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是孔子晚年给弟子讲授历史的教材，源自鲁国官方史书，用极简略的文字记录大事。242年历史，仅用了16500多字。如果孔子没有对史书做过微妙的改动，这样一部教材，怎么能和孔子试图再造文明的伟大理想联系在一起?《春秋》中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孔子的春秋笔法承载了微言大义。以往对《春秋》存在义例的质疑，事实上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春秋》; 孔子; 春秋笔法 微言大义； 义例

所谓《春秋》义例，是孔子本意，还是后人无中生有，历来聚讼纷纭。现代学界一般持后一立场。探讨这一问题，得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入手。

一、《春秋》与孔子

主流意见认为，孔子并没有对鲁国史书做过笔削，只是用它作历史教材。《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而孔子刚刚在哀公十一年结束了十几年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六十九岁的高龄重新回到了父母之邦。【1】五年后，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就去世了。《春秋》文本结束的时间，离孔子去世只有两年，那时的孔子，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就是说，《春秋》是这位教育界的圣人和开山鼻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弟子们讲授历史的教材。

学界公认，《春秋》来源于鲁国官方史书，而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史书，用极其简略的文字记录一些大事件。《春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这一年的记载如下：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共七条，62字。字数最多的是秋七月条，除了“秋七月”三字表示时间外，事情本身的叙述仅用了13字。

即便是春秋时期非常重大的国际事件，依然很简略。比如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齐桓公带领宋、鲁等国，和楚国在召陵结盟，书中这样记载：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

遂伐楚，次于陉。

夏，许男新臣卒。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不计许男卒条，共43字。

一部《春秋》，囊括了十二代鲁国国君在位期间的历史，共242年，仅用了16500多字。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是为了实现理想。结果很不幸。晚年他回到鲁国，已经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绝望，虽然改变不了现实，他相信，可以改变未来。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生活的重心完全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影响、改造未来的中国人。为学生讲授春秋时期的历史，就是这个目标非常宏大的教育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春秋》作为孔子的教科书，这么简略，怎么能实现他的宏伟目标呢?

所以，20世纪以前的学术界，主流看法认为，孔子对鲁国史书做过非常微妙的文字改动，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春秋》这部书。表面上非常简略的文字背后，隐藏着孔子的微言大义。

那么，如此简略的“微言”，怎么能够承载丰富而又深刻的“大义”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鲁桓公三年(公元前709)，有这样一条记载：“有年。”也就是这年庄稼丰收。单单看这一处，实在没什么大义可言，但如果把眼界放宽，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整个一部《春秋》，242年，“有年”只出现过两次，还有一次在鲁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93)，记作“大有年”。难道余下的240年，都没有丰收吗?传统经学家认为，这不可能是史书的本来面目，而是孔子删掉了其它“有年”的记载。孔子这么做，想表达什么“大义”呢?

北宋学者孙觉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有者，不宜有也。”【2】桓公、宣公，都是杀了哥哥篡位的。孔子删掉大部分“有年”的记载，仅保留两处，希望能给弟子，给《春秋》未来的读者，带来一种反差剧烈的印象——242年，十二代国君，居然只有两位国君，各自有一个年份丰收了——从而引导学生，引导未来的《春秋》读者去思考，这两位国君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

再举一个稍复杂点的例子。十二代鲁国国君，每位国君在位期间记载的第一条如下：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庄公：元年春王正月。

闵公：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公：元年春王。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公这一条比较特殊，先不谈。剩下十一条，只有两种写法，要么“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要么“元年春王正月”，只有时间，没有任何关于事件的记载。显然，这不可能是鲁国史书的原貌。传统经学家认为，《春秋》四公不见“公即位”，也是孔子笔削的结果。

删去隐公、庄公、闵公、僖公的“公即位”，用意何在?隐公的情况较复杂，暂且搁置，庄、闵、僖三位国君，孔子借此微言要表达的大义是一致的。

《左传》桓公十八年详细了记载庄公的父亲桓公之死。桓公携夫人文姜出访齐国，文姜与兄长齐襄公通奸事泄，遭桓公斥责，于是襄公设计害死了妹夫。《谷梁传》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上一代国君死于非命，新君即位一事，《春秋》不予记载。“继弑君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清人钟文烝解释说：“君无不行即位之礼者，行其礼而不书，见嗣子之不忍。”【3】庄公、闵公、僖公是否真有不忍之心，另当别论，孔子想说的是，如果他们人格健全，一定会感到不忍。

《公羊传》的表述更清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则子何以不言即位?隐之也。孰隐?隐子也。”何休注：“隐痛是子之祸，不忍言即位。”【4】孔子考虑到嗣君的哀痛，为他们着想，不忍心在《春秋》中记载即位一事，这些诸侯本人，不是更应当悲痛欲绝吗?

上面所举《春秋》笔法的两个例子，可算作一个类型：同类事件，有的保留，有的删除。而更普遍的情况，则是同类事件均予保留，但文字有微妙差别。我们来看以下三条：

隐公四年：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隐公十年：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

同一个公子翚，在隐公时期的两条经文中，去掉了“公子”，只称“翚”，为什么?

《谷梁传》云：“翚者何也?公子翚也。其不称公子，何也?贬之也。何为贬之也?与于弑公，故贬也。”【5】公子翚是桓公弑兄的主要推手，孔子用删去“公子”的笔法，表示谴责。与此相似，《公羊传》曰：“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6】

那为什么桓公三年的公子翚，依然冠以“公子”呢?清人孔广森云：“加公子者，于隐则罪，于桓则亲，所以恶桓也。……一见‘公子翚’于此，则隐之篇不称公子，贬意益显。”【7】陈立曰：“终隐之篇贬，见为隐贬。于桓世称公子，见其同恶相济。所谓不待贬黜而自明者，此也!”【8】

二、何以微言

“所谓不待贬黜而自明”，是说不借助直接的谴责言辞，孔子的立场得到了明确表达。这句话很好地表明了《春秋》笔法的基本特点：用简洁的文字，靠微妙的文字变化，来传达大义。

对孔子来说，大义是人人应当明白的道理。那么，大义的表述似乎越直白越好。而微言恰好相反，要人反复琢磨，才能有所体会，即便付出诸多心血，依然可能犯错。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关于《春秋》的解释，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争议就是微言引起的。如果孔子说得很直白，就不会有争议了。那么，孔子为什么采用《春秋》笔法?

首先要回答，为什么孔子选择通过讲历史来谈大义?《史记》记载了孔子自己的解释：“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见之于行事”，并非仅仅记载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对事实的评判。而怎么评判，也是大学问。孔子直截了当，怒斥暗杀了哥哥隐公的鲁桓公：这是个恶魔!有意思吗?清代学者叶酉对《春秋》笔法有很到位的说明：

盖褒贬之义，恒隐寓于一两字之内。此一两字，非撮其大纲，则文繁而其义无由著。……辞以达意为主。人止知以多为达，而《春秋》则往往以少为达。……使非以少为达，其于义无所处矣。【9】

历史事件往往很复杂，来龙去脉，头绪很多，容易让人迷失在纷乱的具体情节中。孔子能用一两个字，画龙点睛，一下子抓住事件的核心要点。普通人只知道，要把事情说清楚，越详细越好，《春秋》则相反。

王夫之也有类似体会：“孟子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诈遁之游辞不能复逞。”【10】所谓乱臣贼子，比如弑君篡位的，不会轻易认罪，总能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古今中外皆然。对于无耻者的自我辩护，长篇大论，逐一反驳，很可能会上当，绕晕后，掉沟里了。《春秋》透过现象看本质，紧紧抓住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一剑封喉。

另一方面，微言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主动思考，去品味，去体会孔子的意思。孔颖达说：“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11】吕祖谦也提到：

易喜者，必易厌。有书于此，一读而使人喜者，屡读必厌。有乐于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屡奏必厌。盖是书是乐之味，尽发于一读一奏之间，外虽可喜，而中既无余矣。其初之喜，乃所以为终之厌也。

善著书者，藏其趣于无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于无趣，则其趣无时而穷也。善作乐者，藏其声于无声之中，非欲塞人之耳也，得声于无声，则其声无时而穷也。

至书无悦人之浅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乐无娱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余韵。凡天下之理，不能窥于未得味之前，必不能舍于既得味之后也。【12】

三、义例否定说的检讨

由微言求大义，关键在同类事件微妙的文字变化，这就牵涉到所谓“例”。例是正常情况下，一类事件记载的基本模式，本身可能就承载了孔子的大义。另一方面，有些事件的记载不符合基本模式，在不合常规的地方，往往也隐藏了孔子的大义。所以，例又称义例。以例解经，是《谷梁传》《公羊传》的基本原则。

不过，绝大多数现代学者否认《春秋》存在例，认为所谓义例是《谷梁》《公羊》臆构的。【13】比如，有学者以为：“《谷梁》说经，往往拘执一义，不问具体史实，亦不通时势之变，单从《春秋》的文字上寻求‘义例’，为了证成一义，不惜逞臆穿凿，全不顾其所谓例之是否能够通贯全经。”并举例说：

成公十二年经云：“秋，晋人败狄于交刚”，《谷梁》云：“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败之。夷狄不日。”《谷梁》在这里用了两个“例”，一个是说中国与夷狄之间发生战争，经只言“败之”而不书“战”，这固然极鲜明地体现了《谷梁》尊华夏、攘夷狄的立场，但却无法讲通全经，因为楚国就是被《谷梁》目为夷狄者，但经记城濮、邲、鄢陵三战都书“战”。而且反过来，两个华夏国家交战不书“战”而仅书“败之”者亦不乏其例。【14】

下面又反驳“夷狄不日”例，本文不拟涉及，因此没有引用。

两国交兵，《春秋》的常规写法，先书“战”，后书“败绩”。比如僖公十八年，“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按照《谷梁》的说法，这只适用于华夏。如果中国与夷狄发生战争，不书“战”，只书“败”。《公羊》云：“《春秋》敌者言战。”【15】“盖战者，两国列阵，彼此相敌。”【16】所以，中国与夷狄不言战，“不使夷狄敌中国”。【17】

有学者对此提出两点质疑。其一，中国与夷狄也有书“战”的，他举了楚国的三个例子。比如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其二，华夏间也有书“败”不书“战”的，没有举例。事实上，仅有一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18】

结论是：

《谷梁传》中，类似这样说例的漏洞所在多有。这也难为了《谷梁》学者，因为所谓经本来是一种史册，要说其本身具备一些史例，还是符合实际的；可是硬要从中挖掘其本身并不存在的那种体现经义的“经例”，那就太困难了。难怪《谷梁》说例总是左支右绌，瞻其前不能顾其后。【19】

可是，要求例“通贯全经”，也就是关于某一类事件，整部经书整齐划一地采用同一种记载方式，反而可能是“不问具体史实，亦不通时势之变”的表现。前面说过，例代表一类历史事件的常规书写模式。既然有常规，就有非常规，因为人类历史复杂多变，永远会有各种各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发生。所以，孔子需要突破常例，采用不同写法，来展现他对不同寻常事件的不同寻常的分析和判断。

所谓《谷梁》的两个破绽，都有合理的解释。我们先来看晋人败秦师条。《谷梁》曰：“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20】南宋张洽解释说：“违老成之言，贪利越国，以袭人而丧师，夷狄之道。”21殽之战是春秋时的著名战役。秦穆公原本和晋文公结盟，联军伐郑，结果背叛晋国，与郑结盟，留下人马协助郑国防守。后来驻郑的秦军将领秘密上书秦廷，建议偷袭郑国，里应外合，机会难得。穆公向老臣蹇叔征求意见，蹇叔反对，因为秦郑相距太远，所谓偷袭，成功率很低。但穆公利欲熏心，派遣大军穿越晋国势力范围，冒险一搏。最终不仅没拿下郑国，归师还遭晋兵伏击，全军覆没。孔子“不言战而言败”，把秦当夷狄对待，是想说明，秦穆公此举，是夷狄行径。

至于华夏与楚书战，原因更复杂，要结合《春秋》关于楚国的一系列记载，才能理出点头绪。楚首见于鲁庄公十年，庄公时期共五条：

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庄公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庄公十六年：秋，荆伐郑。

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

庄公二十八年：秋，荆伐郑。

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称“楚”，而称“荆”。【22】第二，“荆”云者，是对待夷狄的笔法。华夏诸国，君行则称君，如僖公十年，“夏，齐侯、许男伐北戎”。卿行则称卿，如僖公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帅师伐邾”。非卿则称人，如隐公二年，“郑人伐卫”。夷狄则不然，一律称国名，盖夷狄君臣无别，尊卑无序。例外是“荆人来聘”条。南宋陈傅良解释说：

聘未有书人者，其称人何?荆未有大夫也。

聘未有不称使者，其不称使何?荆未有君也。

荆未有君、大夫也，而称人于是，始改进之也。【23】

所谓聘，好比两户人家，时时相互问候，华夏礼仪之邦，诸侯国间也有类似举措。《春秋》关于聘的常规记载，可参僖公三十三年，“齐侯使国归父来聘”。聘是两国友好的大事，派遣的都是高级别官员(卿，即陈傅良所谓“大夫”)。楚国遣使聘问鲁国，《春秋》书“人”——这是够不上卿这一级别的人在《春秋》中的常规写法，不是因为使者不是卿，而是孔子借此表示，楚国文明程度不够。同样，不书楚君，不称“使”，也是为了表明楚的文明程度。但另一方面，书“荆人”，已经突破了夷狄称国的义例，显示出孔子对楚一定程度的认可。胡安国指出：“朝聘者，中国诸侯之事，虽蛮夷而能修中国诸侯之事，则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进焉，见圣人之心，乐与人为善矣。”【24】

但从僖公元年开始，就楚而言，夷狄称国的义例被全面打破：

僖公元年：楚人伐郑。

僖公二年：楚人侵郑。

僖公三年：楚人伐郑。

又，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从此关于楚国的记载，基本遵循华夏模式。

对于《春秋》笔法的这一转变，孙觉评论说：

侵伐自此称人者，所以见中国之衰，而荆蛮之强暴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荆蛮之俗，至无礼义，至无知识者也。中国盛，王道明，则遁逃远去，莫敢内向而窥觎矣。至其衰陵，而中国无人也，则伐其小国，执其诸侯，无所不至矣。《春秋》深罪中国之衰，而荆蛮之盛也，则渐见其迹焉，以谓于是之时，有能攘而却之者，则荆蛮之暴，庶几可息。奈何中国卒无其人焉!故称人称爵，与中国等，明中国皆荆蛮也。

君称爵，臣称名，非楚能自同于中国也，所以见中国之微，而夷狄之盛。【25】

《春秋》逐渐抬高楚国，不按夷狄对待，是为了谴责华夏的逐渐堕落。华夏与楚的冲突书“战”，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不能僵化、教条地看待义例。义例不可能固定不变、贯通全经。姚际恒说得好：“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而乌足为圣人之书，可传于天下万世哉?……事有万变，例岂能齐!”【26】如果义例只是一组死板的文字规则，好比密电码，一个刀笔吏就足以胜任笔削鲁史的工作了!

孔子作《春秋》，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理解过去，评判古人，而是面向未来，希望后人生活得更好。生活需要智慧，而不是教条。未来千变万化，谁也不能逆料会出现什么样的前所未见的复杂情境，不可能预先设想一套一成不变的例来囊括。《春秋》是教读者学会思考，培养读者迎接挑战的能力，而非提供一系列可以简单套用的抽象准则。

的确，尽管关于《春秋》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不论《谷梁》还是《公羊》，或者历代其他相信微言大义的学者，都没能把《春秋》蕴含的微言大义全部解释得清清楚楚，争议非常之大。不过，仅仅因为有争议，因为解释框架不完美，就否认微言大义，否认《春秋》存在义例，只会迎来更多解释上的困境。

否定义例，“有年”的问题，“公即位”的问题，“公子翚”的问题，该如何解释?类似现象在《春秋》中比比皆是。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一个诡异的现象。

《春秋》每年的第一条，关于时间的记载有四种情况：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春。兹举隐公为例：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如果出现月份，一定有“王”。十一公二百二十四年，都是如此，只有桓公十八年，除了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春王正月”，九年书“春”，余下十三年间十见“春正月”，三见“春二月”，均无“王”，书法特异。

对于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义例否定说只用很简单的两个理由就把所有这些复杂现象全部解释了：史书残缺、本无定规。实际上这等于逃避解释。当然，必须承认，逻辑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切都是偶然的，无需解释。但是，逻辑上还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些复杂现象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注释

1 据《春秋谷梁传》、《公羊传》，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见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569页；陈立：《公羊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第2228页。

2 孙觉：《春秋经解》，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第159页。

3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133-134页。

4 陈立：《公羊义疏》，第621-622页。《谷梁传》《公羊传》与《左传》不同，主要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跟其来源有关。《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谷梁传》、《公羊传》，班固称作者分别是谷梁子、公羊子，颜师古认为即谷梁喜和公羊高。据《经典释文序录》引东汉应劭所著《风俗通》，谷梁子是“子夏门人”(吴承仕：《经典释文序録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102页)。另据唐人徐彦引东汉经学家戴宏的说法，公羊高也是子夏传人。子夏把孔子的讲课内容，转述给学生，而谷梁子、公羊子又接着把子夏教他们的，教给了自己的学生。这样一代代口耳相传，最初没有文本，可能晚至西汉才写定。对于口耳相传，一般会质疑其可靠性。有些现代学者认为《谷梁传》、《公羊传》反映的只是西汉人的思想，与孔子无关。即便谨慎一些的研究者，往往也只是上推至战国，认为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代儒家对《春秋》的理解。总之，文献学、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学者基本不承认《公羊》《谷梁》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来源于孔子。笔者倾向于认为，谷梁子、公羊子是子夏某个数传弟子的学生(具体论证容俟另文)。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公羊》、《谷梁》的很多解释走样了，仍有大量孔子的观点保留了下来。事实上，在西方，最初的一些经典文本开始也只是口传的。“就希腊而言，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尽管基本断定希腊文字诞生于公元前16至14世纪之间，但希腊文明的最初的精神载体——荷马史诗——则是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被书写下来。在此之前，荷马史诗由游吟诗人们口口相传，完全不着文字。……肩负着传承知识职责的诗人们都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然他们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精确背诵，而是记住整个叙事框架和结构以及许多固定修饰搭配，然后可以在实际吟唱中作一些即兴发挥。……正是通过口口相传，诗人们把现在和过去(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活生生地呈现在当代人面前)，把人和神(把神的法则和禁忌传达给人们)联系在一起。诗人的崇高地位就是这样奠定的。”(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三联书店，2014年，第59页) 从逻辑上讲，虽然《谷梁》《公羊》的文本到西汉才出现，但其中包含了大量孔子本人对《春秋》的解释，是可能的。

5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37页。

6 陈立：《公羊义疏》，第343页。

7 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8页。

8 陈立：《公羊义疏》，第343页。

9 叶酉：《春秋究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八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1、355页。

10 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179页。

11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嘉庆刊本《十三经注疏》第七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3707页。

12 吕祖谦：《左氏博议》，《吕祖谦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3-494页。

13 比如戴君仁：《春秋辨例》，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年。此外，杜预依托《左传》，提出了“五十凡”义例说，也被现代学者否定。参杨向奎：《略论“五十凡”》，《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5-227页；陈槃：《左氏春秋义例辨(重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陈恩林：《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其反驳理据，主要就是举出不合义例的记载。

14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66页。

15 陈立：《公羊义疏》，第954页。

16 王晳：《春秋皇纲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四十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页。

17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502页。

18 《春秋》不仅源自鲁国史书，而且因为孔子是鲁国人——这应当也是孔子选择鲁史的原因，笔削后的《春秋》依然是基于鲁国立场的史书，内外有别，所以鲁与华夏诸国的战争，也不书“战”。

19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66页。

20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353页。

21 张洽：《春秋集注》，中华书局，2021年，第187页。

22 “荆”“楚”背后的大义，本文暂不涉及。

23 陈傅良：《春秋后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五十一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7页。

24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25 孙觉：《春秋经解》，第450、585页。

26 姚际恒：《春秋通论》卷前《春秋论旨》，《姚际恒著作集》第四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1-2页。姚氏的本意是否定“例”的存在，但他的批评仅仅在针对迷信义例、坚持认为例应当“通贯全经”的教条主义儒生时是有效的。他恐怕没想到，他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当代对“祛魅”怀有宗教般狂热的教条主义者。

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