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这个名字之所以会被大家记住，首先是因为他的名篇《爱莲说》。实际上，周敦颐不仅是《爱莲说》的作者，更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位居“北宋五子”之首，世称濂溪先生。《宋史·道学传》在述及两宋理学的发端时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意思是说，孔孟之后，汉唐千余年的儒学全是章句训诂的传经之学，对于孔孟心法毫无了解，直至北宋周敦颐出世才跨越汉唐直接承继孔孟之绝学，重新阐发儒学的阴阳五行之理和天道性命之妙。周敦颐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历史上对《太极图说》的争议较多，但对《通书》的评价却一直很高，因而《通书》实际上是周敦颐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周敦颐著作最早最权威的记载，见于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所作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说周敦颐特别擅长谈论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对《周易》有着精深的研究，“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据此，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上述三种，其中并没有《通书》之名。那么，当今流传的《通书》是如何形成的呢？作为收集、整理、注解周敦颐著作的第一功臣，朱熹认为，在周敦颐的上述三种著作中，《易说》是“依经以解义”，即依据《周易》的经文逐字逐句地解释其含义，而《易通》则是“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即通论《周易》的大义而并不逐字逐句地注解。朱熹认为，《易通》即是后世所谓的《通书》，只不过何时由《易通》更名为《通书》则无从考证。

从历史上《通书》的实际流传情况来看，早在朱熹之前，南宋初年学者胡宏、祁宽等为周敦颐的著作所作的序、跋中已有《通书》之名。另外，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学者朱震在其所上《汉上易传》的《进周易表》中也说“敦颐作《通书》”。由此可见，此书至迟在北宋末南宋初已名之为《通书》。据祁宽的《通书后跋》，此书主要是在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的门人弟子中流传，因而书名可能是二程兄弟或他们的弟子所更改，至于为何更名以及究竟何人所更，则早在朱熹时就无法得知了。

从现存《通书》的内容来看，其中既有对《周易》某一卦的具体解说，也有对《周易》大义的通论。因此，有人怀疑，今本《通书》可能并非当初《易通》的原貌，而是掺入了《易说》的内容。对此，冯友兰先生表示赞同，他说：“周敦颐大概对于《周易》，有专讲易卦的，这是《易说》；有通论《周易》的，这是《易通》。《易说》和《易通》的分别就像王夫之《周易内传》和《周易外传》的分别。大概这两部著作后来都残缺了，有人把剩余的部分混为一书，总名之曰《通书》。”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解释比较合理，今本《通书》可能就是在《易通》的基础上混合了《易说》的一部分内容而编成的。

《通书》共分40章，各章之间并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类似于讲稿或语录的汇编。《通书》文字简约精审，义理明白畅达，全面展现了周敦颐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哲理玄思、德性修养和施政治民三个方面，既表达了对天人宇宙的哲学思考，又探讨了士人学子的言行如何合乎圣人之道，还总结了怎样当政施治才能获得最佳的治理效果，可以说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书。

周敦颐精通《周易》，《通书》本身就是对《周易》的解读，因而《通书》中的哲理玄思其实就是周敦颐对《周易》哲理的思考。周敦颐认为，《周易》探究了万事万物的本源，《易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意思是说乾元天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万事万物因乾元天道而得以产生、发展、变化。由乾元天道衍生出一种纯粹至善的德性，周敦颐称之为诚德，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代表的伦理原则以及人类的各种行为都是以诚德为根本遵循的。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从天道禀赋了诚德，但是只有圣人能把诚德完全地贯彻到自己的一切行为中，贤人则以圣人为榜样时时检点自己，改过迁善，努力让自己不断地恢复到纯粹至善的本来面目。

那么，士人学子如何才能恢复到诚德的本来面目呢？这就涉及德性修养的问题。首先，周敦颐认为，德性修养最重要的是“慎动”。即言行谨慎，动必得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关键就在于他的一切言行都符合诚德的要求。周敦颐说：“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士人学子以圣人为榜样，努力不停地让自己的行为达到诚德的标准，必须克制愤怒，抑制欲望，改过迁善，这样才能符合仁义中正的圣人之道。其次，周敦颐认为，德性修养还应该尊重师道，重视道德教化。每个人个体之间存在刚柔善恶的气质差异，或偏于刚，或偏于柔，很难达到中正中和。有鉴于此，圣人重视师道尊严，“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在老师的教诲引导之下让人能够“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一贯的价值追求，士人学子加强德性修养的目的在于治国安邦。因而，周敦颐在《通书》中讲诚德，讲德性修养，最终必然指向施政治民。首先，周敦颐认为，施政治民最关键的是统治者，他说：“天下之众，本在一人。”为了实现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目的，周敦颐向统治者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用心要纯，“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二是任用贤能，“贤才辅则天下治”。其次，在具体的治理方法上，周敦颐主张重礼乐而慎刑罚。他说：“礼，理也；乐，和也。”礼的作用在于区分尊卑贵贱的政治社会秩序，乐的作用在于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治理天下首重礼乐，用礼乐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礼乐不及之处则辅之以刑罚，但用刑必须慎重。周敦颐说：“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罚关乎百姓的性命，因而不可不慎，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政刑苛紊”的现实情形有感而发。

总之，周敦颐的《通书》讲德性修养，然后归之于施政治民，完全符合孔孟儒学天人贯通、内圣外王的学术理路。但是正如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任何思想都不能脱离它的时代，周敦颐的《通书》正是因为适应了宋明以来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发展趋势，所以才会被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