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的又一本个人文集，题名为《哲学和社会主义新论》，主要考虑如下：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研究和阐释有关哲学问题是自己责无旁贷的分内之事，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所谓社会主义问题实质代表着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实际问题，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代名词，本书亦对它们作了较多论述。进一步说，哲学又是思想工具或理论武器，社会主义问题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它们之间是“矢”和“的”的关系。这些文章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问题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因而以“和”连之。这其实也是我自1972年底开始充任理论教员以来，数十年理论工作生涯的“主线”和主旋律，而且，愈到后期愈加明确。之所以称之为“新论”，是自以为与同时期相关论著相比，本书中的大多数文章还是包含若干新意的，它们至今仍有一定思想价值，具有“可读性”。
本书共收入了我的31篇文章，它们都曾公开发表过，并且大部分被一些报刊和网站所转载（摘），每篇文章的题注说明了有关情况。按照内容，这些文章分为三编，各编中的文章均按时间顺序排列：第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收入12篇论文；第二编社会主义问题探索，录入10篇文章；第三编出国考察报告及其他，收录9篇文稿。前两编的文章，发表时间是2012年至2022年之间；第三编有3篇出访报告及1篇自述文章（《从初中生到硕士研究生》）发表时间略早，但因散见于不同报刊，不便查阅，这里一并编入，其他5篇文章皆发表于2010年之后，都是我“花甲之年”以后的作品。这次结集出版，只做了个别文字订正。
本书虽然分为三编，但实际上，它们是有部分交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是纯学理性的抽象演绎，而是紧密联系当代中国以及世界之现实问题；而我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又与哲学的应用以至发挥和发展密切相联；甚至出国考察报告及序言和书评，也是既关注现实问题，也体现着哲学思维，与前两部分具有互补和参照作用。
本书中的文章都是以前本人正式出版的三部个人文集[①]未曾收入过的，是自己既往学习、思考和写作的延续，可视之为“花甲十载结新果”。
当然，在现今浩如烟海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中，我的这些理论著述或曰粗识浅见，自知是微不足道的，绝不比“盲人摸象”更高明，唯愿它们能够为一些读者主要是师友们所不弃，乃至对社会发挥一点有益作用！
本人曾撰有一首小诗，发表于中央党校《燕京诗刊》2018年第36期，现抄录如下，聊表自己此时的心情：
出书叹
几度寒暑著新书，
编校数月始印出，
劳碌多日赠师友，
不知能有几人读？
这里顺便发表一点感想，算是一个思想者的自白吧！
我于1984年34岁考进中央党校攻读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迄今已近40年，几乎在此度过了后半生。这半世的生活，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可称之为“思想人生”——以思想为职业，以思想为追求，以思想为价值。借用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话说，“我思故我在”。反之，不思则无作为，不思则无价值，不思就无我了！这大概也是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的宿命。我们这些人，既不去做工、务农和经营实业，也不去从政和管理国家，更不去献艺和娱乐众生，我们只能在思想领域工作，也甘于从事这一事业，并且以此为乐趣。思想，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征之一，马克思甚至把精神即思想看作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呢！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充任理论教员，并且喜欢这一社会角色。这种理论教学与研究，既是自己赖以为生、养家糊口的职业，也是自己真心喜爱、乐此不疲的事业，职业与事业在我身上高度统一起来了，这使自己得以长期保持理论探索的热情。而且，教师工作还有一大优点，即自身必须不断学习提高，要经常读书、看报、上网、思考、调研、写作、讲授、交流，以适应教学科研发展的需要，实际也是不断进行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客观上会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日渐升值。如果说，自己现在的学识和能力同过去相比已有较大提高，那么，确是得益于这种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这同不少人数十年基本原地踏步恰成鲜明对照。
不过，在中央党校担当教师是有特殊性的。特殊性之一，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学员主要是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也有少量理论骨干），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担负重要领导责任，具有比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的实际经验与我们教师的理论专长具有很大的互补作用，教师们可以通过学员了解很多实际情况（这是普通高校所不具备的），学员们借助教师充实新的理论知识。当然，政界与我们理论界或学术界也有明显差别：政界重在求同、强调与领导保持一致，理论家则贵在求异、提出一家之言；政界更多讲究人情、人缘、人际关系，理论家则更为注重事实、真理、规律。但从另一面说，政治家更注重做事、注重结果、注重成功，而理论家则更看重逻辑、看重说法、看重词句，因此，政治家比较务实，讲究实际，理论家则较多务虚，有时难免理想化。中国先人有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事非经过不知难”。记得一位西方政治家也说过，如果一个农夫的工具就是一支笔，而耕地却在千里之外，那么，耕作成百上千顷田地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这是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警惕的，不要动辄就想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以至“改变世界”。
正如自己多次讲过的，我的信念是：“思想者”的生命和价值在于“思想”；“思想者”的使命和责任在于为社会提供“思想”，以帮助人们审视和改变这不尽如人意的世界。实际上，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思想的内容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现实，深刻的思想大多是对现实本质和趋势的揭示，而思想的褒贬臧否多半是对现实的剖解特别是对其中弊端的鞭笞。
当然，思想者、理论家们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在《当代中国根本理论问题——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一书中，曾经从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的角度，把理论家们划分为三种类型：“只知唯上”的理论家、“八面见光”的理论家、“为国为民”的理论家。前两类理论家不足为训，自己是以第三类理论家为人生标杆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有时自己也想，在成千上万的思想者、理论家中，自己有什么特点呢？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许全兴教授在给上述拙著撰写的书评中提炼出三个词作标题：现实感、讲真话、讲新话[②]。这虽然不无过誉和溢美之嫌，但也确乎离事实不远。回顾数十年的理论工作历程，可以将自己的主要特点概括为：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关注现实，注重批判。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不盲目崇拜任何权威，不人云亦云，乃至“说大则藐之”，总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说自己的话，很少“我注六经”，更多的是“六经注我”，即不满足于诠释前人和他人，而主要是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思想见解。之所以要少“注经”，主要是因为“经”的历史背景毕竟与我们今天有很大不同，时移势转，不能简单照搬，何况，所有的“经”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而是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缺失。所谓“六经注我”，并非实用主义、随心所欲，而是根据新的实际，发掘出其中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与“经”的某些内容是可以契合一致的。
敢说真话，就是不更多顾忌什么人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也不更多考虑个人的得失荣辱，只要是符合事实、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就放胆直言，不惧“千夫诺诺，一士谔谔”，“虽千万人，吾往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说“民族的脊梁”，总要有点骨气、正气吧！偌大个国家，遇到明显悖谬之事，总要有人言语一声啊！希望尽微薄之力，让我们的社会少一点犹太裔美国哲学家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
关注现实，是说自己始终关心社会实际生活，关心大多数人的生存境遇，关心中国与人类的命运。这可能与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专业有关，言必称“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当然也与自身自然科学知识较少有关，自己对社会问题比较关注和敏感，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能够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问题和观点。
注重批判，则是说自己力求对现实以及反映它的各种理论观点采取分析的态度，思考的重点是现实社会和已有理论中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揭示它们，从思想上矫正它们，以期现实社会更美好、理论更完善。我赞赏这样的几句话：为文不作媚时语，但留清白在人间。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诉真情。
有时自己甚至不无欣慰地想，这些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不正是继承了马克思的精神品格吗！
多位名家说过，思想者往往是痛苦的。诚哉斯言！痛苦何在？痛在总是“杞人忧天”——忧国忧民忧党，而且是“进亦忧，退亦忧”乃至“退更忧”；痛在屈原之谓“众人皆醉我独醒”，常遇孔子和庄子所说“夏虫不可语冰”之无奈，时逢柏拉图“洞穴之喻”般情景，反而会被一些人视为另类、异端，其实，设若没有所谓另类和异端，一切照旧，哪里还会有什么“创新”？！痛在权力的肆虐，内外信息常被屏蔽，诸多禁令扰人心智，思想的成果即使“怀胎十月”也很难甚至不准“分娩”！极而言之，或有“生命之虞”！不少时候，自己呕心沥血写出了文章，虽然明明知道它们触碰了社会和某些人的痛处，但却总是期待报刊公开发表，其间难免担忧和纠结，时有“胎死腹中”之患，一旦如愿以偿则如释重负！但愿未来的思想家们能够从苦海尤其是权力的肆虐中解脱出来！
回首往事，尽管磕磕绊绊、不无坎坷，但无论顺逆浮沉，自己的血总是热的，一直在“用力地生活”——认认真真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孜孜不倦地求索，光阴没有虚度。这是可以告慰自己、子孙、师友和亲朋的。
注释：
[①] 这三部个人文集是：《思想者的足迹——哲学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哲学与现实》，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破解现实问题》，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②] 许全兴：《现实感·讲真话·讲新话——读董德刚〈当代中国根本理论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