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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世代的哲学，一定是那一世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哲学“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美国版序言）我们可以将这句话引申到诸子百家身上。如果诸子百家的学说也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那么这里就有一些需要解答的问题，譬如，诸子百家所处的春秋时期有着怎样的社会性格呢？在那种社会性格的条件下，“诸子”是怎样成为诸子的呢？他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以至于直到今天还为人所津津乐道，像某种有灵性的气息一样氤氲在哲学的上端和下端，深刻而直接地影响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呢？具体地说，此时此刻的我们为什么还会记忆起两千多年前那些人的姓名呢？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帮子曾经活跃在中华民族最初的精神建构舞台上的古代知识分子都挺好的呢？他们究竟用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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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大爆发的时代，思想大爆发是以严重社会失序作为其背景或者说代价的。这个过程，如果从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灭殷商建国、定都镐京（今西安市）算起，到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废黜周赧王、东周亡，历经八百多年，即使用现在的标准看，也相当漫长了。在这段历史中，周朝（西周和东周）自身的国家权力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周天子权威日渐衰微，各诸侯国为了争当霸主，更是战争狼烟四起，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安宁。在这无限混乱的年代，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不约而同延揽人才，导致“士”这一阶层出现，客观上为思想大爆发创造了极为难得的历史条件。没有这个历史条件，将无从谈起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杂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也绝不会有“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我在《孟子很幸运》（2020-1-27）一文中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总是怀着为江山社稷安危殚精竭虑的情怀，怀着“经世”、“致用”的信念，孜孜不倦地向“君”提出种种治国理政构想，期待“君”采纳他们的治国理政建议，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去了，孟子也周游列国去了，一时间，周游列国似乎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形，甚至已经不限于儒家了，法家亦是如此。你比如法家先驱管仲在跟齐桓公深谈三天三夜之后，后者竟当即将其“拜为相”，传为一段佳话；以主张实行严苛酷法而著名的韩非子不仅“入世”，更是入了朝，亲身在政治旋涡中历经磋磨，终于熬到位极人臣的位置，成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虽然最后被同窗好友李斯陷害——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死于知识分子之手的知识分子何止李斯一人——死于秦始皇之手，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恰恰是通过秦始皇实现和完成的。
这就是说，中国这些最聪明的人“经世”的路数不同，“致用”的程度不一，但在对君主循循善诱进行劝谏方面，都不约而同操碎了心，说了无数该如何如何，不如何就会如何的话。饶有兴味的是，在那个独特的时代，“君”居然是欢迎这些家伙们妄议朝政、乐于听取他们意见的，这就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博兴文化的热情，从而也就在整体上丰盈了那个时代的国家智慧，而是否拥有高深的国家智慧，又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国家间站立的根本。
“士”的历史作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凸显出来的。
司马迁说，齐国的稷下学宫曾经聚拢数百上千人，“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时代！《战国策·燕策》也记载说，当时的“士”是很招人待见的，甚至出现了“帝者以师处，王者以友处”的局面，所以我们才能从《孟子》里读到孟子与魏国君主梁惠王、齐国君主齐宣王、腾国君主滕文公等人的关于国家政治话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往往气氛热烈友好，充满了思辨，而且很多时候孟子都居于施教者位置，“君”则像三孙子一样似乎只有听的份儿，有时候还得领受直接的批评教育。
譬如“五十步笑百步”这句话，就是孟子嘲笑梁惠王的，梁惠王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你总不能像后来的秦始皇那样下令把丫活埋了吧？换句话说，梁惠王以及其他什么“王”都还没有从道路上、理论上、制度上获得这种把知识分子活埋的自信，他们做不了历史还没来得及给他们提供条件去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孟子之类的“先秦”思想家，都极为幸运地被历史呵护了，或者说，历史呵护了春秋战国时期无数企图用思想活着的人，从而在客观上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界面，丰富了中国人关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和见解。
通过“君”实现自我价值的儒家，确实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构建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从褒义上说，我们可以骄傲地认为中国所拥有的政治智慧是西方“蛮夷”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从贬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君”的统治术即治国理政之道发展得如此完备，如此丰富，如此博大精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不能不归功于孔子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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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意味的社会现象都是历史逻辑链中的一环，它经由遥远的过去而来，掷地有声地从我们面前铿锵而去，并渐行渐远，走向未来。这个逻辑链必须是完整的，所谓的“意味”，也必须是从它的延续性中产生的。如果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诞生了与过往截然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个逻辑链也就等于被迫断开了，我们所关注的“过去”必然也就丧失了意味，成为考古学、文献学内容而不是政治学、社会学内容了。只有循着这条完整的逻辑链才可以揣摩到过去的奥秘、当下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预期。
中国人熟知的“历代皆行秦政制”这句话，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规律性——时至今日，前面所说的历史逻辑链不仅仍旧存在，并且还异常坚固，我们这些偶然来到这个世界走一遭的人，几乎可以直接感觉到它的冰冷与坚硬。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甚至可以触摸的现实之在，过去之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亦不可能对未来之在抱有明确的见解或者期冀。我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
我们仍然说儒家。
其实儒家在建立之初也挺不容易的，孔老人家率领弟子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宣传他的“治国理念”、“治国之道”，也可谓是感天动地了。然而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流氓的事业，流氓的事业是要见血的，是要伴随着杀戮的，所以以“仁义”为立身根基的儒家知识分子，永远揣摩不到“王”的心思，“外儒内法”四个字淋漓尽致地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王道”永远是招牌，是用来拉拢人心的；“霸道”才是真谛，是得心应手的杀人利器。所以儒家有时候挺尴尬的，觉得这世上暗暗的有一种力量，总是在拗着他们的意愿走。事实上，在坚固的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选择出世，即逃到社会角落聊此残生的人，真可谓不计其数。
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曾经听闻一个学识渊博的农民，后来没想到竟然有机会与这位著名的民间学者见面了。此人个子矮小瘦削，脸面黝黑，目光尖锐活泛，不用任何引导和提醒，大谈了半个多小时的治国之道，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满清，都谈到了。要知道，那是一个文化蛮荒的时代，而我当时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不具备最基础的历史学常识，因此在他口若悬河的谈吐中，除了无限佩服之外，再就是有些发晕，感觉像是被眼前这个完全不像庄稼人的农民给催眠了，绕晕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人有时候其实是想被人“催眠”和“绕晕”的。自从见过这个人以后，我无数次想到，如果社会给他提供站到某种社会位置的机会，他应当会比当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家伙对社会有更大贡献吧？后来我了解到中国的“隐士”，了解到陶渊明，于是很自然地把他同这些不得不从既有政治秩序中脱落的人联系起来。与此类似的人，我后来还经见过几个，大体上都是这个印象，虽然有人劝解我说，那些人都是神经病，当真不得，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深藏于民间的民间智慧的敬畏。
中国士人经常拍着胸脯说：“士为知己者死！”是因为他们太需要知音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愿望好还是不好呢？当然挺好，然而问题在于，你到哪里去寻找“知己者”呢？或者说，政治不仅是理念，更是一种需要很强意志力进行操作的东西，政治家和学者们面临的问题常常是不一样的，所以“士”的劝诫效果未必都好，“士”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周游列国十四载而未见成效的孔子难免灰心丧气。有一天，他老人家走得实在是太累了，就让弟子们在树荫底下歇息一会儿，弟子们议论到一路上遇到的艰难和坎坷，孔子起初什么都没说，到最后才无奈地感叹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如果他们（“君”）都不听我的，我就只能乘一只小船到海里浮荡去了。”这虽然应和了中国传统士人“天下无道则隐”的一惯主张，然而这里面的凄凉况味，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孔子的这种心态，孟子也有。有一次，孟子就曾经语气铿锵地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孟子·尽心上》）有一点儿赌气或者愤世嫉俗的意味。很显然，孟子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你听我的我跟你丫继续讨论，你不听我的我就走呀！”其最终结果也跟孔子一样，不得不结束周游列国，回家乡聚众讲学、专心著书立说去了。
那么，似乎把一切都看透的老子又如何呢？
跟孔孟相比，至少表面上，老子离政治很远，这或许与道家的核心意识即出世思想有关，或许也与一个人的脾气秉性有关。譬如都说“道”，老子更虚幻一些，涵盖也更广阔一些，不像孔子热心于将“道”附着在“礼”上。孔子所谓的“道从势”，从实质上来说，“势”就是“礼”，就是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这样，他就给本应当虚的“道”附加了“实”的内容，具体说就是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功能，与老子相比，在气象上、格局上很显然是小了很多。与之相比，老子不像孔孟那样热心于现实政治，似乎从来没有动过心思向“君”提出什么劝谏，这里面的原因，大概与对王权的蔑视有关，换一句话说，他老人家内心深处，“君”从来就不是有资格与之对话的人，他不屑于跟如此这般的人费口舌，至少我们从《道德经》中很少看到老子有试图让自己的思想上达天庭的企望，他更是很少由于没有受到“君”的欣赏就感到委屈愤懑，相反，老子总是慈眉善目笑呵呵的，一副洞悉了人间秘密的样子。也正因为这样，他在精神上遭受的困顿与磨折也就少一些，轻一些。
《道德经》是一部由政治智慧、社会洞见和人生感悟汇集而成的谜语集，从这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邃宏阔的人，他老人家徜徉在历史长河的岸边，“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语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想到的远比说出来的要多，你越是想听到他说点儿什么，他越是三缄其口，就像是一个让人猜谜的老人，你若自己找不到答案，他是绝不会说出谜底的。这不是卖关子，这是他做人的方法，或者具体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我们是怪他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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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子百家中，老子怎么就如此特立独行，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家了呢？
我们把时间缕一下：孔子的生卒年月是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孟子的生卒年月是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而老子的生卒年月是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老子比孔子早了几十年，比孟子更是早了将近二百年（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生卒年月是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基本与孟子同时代）。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曾经向老子求教关于礼的问题，然而孔子究竟见没见过老子，似乎并没有定论，而孟子没见过老子则是肯定的。于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孔子、孟子弄事的年代，老子学说早就存在了，《道德经》在知识分子中间一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怎么没听说老子对孔子、孟子有什么影响呢？是门派观念使然，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我们从老子的角度想这件事情。
首先，老子信奉“绝学无忧”并自诩“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道德经·二十章》）的人，他不喜欢张扬，你绝对无法想象老子会在一帮子酒肉朋友面前挥舞着手臂、唾沫星子乱溅地胡喷，痛陈某位腐败官员把数百亿资产弄到了国外，老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其次，老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如果老人家听到孔子津津乐道并满世界跑着去推行“克己复礼为仁”、听到孟子嘟嘟哝哝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语见《孟子·离娄下》）他会作何感想呢？我想，他会捋着胡须含笑不语，会觉得孔子、孟子都太孩子气了。
这个执迷于“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德经·十六章》）的智者，做人的格局显然要比孔孟高不止一星半点儿，这就决定了老子对现实政治绝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他也绝无兴趣风风光光地周游列国，追着赶着去教导君主——“你怎么治国关我屁事？你荣辱成败关我屁事？”尽管从心底里说，他也是想对“君”有所劝诫的。
我们看到的是，老子只想“宅”在家里想他愿意想的事情，从不参加与权力者的酒宴，电话一律不接，邮箱也很少打开去看，甚至将上网、滑手机之类的日常消遣也免了，更不要说去参加呼朋唤友的无聊聚会了，你甭想在诸如此类的场合看到他。老子之于我们，《道德经》之于我们，永远都是谜团，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人。
唉！人往往就是这样，越是不了解的事、越是不了解的人，越容易产生迷惑性的想去了解的愿望。你比如我，就经常没来由地想：如果真的是“智者长寿”，老子一直活着，活到了三百年以后秦始皇建立起秦王朝，活到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一统王朝转瞬之间（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土崩瓦解，成为关中平原上的一堆残砖烂瓦，他会怎么想？甚或说，如果老人家“万寿无疆”活到了今天，他会对我们和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呢？他会对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警世箴言呢？这想法当然是荒诞的，我很多次摇着头说自己想多了。然而奇怪的是，越是否认，这种想法越是频繁地出现在脑海里。
我甚至进一步想，不独是我，即使是你，若是吃透了在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西方《圣经》的《道德经》，你也会产生出老子就在我们身边的幻觉，他没有走，他也并非沉默着，只不过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而已，这绝不影响我们通过破解谜语的孔径，在“无”中看到他，在“静”中听到他。我们在内心里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使是两千五百多年以后，在社会政治、人生智慧方面，仍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更不要说超越他。
事情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呢？
我这样说吧！高度决定广度，你要是把一颗卫星放到屋顶，卫星大概只能在几百平方米的范围里发挥功效；倘若你把卫星发射到近地或远地轨道，它就可以将信号覆盖整个亚洲或者整个地球。老子绝非在地面上移动的凡俗之物，他是辉耀在宇宙天穹的星辰，他在空间意义上是永存的，在时间意义上是永续的。他的那些宏妙高论，绝非仅仅是对某一特定时代的思索，他思索的是全部历史所含蕴的人类密码，思索的是无奈地在人世上奔走的人的状态，人的处境，人的可能结局，在这些“人”中，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人，更包括被后人很不恭敬称之为“皇帝老儿”的人。
这样想来，你还会觉得老子仅仅是一个喜欢独处、喜欢沉思默想的老人么？
可以这么认为，老子是前观五百年、后视五百年才称之为老子的，他是“入世”到极处才显现出“出世”之态的，他是把政治吃得太透了才不直接谈论政治的，他是看太多“君”无道才不屑于跟人尤其是不屑于与“君”讨论他那个“道”的……而他所有高妙的言论，却无处不包含对入世的积极执着，对政治的深邃洞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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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老子如饮甘露，其文风姿漾，狂狷恣放，看到他“治大国如烹小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高论，你心目中难免就会出现一个睥睨天下、“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老人。每当我仰望他的时候，我常常出现这样的幻觉：他绝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是岁月用贵金属雕琢出来的巍峨的精神塑像；他既超脱于眼前这个物质世界，又超脱于被无数庸人（据说都是一些哲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精神世界”，他就是庄子笔下的那只大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不具备精神感应能力的人，是看不到他，更触摸不到他的。
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玄幻之中，于是我们看到：无数孔子仍然在奔忙，只有老子超然地伫立在被许多人看不到的地方。
尼采说：上帝死了。我说：精神死了。
这或许才是孔子和老子之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吧？
202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