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我在王水照先生身边学习至今刚好十年，十年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先生的教诲与关爱。我曾经写过几篇跟随先生读书的感想，像《为问少年心在否，一篇珠玉是生涯》乃是一篇访谈录，发表在《文艺研究》，主要是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清诗健笔何足数，春在先生杖屦中》是一篇简单记叙先生学问兴趣的小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王水照先生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思想述略》，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主要则是勾勒先生学问格局的文章，认为“用力最深的宋代文学研究”、“期待最切的古代文章学研究”和“牵挂最多的钱锺书学术研究”三个方面是先生晚年的主要关心点。这三篇文章都获得了先生认可，我非常高兴。现在这一篇是应《人民政协报》的邀请所撰，因有三篇文章在前，所以我从一个新的角度简要叙述了从先生问学的一些感想，非常浅薄，主要表达了我对先生的敬仰与祝福吧。
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也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与拓荒者之一。我在跟随先生读博之前，并未与他当面交流过，那时只是每周到朱刚老师办公室，和师友们共读《荆溪林下偶谈》。一天，读书会尚未开始，朱老师把我叫出去，说：“王先生找你，你过来一下。”这时我才注意到，朱老师隔壁第二间，就是先生的办公室。自此以后，这间坐落在复旦大学光华楼12楼的小房间，便成了我学习先生治学精神、领略先生学术人生、体悟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场所，后来我又逐渐认识到这里还是了解学术前沿的一扇独特窗口。
《历代文话》的诞生地
王先生的办公室位于楼层的正南方，秋日的阳光照进来，比楼道里温暖不少。办公室面积不大，却放了六张办公桌，加上一排书柜，能够活动的空间已经很小。第一次拜见王先生，他坐在靠东的桌边，寒暄了几句便指向铺满了办公桌的书稿校样，告诉我他正在编纂一部文章学研究资料集成《历代文话》，已经进入核对二校阶段，希望我能加入。原来，小小办公室正在进行一项大工程，六张办公桌正是为《历代文话》而设。
王先生交付给我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校读《历代文话序》。王先生跟我说：“这篇序已经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过，我又看了两遍，你几位师兄也看过了，你再帮我看看，希望能够把错讹减少到最少。”我听闻此言，一方面很认真地看稿，希望能够不负先生信任，另一方面也心里发怵，这么多老师都看过的稿子，我还能看出些啥来！几遍看下来，还真是没什么问题，唯有一处表述，原稿写道：“而洪迈《容斋四六丛谈》乃是后人从其《容斋随笔》中摘抄而成。”我与王先生说，这句话行文文气似不够畅达。先生接过稿子，点了点头。等到再看到此文，这句话变成了：“至于洪迈的《容斋四六丛话》，乃是后人从其《容斋随笔》中摘抄而成，俨然成一独立论著。”寥寥几字的修改，文气便相衔相贯了。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首先是王先生对文章再三修改不放过一句话的做派，昭示了一种治学求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其次是王先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风度，令人更为感佩。像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能够认真听取一位硕士生很不成熟的意见，至少出乎当时的我的意料。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慢慢体会到，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谦和的老人，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正如骆玉明老师在先生八十寿诞会上所说，王先生具有水一般“谦退”、“容纳”、“利他”的品格。
为了方便我随时来办公室工作，王先生又把钥匙交给了我，这把钥匙随我至今。从此朝九晚五，《历代文话》校样核对工作非常顺利，王先生每周也会过来两三次，与我们讨论疑难问题。这种幸福的读书、校书生活，持续了一年，直到《历代文话》出版。先生后来不止一次与我说：“正是你们几个人在我办公室‘上班’，大大提高了《历代文话》的标校质量，这是一个很好的编书经验。”
2015年底，王水照先生又请准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希望在《历代文话》基础上，再作努力，编出篇幅翻倍的《历代文话新编》,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古代文章学学科，奠定更坚实的文献基础。每每看到书柜上十巨册的《历代文话》，我就想起那段难忘的日子。现在，《新编》工作进展顺利，可以想见，用不了多久，我又将与同门们在王先生的办公室，重现那段美好的校书时光。
来访者：先生的“朋友圈”
王水照先生在办公室接待过不少著名学者，我印象中最早的一次，是2006年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徐公持先生来访。王先生1960至1978年在文学所工作，曾与徐先生共事。那次两位老先生在办公室愉快畅聊，我在边上静静听着，耳闻了不少文学所的故事。他们的聊天也让我这个旁人深切体会到先生对文学所的特别感情。
我参加的先生最近一次办公室接待，是约见复旦大学哲学系陈居渊老师。陈老师早年点校整理了梁章钜《制艺丛话》，一部讨论八股文的重要文话著作。原《历代文话》主要收录评论古文者，酌收评论骈文、时文的著作，这次编撰《历代文话新编》，拟扩大收书范围，除了评论古文者放宽收录标准外，评论骈文、时文的文话也将选择收录。先生约请陈老师加盟，既加快了《新编》工作进度，也节省了不少资源，可谓两全其美。
当然，在办公室会见最多的，还数王先生的学生们。每两周一次的师生见面会，王先生恐怕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了。王先生带学生的方式，根本不是给学生开设课表上有限的课程，而是循着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定期见面，定期讨论，主要交流学术动态。一位师弟曾经写过一篇《王水照先生的学术课堂》，生动描绘了王先生上课时的风采，勾画出先生严谨踏实的为师风范。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够如此敏锐地关注学界前沿，想想就令人敬佩。课前课后，王先生总要与个别同学在他的办公室单独碰面，有时是讨论论文选题，有时是交流读书心得，有时是了解就业情况，无不体现出对学生的殷殷关切。
王先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学问和学生。去年一次课后，先生正与两位即将毕业的同学在办公室聊天，我推门而入，见我进来，先生又把两位同学的求职情况与我讲了一遍，希望我也能为他们出谋划策。送走两位同学，先生与我说：“学生就业，以前程千帆先生曾说，扶上马再送一程，我虽然做不到程先生那般，总还是希望能尽力帮忙。我的学生，现在绝大部分都在教育科研岗位工作，这让我很欣慰。”这段话可能我的感触更深，先生当年为了留我在复旦工作，也是在这个办公室商量办法，多次向学校递交申请才把事情办妥，其中曲折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先生去年开始玩起了微信“朋友圈”，以便了解各种信息，不过是只看不发的，想起我这些年在王先生办公室的所见所闻，也相当于阅读了王先生的“朋友圈”了吧。
办公室里的学术信息
我因担任王水照先生助手，有时需帮王先生取邮件放到他办公室。进去之后，总不免东张西望，翻翻先生书桌上的新书。由于王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许多学者都会寄来新著，特别是古代文学界的前辈学者。比如董乃斌教授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胡传志教授的《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等书，我都是在王先生办公室第一次读到。一些期刊社，更是定期寄来最新刊物，我翻翻目录，也能了解学术动态。王先生办公室俨然已成小型资料室。
有时我还会留意王先生带走了什么书，留下了什么书，推测王先生近期的学术兴趣。一次因备课所需，要用吴承学老师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想起曾在王先生办公室见过，便进去寻找，竟未得获，应该是王先生带回了家中阅读。王先生曾对一位写文章学论文的师妹说：“要好好研究吴承学！”我们当时都笑了，但恰可见出王先生是很重视吴老师的成果的。
学界各种新著不断寄来，办公室里可谓堆积如山，原来还主要排放在桌面，后来干脆就直接从地上摞起来了。特别是近年王先生自己编撰的图书愈来愈多，样书少则几十本，多则上百本，比如有《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日本宋学六人集第二辑》、《宋刊孤本三苏温公山谷集六种》、《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走马塘集》、《新宋学》第三、四、五辑等。最近地面上又新增了两个品种——《王安石全集》和《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构》，前者由先生主编，并撰写了长篇序言，后者由王先生和我主编，是2015年第三届文章学会议的论文集，这些都显示出王水照先生持续的学术活力与学术热情。
在光华楼草坪上，我有时抬头遥遥地寻找着1206的窗户，就好像仰望王水照先生这座学术高峰，让我看到晴空云彩，获得向上的力量。从第一次迈进这间办公室，到这篇文章落笔，岁月倏忽，已整整十年。王先生办公室的基本格局并未变化，只是空间越来越逼仄，办公桌面不得不一换再换，换到无处可换，便夹在了书堆之中。王先生的神态也渐显龙钟，形容更为清癯。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王水照先生的学术依然充满生命力，王水照先生教书育人的步伐并未慢下来。借此机会，衷心祝愿先生身体康泰，福寿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