由西方所主导的时代走向了终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之迷思，为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选择。就此而言，中国不是在狭隘的意义上而是在世界和整体人类进步的意义上参与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旨在为解决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人类未来如何走向的问题提供全新的选择。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从适应时代、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转变。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在隶属于西方式现代化抽象普遍性特征的范围内来看待和处理世界关系的，而是以独特的文明观的视角来参与世界关系建设的。
那么，我们如何深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历史性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呢？这里所谓的“世界历史意义”，大致可以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来理解。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已洞见世界历史与特殊民族历史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规律，即：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任务”会落到某个特定的民族及其历史性实践上，由此产生一种“世界历史意义”。然而，浸染在思辨观念论中的他最终却无法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这一点可以从其将日耳曼民族视作世界历史的完成中看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的思辨理解视为一种“历史编纂学”。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由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及其发展起来的现代化之历史性实践所开辟和续写的。由于现代化开辟了“世界历史”，“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从此任何国家或早或迟被纳入了现代化，从而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中获得其意义。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历史性实践彻底驳倒了“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诚如伊格尔顿所说：“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彻底驳倒了福山等人当年的所谓“历史终结论”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是因为，与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衰落的趋势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形势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更重要的是，以崭新形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世界历史的最终环节，西方现代文明观也并非唯一的现代化文明观。
第二，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是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中国式现代化只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如美、英、德、法等那般的现代化国家，而不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体现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那么它就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它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抽象普遍性特征和后果而从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并没有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
黑格尔曾说，中国等东方社会总有一天会服从被欧洲征服的命运，但这种服从同时也意味着，东方并非真正被“征服”，而是接受现代欧洲的精神，并努力达到西方的高度。就近代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实情而言，黑格尔的说法是不错的。但是，这种西方现代性所造成的支配—从属关系也是历史性的，所以它不可能永远不变。因此，黑格尔没有看到的是，中国不仅是要达到西方的现代化和文明水平，而且是要在吸收其积极成果的同时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文明。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像黑格尔预言的那样——达到欧洲的水平，那就很可能只是如罗素所说，只不过是变成“另外一个虽然懂知识、有工业实力，但焦躁不安、穷兵黩武的国家，让地球多遭一份殃”。与黑格尔的预言不同，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要达到现代文明的高度，而且要落实自身的独特文明观，展现引领人类未来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从而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三，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从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这一点从我们列举的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可以得到证明。
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共同富裕”的理念是不可理解的，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犹太精神”；它是一种“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自己不幸的分裂意识”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黑格尔称之为“自我无限扩张精神”，这种精神又属于桑巴特所说的“贪婪摄取性”。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能解决贫困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所欲求的无限物质财富是以贫富两极分化为前提的，由此在劳动与贫困之间导向一种荒诞的因果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状态中，工人劳动的结果就是使自身走向贫困乃至毁灭，换言之，贫困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能够真正实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地、必然地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定向，正是在这种定向中形成和巩固了社会的“集体力量”，这种“集体力量”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高度个体化”起了根本性的规约、统摄和驾驭作用，能够真正突破利己的个人主义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则，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真正实现。因此，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所参与的、所实现的现代化必然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之社会主义定向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向及其“集体主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韦伯认为，中国伦理在自然成长起来的“个人联合体”的“天地里发挥了最大的动力”。凯泽林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有限的个体意识”“非凡社会才能”而“尚未高度个体化”的民族，历史性地形成了抵御“高度个体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集体力量”，保存和发展这种原则和“集体力量”，有助于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强调：“集体性的东西建立很难，摧毁则很容易”，“如果集体力量找到保存、发展自己的方式，这将是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可以说，在“尚未高度个体化”、“有限制的个人主义形式”、保存和发展“集体力量”的社会才可能形成和实现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理念。
“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们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和平、和睦、和谐的内在本质性规定，而且具有“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色。诚如赛珍珠所说，和谐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它是智慧的哲学，富于和平和自我控制，中国人心中具有内在的平静，其结果是辉煌的文明，有秩序、优雅，且首先是和平的、世界性的。韦伯也认为，中国一直以来没有海外殖民关系，而“海外殖民和掠夺是资本主义的起源的条件之一”，因为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的伦理将人与现世关系的紧张程度降到最低，对待“地上事物”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因此，“和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以国内的政治安定为己任，天生厌恶军事势力，或者不理解这类势力”，儒教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特征。韦伯的这种见解是深刻的，它有效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独特气质和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精神根据。同样，在汤因比看来，中国的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传统源远流长，而西欧国家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政治传统就不再是世界主义的而是霸权主义的，因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希望不在于西欧国家，也不在于西欧化的国家，而只能在中国，“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和现代化道路而言，“和平发展道路”之所以是不可理解的，更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掠夺关系，以强凌弱，国际国内都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明是无止境地进步的、给人类造成灾难的文明，海德格尔把这种西方现代文明观称为“规定了全球的现实并以此方式起着支配作用”的“进步强制”。因此，由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观所规定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只能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这一体系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西方现代文明观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哲学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哲学，它必然破坏文明多样性和造成世界的冲突，因此，西方现代文明观和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特质就是不稳定性和对抗性。诚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社会有某种自发趋于稳定的倾向，而欧洲则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欧洲是海盗文化，对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有持续的欲望，“在其疆界之内总觉不安，神经兮兮地向外四处探求，看看能得到什么东西”。由此可见，西方文化精神和文明的对抗性传统由来已久，西方现代文明观和现代化道路只是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和对抗性。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西方从一开始就是在“西方和东方的内在对立性之中构建起来的”，这是永远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的“永恒的对立”，西方人由于这一“对立”意识，使“对立”变成了真正现实的东西。罗素也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精力过度的合理性”，它“渴望过度”“穷兵黩武”“爱向别人传教”“推崇帝国主义”“主导把控”。
由上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实践是对西方现代文明观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超越。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走和平发展道路”中，还体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基本特征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重大原则中。在此意义上，由独特的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获得了“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既积极占有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又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文明传统，这是一种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文明观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观，它代表着世界和整体人类未来文明的进步方向，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刘日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当代马克思主义》栏目。注释有删减，如需查询，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