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哲学这个题目，蕴含着中国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哲学有非常强的“家”的观念，其有关“家”的意象，对于我们理解人的自我认同和人的生存的处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家”是作为个体的人所从出之处；天地自然，是人类所从出之处。人之知、思既使人走出“家”的浑然一体，成为一种个体性的实存，亦赋予了自己普遍伦理性的存在方式。在离开中回归自己，成为人的存在实现的必然方式。“家”是人由之“离开”并要“回”去的地方。“离开”，首先是要从其出生的地方离开。人之所以把自己出生的地方看作“家”，是因为他有能力离开其出生之地。自然物天然“是其所是”，亦固着于其所“是”而不能离开，所以它就不能有“家”。譬如动物，就没有离开其出生之处的能力。动物由雌雄媾和而生，会很快长大，长大则与“父母”觌面而不相识，不能离开其出生之处而成为独立的个体，故只有雌雄阴阳，而没有“父母”，只有“种群”，而不能有“家”，也无须有家。人的能够“离开”，赋予了自己所从出的地方以“家”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家”，不仅是人所从出的地方，同时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创作。

“家”的原初意象，表现为人的自身同一或一种生命的绝对连续。个体的生命，源自父母先祖，家庭、家族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家”。从“类”的角度说，人类的生命源自天地，自然可以说就是人类的“家”。知、思敞开为名言的人文创制，使人成为一种文明的存在。文明作为一种理性的前行运动，必伴之以无明的遮蔽而使人偏离其存在之本真。人类存在的实现，亦必在其前行的运动中，本然地涵具一种回归自身本原的向度。人类灵魂的深处，本原性地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老子讲“大、逝、远、反”，“复归于婴儿”，“复归于自然”，儒家亦有“不远之复”“反本复古”之说。

人类的存在虽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向度，但人却不可能实质性地回到自然。人在婴儿时（三四岁之前）不记事，因为他还不会使用概念，这按道家说法，叫作“无名”。纯粹的“无名”，尚未进入文明历史的门槛。因此，人无法直接重回“自然”或婴儿的实存状态。道家讲人根据自然的分际而“始制有名”。在这里，“无名”乃即“有名”而显，“无名”与“有名”实“同出而异名”。人类初始的文明，就处在这样一个“自然与文明的交汇点”上。而经由对此人类初始文明之理性自觉或“哲学突破”所形成的原始经典，则常以圣言启示或箴言的诗性方式，升华并保有人类精神生命的原初一体性和生命存在之自然整体性的内涵，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轴心时代”，它构成了各系文明不断回归以获取其原创性动力的一个“生命的原点”。而“轴心时代”各系文明原始经典与圣言启示的精神指引，同时也使其所具有的“自然”在其根源处被差异化，构成不同文明之“自然”的禀性或存在性的基础。人走出自身的普遍化历程与内在不同层级的差异化奠基两端互成，使“自然”在其保持于文明中的文质连续性的意义上，获得了吾人之“家”的意象。“家”中各自发生和展开着的不同的历史，亦使人的传统回归和文化认同，感染了一种游子回家的亲切和安适感。这样看来，个体和文化的认同，既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自身差异化的过程。个体和文化亦由此而获得了其个性和主体性的内涵。

中国哲学强调“知止”，道家讲“远曰反”，儒家讲“不远复”，就是要在“进、止”或文明的前行与本原回归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性的张力关系，从而使人的存在保有自身生命整全性的意义。在中国哲学的视域中，人作为整体性的存在，其把握自身及周围的世界的原初方式，是情态性的。人的实存，原生于“家”；人心之所发，其最切近者，亦莫过于“亲亲”。所以，“我”作为个体与普遍性存在之间的关系，亦要以“亲亲”作为中介，“家”和“亲亲”就构成人各“爱其身”与爱人爱物的普遍性实现之中介或桥梁。这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不过，中国哲学注重“家”和“亲亲”的情态实存，并非把人的存在局限于“家”的狭隘境域，而是要由此层层推扩来，以“达之天下”，达到仁民爱物的超越境界。中国哲学所理解的普遍性，就是这样一种以差异实现为前提并包含着差异的“通”性。在涵蕴着不同层级差异性的“通”性中，个体作为“我”总是当身在场，因而具有了一种“家”的意象和家的意义。张载《西铭》中的“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伦理和宇宙论体系，就是对“家”的意象之典型的表达。人的自我认同和文明的发展，在这里可以获得一种本真性的意义和合理性的根据。

中国哲学重视“家”和亲亲之情，可以看作一种基于“家”的哲学，但并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家”的“家哲学”。它所遵循的情态性存在实现的进路，为未来哲学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