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和特色
陈智超老师常说，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正确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人类的真实过去。对中国历史学来说，首先就是要认识中国的真实过去。怎样才能正确认识历史？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的历史意识加强了，记录历史的手段也不断丰富。现在人们要研究当代史，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实时记录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声音和图像，也可以比较方便地收集到包含声音、图像的材料。但如果要研究百年以前的历史，虽然还有人類的物质遗留（如器物、遗址和图画）以及口口相传的传说和神话可作参考，但主要依靠文字记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和史料。文献学是学问的基础，他从历史学的高度来认识文献学的重要性。
历史文献学是陈垣先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陈垣先生本人曾用“陈门四学”即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来概括其在历史文献学四个方面的内容。陈垣先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治学方法和特色，陈老师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曾专门强调目录学的重要地位，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是治学的前提和基础，既有助于个人的读书治学，也有助于学术文化的整理与传承。陈垣先生治学广征博引，所据材料翔实且鲜为人见，主要来源于他沿承前代学人传统，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他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入手，认为“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之后，陈垣先生又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该书反复钻研好几遍。陈垣先生的治学正是从这两部基本的目录著作入手的。
以目录学为门径，陈垣先生编纂了数量颇丰的目录学相关著作，如《基督教目录》《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同时还在北平图书馆整理过敦煌写经目录，为中华书局重新影印的《册府元龟》增加注明页码的新目录及分类索引。他是以目录学为途径和方法来为历史研究服务，从实际出发，讲究实用。陈垣先生自己曾说：
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的找到了。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
陈垣先生在教学中，也要求学生从目录学入手，知古知今，甚至关注海外汉学家的成果。他的学生牟润孙回忆说：“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大忌。”启功先生在陈垣百年诞辰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来描述陈垣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的：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他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不要漏掉每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陈垣先生治学时常用的两种方法：其一先搜集材料再撰写;其二搜集材料与研究撰写交叉进行。如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前，他已经将《元史》通读一遍，凡书中与也可里温教相关的内容，均标出辑录，在熟悉掌握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参阅其他书籍，待各方面信息搜集整理齐备后才开始动笔。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又不间断地搜集有关史料，反复修改，整整耗时18年才完成此著作。又如撰《吴渔山年谱》的同时，就搜集与之相关的几个人的材料，以备之后撰写相关人物的年谱或研究，陈垣先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陈垣先生的这个方法十分实用。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和恽寿平都是吴历的同时期人，他们的材料可以同时收集。竹汀先生即清代学者钱大昕，撰有宋代洪文惠、洪文敏、陆放翁、王深宁年谱，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他还认为，查找一个专题的材料时，可以同时在所看的书籍里考虑另一个问题，记下另一个问题的材料，有的是眼前就要用的材料，有的则留为备用。
在“竭泽而渔”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陈垣先生首创“史源学”。所谓“史源”，是指历史资料的最早来源。“史源学”的任务，是找出后人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总结出带规律性的方法。这本来属于考证的内容，但陈垣将其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作为训练初学者提高其考证工作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手段。陈智超老师选编《陈垣史源学杂文》选录陈垣相关论文38篇，包括《北宋校刊南北八史诸臣考》《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汉书·苏武传〉校记》等文，都是这方面的范文。许冠三曾总结陈垣先生“史源学”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一、 穷根源，即追寻一事一案的史料来源，直到穷尽为止;二、 别异同，即考定各史源间的“父子”“兄弟”关系;三、 辨正误，判优劣;四、 知其人，察其世;五、 采用文献材料，务须检核原本原文;六、 非不得已，不可转引他件，如有必要，亦当注明亲见出处;七、 征引旧文，虽可删节，但不可改窜;八、 引述素材，当以制作、完成和印行先后为序。这些基本方法是研究的重要经验。
陈垣先生治学，善于从复杂的史料中寻求归纳类例，通过列举典型史例，总结并说明史学上的基本规律。这种列举类型的方法不仅使读者获得对历史知识有条理的了解，还能学会如何认识和理解历史的通则，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从沈刻《元典章》12000多条错误中，抽取1200条，又将1200条归纳为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名物误例等42误例。包括文字、语言、名称、书写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错误，总结出古籍致误的原因。进而归纳凝练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的“校勘四法”，成为校勘学的通则。
陈垣先生不主张发表孤立琐碎的考证笔记，而是将它们合在一起归纳出条理，他的《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是他列举类例、归纳总结的实践之作。这种研究方法，将繁杂凌乱的史料条理系统化，化无序为有序，又由类例归纳出一般的道理与方法，然后再将所抽象出的道理与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十分方便在实际研究中运用。
陈垣先生的著述都格外注重体例，结构、布局、行文、语言、遣词造句等都很规整，极具风格，有“援庵体”之称。他十分注重研究的系统性，每研究一个题目，总是原原本本，结构完整，系统井然，连标点符号都很讲究。这种严谨朴实的治学特色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在陈智超老师所编《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学生的回忆中，都能看到陈垣对学生的熏陶与影响。卞师孝萱先生年轻时在北京工作，也曾多次拜访陈垣先生，在他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陈垣先生的《释氏疑年录》，卞先生也多次和我谈陈垣先生的文献学方法，我印象十分深刻。
陈智超老师对我说，陈垣先生强调身体第一。他常跟我介绍陈垣先生说过的话：少读一年书、少上一年学没关系。陈垣先生读书期间，学校曾因瘟疫解散了一年，正是在那一年的自学中，他夯实了未来学术研究的基础。陈智超老师年幼时，祖父已经上了年纪，他受父亲陈乐素的影响很大。陈老师说，父亲对他的教育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开明。起初陈老师并不是学习历史的，甚至还参加过土改，不打算考大学。父亲非常尊重他的选择，不干涉他的任何工作。第二点是启发。启发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小时候的熏陶。陈乐素写《宋史艺文志考证》时，陈老师年纪小，父亲让他和姐姐分工，从《四库全书总目》里把提到“《宋志》”（即《宋史·艺文志》）的文字挑出来，挑完后再交换检查。如果发现对方的错误或遗漏，就给一个小奖品。奖品很简单，有时只是一块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发他们的兴趣。后来他年龄大了一些，就帮父亲抄材料。陈乐素先生转向宋史研究后，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学老师。那时，乐素先生常带陈老师一起去图书馆抄资料，容肇祖先生也在图书馆工作。陈老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之后，容肇祖先生还向他提起他六七岁时抄材料的样子。乐素先生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启发他，为陈老师后来研究宋史和文献学打下了基础。第三点是责任。父辈教导陈老师，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不论是学术，还是其他一切工作，都要为国家服务。乐素先生教育陈老师的这三点，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陈垣来往书信集》中陈垣对书法的认识
陈智超老师多次和我谈到陈垣先生热爱书法，对中国书法的临摹、创作和历史也都有自己的见解。
陈垣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陈垣先生不仅倾慕中国的书法艺术，而且还努力钻研书法理论，通过理解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陈垣先生购买过董其昌、严衍、王鸣盛、钱大昕等名家墨宝，足见其有收藏书法作品的雅好。邓之诚先生曾致函陈垣先生：“蒙书扇，细审之，乃真有元明人风味，远非时下书家所能梦见，不胜狂喜，容再面谢。”他对陈垣先生书法的推崇可见一斑。
陈垣先生有关书法的论述，集中反映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陈智超老师所编的《陈垣来往书信集》中，特别是陈垣先生与三子陈约的回信中讨论书法尤多。
陈垣先生认为：“行书最要，最有用，最美。楷次要。草、隶又次之。篆又次之。此指用处。行、草只宜施之笔札，若擘窠大字，非楷、隶不能镇纸。故学隶亦好。”从实用和美观程度，陈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时，他还曾从书法发展的角度分析过篆书与行书的区别：“篆书比行书易见功，行书写一二年不能示人，篆书数月即成模样矣。行书是书之最进步者，篆书则初民作品，故较机械而古拙，比行书容易见效也。”陈垣先生认为篆书乃书法发展的初级阶段，易上手、易出成绩;行书、楷书用处最大，应下大气力练习。草书的适用性不强，但作为培养书法家的角度出发，则要在学好其他字体的同时兼顾草书。
1930年8月的往函中，陈垣先生写道：“《圣教序》有怀仁集王羲之本，有褚本。王本最佳，行书从此入，不患误入歧途也。”这是讲学习行书要从临摹《圣教序》的怀仁集王羲之本入手，“不患误入歧途”，说明选取法书碑帖对于书法入门的重要性。1931年10月，陈垣致陈约信中又提到：“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但入门要紧，不可走错门路。不懂犹如白纸，尚可写字;入错门路，则犹如已写花之纸，要洗干净，难矣。”又说：“凡事最怕不得其门而入，又怕误入迷途。所谓误入迷途者，即起坏头是也。入门不慎，走入歧途，回头不易。故恶劣之字帖，万不可学，一学便走入魔道，想出来不容易，故凡事须慎于始。”陈垣先生对书法学习入门十分重视，“恶劣之字帖，万不可学”，害怕误入歧途。
1931年12月17日陈约来信，陈垣在批复中教导其学习书法应脱俗，他说：“最怕走错门路，入了俗途。眼多见，自然不俗。宁可生硬，不可俗。汝现在的楷书可以算得生硬，已脱了俗之门，故可有进步也。”这和宋代黄庭坚所论“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同出一辙。
陈垣先生在指导习字中反复强调如何执笔和运腕。1932年11月28日，陈垣在给陈约的信中对执笔有一段论述：“执笔之法，不要聽人说要执正，有时非用侧笔不可。写篆或颜柳，似非正不可，此外大约须侧笔方能取势。至于写隶，则更非将笔尖向身不可，岂能全用正笔？但用侧笔，易将手踭按梗不动，如是，则不能用腕力，且腕太不活动。若能防止此节，则自然可以用侧笔也。”这段话中，陈垣先生批驳了执笔要正的说法，提出侧锋在写不同字体中的必要性，强调如果能够控制好手腕，运用侧锋会有比较好的效果。1937年陈垣信中写道：“隶日见进步，然未知何时能转用隶笔，或试为之，何如？《神谶碑》以隶笔作篆，即用方笔写篆也。今必欲以中锋作隶，是欲以圆笔作隶，汉初期（即篆、隶交界时期）隶书有之，后渐成为方笔了。更后则写篆亦作方笔了。今乃欲反其道而行之，亦一经验，但恐进步迟耳。”陈垣先生建议陈约用圆笔练隶书和篆书，强调中锋用笔在篆隶中的重要性，与北碑中的方笔侧锋不是一回事。具体内容我在《陈垣先生的书学观和书法实践》一文中有详细的讨论。
1930年8月，陈垣先生曾致信陈约，集中表达了他对法帖的看法：“来书言有李北海碑。李北海所书碑极多，是那一个？又云有《九成宫》。《九成宫》乃晚清末年最流行之字体，尤其是广东，但风气早已变过，不可学。《圣教序》有怀仁集王羲之本，有褚本。王本最佳，行书从此入，不患误入歧途也。至于字帖，从前讲石刻，自有影印出，得帖较容易，有正书局、中华、商务，皆有影本，比前人眼界广阔得多。若求进步，当更看前人墨迹。此事不容易了，徐徐为汝图之。”陈垣主张碑帖学习要有选择性，主张多看墨迹，这在清代碑学兴起后师碑风气下尤有价值。楷书不主张从《九成宫》学，行书可以从怀仁集《圣教序》入手，这些看法对初学书法来说，可谓金针度人。
陈垣先生认为字体的学习过程应专心，不要同时学习几种字体;一种字体的研习中，也要以专心练习一种碑帖或墨迹为好，这样做是为了打下良好的基础。1937年3月7日，陈垣在致陈约信中讲道：“我有杨惺吾守敬编《楷法溯源》一书，数年前就想寄汝，因汝字已接近南派，即圆体，而《楷法溯源》多选北碑，即方体，妨汝分心，迟迟未寄。”他主张北碑南派分而论之，重视专心于一体。
陈智超老师所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中还有陈垣先生大量讨论书法的内容，对我们研究和学习书法很有启发。陈老师还编有《陈垣先生遗墨》，集中收录了陈垣先生的手稿和墨迹，对于我们了解陈垣先生的书学观和书写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垣先生遗墨》收录陈垣先生99件书法作品，包含行书、楷书、草书等多种字体，其中行书《赵翼〈廿二史札记〉识语》为陈垣先生二十三岁时所作，是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墨迹，书迹娟秀，飘逸生动。《书陆游诗赠辅仁大学学生李瑚》《致廖世功谈〈四库全书〉底本》《家书谈思想剧变》《致方豪函谈风气之变》《抗战胜利后致张长弓函》等也都是难得的行书佳作。楷书如《光华医社配便通用方药录》等端庄自然，字体略扁，有钟王之风。草书作品多见于稿书，如《〈释氏疑年录〉稿》《〈清初僧诤记〉稿》《〈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稿》等手稿飞动峻拔，枯湿变化丰富，雅逸之气跃于纸上。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