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到上海参加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发布会，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克勤社长说起王先生的文集即将出版，便一直翘首以盼。昨天十卷本的《王水照文集》终于送进家门，虽然其中有好几卷所收著作的单行本我早已认真读过，但仍然带着先睹为快的心情，逐册翻阅。《文集》卷首的《出版说明》对每卷内容都有简洁准确的介绍，一览即知，不用我来复述。本文只想谈谈我对《文集》的总体印象，然后评说作者的学术人生。
首先，《文集》固然是王水照先生学术成果的集成，但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却绝不局限于《文集》。这套《文集》的编纂体例与总目由王水照先生亲自拟订，全书的编纂体现出十分严格的标准，那就是收入《文集》的所有篇目皆由王先生独自撰写，凡是与他人合写的著作一概不收。例如初版于1997年的《宋代文学通论》一书，王先生不但亲自拟定了全书的宗旨要求、设计构思，亲自撰写绪论和文体篇，而且全书皆由他独自通稿、定稿。其他七位撰稿人皆是正在复旦大学由王先生指导攻读学位的研究生，估计他们撰写书稿时受到导师的指导与修改不会少于撰写学位论文。就实际贡献而言，此书完全可以看作王先生本人的著作。此外，王先生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也属于同样的性质。此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初版于2004年，其撰写过程则长达七年，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师生合撰一书，在学术界原本多见，老师的现有成果和学生的充沛精力，可以相信是绝好的组合。不过，若老师既不满足于简单复述以前的论述，而学生又不能很快令自己对课题的把握提升到接近老师的水平，则写作过程便不得不与教学过程相伴随，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来说，七年其实也算不得足够的时间。”师生二人共同道出的甘苦之言，说明王先生在本书的撰写中付出了不少于由他独自撰稿的艰辛。按照时下的惯例，如果把《宋代文学通论》与《苏轼评传》收入王先生的文集，也未尝不可。现在未收，既体现出王先生的谦退性格，也表明《文集》编纂体例之严格。有趣的是，王先生还曾与弟子崔铭合著《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初版于2000年，此次也未收入《文集》。收入《文集》第五卷的只有王先生独撰的《苏轼传稿》，原名《苏轼》，初版于1981年。此书篇幅不大，文字平易，深受读者欢迎，不但在国内一再重版，而且被译介到日、韩等国。但是王先生对苏轼其人的总体看法，此书已经奠定基础，是一本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苏轼传记。几年以后，王先生方与弟子合作撰写《苏轼传》与《苏轼评传》。前者是引人入胜的普及读物，后者是发人深省的学术专著，两书的篇幅皆远超《苏轼》。但就基本观点及思路而言，两书都能在《苏轼》中找到其影子。我曾仔细读过这三种苏轼传记，我认为从《苏轼》到《苏轼传》《苏轼评传》，清晰地体现出材料愈益丰赡、论证更加深刻的学术发展脉络，这是王先生带领弟子逐步深入苏轼研究领域留下的一串脚印。如今由于体例的缘故，由王先生独撰的《苏轼》收入《文集》，他与弟子合作的《苏轼传》《苏轼评传》则未收，我们在钦仰王先生实事求是、谦逊自抑的风度的同时，也可明白《文集》并未全面展示王先生学术研究的全部成就。当然，有更多显而易见的例子可以佐证我的看法：王先生主编了许多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例如字数多达628万的《历代文话》，从拟定宗旨、确立凡例，到广搜资料、精选书目，王先生无不亲力躬行，只要读其长篇序言，便可知道他为此书耗费了多少心血。此外如《王安石全集》《司马光全集》等书的编纂，担任主编的王先生也都付出辛勤的劳动。所以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做出的实际业绩，是远远溢出这套《文集》的。
其次，《文集》足以证明王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广度与高度这两个维度上都引人瞩目，先看第一个维度。王先生治学，堂庑广大。他的学术思考着眼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试看收进《文集》第九卷《鳞爪文辑》的短文，上及先秦典籍中关于西施的记载、以及《古诗十九首》、隋代文学，下及鲁迅等近现代学人，文章写得短小精悍，观点则精彩纷呈。当然，若从耗费精力及成果数量来看，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肯定是集中于唐、宋两代的文学。近年来学界颇有讨论“会通唐宋”的风气，其实王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活动就已体现出会通唐宋的倾向。王先生对唐代文学研究甚深，他在六十年代关于杜甫的论文，在七十年代后期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论文，都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最早的一部学术专著是1984年初版的《唐宋文学论集》，他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皆体现出“会通唐宋”的胸襟与眼光。凡此种种，都说明王先生学术研究领域相当宽广。再看第二个维度。从整体来看，王先生的学术体现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风格特征。若从时间过程而言，不妨说王先生的学术研究经历了由博返约的过程。这里的“博”指整个文学史或唐宋文学，而“约”则指宋代文学或苏轼研究。王先生在北大读书时参编“红皮”“黄皮”本《中国文学史》，是他进入学术界之前的一次练习，他参加编写并担任负责人的是宋元部分。王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发轫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参编《中国文学史》，他参加编写的是唐宋段。两者的重合部分就是宋代文学，这成为王先生日后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就具体的撰写对象来说，王先生在两部文学史中所承担的都是“苏轼”一章，苏轼顺理成章地成为他平生学术的重中之重。王先生的宋代文学研究，特别是苏轼研究，在时间跨度上已超过一个花甲。当然，后来王先生的苏轼研究成果以多种方式涌现出来，包括《苏轼评传》《苏轼传》《苏轼研究》《苏轼选集》以及一系列的单篇论文。可以说，要在当代学界找一位苏轼的知己，或者一位苏轼研究的功臣，肯定非王先生莫属。毫不夸张，王先生在苏轼研究上达到的学术高度在当代学术界处于巅峰地位。
其三，《文集》展示了王先生卓越的学术品位与优良的学术风格，前者指敏锐准确的问题意识与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后者指实事求是的学风与穷究底蕴的精神。先看前者。王先生的学术选题，都能瞄准最有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并选择最切实可行的切入角度。例如《北宋三大文人集团》这本专著，其题目与论证都使人耳目一新。在此前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常以“运动”“流派”等来描述群体活动，而“集团”一词显然更加准确，并且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眼光。以往学界对于欧门、苏门有较多关注，本书则敏锐地注意到钱惟演幕僚集团的文学史地位，并环环相扣地将其与欧门、苏门连缀起来。本书在细节方面也有许多创获，例如对欧阳修与尹洙关系的辨析、对嘉祐二年贡举事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皆富有新意。再如《苏轼临终的“终极关怀”》这篇论文，从苏轼临终时关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入手探讨其人生观，因为“一个人如何对待死亡，正是最直接地反映他人生思想的核心内涵与特点”，此文抓住苏轼在生命最后一年中的三次言行，即金山寺题画像诗、与方外之友维琳的交谈，以及对诸子的遗言来进行分析，从而探骊得珠，对苏轼的人生观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再看后者。王先生撰写《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这篇论文时，涉及到前人用“豪放”与“婉约”来概括宋词两大风格流派的问题。近代学者多引明人张綖《诗馀图谱·凡例》中“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一段文字，但皆未注明具体的版本依据。王先生先是写信向前辈唐圭璋先生请益，后又钻进图书馆遍查典籍，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在上海图书馆所藏万历二十九年游元泾校刊的《增正诗馀图谱》本中找到此段文字，方为这段重要的词论提供了准确的文献出处。此外，王先生主编《历代文话》时，所选版本中有多种四库全书本及数种和刻本，都体现出实事求是、不拘成说的学术态度。
最后，《文集》展示了王先生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组织同道、引领潮流的重要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宋代文学研究一度比较冷落，学界投入的力量与取得的成果均远逊于唐代文学研究。比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于八十年代之初就开始活动，而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却迟到2000年方告成立。而且前者成立时已拥有相当雄厚的学术基础，后者却显得势单力薄。所以当王水照先生发起并创办宋代文学学会时，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做的是具有拓荒性质的工作。在学会的筹建、创办以及后来的日常工作中，王先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渗透了很多心血。从每次理事会的具体议程，到会后论文集的编定，王先生是事必躬亲。可以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从2000年一直走到今天，与王先生个人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这方面的工作既无法计量，也难用文字来表述，但《文集》第九卷中收入的十来篇会议致辞却留下了若干难忘的足迹。王先生常常在致辞中对宋代文学研究进行提纲挈领的总结，既分析现状，也展望未来。例如2011年在第七届年会的闭幕辞中，王先生把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在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等五个方面的成就称为“五朵金花”，并对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等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展望。我认为这些致辞不但是学会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学术思想发展史的重要记录。此外如收入本卷的《新宋学第一辑卷首语》，不但揭示了学会会刊的宗旨，而且对包括宋代文学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宋代哲学、史学在内的宋代学术进行了整体的观照。凡此种种，均显示出王先生作为学界执牛耳者的胸襟、眼光与气度，其学术价值并不逊于他个人的学术著作，收入《文集》甚为惬当。
抚摸着沉甸甸的《王水照文集》，端详着各册卷首王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留影，我浮想联翩。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七中引梅式庵言曰：“天欲成就一文人、一儒者，都非偶然。”诚哉斯言！王先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杰出代表与宋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代宗师，是由众多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总合而成的。首要的条件当然是王先生自身的过人才性与不懈努力，这是内因。外因则是适逢其时的时代背景，由于种种原因，宋代文学研究的起步较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专注于宋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人数甚少，而且大多集中于宋词研究，从而留下了比其他时段的古代文学更多的学术空白。比如《全唐文》《全唐诗》都成书于清代，而《全宋文》《全宋诗》却都到最近二三十年方才问世，就是明显的例证。更加具有偶然性的外因是，王先生的一生经历正好有助于其学术事业的顺利发展。他少年得志，顺利考入名师云集的北大中文系，在游国恩、林庚等一代名师的指导下接受了全面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大学毕业后进入社科院文研所，在何其芳、钱锺书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与著述。尤其重要的是，当年文研所为王先生指定的导师就是钱锺书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亲炙”名师的良机！钱先生名高天下，门墙数仞，一般人哪有以莛叩钟的机会！而王先生却能与他朝夕相处，随时请益，如此者几近二十年，两人的密切关系即使在王先生调离文研所后也未中断！虽说那个时代政治风波不断，王先生的学业也曾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说来，他在北大学习时没有沾到右派的边，且因参编文学史而没有下乡劳动。他在文研所工作时因属于“准逍遥派”，所以没有卷入派性斗争而得以静心读书。等到文革结束，许多人痛感荒废岁月时，王先生已在学术上打好坚实的基础。王先生在八十年代初调往复旦大学，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生选择。复旦有卓越的学术平台，师资力量雄厚，优质生源充足，王先生在这个新单位治学任教，如鱼得水。正因在年富力强之时进入复旦任教，王先生才有机会培养众多的后起之秀，建立起一支声同气应的学术队伍，并且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提升本人学术研究的高度。从北大到文研所，再到复旦，这三段经历构成了王先生“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人生。凡此种种，当然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也不妨看成是“天欲成就”这位一代宗师的呵护或玉成。
《王水照文集》每册封底的瓦当图案里都印着“延年益寿”四个大字，当是出版社对年臻耄耋的王水照先生的祝颂之词。我作为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后学，也衷心祝愿王水照先生寿登期颐，永葆学术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