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注重“学”。孔子自称“好学”，弟子中亦仅称颜回为“好学”（“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其为学之方，有一点很重要，我把它概括为一种“加减之法”。这个加减之法，在今天也有重要的意义。

加减法，是数学中最基础的运算。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有加减法。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益”是增益；“损”是减损。“日益”，用的是加法；“日损”，用的是减法。这个加减的问题，不仅涉及“为学”，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的人格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为学，知识会不断地增加。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人必须要终身学习。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到进入社会，知识都在不断地增益。这可以说是“为学日益”。学习知识很重要，在这一方面，需要用“加法”。

知识能够使我们走出自然的混沌，认知周围的世界，获得生存的技能和生命的自觉。不过，知识本源于心灵的原创（科学家，一条定律；思想家：一套思想的系统），而对于个体而言，人类的知识系统和文明成果，却又总是现成性的。人所面对的世界，生生不息，瞬息万变。心灵一旦停留在既成的知识形式里，就会变得僵化，失去其自然应物的作用。因此，这个为学的“日益”，会不可避免地带给人某种负面的东西。因此，为学之“益”，必须伴之以为道之“损”。这个“损”，就是要减损或消解既成的知识形式所带给我们的思想限制。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减法”。

这个“为学日益”与“为道日损”，并非对立的两个方面。古人论为学，注重博、约两个方面的平衡。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学问要博，但却不能杂。孔子是大学问家，弟子子贡认为夫子的特点在博闻强识，孔子对此予以否定说：“非也，予一以贯之。”又说：“吾道一以贯之。”为学，贵在能由博返约，建立起一个内在的一贯之道。只有博，没有约（融会贯通，学有宗主），这样的博，古人谓之“杂博”。杂博之学，不足以为学。“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犹今所谓“真理”。古人说，道是“易简之理”。今人也说，真理是简单的。易简、简单，归博于约，用的亦是减法。而由博返约，以道贯通于所学，吾人乃能以一行万，以简驭繁，以类行杂，转变此学而为一真理的系统。是以学问之道，须博而能约，博约兼备，加减二法，实犹一体之两面，不可或离。而在当今这个知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对为学来说，能“约”似乎更为重要。

知识的创造，原于个体心与物冥的独得；但其结果，却必表现为一种具有公度性的名言概念系统。认知系统的可公度性，对于人类生存经验的继成、文明成果的积累、社会共同生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知识系统的公共性和现成性，往往又会造成对个体心灵的丰富性与原创性的遮蔽。百姓有一句俗语，说某某人学成了“书呆子”、“圣人蛋”。这样的人，走惯了别人开的路，却不再会自己去开辟新路；习惯于去获取现成的知识，却没有能力去创造新知。知识及其固定的形式，反倒成了知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任何一门学问、知识，都有自身的规范和结构。知识学问的获得与发展，既要导入规范，又须消解和超越规范。

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子为道，要在“自得”。为道日损，由博返约，消解规范的减损之法，乃可使人超拔于认知性的共在形式，接通个体心灵之独得的创造性本原。庄子称知“道”为“见独”，阳明谓“良知即是独知”，龙溪说“独知即是天理”。“独”是充分的个性化，道、天理、良知，则标识超越的普遍性。君子造道，自得于心，其所达之境域，是“通”而非“同”。“通”，是基于充分的个性化的一个朝向世界的完全的敞开性。在这个“通”的境域中的人，乃能居安资深，左右逢原，注焉不满，酌焉不竭，获得原创性的智慧。

其实，从以上所论已约略可知，这加减二法的统一，不只限于认知的意义。由博返约而建基于道，其根本的指向，在人格的完成和存在的实现。

古人讲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不朽，不必是“三个”不朽，立功属事业成就之事，立言属知识学问之事。立功、立言，都要建基于立德，乃能实现其本有的价值。立德，既规定了人生的原则与行为的界限，同时，亦决定了这立功和立言所能达到的高度与价值。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属知识技能之事。“游”者，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而不偏执之谓。而此超乎其外，不偏执于“艺”之根据，则是道、德、仁。孔子又教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约之以礼，即内在价值和道德原则的确立。故由博返约，建立内在的一贯之道，不仅是知识学问之事，其根本在于价值原则的挺立与道德人格的养成。

人有自我意识，能思、能知，故能区分物我，形成名言知识的系统。同时，人又是一整体的存在，因而这理智的区分，乃不可避免地会给人带来种种虚妄的价值分别，如人的自贵而相贱，自是而相非，如文人之相轻，有钱有权者之任性，皆此之属。人之矜尚之情由此而生，物我、人我之对峙由此而起，由是其心外倾，心为物役，而失其存在的真性与心灵的自由。道家强调“日损”，去知去欲；儒家亦强调“解蔽”，剥落物欲，皆针对此外在加于人心之伪蔽而言。消解人心之伪蔽，其本心之良知，乃得挺立，而臻其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境。

综上可见，为学与做人，虽各有其损益、博约、加减两端而不可偏废，然比较而言，于立言立功之事，我们常要考虑的，是自己能做些什么，是以略偏于“日益”和加法；于做人或立德之事，吾人所当考虑者，则多在什么事不能做，略偏重在自我的限制，或“日损”和减法。

善用生活中的加减法，对我们的人生，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