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汉字的载体，在讨论中国书法国际传播之前，需要明晰汉字国际传播的情况。陆锡兴在《汉字传播史》中指出：“汉字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种表意文字，在商代就开始从中原向外传播，向四方发展。”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书法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也在充分吸收中国书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国特征，各有发展。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书法传播的过程虽然不比中国绘画流畅，但仍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及文化内涵吸引了一大批西方艺术家和收藏家的关注。
一船明月一帆风——中国书法向日本传播
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文化上和中国也是同气连枝。《隋书·东夷传》中记载日本上古“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本曾出土公元一世纪的“汉倭奴国王印”，以及其他带有铭文的器物，可以说汉字在当时已经传入日本。西晋太康六年（285），应神天皇邀请百济博士王仁担任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日本书纪》中记载：“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这是汉籍传入日本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汉字实现了实用价值后，日本开始对汉字形体审美有要求。在隋唐、宋元、明清时期，日本与中国在书法方面的交流非常密切，各有特色。
日本与唐代同时期的是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初期。当时中国书法对日本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唐人东渡，二是依靠日本派遣人员赴唐再归国。唐人东渡的代表是鉴真；日本赴唐的人选则组成多样，有遣唐使、留学生与学问僧等。奈良时代是日本大规模派遣遣唐使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也是日本书法史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因为遣唐使团需要记录大量文字，其中不乏善书者，代表如“善章草”的真人兴能。然而遣唐使团虽然规模大，但停留时间短暂，一般只有一年左右。而来唐留学生和学问僧为了深入体会吸收佛教思想和大唐文化，往往会留唐数年，在传播中国书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留学生的代表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学问僧以平安时期的入唐八家最为著名。
留学生橘逸势（？ -842）在唐留居两年，回国以书法名世，与空海（773-835）、嵯峨天皇（786-842）并称“三笔”。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有记：“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橘逸势的代表作《伊都内亲王愿文》笔法飘逸灵动，结构跌宕，有王献之“破体书”意味。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国书法的过程中，学问僧的贡献巨大，其中以最澄和空海为著。
最澄（767-822）在华广事交游，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归国。最澄归国之际，不仅携去经疏等230部、460卷，以及佛画、佛具等物，还有书法名品拓本和名僧墨迹17件，记录在他的《法门道具等目录》中，包括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名帖和名僧墨迹。
“五笔和尚”空海来唐主要为了求得佛法，同时留心经卷、着意艺文。关于空海的书法，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记载空海受韩方明笔法，传有执笔法和腕法。空海的书法作品中以《风信》《灌顶》二帖尤为著名，还有《金刚般若经开题残卷六十三行》等，从风格上看明显出于王羲之。其理论著作有《执笔法使笔法》一卷以及《篆隶万象名义》30卷。空海在唐大量收集名家墨迹，其《性灵集》中记载了呈献于嵯峨天皇的唐代著名书家真迹，包括欧阳询真迹一卷、张谊真迹一卷、大王诸舍帖一卷、急就章一卷等。嵯峨天皇也甚有书名，在日本与空海并称“书圣”，其代表作《李峤百咏》的用笔与结体与欧阳询相似度很高。
日本皇室笃信佛教促进了大批学问僧来华。学问僧对佛教经典的关注，为日本引进了一大批墨迹写本，这些写本大多由唐代经生抄录，是唐代书法向日本传播的另一种途径。唐代中国经生、书手的书法传播日本，属于无意识输出，而被遣唐使和留学僧携带回去的名家拓片则是有意识的选择。唐代书法名迹和拓本流传日本，大大促进了日本书法的发展，时至今日，“唐样”书道仍然是日本书坛主要风格之一。
在遣唐使的促进下，唐鉴真和尚（688-763）东渡，他带去的思想、文物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鉴真为日本引进了王羲之、王献之法书，并成为东大寺正仓院的藏品历代流传。直到日本“和样”书法形成之前，二王之风都是日本书坛的主流。
宋元时期的中日往来交流其实并不逊色于唐代，宋元书法在日本的影响力也很大。
宋代的新儒学与禅宗东传日本，对日本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随之而来的禅宗与“尚意”书风同时也影响了日本书坛。宋代禅宗墨迹传到日本后，极大丰富了日本禅宗文化的内容。在宋代东传日本的禅宗墨迹中，无准师范和虚堂智愚的影响较大。
无准师范禅师（1177-1249）有相当可观的作品保存在日本。无准师范顶相自赞用笔凝重沉着，平和内敛，有黄庭坚书法遗韵；但其榜书苍茫遒劲，力道十足，在日本茶道界很 受欢迎。虚堂智愚禅师（1185-1269）在日本的影响力可与无准师范禅师比肩，其弟子中出类拔萃的高僧很多，如南浦绍明、宗峰妙超、关山慧玄等。虚堂智愚的墨迹同样由其入宋日本弟子带回日本，皆为日本国宝级文物或重要文化遗产。
无准师范禅师与虚堂智愚禅师的墨迹有的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对于他们的作品不能单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审视，他们的学养对日本书道、茶道的启示颇大，其中的哲学性更加引人注目。南宋灭亡后，很多“书禅俱佳”的宋僧为了避乱来到日本，如一山一宁、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镜堂觉圆、西碉子昙、灵山道隐、清拙正澄等，也留下了大量墨迹。
与直接对日本书法造成影响的禅宗书法相比，宋元士大夫的影响比较间接，多为通过旅日禅僧进行输送。也正是因为禅僧们将“尚意”书风带到日本，以“宋四家”为代表的书风在当时较为流行，尤其苏轼、黄庭坚与禅宗的因缘又很深，论书之言中也多有禅意，他们的书风更加容易被当时的日本书坛接受。
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1254-1322）也是禅僧学书的重要取法对象，同样通过中日往来，禅僧将赵氏书风传入日本。赵孟頫与禅僧的直接往来也很密切，如中峰明本、古林清茂、断崖了义等，这些禅僧又是入元日僧参谒的主要对象，这为留学僧直接与赵孟頫接触创造了条件。雪村友梅、无隐元晦、石室善玖等或直接与赵孟頫接触过，或取法赵孟頫，将赵氏“复古书风”带到日本。如此，苏、黄、米、赵的书风被入宋、元留学僧带回日本。在士大夫与禅宗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宋元书风以其独有的面貌影响着日本书坛。
明清之际，是中国书法对日本产生影响的另一高峰。
明代中国对日本的书法输出延续宋元禅意书风的特征，以东渡日本创立黄檗宗的禅僧隐元隆琦，其弟子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独立性易，以及曹洞宗东皋心越等为代表的禅僧群体对日本书法产生持续影响，开启日本行草书、隶书及篆刻的兴盛。
隐元隆琦（1592-1673）开创日本佛教黄檗宗，是中日佛教和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隐元与张瑞图交往密切，其行草书风格也有张瑞图的风格，但是比张瑞图更具禅意，用篆法写行草书，拥有金石篆籀之气的同时，又有空灵超脱之意。在隐元、木庵、即非“黄檗三笔”影响下，一批禅僧的书法与绘画形成了一股“黄檗文化”，这种通过书法参禅悟道的方式在17和18世纪的日本形成了主流。
隐元之外，东皋心越是明末清初“诗、书、画、印”一体的重要艺术家，其篆刻、书画、琴道对当时日本形成了重大影响。东皋心越行书、隶书都很出色。和同时期的其他禅师书法相比，东皋的书法似乎缺少了一些“禅意”，其行书用笔丰富多变，在二王之外有董其昌的特点。隶书出自唐人，偶有行书笔意，在当时以行草书为主的禅宗书法中独树一帜。其画作被视作可与吴道子比肩，篆刻风格也很独特，并且将东渡携带的《韵府古篆汇选》等字书资料整理出版，为日本篆刻提供了技法和理论支持。
与东皋心越并称为“日本近世篆刻之祖”的独立性易（1592-1672）精于书学与篆刻，有《临池述意》和《独立禅师自用印谱》传世。独立对中国文人书法的承传打破了当时日本书坛盛行的“宽永三笔”风格，是促进江户时代“唐样”书道形成的先驱者。
中国美术馆于2022年举办了“黄檗文华润两邦——隐元及师友弟子的禅墨世界”展览，在书画方面，汇集了隐元及其师费隐，弟子木庵、即非、独立，以及悦山、高泉、东皋等禅僧的书法、绘画、手卷作品90余件，成果丰富。
清代中国书法对日本的影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从唐代起，中国对于日本书法的影响一直是通过法帖、手卷等墨迹摹本，几百年来的审美风格一脉相承。清代书家杨守敬、徐三庚、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将中国当时的碑派新风带到日本，让日本书坛为之一振。
明治十三年（1880）杨守敬（1839-1915）携带金石碑版古拓赴日，为日本带去了“六朝之风”，被称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深受杨守敬影响的日本书家有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和松田雪柯。杨守敬与日本书家的交往过程在《邻苏老人年谱》《学书迩言》《鸣鹤先生丛话》《松田雪柯东都日记》《岩谷一六笔谈》《清客笔话》等中均有记载。
赵之谦（1829-1884）与吴昌硕（1844-1927）是书、画、印兼擅的大家。日本著名的金石书法家如青山杉雨、梅舒适等都藏有大量吴昌硕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日本出版发行的吴昌硕各类书画作品集达到数十种。当代日本艺术家和学者对吴昌硕十分关注，研究成果丰富，例如松丸东鱼、西川宁、今井凌雪等。正是由于他们对吴昌硕的大力推崇，确立了缶翁在日本艺坛的地位。
赵之谦与吴昌硕的区别在于，目前并未发现赵之谦与日本有直接交往的记载，其对日本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河井荃庐的收藏。在河井荃庐的影响下，西川宁对于赵之谦也很关注，赵氏艺术之风在此二人的倡导之下进一步扩大了在日本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对日本印风影响尤著的徐三庚（1826-1890）。明治时期，很多日本人来中国拜入徐三庚门下，著名的有圆山大迂和秋山白严。
在此影响下，明治时期，日本书坛对碑学及碑派书风非常推崇，大批书法篆刻文人来华学习，如中林悟竹师从杨守敬之师潘存，北方心泉师从俞樾，宫岛詠士师从张裕钊等等。他们对中国书法及篆刻艺术的热情，让日本书坛风气焕然一新，并形成了中日书法交流的另一个高峰。
在日本“六朝书风”盛行的背景下，仍有一些人坚持传统的“帖派”书风，其代表是内藤湖南。1907年至1911年，内藤湖南与中村不折就“碑帖”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论争。内藤湖南自称“王羲之仆役”，对晋唐书风极为推崇，在当时“碑派”书风流行的日本书坛显得格外特别。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内藤对于书画鉴藏方面也有独特的眼光，是近代中日书法交流史上不能忽视的个案之一。
道不远人——中国书法向朝鲜半岛传播
与日本相比，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书法，传播至朝鲜半岛的时间都要早于日本。
汉代中国书法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与汉代一脉相承，如乐浪郡地区的墓葬中曾出土大量的汉代印章、封泥和刻有铭文的金属器物，其文字风格皆可见汉代书法浑穆厚重的特点。
关于中国书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南史》卷四十二《豫章文献王嶷传附子显弟子云传》中记载了百济派使者求取当时著名书家萧子云书法的情况：“出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云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大量派遣留学生入唐学习，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风的推崇，统一新罗时期，王羲之书风在朝鲜半岛流行。根据叶昌炽《语石》记载，以集王书而成的碑刻有三座，分别为沙林寺宏觉国师碑、獜角寺普贤国师碑和兴法寺忠湛塔铭。
中国书法传播至朝鲜半岛，一个重要证据是石刻佛经。统一新罗时期的《华岩寺石刻华严经》残片上书与唐写经相似度很高。叶昌炽也曾记录外国僧人在中国书碑的事迹，“中国石刻而异域之人书之，惟房山雷音洞石经，有高丽僧达牧书。”
高丽太祖王建于成均馆设“书学博士”。新罗著名书家崔致远（857-？）12岁入唐，曾为高丽太祖王建作书，有《笔法》诗赞南朝书家萧子云。崔致远书《真鉴禅师碑铭》脱骨于欧阳询，用笔精到秀丽。以崔致远为代表的高丽前期书家多崇尚欧阳询等人，中期王羲之书法风格再次兴盛。
对朝鲜半岛书坛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位书家是赵孟頫。朝鲜学者徐居正在《笔苑杂记》中记“王东还，文籍书画，驮载万签。赵孟頫手记，遍于东方，盖由是也”。高丽后期著名文学家、诗人、书画家李齐贤有《和呈学士子昂》诗将赵孟頫书法视作王羲之书法的再现，对赵书高度肯定。在以忠宣王为代表的王室和以李齐贤为代表的文人倡导之下，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时代中期，元代书家赵孟頫书法影响长达300年，并形成了“松雪体”潮流。李氏朝鲜学赵孟頫书最著名的当数朝鲜世宗第三子安平大君李瑢（1418-1453）。“松雪体”后成为朝鲜的“国书体”，并且应用于朝鲜活字印刷中。
清代金石考据学兴盛以后，碑学书法的改革创新给朝鲜书坛带去了极大的震撼。在当时朝鲜尝试碑派书风的书家并不少，最终脱颖而出的是能够融会金石碑版古拙质朴书风的金正喜。金正喜（1786-1856）致力于中国和朝鲜古代碑刻的研究，其理论著作《金石过眼录》《实事求是说》等收录在《阮堂先生全集》中。在创作上，金正喜潜心汉隶，博采众长，形成了独特“秋史体”。
在篆刻方面，吴昌硕与朝鲜书家闵泳翊（1860-1914）来往密切。在交往过程中，吴昌硕为闵泳翊创作了300余枚印章，这些印章犹如一部印史，为当时朝鲜的篆刻家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鉴赏机会，也为吴昌硕印风在朝鲜传播提供了重要途径。
书法对日本、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共同点：其一，文化背景相同，汉字文化圈背景与一致的审美为中国书法的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日本和朝鲜半岛都曾主动派遣使者来华学习，吸收中国文化，尤其是唐文化，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其三，在中国书法向日、朝传播过程中，佛教是重要传播途径。日本和朝鲜半岛僧人来华，带回大批佛教写经、碑刻，随行还有中国名家法书字帖，促进了中国书法的传播。
西程十万里——中国书法向西方传播
在西方，书法是最后被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书法笔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随着对抽象艺术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借鉴了书法。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
20世纪，西方画家持续受到亚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意图寻求新的创作方式，于是开始从中国和日本书法中吸收线条艺术形态。如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弗朗茨·克兰（Franz Kline）、马克·托比（Mark To⁃bey）等。其他国家的抽象主义艺术家也多从书法中汲取灵感，比如西班牙的 安东尼 · 塔皮埃斯（Antoni Tapies）。塔皮埃斯是深受东方美学影响的典型代表，其作品中有大量中国书法和水墨画的技法表现，画面中时见狂草笔法和水墨晕染画法。同时，塔皮埃斯认为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是符合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套要求的，并且意识到了中国书法具有“文人性”的特征，可见其对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并不流于表面。
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很多不止从中国书法或绘画中汲取创作灵感，他们对于东方哲学也有自己的体会，这也为他们接受东方美学提供了思想背景，在他们的作品中，“线质”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法，而且用于表达他们对于东西方思想与艺术的理解。
西方对于中国书法的接受时间比较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所藏的中国书法作品数量却不少。其中，敦煌写本作为西方最早的书法藏品具有珍贵的艺术与文献价值。20世纪初，西方藏家们开始正式收藏中国书法，代表人物有福开森、顾洛阜、艾略特、安思远、王方宇、翁万戈等。
敦煌写本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宝藏，后遭劫掠，成为了西方国家藏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写本的收藏尤以英法为著，英国的敦煌写本主要来源于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的敦煌写本则来源于探险家、汉学家伯希和。
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在1900年至1931年间，曾先后四次来到敦煌地区，以极低的成本窃取了包括汉魏两晋之际汉文简牍、汉文或其他语言写本和残片、书法碑刻拓片、佛教绘画及其他珍贵文物。
伯希 和 （Paul Pelliot，1878-1945）师从著名汉学家沙畹。与斯坦因相比，伯希和凭借对汉学的精通，在对敦煌写本的选取上要比斯坦因更具专业眼光，同样以低价掠走了价值更高的一批写本。1908年，伯希和来到敦煌千佛洞，对当时所存敦煌写本进行了挑选和编号，并带走了其中的6000余件精品，其中有唐人临王羲之帖（p.4642）、唐太宗《温泉铭》拓本（p.4508）、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拓本（p.4503）等等。
西方所藏的敦煌写本不仅扩大了西方书法收藏品类，同时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一手材料，对于中国书法史来说也有直接的印证作用。尽管英、法、俄等国家收藏的敦煌写本已经基本上实现图版化，但其对敦煌文物的劫掠行径仍然要遭受历史的谴责，长期流落在外的敦煌文物也是中国文化之殇。
除此之外，20世纪的美国收藏家对中国书法关注很多。
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是最早在著作中赋予中国书法与绘画同等地位的西方学者。20世纪初，福开森开始在中国购买、收藏中国书法作品和其他艺术品。在向来更重视宋画的西方收藏风气中，福开森购得的大量明清扇面书画在审美上具有前瞻性。
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1913-1988）专门收藏中国古代书画，是继福开森后美国最早专注于书法收藏的大家。其藏品到目前为止，仍然可以视为美国乃至西方私人藏家中最突出的。顾洛阜不仅拥有质量和数量都可观的书法藏品，对中国书法的认识也很超前，意识到了“书画同源”，甚至书法要高一等。其藏品后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亚艺术部主任方闻引进。方闻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引进了一大批中国书画珍品，确立了该馆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的地位。
艾略 特 （John B. Elliott，1928-1997）是方闻的大学同学，其中国书画收藏现存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方闻评价艾略特的中国书法收藏最具综合性，一是时间跨度更大，从东晋王羲之一直到当代傅申；二是藏品数量也很可观。
王方宇（1913-1997）是海外最大、最综合的八大山人藏家，同时是著名藏家安思远在中国书法收藏方面的导师。他对八大山人的研究深入，不仅在耶鲁大学主讲八大的书画艺术，并且举办了八大书画展览。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王方宇藏《八大山人法书集》两册。王方宇所藏八大山人书画作品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正是因为王方宇捐赠的作品和研究文献资料，弗利尔美术馆成为了“海外八大山人研究中心”。
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1929-2014）在美国收藏界被称为“美国的中国人”。在王方宇的引领下，安思远于1949年开始收藏19到20世纪的中国书法。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过《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几乎囊括他一生收藏的碑帖精品。1988年，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来自安思远收藏的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书画”展览，展示了他捐赠的471件中国书画藏品。
旅美华人藏家 翁万 戈（1918-2020）作为翁同龢五世孙，其书画收藏基本来自翁同龢的旧藏。《艺苑掇英》第34期曾就翁氏藏品选其精粹进行了“翁万戈先生珍藏书画专辑”的专题介绍。翁万戈藏品中翁同龢的作品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不仅包含翁同龢的墨迹，还藏有翁同龢自用印40余方，有不少出自清末如吴昌硕等著名篆刻家之手。200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翁万戈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基本包括顾氏一生收藏的中国书画名迹。
除此之外，对中国书画收藏给予特别关注的藏家还有王季迁、路思客、杨致远、张充和、王南屏、张大千等。蒋彝（1903-1977）旅英期间所撰《中国书法》（Chinese Calligra⁃phy）是第一部向国外系统介绍中国书法的著作，对于中国书法国际传播意义非凡。
西方对中国书法的收藏与接受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西方画家及藏家对中国书法的理解很多经由日本书法启蒙，或从日本书法入手，或由日本古董商、藏家、学者引导接触中国书法藏品；第二，与取法书法元素的画家不同，西方藏家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及书法艺术了解深入者，并非只将书法作为抽象艺术或绘画的变形理解；第三，华裔或旅居西方的中国学者在西方对中国书法的收藏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凭借深厚的家学渊源与学识，引导了西方藏家对中国书法的理解与鉴赏。
梁启超1926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就谈到中国书法是“特别的美术”。虽然一般看来，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有重重困难，但其深厚的内涵与书画同源的艺术特征仍然对眼光卓越的藏家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国书法也作为中国文化最有特色、最为形象的标本，在国际交流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分别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