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定时期的文化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文明的传承亦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腾飞的基石。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同一性，在中华民族越来越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果没有高度文明为支撑，中国则难以顺势抓住机遇、从容面对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基于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局势的新变化，审时度势地提出一系列关于文明建设的新观点、新论断和新思想，特别是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作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一重大判断，系统形成了指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层面的集中呈现，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深入研究习近平文明观的历史逻辑、主要内容和价值意义，对于构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习近平文明观的历史逻辑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原生文明之一，更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内有勤劳勇敢的品质、外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中华文明取得了农牧业文明的最高成就。然而，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亡国灭种的危机深深刺痛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面对“三千年未有之”挑战，许多仁人志士从自身阶级立场和观点出发，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提出了数个文明方案：一是“西化”论，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因为东方文明在整体上劣于西方文明，所以必须通过彻底的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西化”论没有正确分析近代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提出的方案不切实际，必然走不通。二是“本位”论，主张在继承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本位”论内部因对中华文明认识不同，分为守旧派和开明派。守旧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不触动封建专制与封建文化的基础上从器物上效仿西方。守旧派的主张因未能认识封建统治的腐朽性，难逃破产的命运。开明派主张不守旧、不盲从，从中国本位出发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这种主张的总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如何扬弃中华文化、汲取西方何种文明等核心问题上没有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方案。三是“新文明”论，这也是真正为中国指明前进方向的方案。“新文明”论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辩证看待中华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张在扬弃两者的基础上，积极引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明。例如，李大钊指出，西方文明具有“疲命于物质之下”的缺陷，不能盲目照搬，为了挽救中国和世界的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新文明”论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文明就是新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新文明才能救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建立“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目标，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同“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彻底分道扬镳。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华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为新文明形态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党立足国情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方案并大力推进文明建设。例如，针对一穷二白的困境，聚焦“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等问题，对文化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促使扫盲工作不断推进、人口识字率大幅提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文明”作为国家属性和发展定位的专门话语，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张。党的十二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指导方针，首次提出“人类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概念来表述全球历史、现实问题和未来趋势，彰显了放眼全球的文明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进入新境界。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强调要“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又强调开放是有甄别的开放，确保改革开放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提出总结中国历史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表述，强调要“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要求既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要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党的十七大提出国家总体发展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次在国家的发展主题中加入“生态文明”，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进行安排。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形成了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文明观。
文明观是在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也会随着文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优化。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发展历史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中国共产党文明观既是对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奠定基础。步入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新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呼唤新的文明观，世界需要新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文明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二、习近平文明观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华文明相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新时代要建设什么样的文明”“怎样建设新时代文明”“人类要建设什么样的文明”等重大问题作出许多重要论述，厘清了文明与文化的含义，明晰了文明的特征，进而阐释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
1.厘清文明与文化的含义
文明与文化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习近平厘析了文明与文化的含义，为构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作出重要贡献。
一方面，文化与文明产生的标志不同，文化先于文明产生。文化作为文明的源头是文明存在的前提，而文明是人类进化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一种生活状态，是“文化的积累、结晶和积极成果”。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进一步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稻作和旱作两大农业体系距今万年之前便已形成雏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出现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研究结果显示，在距今5500—5000年间的崧泽文化后期和良渚文化早期就已有文明社会标准的迹象。由此可见，文化与文明在产生时间上有先后顺序，但并不是割裂的。文明是在文化的孕育下产生的，是文化的高级形态。新的文明标准的提出，以考古纪实和古代典籍丰富了文明起源理论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提供了崭新认识工具，在理论上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在实践上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演化提供指引。
另一方面，文明是跨国界的、跨民族的，更强调共性和普遍性，文化是地域的、民族的，更强调个性和民族性。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明则相对稳定且存在物质、技术等方面的衡量标准，因而文明需要交流互鉴共促发展。习近平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因此在许多场合上习近平都强调中国支持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权利，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视和偏见。文明具有的普适性则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论述中。鉴于文化与文明不同的特性，习近平呼吁各国利用好文明的共性和普遍性，“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2.明晰文明的特征
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深刻总结文明的内涵和特质，凸显了文明的和谐共生性、交流互鉴性和守正创新性，为未来根据文明特性进一步推动文明进步提供基本遵循。
文明具有和谐共生性。文明和谐共生是指不同文明都能坚持以平等包容、和谐相处的态度来对待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不同文明之所以能够和谐共生，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文明具有相同点，正如习近平指出：“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文明进步的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尤其是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打压已给人类文明造成了重大破坏，不加以制止最终会造成文明的退步和消亡。和谐共生是文明进步的根本目标，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文明具有交流互鉴性。文明互学互鉴是指不同文明以互相尊重的姿态、以交流对话的方式汲取和转化各自的精华。人类普遍交往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文明互鉴有助于不同民族为人类文明的总体进步提供各自的独特贡献。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是多样的、平等的、包容的。人类文明正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正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正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从历史上看，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一个文明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但是，要注意一点，在互学互鉴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考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特点，择善而从、去粗取精，不要囫囵吞枣，否则最终会因舍本求末而丢失掉自身文明的底色。
文明具有守正创新性。文明守正创新是指文明能完整地继承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优秀成果，同时能在守正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是因为其既能继承原有成果稳固自身，又能以强大的原创力持续创新来解决当下问题。守正与创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动力。习近平高度重视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我们应当发挥文明的“守正”特性，毫无保留地汲取文明以往的优秀成果；也应当激发文明的“创新”活力，“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3.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从中华民族千秋大业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命题，从历史视角、现代化视角、全球视角等方面深刻阐释其丰富内涵。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传统文明基础上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文明。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述清楚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习近平回望历史、立足现实，清晰概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强调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强调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从现代化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文明既是现代化的内在属性和显著标志，又是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必然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是同步的。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世界现代化普遍性基础上的现代文明共性，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特殊性基础上的自身文明特色。习近平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时反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基石之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上看，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时空限制和文明隔阂，融入世界现代化浪潮和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吸收了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实现了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跃升。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破了传统文明的局限，呈现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全新现代文明景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
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向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现代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示范、新参考、新动力。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新的物质文明。习近平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了资本逻辑，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新的政治文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经过不断的理论创新，最终落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的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带领人民创造了人类精神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新的社会文明。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有关国家开展完全平等的合作，以帮助对象国摆脱贫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增添了中国与世界在未来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创造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创造了新的生态文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体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步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既为中华民族发展负责，又为人类文明发展负责，创造了人类生态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创造的现代文明，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不仅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也关乎全球的现代化议程，关乎世界精神成长和人类文明进步。
三、习近平文明观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文明观是在文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世界意义，不仅为发展中华文明话语体系提供根本遵循，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文化支撑，还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为发展中华文明话语体系提供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明话语独立。“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挨骂”的问题依然存在。国际上，西方国家利用其控制的强大舆论武器在国际社会中诋毁中华文明，国外许多民众看到的都是不真实的中国，国际舆论格局中“西强东弱”的局面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什么样的文明话语体系以及怎样建设文明话语体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习近平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多次提及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指出我国“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强调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文明话语作为话语体系的灵魂，其建设的紧迫性更甚。其次，习近平强调建设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文明话语体系。既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增强话语体系的学理性，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够征服人；又要坚持人民至上提升话语体系的实践性，因为话语体系只有经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物质力量。再者，习近平还强调建设民族性和全球性相统一的文明话语体系。既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又要跳出“自说自话”的处境，用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表达中国故事。最后，习近平指出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为建设文明话语体系指明了原则性的方向。总之，习近平主动挑起历史重担，从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构建一套能够超越“西方中心论”、体现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作出重大贡献。
2.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取决于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程度。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推进，这条道路是在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基础上创造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一是因为中华文明自身具备“兼容并包”的特质，二是因为中华文明在大同世界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华文明实现长期且高度的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注入不竭动力。
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也是创造人类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有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发展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决定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前进。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明深度融合的结果，因此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提升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融合程度。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依然从属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最新实践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我们阔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
3.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并不轻松。“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为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付出了重大代价，面临着重大挑战。在物质文明方面，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剧增，一些西方国家还在不停地向全世界转嫁困境与危机；在政治文明方面，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阴霾仍然笼罩于国际上空，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的触角遍及全球；在精神文明方面，资本、科技仍保持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侵蚀，“单向度的人”、精神痛苦的人不断增加；在社会文明方面，世界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等重大民生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在生态文明方面，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等环境问题仍然威胁地球生态。
中国的文明发展思想与文明发展道路必须具有世界意义，这既是基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重要一支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因为在国与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想做到明哲保身是不可能的。习近平为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时代问题作出不懈探索，他敏锐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四个重大缺陷：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说明西方文明正是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一大制造者，解决人类文明困境还需要新文明的出现。习近平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出一系列合理方案：一是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文明和谐共生提供伦理共识；二是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合作平台；三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文明守正创新提出努力方向。正是在包括习近平文明观在内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习近平文明观中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超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提出了不同文明之间深层次交往的方案，以文明融合推动全球的改革、建设与发展。这不仅为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同时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上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不仅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特殊价值，而且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值，超越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站到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上。
结语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立足中国本位的同时，放眼全球，以深邃而广博的文明观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既深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又促进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相互建构中得以生成的现代文明，它不仅在历史接续中实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换羽新生，而且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实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性开启。习近平文明观生发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是中华文明的当代成果，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在习近平文明观的指引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阐发中国推进文明建设的普遍性经验和智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