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重大关系，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3-4页）这蕴含对中国式现代化更为深刻的认识，也进一步标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一个在改革实践中塑造和不断充实内涵的历史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293页）由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逻辑结果，也可以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加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同上，第294页）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六观”，是基于现代化的中国实践抽象出来的理论表达，而其中的文明观既是从中国实践中创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哲学，也是与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的创造相关联的范式重构，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一、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文明叙事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意义空间生产，是对文明内涵的揭示与对文明形象的表达。但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观念中，文明叙事更多地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服务于现代化的全球扩张进程，呈现出“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对具有复杂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提升，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叙事，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哲学。
（一）“文明”叙事
在文明研究中，彼得·卡赞斯坦探讨了帕特里克·杰克逊区分的“重属性”和“重话语”两种研究范式。（参见卡赞斯坦主编，第8页）“重属性”的研究范式将文明视作理性行为体和文化复合体，认为文明具有内在的本质属性，注重研究文明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如亨廷顿对于具有不同属性的文明体之间冲突的研究，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诸种异质性的文明，并认为“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是目前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冲突。（参见亨廷顿，第7页）而“重话语”的研究范式意味着“文明是话语性的实践……文明的存在是互主性或集体信念的建构……文明具有传统、过程和实践等特点，这些因素通过话语建构来创造有社会意义的边界”。（卡赞斯坦主编，第8页）换言之，“重属性”和“重话语”范式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文明视作文明体，认为其存在于“客观划定的社会文化空间”（同上）中；后者则对文明的前提展开反思，将文明视作话语建构的意义空间。这一意义空间的生产在叙事角度展开为文明叙事，文明叙事的目的就在于用标识性的概念和范畴去解读文明和赢得话语优势，也由此分化出文明叙事的两种话语类型。
按布鲁斯·马兹利什的区分，文明叙事的话语，主要有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两种类型。在科学话语的叙事类型中，“文明”被视作概念史研究的对象，帕特里克·曼宁、菲利普·巴格比、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均从文明概念产生、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追溯了这一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西方学术界认为，现代意义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出现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最早出现在法国思想家米拉波侯爵1756年出版的著作中。（参见曼宁；布罗代尔，第4页）文明意指开化，与野蛮相对立，开化野蛮者即为文明。这也说明，文明一词从出现开始就具有了价值判断的含义。文明的概念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路向是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去阐发文明概念，在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文明这一概念的语义被等同于文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学家试图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似乎是由于人类社会需要一个词“借以概括人类集体行为的所有表现形式”。（参见巴格比，第181-182页）由此文明具备了整体性与社会性的内涵。
而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类型中，“文明概念是一种思考‘他者’的方式，可用其断定一方是否拥有文明”（马兹利什，第47页）。文明概念的意识形态化与城市化进程和殖民主义扩张密不可分。在语源学上，文明一词与城市（civic）是同构的，文明的产生被理解为城市生活及城市文化的产生。但在西方主导的城市化叙事中，一开始就存在一种“中心论”的理论预设。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的文明观具有强烈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认为唯有城市发展的地方，才可能创造复杂的文明；而城市以外的地方则不能够提供闲暇，不能提供人类之间不同的接触机会，不可能诱导新观念和新发明的产生。在这样的叙事中，“城里人”与“乡下人”泾渭分明。与之相应地，“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把欧洲与欧洲以外的社会作出文明和野蛮的二分：欧洲是“文明”和有教养的标志，欧洲被认为有同样的时尚、同样的情感、同样的生活方式；欧洲以外被认为是“野蛮社会”，欧洲的对外殖民被认为是在政治上传播“文明”。对此曼宁批评道，欧洲的白人种族因其“文明优势”霸占了文明的话语权，“随着‘文明’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注重种族观念，现实中对种族差异的概括以及由此对文明的概括，简化成了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曼宁，第45页）。
（二）现代化与文明叙事
现代化赋予文明以现代性，形成现代文明，并逐渐扩张到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体。马克思认为，16世纪世界市场的开拓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端。现代社会一开始是地域性的，但资本增殖的逻辑使它无远弗届地拓展到世界其他文明体，使许多国家被动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进程。艾森斯塔特将现代化的过程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形，认为“这种文明的扩张几乎总是并且不断地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它施加给所到之处社会的影响力比大多数历史情形下要剧烈得多”（艾森斯塔特，第20页）。因而，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是现代化与文明二者关系的主轴。在这一主轴的延长线上，文明叙事表现出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扩张色彩，在实质上归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文明叙事类型。
现代化语境下的文明叙事不仅在现代化的过程上有着扩张的色彩，而且与现代化的状态即现代性紧密联系。马兹利什认为：“文明概念本质上也与现代性这一概念及其承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就文化与文明展开争论时，很大程度上是在争论现代性的功过是非。”（马兹利什，第20页）现代性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精神生活上的理性化，并且理性化的文化精神从个体的和社会的一般的文化模式和价值取向上升为普遍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精神，是理性化进程的内在必然性。因此，文明叙事是理性化进程所带来的总体上的意识形态结果，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关于文明叙事与现代化和现代性所呈现的理论联系，突出地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中。文明叙事在现代化理论中表现出“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特征。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新出现的国家现代化的需求，催生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对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理论解释，往往是从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出发的，试图以先发国家既定的发展模式矫正后发国家的发展路径，并以之为标杆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作出评价。蒂普斯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试图“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性’的属性，然后又把这些属性的获得设想为现代化的标准。……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历史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和制度普遍化”（蒂普斯，第103-104页）。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世界的发展是趋同的；这种趋同的发展趋势有着两极，一极是“传统”，另一极是“现代”，后者是前者发展的方向。从这些理论前提出发，经典现代化理论将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通通置于“传统-现代”的“线性文明观”分析框架之下，这一分析框架将传统社会视为落后的状态，是缺乏理性的社会，传统社会要通过现代化过程进入现代社会的应然状态。传统社会要摆脱其原始状态汇入到18世纪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潮流中，在知识、经济、社会等领域进入理性状态，隐含着西方文明是优等文明的“文明优劣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前提判断。譬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将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参见罗斯托，第4页），他假定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要经历这几个阶段，最终走向现代化的西方理想图景。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对一种复杂性现代化的哲学凝练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是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生发展的诠释。这一文明观或文明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文明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抽象，是对于具有复杂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作为术语的革命兼具叙事上的创新，也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有力尝试，呼应了“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7页）的倡议。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对文明起源的“挑战—应战”解释范式：“在诸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超出其他因素（本例中是临近因素）的决定性原因。”（汤因比，第82页）汤因比阐述的重心更多地放在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挑战上，中国式现代化则面临更为复杂的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显著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应对的挑战，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复杂性前提要素，因而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生成前提。
以“挑战—应战”模式观之，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面对的是起步条件的弱势。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被动开启，其进程屡遭战争打断和破坏，到新中国建立前，现代化工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只占10%左右。发展基础的薄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加大了后发赶超型现代化的难度。其次是中国超大人口规模现代化的独有难题。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如此规模人口的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范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把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广阔的发展纵深转化为现代化资源的问题。“人口规模不同，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同，其艰巨性、复杂性就不同，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现在，全球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就二十多个，总人口十亿左右。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80页）最后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并行的问题。现代化是自农业文明和城市发明以来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但也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生态环境破坏、殖民扩张掠夺等一系列“现代性后果”，呈现马克思在1856年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也包含了资本扩张带来的“现代的灾难”。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294页）。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需要规避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老路和歧路，破解世界现代化的诸多难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内涵和理解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即是在文明视角下对上述复杂性现代化的哲学凝练，也是对现代化的“世界之问”的历史性解答。从文明发生发展的规律来看，文明的内部结构、文明阶段性发展环节间的承继关系、文明同外部文明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文明的价值理念都是理解一个文明的内涵和预测文明的生命力的重要要素，而中国式现代化在上述要素层面都呈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基于此，我们可以初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理论内涵，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理解框架。
（一）文明的总体结构观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多维度有机构成的总体文明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现代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向度，经历了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再到发展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过程，形成在“五大文明”维度上的全面展开。文明的整体发展理念被应用于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设计，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概括为“五位一体”，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文明的总体结构观强调现代政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首要位序，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298页）现代化领导力量的缺位或政党领导力软弱，是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通病。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和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质保证了它不受任何利益集团所左右，能够作出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整体及长远发展利益的战略决策。从建国初期的“四个现代化”规划到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战略，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党的十九大对建成现代化强国作出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再到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锚定现代化目标，科学规划现代化步骤，摹画现代化图景的自主性和领导能力，并在实践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二）文明的延续更新观
文明的延续更新观认为中华文明是具有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以“断裂论”界定了对现代性研究的总体立场，讨论了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断裂问题，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体现在“现代性到来的速度”“现代性变迁的范围”以及“现代制度的全新性”三个层面。就现代性到来的速度这个层面来说，文明的断裂表现为“传统的文明形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速度却是更加神速”（吉登斯，第5页）。近代以来，中国在外来现代性的挑战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明中蕴藏的文化基因被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所激活，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性结合，造就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尽管现代化的冲击如此深刻，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习近平，2023年a，第2页），使之成为延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文明的延续更新观认为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以及现代文明自身，都有着理念资源和制度资源的继承。我国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建设性的理念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2022年a，第18页）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资源的基础上，“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6页）。现代文明自身的发展，也有着理念和制度资源的继承与接续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独立自主和思想解放的精神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鲜明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中国变为“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的观点，旨在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探索形成中国式的自主工业化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邓小平提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强调在积极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发展自主性和文化主体性，“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在制度资源上，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创设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架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得到继承并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制度保证，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
（三）文明的世界互鉴观
现代化的普遍性在于它同世界历史的形成相联系，世界历史带来的视野拓展使得对于文明的理解从单数形式变成复数形式，因而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本身就有着“去文明中心化”的逻辑结果。但是直到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才被用作复数，“使用复数形式意味着一种观念的逐渐式微——这个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的观念，它主张存在文明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与进步的信念相关，仅为少数特权民族或特权集团（也就是人类的‘精英’）所拥有”（布罗代尔，第8页）。尽管“文明”一词被用作复数代表着观念的进步，但是单数形式的“文明”仍然被惯常地使用着，这是因为工业化的浪潮使它的策源地——西方文明强势地使世界接受它的进步，西方主导的文明叙事并没有逐渐式微。也有西方学者对这种西方文明主导的叙事进行了反思，如艾森斯塔特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概念：“‘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是现代性不等同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下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艾森斯塔特，第38页）。换言之，西方现代化在时序上的地位并不构成对现代化模式的完全解释权，而是仅仅作为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参照物而存在，所谓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性。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的文明互鉴观，是对另一种现代性的抽象概括，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文明的世界互鉴观作为一种复数互鉴观，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和相互成就，倡导相互贡献文明发展经验但不输出文明发展模式。具体地说，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70页）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结合本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各国可以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第二，文明的世界互鉴观认为文明是多样的，不同文明之间是平等和包容的，主张“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习近平，2023年b）。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79页）中国式现代化既立足于自身，又积极借鉴吸收其他文明发展的有益经验。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重大制度文明成果，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手段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共同富裕的价值目的相结合，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第三，文明的世界互鉴观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优先，强调以世界历史视野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推进文明创造。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的全新发展理念；“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安全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新文明发展理念。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三大倡议集中体现了“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望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307页）的开放与担当。中国式现代化不追求“风景这边独好”的现代化，而是百花竞放的共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助力”（习近平，2022年b）。中国在兼收并蓄中贡献人类文明发展经验，秉持文明交流互鉴而非“模式输出”和“意识形态输出”，与试图输出自身现代化模式、扩充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四）文明的人民立场观
文明的人民立场观认为人民是现代化的主体，人民是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和推进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有大的优势，大有大的难处。“超大规模的人口，既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市场，也带来一系列难题和挑战。光是解决十四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还有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问题，哪一项解决起来都不容易，哪一项涉及的人群都是天文数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第81页）基于此，“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同上，第61页）现代化的人民主体观，创新了现代化的动力学。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将内生性的知识或外部性的秩序压力等作为现代化的动力，但是都没有将现代化的动力和中心转向人民。中国共产党则挖掘了在现代化中的人民智慧和人民力量，并以具体的制度设计支持人民主体性的创造性发挥。例如，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设计，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和选举以外的参与民主相互补充，人民既有投票选举的权利，更有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续参与的权利，有效激发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重要的是，文明的人民立场观突出现代化价值追求的人民性，强调人民是现代化成果的分享者。“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同上，第296页）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在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基础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人民共同享有、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同上，第89页）“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同上，第99-100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人民中心和人民至上的共享逻辑，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生成的哲学经验与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生成是科学与自主的产物，不同于追求扩大意识形态影响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具有复杂的内涵体系，提出了对“现代中国”何以可能的多面理解，揭示了这一复杂性现代化的文明意涵，因而这一术语革命追求的是社会科学概念与范畴的解释力；作为一种叙事创新旨在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形象，并不谋求文明扩张的意识形态能力，从而超越了文明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在更高程度上复归文明研究的科学话语类型。而西方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始终与意识形态输出挂钩，如美国学者雷迅马认为：“在欧洲殖民主义秩序瓦解的过程中，为了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威胁，社会科学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把现代化作为一种用来提高自由世界的力量的手段……现代化被深深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策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述之中，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而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资源及其开明的监护”（雷迅马，第333页）。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生成是对中国面对的现代化难题及其应对的理论抽象，也超越了既有现代化理论对文明的预设性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中的“文明的总体结构观”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文明向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深化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中提升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文明的延续更新观”立足于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悠久传统，破解了“传统—现代”二分法的“线性文明观”。“文明的世界互鉴观”从世界现代化多样性的历史经验出发，超越了“文明优劣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偏见。“文明的人民立场观”秉持人民中心立场，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旨归，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是一种新文明形态生发和创造的进程，从中抽象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必然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向。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蕴含着成功的文明发展经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经验基础。这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平等开放的文明观、取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向世界分享中国文明发展经验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12页）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发展经验也需要在创新中积累，在积累中创新，以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具有充分的问题意识，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文明哲学。要在回答“现代化之问”中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凝练、总结与提升，在实践探索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立足于中国经验的文明哲学，它的中国本位要求在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凝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力量。“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同上，第5页）“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第二个结合”通过对两种来源不同但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文化体系的资源调用和整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就有了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同上，第7页）“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相携而行，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必然指向与中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消解了“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理解范式，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动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跃升提供了条件。“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后发现代化处境下的文化之争。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近代洋务派思想家提出“中体西用论”，设想在保留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技术条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同于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全盘西化论者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分发挥到了极致，西方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举凡“古今中西之争”，都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下将中西之分等同于古今之别。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拓展和理论创新，“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2023年a，第11页）。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把“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思维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实践的整体性思维，形成既融通中外又贯通古今、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成果。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